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日前批复安徽省地级巢湖市所辖一区四县，分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此举让合肥总面积增加近4380平方公里，人口增加206万人，其构建区域性特大城市目标有望提前实现。此次行政区划调整也使中国中东部继南京、武汉、长株潭城市圈后诞生又一特大城市圈─合肥经济圈。
本报记者 王珏磊 实习生 赵淑菊 发自合肥、上海
存在仅12年的“年轻”地级市安徽巢湖已成为历史。8月22日，安徽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部署有关巢湖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巢湖正式拆分为三，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坊间流传许久的传言终于得到官方证实。
由于巢湖大部分划归合肥，在省会城市中长期“体量”偏小的合肥得以迅速“增肥”，其去年提出的“建区域性特大城市”的愿景，将不再仅仅是个梦想。
有人欢喜有人忧
巢湖拆分的传闻已在坊间流传多时，民间的舆情犹如架在火上的水壶，从悄然升温到渐生渐强的鸣响，现已达鼎沸。家居居巢区(原巢湖地级市市区)的作家徐铮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一年多之前，我就听说此事，上个月已经非常明朗。现在的巢湖，几乎人人都在讨论这事儿。有人欢喜有人忧。我本人是‘忧虑派’，巢湖在地级市之前是巢湖地区，现在居巢区变成合肥托管的县级市，接下来很可能就是合肥的一个区。生于斯长于斯，突然有一天我就变成了所谓的合肥作家，真是别扭，有种被连根拔的荒诞感。”
安徽大学研究生、居巢区人何琛也有些失落：“虽然巢湖经济不好，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它破败，但在外提起它总是感觉很亲切，这里有我从小到大的记忆和情感，是家的感觉，永远是大后方。现在这样可能对大局更好，可是家的感觉就失去了。”
地级市巢湖位于安徽省中部，濒临长江，辖庐江、无为、和县、含山四县和居巢区。因环抱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巢湖市面积巨大，达9423平方公里。
7月14日，国务院下发给安徽省《国务院关于同意安徽省撤销地级巢湖市及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8月22日，安徽省正式对外宣布，撤销原地级巢湖市居巢区，设立县级巢湖市，以原地级巢湖市居巢区的行政区域为新设的县级巢湖市的行政区域。新设的县级巢湖市由安徽省直辖，合肥市代管。原地级巢湖市管辖的庐江县划归合肥市管辖。无为县划归芜湖市管辖，和县的沈巷镇划归芜湖市鸠江区管辖。含山县、和县(不含沈巷镇)划归马鞍山市管辖。
尽管居巢区此次只是改为合肥托管的县级巢湖市，但在民间的认识上，他们已和庐江县人一起，成为“新合肥人”。地理意义上的“巢湖人”，似乎也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与徐铮的忧虑相反，现在在合肥市一家房地产公司就职的居巢人李小然对此次拆分颇为欣喜：“我当然愿意并进合肥啊，市民都愿意，市民只要不涉及自己的工作岗位，都觉得会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猜测会有更好的福利。像我爸是镇上的基层公务员，他就猜测会涨工资。”
“我觉得利大于弊，划归省会，像福利低保等啥的惠民政策肯定要与合肥看齐的。”庐江县人张明专告诉时代周报。
相比之下，一些国企的员工和政府公务员对此次拆分“比较紧张”。刘东供职于原巢湖市的某家国企，此次拆分后，他的一些同事可能被分到芜湖、马鞍山，心里很委屈，一方面辛辛苦苦积累的人脉没有了，二来怕遭到排挤。据刘东说，单位老员工首选留在新设的县级巢湖市，次选去合肥，几乎没人想去芜湖、马鞍山。
