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青春献给你》是导演冯小刚唯一的自传，书中呈现了一个执著于理想的“苦孩子”步履维艰的奋斗史。作者坦诚写下对青春往事的回忆，对中国电影的坚守与反思，对母亲妻女的感情。《编辑部的故事》、《甲方乙方》、《手机》，这些牵动着全国人民记忆的影视作品，冯小刚亦原原本本记录了它们不为人知的诞生历程。文字带着强烈的冯氏风格，连珠妙语跃然纸上。
文／冯小刚
有一个跟了我多年的制片主任，名叫陆国强，圈里的人都叫他小陆。小陆平日少言寡语，但每天都要用光两块以上的手机电池，也就是说，他的话都在手机里说完了。刘震云老师对我说，他印象中凡见到小陆，必是正在戴着手机的耳机，自言自语。说话的神情也和平时判若两人，接起电话，不卑不亢，话语流畅；放下电话，吭哧半天也说不出一句整话。
我对刘老师说:他已经习惯了通过电话与人沟通，通过声音判断对方的态度，也用声音表达自己的态度。而且越是在开车行走时，他的思维越活跃，打固定电话就远不如打手机，似乎不在移动中，判断力和表达能力都会大打折扣。
在影视界中，有两种人分分秒秒都离不开手机。一是制片主任，二是经纪人。他们可以在手机里讨论条款极其复杂的合同，谈成一笔又一笔的交易，真到见面时一切尽在不言中。很难想象，一天不允许打手机，他们的生活将会多么的沮丧。我和小陆一起去美国出差，看见他手里没有手机，我都会感到不安，好像跟在我身边的不是小陆，是一个陌生的朋友。我曾在讨论剧本时，宣布所有人都关掉手机，但我发现，小陆想方设法改成振动也要开着机，对这一点我始终无法理解，想必是手机里有着巨大的诱惑，让他如此担心和外部世界失去联系，哪怕只有两个小时。为此，我曾生出这样的念头，百年之后，如果我的墓碑雕刻的是一张侃侃而谈的嘴;那小陆的墓碑就应该是一个手机，墓志铭上写着:“正在通话中”。
有一次刘老师来工作室，我向他诉说了改编一个剧本的苦恼，郁闷找不到正确的途径。
刘老师说:创作有两种途径情况。一种是“向生活要艺术”；一种是“向艺术要艺术”。选择了后一种途径就势必会导致影片里到处结满了假肢。
那天工作室的人都在，都想听刘老师的高见，但在刘老师说这番话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停地在接打手机。他们打手机时，刘老师就停下话头，等着他们，等完张三等李四。有的人手机接得很坦然，通话言简意赅，也没有什么可避人的；有的人则一接手机，马上显得鬼鬼祟祟，不是支支吾吾，就是起身支应着往没人的地方躲。我和刘老师的兴奋点不知不觉转移到他们的身上，对每个人接手机的心态逐个分析猜测，试图揭出那些藏在手机里的无穷秘密。后来全体人都加入了我们的讨论，纷纷道出自己手机里的种种隐秘，以及藏在这些秘密背后的更大秘密。真可谓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
这时，我说:应该拍一部电影，就叫《手机》，谨以此片献给每一个手机持有者。
刘老师一巴掌拍在我的肩上，说:我相信这部影片会有很大的力量，这就是“向生活要艺术”。
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
在场的人听了，脸色大变。都说，手下留情，万万不可!包括我在内也是疑虑重重。
刘老师问:你们怕什么?你们怕什么?是怕捉鬼捉到自己的头上吗?我不怕!我甘愿做一个人体炸弹，以此给每一部手机消毒，净化我们的社会空气。我愿意写这个剧本，如果你们不做，我就把它写成小说。
我们忙说:我们干，我们也豁出去了，该死鸟朝上。
之后，刘老师一字一句地说:汉语本来是简洁的，但手机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汉语的说话习惯，手机连着人的嘴，嘴连着心，心里的秘密通过嘴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手机，为了掩盖手机里藏着的秘密，人们开始说谎和言不由衷，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反过来控制了它的使用者。
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紧，我问:《手机》应该拍成一部恐怖片，还是一部喜剧呢?
刘老师答:表面上看，它是以喜剧的形式表现的，但它同时又是令人畏惧的。这种创作上的悖反，恰恰更加深了从生活走向艺术的力量。我看它甚至可以成为一部贺岁片。向中国电影一百周年贺岁。
从10月初开始，我们集中讨论了故事的脉络，确定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的身份。然后，刘震云开始写剧本，整整一年，三易其稿。
我又要说不好听的话了，现在很多编剧，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完全是两回事。你约他写本子，上来就先开价，而且还事先声明，只写一稿，似乎是对自己写作能力有天大的自信。可往往是付了钱，得到的却是一叠废纸。别人推倒重建，还厚着脸皮要求署名在前。这种无能又懒惰的编剧不是一个两个，是数不胜数，到处泛滥。他们真该学学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