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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土壤学科的奠基人之一，邓植仪的学术贡献毋庸置疑，他同时长期担任中山大学教务长职务，并主持农学院，而于公私两方面，他泾渭分明、严于律己。其子邓锡鎏和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何贻赞、吴建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评价“高山仰止”。
于公，廉正不阿
某年招生时，政要权贵们写来的托情信之多，足以用来烧开一大壶水
邓植仪一生廉正不阿，淡泊明志，不附权贵。
他两度担任中山大学教务长的11年间，每年都会有不少官宦、富豪请政要权贵为他们投考的子弟写来托情信，希望予以照顾录取。但邓植仪从不买账开人情之门，虽知道这样可能招致一些权贵对他的不满，但他坚信这是为国家选拔可造之才，不能有人情账。就连他的子侄投考，亦一视同仁。
每到招生结束，邓植仪就把所有政要权贵写来的托情信交给教务处的办事员，着令把它们付之一炬。据当时的办事员回忆，某年招生时，政要权贵们写来的托情信之多，足以用来烧开一大壶水。
邓锡鎏回忆，在中山大学任职期间，学校配备专用小汽车接送邓植仪上下班。可邓植仪公私分明，平日办私事时绝少使用公车。如因办私事乘用了，事后，他必然要计算出行车路程所耗用的汽油数量，按市价折款给学校，未经他同意，家人决不能私自乘用公家小汽车外出。
这些近乎苛刻的自律和清廉，恐怕在现在看来只能是“高山仰止”。——这是何贻赞、吴建新等学者对邓植仪的共同评价。“他的品质我们只能是高山仰止，我们这一代人会感觉惭愧，没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农史研究专家吴建新教授认为，邓植仪其实是一个贤严兼备的老师，“贤”就主要表现在他的宽容大度，而今邓植仪以德报怨的一段佳话成为可靠佐证。
1925年，广东大学成立后，因校舍分散，难以发展，孙中山遂命校长邹鲁择广州市北郊石牌以北的一带官荒山地作为新校址。广东省政府拨出共2178亩地作为农科学院的第二农场场地。官荒山地是国有土地，被征收之后一般人就不能随意开垦，这自然触动了石牌村宗族、乡绅的利益。乡绅还和国民党右派勾结起来，煽动村民反对广东大学征用荒地。
那年5月1日早上，时任农科院院长邓植仪带着十余位师生前往察看荒地，却被石牌乡绅集结的2000多名村民重重包围。“有的手持锄锹短棍，有的手持短枪，石头也如雨般落下。”事件中，多位师生都遭到暴打受伤，邓植仪背部被打至重伤。
但暴力并没有动摇广东大学农学院师生迁址办校的决心，邓植仪经过短期的疗伤之后，便全力投入农科学院第二农场的建设中。他亲自规划农场的道路、绿化、试验田地，终于在荒山湖沼中开辟出一大片田园，种满生机勃勃的农作物。第二农场的蓬勃发展，对当地农业起了示范作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石牌村民经常到第二农场购买良种，向农学院师生请教种养技术。有时，中山大学的稻作试验场也会免费向他们发放种子，受到益处的当地村民开始与农学院师生友好相处，昔日恩怨迎刃而解。
邓植仪不仅爱他的学校、他的土壤学，也爱护和关怀农民。据《石牌村志》记载，石牌村北部农田全靠始建于同治年间的鸡笼岗陂等六个陂塘灌溉，可惜遭到日军侵华的破坏，陂塘损毁。抗日战争结束后，村中乡绅力图集资修复，但村中已民穷财竭，大片农田只能望天收成。
1946年，邓植仪每天上班路经石牌村，眼见大片田禾枯槁，缺水灌溉，心生焦急。他即电告曾在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授、抗战前任广东蚕丝改良局局长的廖崇真，嘱托他带当时联合国救济总署负责在华赈济的美国人承丁到石牌村视察旱情。
随后，邓植仪又动用自己的人脉，恳请广东救济分署署长凌道扬，发给石牌村水利建设所需救济物资，还派出农学院赵善欢、郑凤瀛、庞雄飞三位专家帮助指导工程的修复工作。连同石牌村乡民的齐心协力，用时半月完成了六个陂塘的修复工程。
1946年10月，石牌六陂事成之后，石牌村的父老不忘恩人的大德，十分庄重地将水利工程建设的原委刻于石上，在石牌村内竖立了两块碑刻，一块为“鸡笼岗陂增加水量碑记”，另一块为“重修六陂碑记”。