政府官员的人事变动，可能是巢湖拆分最大的振荡波。据安徽省政府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研究的重点在于巢湖市政府公务员的人事安排问题。
新华社的报道称，从8月22日起，安徽省将全面启动行政区划调整的对接实施工作，计划9月10日前基本完成人员安置等主要工作。
巢湖市卫生系统基层公务员黄春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可能会鼓励一部分人提前退休，但具体年龄界限还没定。大家心里都有些忐忑，不知道会往哪里去。”
对于拆分后的种种利弊，目前还停留在猜测阶段，并未明确。已经明确的是巢湖市区的出租车已经将起步价提至8元，与合肥相同，而原来这一价格是5元。
区域性特大城市起步
此次巢湖的拆分，合肥可能是最大的受益方。原先在省会城市中体量偏小、有些“发育不良”的合肥，仅辖四个区、三个县，面积近7000平方公里，人口445万人，占全省人口比例7%。此次巢湖并入合肥的面积最大，合肥因此显著“增肥”。调整区划后，合肥市所辖区县达到至少10个，面积10000平方公里左右，人口800万人，人口占全省比例12%，在规模上已与全国省会平均水平相仿。原先与地级巢湖市共享的巢湖，已成为合肥的“内湖”。
事实上，2010年，合肥市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6000亿元，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并进入全国省会城市前十名。到2020年，合肥人口规模将达1000万。这个大胆的想法当时被普遍认为“不靠谱”，毕竟合肥现在的人均GDP只有5000美元。而巢湖此次助力合肥“增肥”后，这一愿景似乎不再是天方夜谭。
“合肥与邻近省份的省会城市相比，经济总量小，也导致全省资源的集聚效应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合肥急需做大，增强对省内城市的向心力，提高全省资源的集聚能力。”安徽省长期从事城市规划的退休官员唐生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当然，效果肯定不是立竿见影的，还需假以时日。”唐生智表示。
而拆分巢湖，也有实际的经济因素考量。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皖江示范区9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超过66%，其中主要由合肥、芜湖、马鞍山、巢湖四市贡献，而巢湖在四市中面积、人口均居首位，但GDP却屈于末位。
“巢湖自1999年建市以来，夹在合肥和芜湖之间，发展明显受到这两个市的钳制。一些大的项目要不落户合肥，要不落户芜湖、马鞍山，很少有落到巢湖的。而且，巢湖的发展空间受限，合肥在拼命向南扩张，要建滨湖大城市，这样很多资源被合肥吸引走了，巢湖虽然也是滨湖城市，但跟合肥比处于弱势。拿房价举例，仅仅一湖之隔，巢湖的房价始终上不来，均价在每平方米3000多元，而合肥在6000多元，就是因为巢湖投资不足。”安徽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范和生告诉时代周报。
“巢湖市的经济体量与管辖面积相比，是‘小马拉大车’，而马鞍山、芜湖则是大马拉小车，经济体量大，空间却太小。安徽地级市有17个，县级市只有5个，这也造成中心城市行政区划管理辐度太小。这些都使拆分巢湖是一个比较自然的选择。”唐生智表示。
此次巢湖拆分，在范和生看来，是个多赢的局面。“合肥要建区域性特大城市，辖区内的人口起码要达到全省的10%，安徽省人口是7000万，现在合肥人口达到了800万，人口规模达到了，同时，发展空间也拓展了，特别是向南可以拓展到长江，这样，合肥就成了环湖滨江城市。拆分对治理巢湖也有利，湖面全部进入合肥辖区，便于统筹规划。此外，对原来的巢湖市辖区也是一个发展契机，比如无为划到了芜湖，含山与和县划到了马鞍山，更紧密地融入皖江城市带，也能拓展原先规模较小的芜湖和马鞍山的发展空间。”
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则告诉时代周报：“在现代区域发展，特别是强调大都市圈中心城市的提升的过程中，出现这样的拆分现象，是比较正常的决策。我并不惊讶。”
