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十年】纽约不相信仇恨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 朝格图 实习生 姜珊 梅兰 苏希杰 李惠普
世贸双塔不仅仅是7.8万吨钢铁、104部电梯、2000个停车位和5万名工作人员，它也是纽约人的地标和荣耀所在；纽约不仅仅是万城之城、世界之都，它也证明着自由、宽容和人性如何构筑美国不可动摇的立国之基。
在9·11十年之后，我们分别探访东西方两种文明，尝试还原巨大的仇恨如何产生，又如何被艰难地消弭。我们相信，开放、接纳、爱与宽容这些人类品质中最珍贵的东西可能被伤害，却绝不会被摧毁；而文明在经过创伤与愈合之后，更能走向成熟。
归零地
“9·11”之后，双子塔从曼哈顿岛上被完全抹去。同时，一个新的地名诞生了：归零地(Groud Zero)。这个带有军事色彩的术语最早被《纽约时报》使用，那是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时，“归零地”被用来定义炸弹在空中爆炸后，爆心在地面的垂直对应点。
十年前，用飞机撞击世贸中心双塔所带来的恐惧几乎与核爆炸等同。于是世贸遗址就变成了纽约人心中永恒的“归零地”。
归零地如今在纽约是与时代广场、自由女神像等齐名的旅游点。对于外国游客，这里的一切都镌刻着美国的国家记忆：不远处9·11博物馆预览中心里，一座自由女神像上挂满了“9·11”事件中表现卓越的纽约消防局和警察局的徽章；墙壁上的一面国旗则写满了“9·11”遇难者的名字。
新的世贸中心正在兴建中，归零地周边成为了最引人瞩目的工地。新泽西人安迪负责驾驶几十米高的、挂着美国国旗的吊车。他翻出iPad，展示了自己在高空中拍摄的不同角度的脚手架。这是他准备带回家给14岁的儿子看的。“我想告诉我的儿子，这活儿是多么有纪念价值！”
从这个十年前巨大的“犯罪现场”向四面八方延伸，纽约城市地理被深深刻下了灾难印记。曼哈顿唐人街有一条以“曾喆”命名的街道，曾喆正是双塔倒塌前为救人殉难的华人移民。用遇难者名字命名的纽约街道有上百条之多。
不仅如此，邻近的世界金融中心大厅里的水池边刻着11位在此工作的遇难者姓名；纽约消防局的一面墙壁上放着344名在“9·11”中遇难的消防队员照片和姓名，供人们凭吊；不远处的圣彼得天主教堂，则用双塔倒塌后的融铁浇铸了一枚巨大的十字架，同时在十字架旁搁置了一本厚厚的书册，记载所有遇难的2996人的姓名。
小贩们也在归零地兜售曼哈顿下城的建筑图册和照片；花18美金，就可以买一件世贸十周年的纪念衫。
当然，各种画册中最惹人注目的还是已经不存在的世贸中心双塔。这两栋1973年完工的建筑有110层，高415米，打破了由帝国大厦保持四十余年的世界最高建筑记录。
仅仅一年后，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就夺走了“世界第一高楼”的称号，当然，这并不是世贸双塔的最大悲剧。西尔斯大厦最高楼的记录维系了二十多年，直到崛起的亚洲建筑业来接二连三地展现他们努力向天空生长的野心。
但世贸双塔不仅仅代表着7.8万吨钢铁、104部电梯、2000个停车位、5万名工作人员这些数据，它也是纽约人的地标和骄傲之所在。清晨，当阳光照耀在双塔之上时，并排的长影会拖过整个曼哈顿。从地铁里出来的人们习惯抬头寻找双塔以辨别方向。
背靠着华尔街的双塔之上，人们不仅可以俯瞰小岛上的自由女神像、大西洋弯曲的水面和那些价值连城的豪华游轮，甚至可以望见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闪耀的灯火，长岛雾气蒙蒙的海岸，以及新英格兰地区特有的色彩斑驳的树林。
在2001年10月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的本·拉丹说过，“这两座令人惊叹的、象征性的塔楼，证明的是自由、人权与人性。”
在他的主导下，“自由、人权和人性”的双塔被瞬间击倒。
欣尼娅在距离双塔几十英里外的皇后区工作，她告诉记者，那天她能看到冒着烟的双塔，“就像天边两根燃烧的香烟……忽然间，好像烟灰被风吹落一样，一栋楼不见了。”
清真寺
