张文光
辛亥八月二十三日（公元1911年10月14日），张文光得知武昌起义消息，紧急密告在昆明的黄毓英，自己将在九月初六（公元1911年10月27日）举义，表明自己“由腾越起点，按照《革命方略》行事。即使不测，甘愿为同胞牺牲，以谢同志”的决心，并要求黄毓英等人依照先前约定“用报驰闻，请弟刻期计划，旦夕奏效，尤望函电相商，东西联络，以便两方并进”。
20世纪初的清王朝，早已内外交困，行将就木，病入膏肓，再也经不起任何风浪。偏偏在此时，它又彻底丧失了民心，大量对清廷不满的人，特别是大批接受过新学洗礼（清廷1905年被迫废科举，次年开始办新学，到辛亥年时共办了2万余所新学堂）的新一代年轻人，早已放弃了康、梁一代人的改良梦想，对清廷彻底绝望，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革命道路。
云南虽然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但孙中山极为重视云南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早在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4月，孙中山就对创办《云南》杂志的吕志伊等同志说：“云南有两个革命的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的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他随后派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居正、秦力山等人到滇缅组织发展同盟会，建立仰光总机关部。比邻缅甸的腾越（今腾冲）人刘辅国等率先加入同盟会，往来于缅腾之间进行革命活动。
腾越号称“极边之地”，但自古以来都是中、缅、印的交通要冲，是滇西边境上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重镇，教育发达，民气激荡，风气开放，清政府在此设有迤西道署、腾越厅署、腾越镇总兵镇署等统治机构。清末，大英帝国迫使清政府开腾越为商埠，在腾越设立领事馆、海关、税务司等，腾越民众深受清廷政治腐败和英帝国侵略势力双重挤压之苦。因此，腾越各族民众形成了强烈的双重政治诉求：一是奋起反抗英帝国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维护民族自尊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强烈愿望，由此，发生了著名的马嘉理事件和茨竹隘土守备抗击英军的战斗；二是对腐朽无能、一味退让的清朝政府极端不满，离异之心日重，“人情异常激愤，热血之士咸思脱离满清羁绊，谋独立”。
正是因为腾越具有发动革命的极大可能，宣统元年（1909年），中国同盟会仰光总机关部派居正、黄毓英等人从缅甸仰光潜入腾越干崖（今属盈江）的弄璋街，与刘辅国、刀安仁等人共商革命大计。居正认为“欲举大事，必由云南下手，以云南为根据地”。同时，杨振鸿等同盟会员也先后从日本回国，来到滇缅之间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宣传革命学说，发展了腾越张文光等一批同盟会员。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四月，黄兴在云南河口起义失败。杨振鸿遵照孙中山的革命方略，具体制定了“滇西首义，推动全省”，“然后东出湘黔，勘定中原，北略川陕，直抵燕京，扫除帝制，复我民权”的云南革命方针。孙中山先生对此极为赞同，他嘱咐“你们进滇西去做革命事业，我有《革命方略》一册，可以遵照办理，决不致错误。”
按照这一方针，同年秋，杨振鸿与黄毓英、杜韩甫、居正、何畏、喻华伟、王尧民、李遐章等，由香港至新加坡，经缅甸进云南。戊申年（1908年）十一月，杨振鸿由仰光乘火车至腊戍、经昔董、出盏达、至干崖、抵腾越、潜入永昌（今保山），发动永昌起义。但不幸失败，杨振鸿出走，病死于缅甸蒲缥。
永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是腾越起义的先声。杨振鸿虽然身死，却激发了张文光、刘辅国、刀安仁等人的革命斗志，滇西革命党人在他们的领导下更加活跃，他们相继毁家纾难，“散私财，结死士”，倾家资作革命经费，竭力传播革命思想，组织“自治团体”，联络同志，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一切反清力量，在军、商、学界发展会员达数千人，并按孙中山的指示，把革命活动的重点转移到驻腾清军中。
而这，又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清末，尤其是在庚子之变后，清廷的传统军事力量八旗和绿营早已经彻底丧失了战斗力，太平天国之乱后建立起的湘军、淮军等各种地方军队，战斗力也已江河日下，不堪一击，为了应对内外危机，清廷开始改革军事制度，编练新军。但让清廷想不到的是，辛亥年间，起来革自己之命的主力，就是被革命力量成功策反的许多新军。套用一句俗话，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由此可见，清廷的民心，丧失得多么彻底！
在腾越革命力量的活动下，驻腾清军巡防营的许多军官如陈云龙、钱泰丰、彭箕、李光斗、和朝选、方涵等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和张文光、李辅国、刀安仁等积极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腾越起义，使滇西成了云南辛亥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宣统二年庚戌（公元1910）年春，海外同盟会员黄毓英、吴品芳、马幼伯、杜韩甫等人到腾越与张文光共商革命大计，制定了“以腾越为根据地，从滇西开始，推动全省革命，腾越与省城互相策应，各负责任，一切行动均按照孙中山《革命方略》进行”的革命计划，张文光与黄毓英等人订盟立誓：“光在腾举事，君应我于滇垣，君在滇举事，我应君于腾越。”这次会议后，张文光进一步加快了起义的准备工作，经过周密的组织策划，准备择机举义。
辛亥八月二十三日（公元1911年10月14日），张文光得知武昌起义消息，紧急密告在昆明的黄毓英，自己将在九月初六（公元1911年10月27日）举义，表明自己“由腾越起点，按照《革命方略》行事。即使不测，甘愿为同胞牺牲，以谢同志”的决心，并要求黄毓英等人依照先前约定“用报驰闻，请弟刻期计划，旦夕奏效，尤望函电相商，东西联络，以便两方并进”。
九月初一，张文光召集同盟会骨干陈云龙、钱泰丰、彭箕、方涵、周攒、薛朗、李光斗、宋学诗、革勋言等人，到自己的家居董库卧牛岗秘密集会，共商起义方略，献血誓众，约期举义。会后，大家立即分头进行起义准备。九月初三，张文光带着刘云轩、段云楼驰赴干崖土司署刀安仁处，提取孙中山转由同盟会仰光总机关颁来的《革命方略》和印信。
此时，刀安仁却有所犹豫，原因是他的父亲，也就是干崖老土司阻止他的行动，说：“我们土司全靠皇家的封典收租，是皇帝的臣民，反对皇帝的事怎么做得？”为了安抚父亲，刀安仁没有答应和张文光一同赴腾，但还是明确表示在张文光发动腾越起义后支援，并把孙中山所颁的《革命方略》和印信交给张文光等人，由他们携带，连夜驰返腾越城。
一场震撼滇西和云南的起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