徐长乐告诉记者，原巢湖市的经济能级主要集中在居巢区，居巢区划归合肥，对合肥的能级提升大有帮助。此外，马鞍山和芜湖扩大了版图，也能实现越江而治，形成南北统一的行政格局，对这两个地级市也是有利的促进。
提升向心力之惑
通过改变行政区划，扩大合肥的经济体量，进而增强对省内资源的集聚力，在安徽省官员的设想中，已成为一条顺畅的逻辑链条。部分区域经济专家认为，巢湖拆分对做大“合肥经济圈”，使其与周边的南京城市圈、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圈形成竞争、合作的格局，有着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合肥确实面临“向心力”偏弱的挑战。许多安徽城市与省外联系的增长远远大于省内联系，改变区划前的马鞍山和芜湖处于长江以南，自视为“南京都市圈”成员，与南京的经济联系远比与合肥密切。当地官场有一句流言：白天看合肥，晚上看上海和南京。
巢湖拆分，合肥“长大”，在徐长乐看来，对地处的区域板块显然有相当的震撼力，南京都市圈会面临较大调整。“南京作为区域中心的龙头地位，本身是动态不稳定的。未来芜湖、马鞍山向南京看，还是转向合肥，需要博弈。随着芜、马与合肥成为相邻城市，加上安徽省对省会城市做大做强的决心，会动用政策资源来强化合肥区域中心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未来则要看能否与周边城市保持互利共赢的态势和强有力的政策力度。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好事，有利于通过竞争和合作，来壮大各个节点城市的实力，同时改变不同城市间在新的利益格局下的博弈关系。”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秀山则有一些疑虑：“在大区域范围内，有形无形会形成一种竞争，产业的分工、要素的流动，逐渐会突破一些行政区划的限制。芜、马两个城市对南京的向心力，说明经济活动有自身的规律，不是按照行政区划、整合来组织的。不要陷入一个误区，认为行政手段就能把一个城市做大。”
陈秀山认为，行政区划变大，当然有利于合肥的扩展，通过一些政策措施，以及新区、开发区的建设，也会吸引一些产业，但产业聚集、要素流动的方向，归根到底取决于市场。“都市圈不是以省的行政区划为限的，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想通过行政手段来塑造一个区域中心，这恐怕只是决策者们的良好愿望。”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也认为合肥尚不具备与南京竞争的实力，“南京有几千亿的GDP，合肥想赶上或跟上，不是想超过”。在他看来，合肥的发展跟南京都市圈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合二为一的概念。
更深层的忧虑在于，此次行政区划的重新划分，体现出城市空间结构规划仍是从GDP出发，以GDP作为成功的城市经济的单一指标。
“城市绝不是越大越好，大城市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规划者和决策者要搞清楚究竟是为什么做这些事情，行政区划的调整，做大中心城市，归根结底是为了增加当地居民的福利，让居民生活水平更高、更舒适，环境更好，而不是单纯地增加GDP，追求政绩。这与决策者、规划者的理念密切相关。”陈秀山表示。
“问题在于，GDP是硬约束，所有其他指标是软约束。现在行政区划调整，主要还是政府部门说了算，而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硬约束。在京沪等发达城市，软约束指标与硬约束已逐渐相提并论，但安徽还没到这个阶段。”郁鸿胜也表示。
“仅仅考虑GDP，这种理念应该到了加以抛弃的时候，应该转变了。”陈秀山说。
而据巢湖作家徐铮告诉时代周报：“这么大的一件事，竟然没听说开过听证会，听听百姓的意见，政府就这么拍板了，实在是令人吃惊。”
温州楼市一夜入秋
