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的学术足迹和人生履历，对于我们来说，是由一个又一个问号编织成的。辗转奔波之后，最终和张云有着“一面之缘”的国家天文台原副台长洪斯溢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采访，他曾经负责撰写《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张云传》，庶几可以帮我们认清张云对于中国天文学的贡献。
人生不完美，
但也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
南方日报：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张云的资料很少，作为张云的弟子，您能回忆一下对这位先生的印象么？
洪斯溢：其实我跟张云先生也就是“一面之缘”，对他的印象也不够深。我是1949年入学的，当时天文系总共也没有几位同学，我和张云先生的女儿张剑美是同班。但当时，很多学生都心向革命，大家对于学术方面并没有多少热情。
我入学时，张云已经是校长了。教我们普通天文学的是他的学生。上了几堂课之后，同学们普遍反映这个老师教得有点稀里糊涂的，大家都不太明白，于是就找了个机会请张云回到系里给我们讲了一堂课。时间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对那堂课的内容也记不太清了，但印象深刻的是张云讲课的方式，条理清晰，很严谨，而且深入浅出。我们这些同学都是初学者，但他就能把一些天文学的现象和研究方式用最浅显的方式向我们讲述出来。这方面很难得，因为在天文学上有成就的人，大多数长于观察和计算，但在传授理论方面就会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南方日报：张云一生中曾经三次担任中山大学的校长，但每次的时间都很短，除了1949年最后一次是因为广州解放，他去了香港之外，其他一次代理校长，一次校长，您是否知道他是为什么上任又为什么去职的？
洪斯溢：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我知道的是，他在法国期间，就跟在法国的国民党人吴稚晖、李石曾关系非常好。而在当年，中山大学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所以当校长的人，与国民党关系都很密切。
而从回国后，张云就与蒋介石这一派的国民党人关系非常好。比如，因为他研究天文，也对气象方面有些研究，所以曾经在陈济棠的空军里担任过天象教官。1937年，他策动了陈济棠属下的飞机北飞成功，还获得了国民党的云麾勋章。1941年，他担任代理校长，应该与这种背景有关，半年之后他辞职，理由是“未能展其筹策”——这是我在写《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张云传》时，从南京第二档案馆查到的。那个档案馆收藏了很多解放前教育方面的资料。随后，张云到重庆担任了西北各省高等教育视察团团长，抗战胜利后又当了两广教育特派员。这些都算是政府委派的教育官员，所以后来他再次担任中大校长也不奇怪。
南方日报：可是，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张云本人的政治倾向并不是那么明显。至少在中大学生因抗议被李宗仁政府抓进监狱后，他还去保释了不少人。
洪斯溢：这个是对的。张云的确没有做什么反革命的事情。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政府命令他把中大迁到海南去，他也的确作了一些准备，比如把一些图书资料和教学器材打包，但并不积极。
我们学生当时很多也都在闹革命，我就被抓进监狱去了，直到广州解放前一天才被地下党营救出来。所以，在听过张云先生一节课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听到他讲课。当时张云的确是到过监狱，保释了一些学生。当时地下党也曾经通过他的女儿做他的工作，让他帮忙释放了一些学生骨干。我觉得他也是知道自己的女儿参加了革命，所以才在广州解放前把女儿送往香港。结果没想到他女儿半路走了，去了解放区。
南方日报：关于张云的生平，其实还有两个很大的空白点。在1926年之前和1949年之后。1926年前我们只知道他是师范毕业，但不知道他为什么去学了天文。1949年后，我们得到的资料上只知道他“对回国有顾虑”，但既然他女儿都在从事革命事业，他为什么又坚持不肯回国呢？
洪斯溢：我在写张云传的时候作了一些研究，但也不是很详细。关于1926年前，据我的了解，张云是开平人，他的父亲张卓南在广州经营水烟筒和银器业，有七子一女。因为张卓南小时候曾经受过失学之苦，所以力主家里的孩子都去上学。张云是家里的长子，小时候家里的情况也不是很好，所以学习很用心，1906年开始在广州上学，1913年进了武昌的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卒业后去了菲律宾，在怡朗华侨商业学校当校长；1919年，他回国在广东省立女子学校任教。1920年，他考取了公费留法，就是庚子赔款送出去的留学生。一开始先到中法大学，在那里获得理科硕士之后，又到里昂大学获得了天文学的博士学位。而在1926年回国前，他还去了英国剑桥，列席了在那里举行的国际天文学会第二届大会。