44岁的纽约人肖恩·穆特尼(Sean Mooney)面对着眼前的规划图，仰起头望向两百多平米的大厅，努力在思索着什么。置身于一年以来全美国最富争议的建筑中，这位策展人觉得“没有什么”。
这是在距离归零地仅有不到200米的Park大街51号，一栋五层的灰白楼宇。去年8月，围绕它的争议几乎成为“9·11”九周年前最要紧的事。纽约市通过了这一片建筑改建的计划，批准这里建立伊斯兰文化中心和清真寺。
但反对者络绎不绝地前来游行，他们抗议说，这是在“美化夺走三千条人命的凶手”。纽约警察局甚至一度需要24小时派驻警察在门前把守，防止意外发生。
纽约警察对冲突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去年6月，在美国中部的田纳西州Murfreesboro镇，紧挨着一座新落成的基督教堂，穆斯林社区准备修建一座清真寺。当然不会有人对教堂说不，但对于一个能容纳1000名穆斯林做礼拜、并附设墓地的清真寺就完全不同了。愤怒的居民在建筑预定地的告示牌上写下“不欢迎”，甚至把另一块建筑牌直接砸破。
归零地附近的反对者反对清真寺在这里落户，但实际上清真寺已经在这里悄悄地存在了超过一年。在此之前，有祈祷需要的上班族或出租车司机等只能在汽车里或人行道上祈祷。这样一座低调的“清真寺”甚至并没有名字，人们只好把它叫做Park51。甚至它的大门也不开放，只在门前贴有一个不大的纸条，指引祈祷者从侧门进入。
走入内部，一面黑板上写着下一次祈祷的时间，以及将要开展的一些活动，比如为孩子们开的瑜伽课。主办者致力于将它打造成一个多元文化沟通的所在。
如今，通向二楼的楼梯是堵死的。地下一层只有些堆放在角落里的建筑材料，除了灰绿相间的地毯和几根白柱子，超过两百平米的空间显得空空荡荡。
在进门的远角落，面向麦加的方向，有5个颜色不同供跪拜的小地毯，前面的一个蓝色祈祷台上铺着一块白色毛毯和两盆小小的仙人掌。旁边的书架上最顶层，放着几本金色封皮的古兰经。
前来祈祷的扎赫尔(Zaheer)来自巴基斯坦，他工作的地方离这里不远。他在几个月之前知道了这里可以祈祷，打电话给超过20个穆斯林朋友，兴奋地告诉他们这一发现。按照穆斯林的方式，每天要祈祷5次，“我们需要一个近处的清真寺”。
虽然Park51面临巨大的争议，但他相信美国是“宗教自由”之地，“我们有在这里有祈祷的自由，这里也有盖清真寺的自由”。
门外，纽约人乔瑟夫却丝毫不掩饰对Park51的反感，他对记者嚷嚷说：“我不敢相信读古兰经的人会来美国杀人！我与到这里祈祷的人无法沟通。”另一位把墨镜戴在头顶的路人主动过来对记者说：“来看Park51？宗教的冲突已经几千年啦！”
“9·11”发生之前，策展人穆特尼在古根海姆博物馆工作，经常到世界各地出差。他觉得自己是个世界公民。虽然中东的局势非常糟糕，时常有人肉炸弹发生，但他认为这与他根本扯不上关系。
灾难之后，穆特尼不断听到身边有人遇难的消息。他的门房、以前的邻居，以及一个艺术家朋友。但最让他生气的是，在世界上所有城市里头，恐怖分子选择了纽约。“纽约原本是一个最开放的地方。”
穆特尼来到Park51，是希望在这里举办一场摄影展。照片的内容很简单，他们是来自世界各地、但都生活在纽约的孩子们。甚至有一张，拍摄的是来自伊拉克的孩子。
“办这场展览是想重新证明我对9·11之前的纽约的印象，”穆特尼说，“纽约是一个乌托邦，一个国际城市……我一直认为，为了人性，每个人在他人生的某个时间，都应该来纽约住个一两年，这个地方会让人学会包容。”
恐怖分子
穆特尼心中“包容”的纽约闻名已久，对穆斯林也同样如此。
摩洛哥人萨义德·车阿提(Said Chouati)1984年就来到了美国——作为北非穆斯林，他的爸爸在当地一家美国公司工作，通过朋友帮他申请到了在纽约读大学的机会。
在奥威尔的小说中，1984年是一个由“老大哥”监控一切的可怕极权年代。但萨义德的1984无疑是最美好的年代。他看到的是一个自己期盼已久的美丽新世界。“自由意志、个人主义，对政府的批评，对腐败的抵制，这都是我在自己的国家难以想象的……天，太美好了！”
萨义德在纽约大学开始了自己的学生生涯，后来成为一名房产中介，向中产阶级生活大踏步前进。
那是《夺宝奇兵》、《星球大战》和麦当娜的年代。好莱坞电影、摇滚乐、NBA明星和里根总统铿锵有力的演说声在全世界高歌猛进，直到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战后婴儿潮一代美国人似乎登上了历史的巅峰，他们举目四望，睥睨整个世界。