在“炒楼之乡”温州，尽管持续的楼市严政促使民间资本有了向股权投资等领域分流的迹象，但这个城市对地产投资似乎有着不灭的信心。此次温州楼市“凋敝”，在当地专家看来，多数温州人不会轻易抛售“存量房”，否则这笔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的资产存入银行只能任其贬值。
本报记者 韩玮 发自温州
“一夜入秋、一叶知秋，但落叶常有，不能因为一夜间发现了落叶就臆断秋天来了。”8月17日始，温州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石海均屡屡被问及，温州楼市入秋了？此前，一则“满城尽是抛盘声”的消息搅动人心，据称，繁荣了10多年的温州楼市遭受几轮严厉调控后面临“抛盘风潮”。
“这个消息杀伤力很大，不少企业家闻讯后都跑来急问，要抛了吗？他们手头攥着十几套至上百套不等的房产。”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
温州，“炒房团”的大本营，若此地楼市显露“凋敝”之象，那么，全国恐将波及。然而，该市的业界人士几乎异口同声地否认此种危机。“论及拐点，言之太早，但房市转冷，确实不假。”石海均说。
深秋假象中介所为？
如果将楼市比作一片树林，那么如今，落叶渐多。对比2010年的8月，彼时，《温州都市报》上的二手房信息占据3-5版的规模，“以房为傲”的卖主牛气逼人，很少直言降价，“急售”等字眼出现的频率不足10%。
而今年8月20日的该报，住宅类信息共有3页，总计700余条，其中，35%的条目坦言卖房“急，超急，非常急，十万火急”，而10%的卖方愿意给出“超低价、吐血价、白菜价”，降幅大多为3000-5000元/平方米。
“房东是一家经纪公司的合伙人，欠了银行90万元，马上就要到期了。他每晚打电话哭求，让我(中介，记者注)帮他卖房子，怪可怜的。”于是，这则信息被精炼为报上的寥寥数词：便宜市场价5000元，六中学区房85平方米，房东急哭了。
“温州的房东素来淡定，一副爱买不买的架势，而中介即便提供一个房源信息也弄得神神秘秘，一种寒碜人的感觉。如今，他们主动放低了身段，缺钱等用、看不清楼市后市以及筹谋转道其他项目的投资客已经急着卖房了。”石海均分析道。
“原本，不少投资客认为，经过7、8月的政策消化期后，可能会迎来传统的‘金九银十’，但7月15日‘国五条’出台，尽管内容不新，但透露了明确的信息：下半年，调控政策不会变调。这促使投资客进一步离场。”温州大学房地产研究所研究员向洋说。
“一定程度上，这是中小企业困境的延伸。银根收紧至今，企业从银行融不到钱，利率飙高的民间借贷又是一剂慢性毒药，于是，企业家只能卖房筹钱救企业。”周德文认为，从实业角度，这反而是一种好现象。
“尽管如此，真正急售的房源不超过10%，其余可能是中介的策略。”朗兆房产董事长叶维坚如此判断。
据温州天浩置业统计，5、6、7三月，温州主城区二手房成交量维持400-500套的低位，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36.5%、28.2%和45.3%，是三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由于交易量持续下降，中介生意冷清，难以维生，为打破这种局面，其中一种方法就是通过报纸广告吸引客户，并使用‘跳楼价’、‘挥泪甩卖’等促销表述。”向洋说。据了解，相应的广告费用并不昂贵。通常，房东散户在纸媒上刊登售房信息的报价为每条60-80元，而与报纸有着广告合作关系的房产中介只需20-30元/条。
调控威力显现
事实上，过去半年，在“加税、限贷、限购”等一整套政策组合拳的“打击”下，温州楼市各项量化指标均已逐渐萎缩，交出了近年来的最差答卷。
首先，土地市场。上半年，包括南湖板块在内的14幅土地流标，占温州所有出让地块的74%。“如此集中的时间里，这么多好地段同时出现流拍现象，这在温州土地拍卖史上堪称罕见。”石海均认为，背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宏观调控促使开发商的拿地积极性减弱、综合决策更加谨慎。