如今碑刻所载之事，依然为当地村民所津津乐道。“这两块碑刻记述的不仅是一个关于水利的故事，还从侧面记述了一个杰出学者的博大胸怀。”吴建新说。
时至1949年5月，兵败的蒋介石当局欲将国立中山大学迁往海南岛，遭到广大师生员工的反对，并齐力保护学校公共财物，制止歹徒趁机抢劫学校财物，而石牌30余名乡绅在邓植仪等的号召下，也参与到保卫中山大学财产的斗争中。
于家，偏爱恬静
热爱生活，喜欢恬静；于妻，相濡以沫；于子，慈爱有加
广州海珠区宝岗大道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临近珠江岸，同福中路横亘而过。
邓植仪当年就长期居住于同福中路，今广州红十字会医院向南近郊处。而在上世纪20年代，这里还属于广州的偏僻郊野地区。大概在1927年，邓植仪在同福中路海幢寺往南邻近郊区的地方购置了一片约200平方米的荒地，建起一栋两层楼房和一座小园子。
邓植仪对小园子很是喜欢，自己布置打理起来，种上龙眼、黄皮、竹子等，一家人过着清幽恬静的生活，甚是惬意。
邓锡鎏说，父亲偏爱恬静，为了寻觅一处工作之余的舒逸休息之所，才会选择将交通不便且又偏僻之处定为居所。为了避免外界干扰，邓植仪甚至一直拒绝时任广州市电话局工程师的儿子在家安装电话。
抗战时期，邓植仪带着一家撤离广州，房子幸好没有遭受战火摧毁，得以保存下来。解放后，邓植仪曾长期在此居住，直至去世。
也许在外人看来，邓植仪为人严肃，不苟言笑，但家中的他俨然是一位好丈夫和好父亲。
邓植仪之妻罗氏乃东莞县人，两人在邓出国前已经奉父母之命完婚。据知，罗氏念过村塾，粗通文墨，知书识礼，为邓家育二女三儿。数十年来，夫妻情爱甚笃，融洽和睦，相濡以沫，夫妇俩从未红过脸，“一旦出现意见分歧，总是能协商化解”。
回首往事，在邓锡鎏的记忆里，母亲罗氏是父亲的坚强后盾、“贤内助”，而父亲也非常敬重母亲，“家中大小事务都由母亲操持，拍板决定” 。
邓锡鎏告诉记者，父亲不仅性格温和，平易近人，而且待人宽厚。“他从不挑剔家人的毛病过错，也从不疾言厉色、呵责打骂孩子，家人和孩子们对他都敬畏，而又感到亲切。”
工作之余，邓植仪常常同家人共享天伦，谈天说地，闲话家常。邓锡鎏依然清晰记得有一年的仲夏之夜，天气炎热。晚饭后，孩子们在房前拾阶而坐。父亲坐在藤椅上，一手挥着葵扇，一手翻开一本英文版的《一千零一夜》，边译边讲述其中的故事，直到深夜方罢。
听着《渔夫和魔鬼》、《阿拉丁神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等，小孩子简直入了迷，从而忘却炎热。一幕幕温馨画面，邓锡鎏至今难忘。
邓植仪不喜外出饮宴应酬。休息日与闲暇时，多待在家看书和写作，偶尔去看场电影。
新中国成立后，邓植仪被调往北方工作。晚年的邓植仪日子非常艰苦，疾病缠身的他希望能回到广东工作。最终在昔日农学院学生的努力下，于1957南返广州，就任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系现在的“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前身）研究员。年近古稀的他，仍着手研究反酸田改良问题和规划红壤研究工作。同年10月18日，回到广州仅4个月，邓植仪在与科研人员探讨广东红壤研究规划时，突发脑溢血，病殁于其热爱的工作岗位，享年69岁。
1966年，“文革”波及邓家，邓植仪所遗留的书籍、文件、衣物等被抄走。罗氏于慌乱中，将邓植仪的骨灰盒投入屋前小园的水井里，幸免被抄损毁。1983年，子女们将病逝后的罗氏骨灰也投入该水井，让两位老人长相厮守，永远安眠于家中地底下。儿女们则各自在家中焚香，“遥未祭祀，纪念不忘” 。
有关邓植仪的形象，吴建新曾再三提到《邓植仪文选》的封面设计，“我很赞赏装帧设计者的构思：因为干旱而开裂的土壤渴望着，而蓝天上弥漫充溢着雨雾，正要洒满大地，先生的形象就在这大地之上，雨雾之中。”
1984年12月，邓植仪家人接到一张迟来的“表彰状”，称是为了表彰邓植仪在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期间所作的贡献。不知邓植仪泉下有知，会否有一点慰藉。
邓植仪晚年在北京工作时，曾教导后辈为人处世的准则是“真正做人，认真做事”。
纵观先生一生，也正应了这八个字。
主要论著