各国的移民通过各种合法与非法的渠道向美国、向纽约聚拢。1990年，纽约市民中非白人的民族已经达到全市总人口的57%。纽约如同过去的几十年、上百年一样，如磁石般吸引着那些心怀抱负的人、被压迫的人、商业精英，当然也有那些普通但期待博出位的淘金者。
没有人能否认，在犯罪率、交通、物价昂贵等问题之下，拉丁舞、爵士乐、中餐馆和清真寺总体上在这里和谐相处，“I♡N Y”(我爱纽约)的T恤被开开心心地穿在各种肤色的人群身上。
“穆斯林移民在不同的阶层，学者、医生、作家，也有街头小贩、出租司机都有，”萨义德说，“但他们干的都不错。即便开出租车，几年后就可以攒一笔钱开个小店，这就是美国梦啊！”
梦醒时分是残忍的。
美东时间2001年9月11日早上，正在摩洛哥省亲的萨义德舒舒服服地躺在海滩上——那对他本是一个慵懒的下午。他突然接到堂弟的电话说：“快去看电视，你的城市倒塌了！”
“什么？你在说什么？”
“我说，纽约完蛋了！”
当萨义德心惊胆战地回到纽约的办公室时，已经是“9·11”三周以后的事了——交通管制使他根本买不到回美国的机票。
刚到办公室，他的上司就走过来，用指头冲他勾了勾说，“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去到老板办公室的萨义德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告诉我，你不是恐怖分子。”
萨义德一下懵了。此时的他早已是美国公民，而在这家公司Citi Habitats，纽约最大的住房类房地产经纪公司，他已经服务了7年。
“好像是整个世界都开始反对你……”萨义德回忆说，“震惊、愤怒、但更多的是恐惧，这些情绪一齐涌上来，我觉得他们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就毁了你的生活，只需要用一个词，恐怖分子。”
没有任何理由，靠佣金计算收入的萨义德不再收到任何任务分派，他很快就被迫辞职回家。
他堂弟的遭遇让他更加胆战心惊。堂弟开出租车在布鲁克林的街道上违法停车，当警察来开罚单时，他试图求情，他说：“请不要给我罚单，我只停了1分钟，我现在就走。”但警察丝毫不为所动，扔给他罚单的同时还有一句话：“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去！”
萨义德突然发现，已经生活了17年之久的纽约一夜间变得完全陌生。
街头卖烧烤的穆斯林小贩突然面临税务人员的严格查处，很多被要求缴纳10万美元以上的漏税罚金；地铁上出现了广告说：“如果你看到什么，把它说出来。”——每一个穆斯林似乎都在变得面目可疑；朋友们突然开始用各种方式取笑穆斯林，而最常见的一个是笑话，“嗨，你的包里装着什么，一个炸弹吗？”
各种传言也在穆斯林社区中流转：每一个清真寺都被安插了监视者；布鲁克林的流氓和小混混到穆斯林开的便利店去偷东西，被抓住了不但不害怕，反而咒骂甚至攻击店主……“什么？没有看到报道？因为媒体根本不会报道，即便报道，也是当成普通的犯罪来报，不会当成针对穆斯林的犯罪来报。”
失业在家的萨义德越来越沮丧，他甚至不想再去任何一家公司。“我还是有点儿害怕那种感觉吧。”他尝试着做独立的房产中介，尽管这无比艰难。
萨义德承认，在纽约和整个美国，几乎没有人公开发表歧视穆斯林的言论，也没有明显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但暗地里的歧视仍然让穆斯林恐惧。
“我在各行各业的穆斯林朋友，很多人都发现，他们上升的通道在那一天后被完全关闭了，”萨义德无奈地讲，“他们只是期盼小心翼翼地生存，不惹麻烦，他们甚至不敢告诉别人自己明显带有伊斯兰特征的名字，躲在人群里……”
“我们的美国梦被冻结了。”他说。
改变了一切
震惊历史的“9·11”之前一天，9月10日是一个琐碎平凡的星期一。对这样慵懒而晴朗的夏末时光，人们对它几乎没有任何理由来记忆。
国会里，两党议员在为布什的减税计划而争吵。经济貌似不是那么理想，失业率由2000年9月的3.9%在一年内上升了1个百分点，达到4.9%。但也仅此而已。(要知道，今天这个数字是9.1%。)