他在1949年之后，其实也曾经去过台湾，但又回到香港，就一直住在那里，潜心撰写科普著作，至于研究就基本放弃了。关于他的顾虑，我知道的是当年国民政府的广东教育厅厅长，曾经被劝说回国，但一回来就被枪毙了。可能是这些事情让张云觉得自己回国后得不到生命保障，所以就一直居留在香港。
学术偏基础，
但在天文教育方面颇有建树
南方日报：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来看，张云对近代中国天文学的贡献，似乎大多集中在天文学教育方面，创办天文台，撰写《普通天文学》、《高等天文学》、《变星研究法》等等。你是否同意这一判断？
洪斯溢：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就天文学本身来说，张云的贡献并不是特别突出。但从天文学教育方面来看，他培养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新中国天文学的专家级人物。比如他的学生邹仪新，邹仪新的学生叶叔华，都是这样。他在进中大的时候就提出创办天文系，当时叫数学天文系，后来才单独分开。这在当时的大学里都是罕见的。我知道的是，那个年代只有齐鲁大学有个天算系，但在规模和仪器设备方面都不如张云创办的天文系。所以，张云在这方面的功绩不能抹杀。
另外，张云曾经对当时的主管部门上书说，天文学研究不能徒工理论而无实习，“且测量地方经纬度、标准时间及气象变化等均为目前所急需”，并因此创立了中大天文台。这对于学习天文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在这方面他也是有很大贡献的。
南方日报：关于张云自身对天文学的研究，我们知道他在哈佛大学讲学期间发现了一颗新的变星。关于变星的发现，在天文学界是否算是重大发现？在您看来，他选择变星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当时算是比较稀缺的么？
洪斯溢：旧中国的天文学界几乎没有什么所谓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一些很粗浅的东西，大部分时间大家都是在做一些简单的观测，提供一些数据。张云曾经主持过对于日食的观测。至于他研究的变星，第一个发现变星并提出这一理论的当然是重大发现，但在张云研究变星的时期，全世界研究这一项目的学者已经不少，发现的变星也不少。所以一颗新变星的发现，从天文学本身来说，并不算什么特别重大的成就。
具体来说，张云从事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物理变星、食变星的测光研究，以及造父变星的统计研究和脉动理论研究。在这方面他是有自己的观点的。他认为：“变星研究为近世宇宙问题中之基础工作，内容意义之丰富，占领范围之广大……然变星观测，则入门极易，仅具简单之设置——一图一远镜，已可实施工作，为天界服务。”因而张云把这一领域作为“天学无继的中国迎头赶上”的突破口。在这方面他算是当时国内很有建树的人。
他在1926年就发表了《变星研究法》，后来又陆续发表了“联合观测变星之意义”、“司父——变星之特征”、“一般变星之观测法”、“造父变星之脉动观”、“太阳的变星观”等论述性和指导性的文章。而他主持的变星观测委员会，从事实测工作的人也维持在20人以上，这在当年的中国天文界，几乎等于是严寒之中的一棵绿苗。而他自己也选择了短周期变星一组，使用中大天文台的15厘米赤道仪，用阿格兰德法作了系统的观测，包括小熊座V、仙后座SZ、仙后座RW、仙后座RS、飞马座TW、天鹅座TX、英仙座SV、御夫座RX等，都发表在《两月刊》上。这些论文，都是根据实测得出的各颗变星的平均光变曲线，与前人所作的结果互相印证补充，这在当时的国内属于为数不多的具有国际水平的工作。另外他还观测了13颗此类的造父变星，但只是积累了资料，并没有来得及整理分析。
南方日报：那在您看来，张云在天文学教育方面，有哪些地方算得上是傲视同侪的成就？
洪斯溢：也不能说是傲视同侪吧，但张云先生的确为旧中国几乎是白纸一张的天文学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首先，他创立的中山大学天文系，在那个时代属于很罕见的学科门类。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除了自己撰写天文学教材，他还翻译了很多著作，比如由他译著的《天河系统和螺旋星云》、《星的光学分类》、《星球和原子》、《冥王星》、《最近土星光环隐匿的说明和观测》、《天文学讲话》等科普著作，对天文学在中国的普及有着不小的作用。
其次，张云对于天文学的热爱和对中国天文的忧心也是不可多得的，尤其是他的责任感。他曾经说过，“我国是天学先进的国家，但我们不应该长久拿我们的古董来夸耀于人，靠着一些祖宗的旧遗产来自满，而应该用绵延不绝的精神，向天学挥真理，向期望我们天学无继的中国负若干重责。”所以，纵观其一生，可以说张云是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一位有建树的天文教育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
也可以这么说，和与他同时代的中国天文学家相比，张云在个人的研究成就方面或许并不比高鲁、张钰哲等人高出多少；但他对中国近现代天文学教育方面的贡献，并不是其他天文学家所能比拟的。
记者手记： 我们天上见