其次，温州的新房供应、成交均创下新低，1-6月的成交量不及去年的1/6。过去，温州新盘大多一开售便哄抢告罄，极少促销。即便买方一次性付清房款，最多只能享受9.8折的折扣。但近期，温州全市十余个在售楼盘集体“打折”，幅度为9-9.5折，最低达到8.8折。
譬如，温州市区的万达广场6月30日开盘，散户优惠0.8%，整层购买则可享受8.8折；而位于瓯海区丽岙镇曹建、姜宅村的名侨佳苑5月31日开盘，8月8日起加入优惠促销的行列，按揭9.5折，一次性付款9.1折。
此外，二手房市场触及冰点。据温州市房屋登记中心统计，1-6月，温州市区共受理二手房登记4849件，月均808件，较去年的月均值下跌38.65%，而7月的这一数值再度下降，为559件。
“限购令对温州楼市的打击很大，因为，这里的市场结构非常特殊，呈‘哑铃形’，即，一头是高端的改善性需求，已积累了几套住房；另一头是低端的刚性需求，资金不充裕。过去几年，温州的土地供应量一直不足，为寻求利益最大化，开发商都致力于大户型、豪宅。所以，如今具备资金实力的客户已被限购，而有购房资格的客户却买不起房。”针对低迷的交易现状，叶维坚分析道。
“调控至今，温州房产的三级市场都有了变化，其中，土地市场较为明显，新房市场开始促销，二手房价格则出现了3%-5%的松动。这些均为市场的正常反应，但将之称为‘拐点’，过于牵强。”在石海均看来，急于用钱的人抛房套现是一种非正常房产交易，因此，价格亦不正常。而如果正常的房产交易出现大范围大幅降价的情形，那么，拐点可能来了。
“所谓的‘抛售潮’实际并未出现，否则，交易量将大幅上升。而且，《温州都市报》上的700余条售房信息并不代表700余套住房在售，其中10%-20%为重复房源。”叶维坚进一步解释道。
楼市永不崩盘？
在“炒楼之乡”温州，尽管持续的楼市严政促使殷实的民间资本有了向股权投资等领域分流的迹象，但这个城市对于地产投资似乎有着不灭的信心和热情。
“7月份，CPI已达6.6%，但目前的投资渠道十分有限，股市天天跌，烧钱烧得慌，而房地产作为抵御通胀的工具，虽然收益率比不过2008年，但肯定比存银行好。”叶维坚如是分析普通投资者的心态。
吊诡的是，在温州，如果眼光精准、实力强劲，投资者确实能买到逆势上涨的楼盘。比如，知名房企绿城在该市的一个项目，今年初，单价为每平方米7万多，而7月交房时，均价已逾8万/平方米，其中，位置较好、户型又佳的房源单价甚至涨过了9万。
周德文还告诉记者，除非尝试全新的投资理念或者资金链趋紧，多数温州人不会轻易抛售手头的“存量房”，否则，这笔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的资产如何处置？存入银行任其贬值？
在周德文看来，温州楼市短期内不存在崩盘的可能。原因除了房产的保值功能较好以及其他投资渠道欠缺之外，他认为，改革开放30年，温州积累了相当规模的财富，目前，温州人投资固定资产已达1.5万亿，而流动资产还有8000亿-10000亿，足以支撑房价。
“有一种崩盘的可能，那就是把现行的调控持续三年五载，但在我看来，目前的政策不可能长期执行。中国经济若要发展，就必须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七八十个产业紧密相关的房地产业就不能如此打压；反之，如果遏制了房地产业，整个经济必将陷入困境。”周德文说。
向洋亦认为“拐点”尚远。“这个市场集中了温州市区以及瑞安、乐清等郊区的客户，由于价位过高，外地民众几乎无法进入，而这样的消费主体就具备了支撑高房价的财力。目前，温州的购房需求仍然旺盛，只是这段时间价格波动，买房者不急于入市，以观望为主。”
多位受访的温州房地产人士告诉记者，在这里，房地产的未来仍然光明。“中短期内，楼市政策的抑制作用很大，但从长远看，这个市场非常好。首先，它仍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其次，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不希望房价大起大落，如果价格大跌，那么，这样的调控政策必定是失败的。”叶维坚告诉记者。
据了解，在这个著名的炒房城市，相当一部分民众投资房产的心理稳定性高于任何别的项目，但令人费解的是，备受信任的温州楼市真的不会一夜坍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