布什总统和第一夫人劳拉刚刚在自己得州的农场里住了一个月，布什还在假期中抽空做了一次电视讲话，谈论干细胞研究政策。这天晚上他来到佛罗里达州的Sarasota，准备第二天去访问埃玛布克小学，推广他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计划。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来到五角大楼讲话，他说：“尽管我们处于资源稀缺且威胁重重的年代，但是在这幢大楼里，金钱正在逐渐消失、化成繁重的税务和浮肿的官僚机构……因为五角大楼已陷入僵局之中。”为了证明他削减180亿美金国防预算的计划是认真的，拉姆斯菲尔德说他会裁掉五角大楼百分之十五的员工。
同样是在2001年9月10日这天，来自特拉华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乔·拜登在午餐会的时候来到国家媒体俱乐部，他讲话狠狠地抨击了布什政府的国家弹道导弹计划。他甚至说到，美国更有可能是被恐怖分子，而不是一个有导弹的国家袭击。
晚间新闻里，人们在经济问题之外津津乐道的是刚刚结束的美网公开赛决赛，澳大利亚选手休伊特战胜美国人桑普拉斯，夺得其个人的首个大满贯。
没有人能够想象，几个小时以后，占据人们生活的将是这样惨烈的场景：废墟、浓烟、诡异的飞机和沾满尘土与鲜血的人脸。
纽约市圣马克精神卫生研究所(St Mark‘s Place Institute for Mental Health)的主管帕比斯(Pabis)博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9·11”过后，酗酒、吸毒等不良习惯在纽约明显增多。“纽约人比9·11发生前更多疑、更焦虑。”帕比斯说。
此外帕比斯还指出，武装人员和警察的频现，恐怖袭击警报的声响，机场保卫加强、安检程序日益繁琐；每一栋州政府或者联邦大楼都加强了警备，公民若想进入大楼必须通过严格搜身；一些纽约的保险公司甚至对强制要求购买的“恐怖袭击保险”，这都让纽约人更加没有安全感。
尽管爱国者法案、伊拉克战争和美军虐囚等事件使得这个国家的政治前所未有地分裂，多数美国人依然在前行。
市议员哈罗林的三个堂兄弟中有两个步兵一个海军，他们先后去了阿富汗和伊拉克；
穆斯林萨义德则承认，尽管纽约在“9·11”后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他还是喜爱纽约这个城市，也喜爱这个国家。
2007年，萨义德决定重新找一家公司工作。毕竟独立的房产中介无法跟大公司的资源相竞争。跟客户见面时，双方都会避开谈论种族议题。“他们都是聪明人，”萨义德说，“他们明白，如果谈论这个话题惹得我不开心，再加上生意的麻烦，我绝对可以去告他们。”
“是的，我爱纽约，我也还爱这个国家。”萨义德说。
至于策展人穆特尼，他说他昨天做了一个梦，自己十几年前养过的一只猫病了。他带着它去看兽医，打开猫笼的时候，猫盯着他看了好久。“是这只猫想告诉我，已经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了吗？”穆特尼反复重复说，“9·11改变了一切，一切。”
“再过十年美国也不会完全理解恐怖主义”——访托马斯·弗里德曼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 朝格图 实习生 李惠普 姜珊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曾担任该报纸驻黎巴嫩的采访主任，也是唯一一个曾三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他同时担任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开设一门关于全球化的课程。
他称自己是“商业社会的行吟诗人”，却每周两次撰写国际事务专栏，固定被全世界七百多家报纸转载；他撰写了《世界是平的》等作品，掀起了第一波“全球化”讨论热潮，稳居畅销书排行榜，他公开支持伊拉克战争，即便因此饱受抨击。
十年时间，足够人静下心来做一个小结。弗里德曼对“9·11”，对他过去发表的有关“9·11”的一切是如何小结的？2011年8月30日，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弗里德曼。