寻找张云的足迹是一件很让人沮丧的事情。因为从古到今，天文始终都是冷门学科，研究它的人屈指可数。人少，资料就少。而且自从1952年院系大调整之后，天文学系已经在广东断了根。当年的诸多资料都被搬去了南京大学，在广东剩下的已经寥寥无几。中大档案馆和图书馆，只剩下中大的校史可以查阅；再加上广东省档案馆里民国时期的一些报纸资料，对于当年的这位风云人物的记载加起来不过寥寥数页。而到南京大学去找资料，更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相隔数省，而且目前正是放假期间。
找资料难，找人更难。在广州，目前已经几乎找不到与张云有关的人。网上查到当年的学生钟集是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的教授，托人去问时，得到的回复是老先生已经驾鹤西游；又查到张云之女张剑美生活在广州，百般打听却始终没有着落，无奈问去梅花村居委会，得到的回复同样是，人不在了。再查张云在中大天文台的继任者容寿铿，却发现早在文革时期已经故去……根据钟集生前的回忆，到1949年时，中大数学天文系总共才毕业了44个学生，后来从事天文的十不及一。
所以，想找到一个依然健在的、与张云有些关系的人，实在不太容易。百般寻找下，终于发现叶叔华院士依然健在，而且依然活跃于科技界。只是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均未果。后来在《文汇报》同行的帮助下，叶叔华接过我一个电话，待说明来意之后，叶叔华却告诉我，由于张云是1948年才回国，1949年6月又开始担任中大校长，所以她真正跟着张云学习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对于这位先生了解并不深，算是对我的婉拒。
好在，叶叔华在出国之前，推荐了曾经撰写过《张云传》的国家天文台原副台长洪斯溢，而洪老爷子虽然只与张云有过一面之缘，但因为专业和传记的缘故，对这一人物有些研究，对其一生中的诸多事迹可以做出部分判断，稍微弥补了一点遗憾。
只有找地方相对容易。张云创办的两座天文台依然伫立在那里，也算是这位天文学家留在广州的一个印记吧，但当我面对越秀中路125号大院里那栋残破不堪的小楼时，也只有苦笑以对。所谓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人已去，楼已空，就算苍绿的青苔和斑驳的墙壁还能记得这座天文台的辉煌，周围的人却早就将它忘记了——由于工作原因，记者几年来时常出没于此，只是，就连长年在此工作的省电影公司的员工们，也基本不知道这栋小楼当年是做什么的。
所以，这次对于张云的还原并不彻底。与他有关的资料都淹没于故纸之堆，与他有关的人都淹没于时间之河，我们只能从为数不多的资料里进行寻找和分析。很多真相，如今是无法得到结果了，天文学家们都去了天上，或许有一天，当我们天上再见之日，可以得到一次更深入的采访机会？
名词解释：
变星
变星是指亮度有起伏变化的恒星。引起恒星亮度变化的原因有几何的原因(如交食、屏遮)和物理的原因(如脉动、爆发)以及两者兼有(如交食加上两星间的质量交流)。一些恒星在光学波段的物理条件和光学波段以外的电磁辐射有变化，这种恒星现在也称变星。变星命名法由阿格兰德于1844年创立，每一星座内的变星，按发现的先后，在星座后用R一Z记名。按照亮度和光谱变化的不同，现在把变星分为几何变星、脉动变星和爆发变星三大类。在三个大类以下，又可再分为若干次型。脉动变星和爆发变星是物理变星，都属于不稳定恒星。
物理变星是指由本身物理原因(例如，由于辐射出来的总能量发生了变化)而引起亮度变化的恒星，这类恒星是不稳定恒星。在已发观的两万多颗变星中，大部分都是物理变星。亮度的变化是这类变星的重要特征，这可能是由于存在周期性脉动、不规则性的迸发，或者是发生巨大的毁灭性的爆炸等原因引起的。因此，物理变星又可分为许多类型，其中大多数为脉动变星、爆发变星。由于这类变星对科学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研究它们困难很大，因此格外引起科学工作者们的重视。
张云语录
“要想科学进步，第一个关键就是要打破秘密和门户之见……天文学在科学中是怎样重要，不必再替他在这里摇舌。然而我们总觉得，不只是我国人，还有许多外国人，许多天文等着我们天学无继的中国，对于天学有些表示。科学的真理虽无个性，但科学的进步是靠着人类的努力。我们也是圆颅方趾，秉赋和别人相等，难道就甘自暴自弃吗……我们已立意要用连绵不绝的精神，向天界探真理……向期望我们的人群中，有一些表示”。
——《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发刊词
“传播文化，探讨学术，是大学的重大使命……一个大学的存在，正是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的乃至全世界的最高学术、文化成就的表征……中山大学是华南的最高学府，它有宏大的规模和光荣的历史……抗战以来，学校一再迁移，给办学带来很多困难，但是中山大学的同事同学，大家都依然能够专精一志，致力于学术的研求，因为大家都很明白，无论从大学建立的本旨说，从民族国家的遭遇说，我们今天都应该排除万难，为传播文化，研讨学术而努力。《中山学报》的刊行，正是这种努力的部分表现。”
——《中山学报》发刊词
本版撰文：
南方日报记者 郑照魁
实习生 陈园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