《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广东大学农学院，1925
《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上卷》，中山大学农科学院，1929
《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下卷》，中山大学农学院，1933
《番禺县土壤调查报告书》，广东土壤调查所，1932
《东莞县土壤调查报告书》，广东土壤调查所，1934
《广东土壤提要初集》，广东土壤调查所，1934
《土壤学》，中山大学出版组，1935
《三十年来之广东农业》，《农声月刊》1935（186）
《发展我国西北农业之管见》，《农声月刊》1935（184—185合刊）
《出席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暨沿途考察农业与农业教育概况报告书》，《农声月刊》1935（191）
《广州三角洲土地的利用和沙田部分的生产改进意见》，《全国土壤肥料会议汇刊》（农业部），1950
■采访手记
本欲立体还原
呈现已近完人
欲还原邓植仪教授的学术生涯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也许读者会觉得文章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并对此有所怀疑。
当记者同样把这个疑问抛给何贻赞教授、吴建新教授时，他们则说，那一辈的专家学者品德兼备，令人心生景仰者比比皆是，似有近乎完美者并不奇怪。“至少在我们所了解的范围内，并没有得到邓老任何负面的东西。”
同时，他们也提出时代发展，今非昔比，如今这一代人对先辈学者的品行，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采访中，记者寄希望能够让读者能走近一个更立体、更鲜活的中国土壤学奠基人、著名的农业教育家。
而要体现一个丰富立体、真实的邓植仪，必先得其或自传，或回忆录，或相关口述史，亦或采访其周围亲朋好友之类。然邓老除留下学术专著或农业教育的论文，其他相关资料遍寻不得。我们只能从他为某书所作序言，或刊出的讲话稿中，窥见邓老精神一二。
另其同辈众人或学生，大多去世，健在者大多年事已高，记忆模糊，难以描述当年之事。
好不容易找到《邓植仪文选》一书，此书收录了邓老重要学术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收录了其小儿子邓锡鎏的一篇纪念其父逝世五十周年的文章，乃唯一一篇记录邓老家庭生活的回忆文章，甚为珍贵。
记者辗转找到当年编写华农校史的老教务处长何贻赞教授，他曾撰文叙写邓植仪的相关履历生平，收编在《华南农业大学校史》一书中。年近九旬的何贻赞，曾是中大农学院园艺学学生，虽然只是上过邓植仪的土壤学课程，但对于先师的评价，他则是一再使用“景仰”、“敬重”、“难以企及”等赞美之词。
在他看来，邓是一个少言寡语者，外人少能窥见其内心世界。慑于先师的威严，他与邓老间的交流仅限于课堂，未能有其他畅通交流。
农史专家吴建新告诉记者，他最近应邀编写一部有关邓植仪的传记，忙于阅读《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希望能有更多新的收获，以使这个世纪学人的人生事迹更为清晰和丰富。
他说，关于邓植仪，除了其家庭角色之外，其一生中，至少还有三段空白历史待解，主要涉及邓植仪两度请辞中大农学院而赴外省任职期间的信息。
三段历史分别是：
1927-1928年，邓受邀担任广西省农务局副局长期间之事，他对当时广西农林设施建设作出的贡献；
1941-1942年，受重庆政府农林部长陈济棠之邀，邓出任农林部技监一年间的事迹，他在抗战期间如何参与全国农林政策的制订；
1950-1957年5月，包括邓在香港，以及其返回大陆就职农业部顾问、华北农业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院的相关情况，他对新中国建设初期土壤学和农业科学界的学术贡献。
本版撰文：
南方日报记者 胡念飞
实习生 高金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