“我是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者”
南方周末：你觉得美国会如何评价过去十年？“9·11”真的改变了美国吗？
弗里德曼：过去十年对美国来说是非常糟糕的十年。我们用这十年在瞄准全球化中的失败者——基地组织、塔利班，而不是用来瞄准全球化中的胜利者——中国和印度，我们因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和机会成本。
“9·11”之后的美国，我想有三件重要的事。第一，我们阻止了更多的恐怖袭击。更强的安保措施、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新的边境警戒要求，所有的这些都让我们防止了袭击再次发生。第二，我们也为此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当然，如果再来一次“9·11”，之前再高的代价都不算高。我们花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来阻止袭击的再次发生。第三，“9·11”有一个副产品：人们确实走到一起了，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外部的敌人，建设这个国家。我们现在需要重新获得那种精神来集中精力建设我们的国家。
南方周末：有人把这十年称为美国的“反恐十年”。你认为反恐能达到的最好结果是怎样？靠战争能实现么？
弗里德曼：从根本上说，就算再过十年美国也不见得会完全理解恐怖主义。你看昨天发生的，在斋月结束后有一个人走进巴格达的一个清真寺，然后把它炸掉了。一个穆斯林，走进清真寺，炸死其他的穆斯林，没有遗言，没有信息——“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恨美国”、“我恨以色列”、“我恨什叶派”？没有，什么都没有。没人知道到底为什么。
这是反恐战争的失败，因为恐怖行为还在发生。毫无疑问杀死本·拉丹很重要，不管是出于道义还是军事上的需要，这个举动可以被看成是成功的。但是最终，只有当伊斯兰世界的人自己表示，一个穆斯林杀死另外一个穆斯林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阻止这种行为发生，整个情况才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南方周末：但美国人选择进行了两场战争，也招致了大量的批评。你是一个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者，对吧？十年之后，你怎么评价这两场战争？
弗里德曼：我是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者，但不是因为战争本身，而是为了“民主”这个理由。我认为只有当人们觉得自己是有尊严的、觉得他们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相信自己会有未来的时候，才能停止仇恨和嫉妒。
我支持伊拉克战争，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前我就一直说，“如果你要发动战争，请保证你是为了这个好的理由才发动的，是为了帮助伊拉克建立一个好的政府”。
我们损失了几万亿的美金，还有许多生命，伊拉克人和美国人的生命。这个代价真的很大。我现在的希望就是伊拉克的局势有一个不错的结果，这样为此付出生命的人们会觉得至少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换来一些美好的东西。但退一步来说，我会第一个站出来说我们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对此我深深的后悔；但对于我最初因为想要帮伊拉克人建立更好的社会而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想法，我不后悔，也不为此道歉，我只是觉得我们可以用更小的代价做得更好。
“人类从根本上 渴望同样的东西”
南方周末：我读过你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文章，你相信民主制度会对阿拉伯世界产生好的作用，但宗教极端势力恰恰认为民主制度是反伊斯兰教的，因为它通过选票、权力制衡和政治制度建设，把本来属于真主的权力赋予到了普通人手中。你认为民主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弗里德曼：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你看，美国也有过内战，因为在这个国家有人相信一些不好的东西：他们可以因为肤色歧视一些人。那是一场因为思想和价值观而起的战争。然后我们最终战胜了那些人。
我相信阿拉伯世界需要这种战争，他们自己需要向极端思想宣战。这个，我们没法代替他们做。有人问我，你怎么判断伊拉克战争胜利了？我的答案总是当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曾因作品《撒旦诗篇》抨击伊斯兰教不公平而遭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下追杀令)可以在巴格达演讲的时候，伊拉克战争就胜利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能创造一个有足够自由的环境，穆斯林就可以在里面谈论、改善他们的信仰，并欣然接受现代化。这是我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原因。
南方周末：阿拉伯世界的人会支持你这个观点吗？
弗里德曼：我不知道。我知道不少人支持，但我不能说我知道大部分人的情况或者怎么样。我知道一定有东西在酝酿，当它爆发的时候你就明白他们还是希望这些东西的，比如会有人希望能有新政府取代独裁政府，这是我相信的。
我相信人类从根本上渴望同样的东西，他们希望能被有尊严地对待，他们希望对自己被政府管理的方式有发言权，他们希望能生活在一个能帮助他们意识到自己潜力的社会中。
南方周末：刚才你没有提阿富汗战争，这场最初大部分人支持的战争如今似乎迟迟无法结束。
弗里德曼：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改变伊拉克，可以建设一个公平民主的国家，这是明显的好事。如果你能在伊拉克做这事，那就是在告诉整个地区改变的可能性，对吧？但是阿富汗好像注定要成为一个不可能的地方……这么说吧，如果你改变了伊拉克，你是潜在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如果你改变了阿富汗，你就只改变了阿富汗，仅此而已。
“9·11”最终没有打断全球化进程”
南方周末：那么你认为“9·11”对全球化，是阻碍还是加速？
弗里德曼：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9·11”之后有很多人担心国家间会筑起高墙，对网络实施控制。在美国确实是有加强安保、让入境更加困难的倾向，但我觉得这种趋势已经被击退了，全球化的力量继续前进。
在2004年我写了《世界是平的》，那时候Facebook还不存在，Twitter还只是一种声音，“云”飘在天空中，入学申请表需要邮寄到大学，Skype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拼写错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声称“世界是平的”之后。全球化正在加速。
中国南方周末的记者，到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Bethesda)来采访我，使用的是日本品牌的SONY录音笔。十年前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南方周末：但这些跟“9·11”有关系吗？
弗里德曼：重点是“9·11”最终没有打断全球化进程，它对全球化有干扰，也许使其一度放缓，但没有中止这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