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勋后代访谈录之5
陈小鲁回忆父亲的文革岁月
■新快报特派北京记者 韩帮文 实习生 王会涛 田歌
陈小鲁是陈毅的三儿子，目前和老伴儿平静地生活在岳父粟裕的故宅里。入门处，粟裕将军当年栽种的白皮松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正逢枝叶繁茂；庭院里，他辛苦培植的桃树和杏树郁郁葱葱，依然开花结果。
陈毅元帅战功卓著，单是与“亲家”粟裕合作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就足以彪炳史册。而文革时，面对国家一片混乱，他又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向造反派发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首诗是诗人革命家陈毅的经典作品，对他自己的文革岁月做了最贴切的注解。
今年是陈毅元帅诞辰110周年。我们有必要通过一段段的历史传奇，走进一代伟人的真实生命，进而感怀历史的吊诡与荒谬。
“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骤然掀起，当代历史迅速拐入一段荒诞的时期。
“其实，我父亲起初也很支持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决定，他曾说自己也有问题。”陈小鲁坦诚地说，父亲目睹到越来越多的混乱与偏谬，也越来越觉得这场运动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被打倒，他心急如焚，无法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一天，陈毅非常气愤地回到家，连称文革是乱搞，“党内那么重要的人物，怎么说打倒就打倒？这不是翻了天了吗？”这时，陈小鲁才从父亲口中得知是陶铸（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蒙冤。
而更让陈毅担心的是，军队院校的造反派也闻风而动，扯起造反大旗。数十万学员，像打开闸门的洪水，涌向社会，出现了军人和红卫兵混在一起大串联的复杂局面。在此背景下，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军院校十万来京师生大会。陈毅出席了这次会议，并首先做了讲演。“这是父亲出席的第四次群众大会。他不但有请必到，而且只要出席，必定讲话。”
当时天寒地冻，而陈毅开口便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他话锋一转，语气突然严厉，“有些人把小单位的事情，扩大到比全局还重要，有的学生冲进中南海，把大铁门都冲坏了；有的人冲国防部，我坚决不同意！”陈毅接着说：“我不怪年青同志们，怪我们事先没给大家讲清楚，讲了以后，希望再不要发生，要顾大局。你那个小单位的问题再重要，难道能会比中南海更重要吗？能比国防部还更重要吗？”
文革爆发时，陈小鲁正在北京八中读高中，“由于受社会影响较深，满脑子充满了革命激进思想，在学校里比较活跃”。有一天在饭桌上，陈毅郑重其事地和他聊起文革，向他交待三点，“首先，毛主席发动的活动，要积极参加；其次，外交部的事情不让我过问，不要我卷进去。另外，他也表示不会插手我们学校的事情。总之，他要和我划开界限，要我凡事一定要谨慎。”
“不要拿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陈毅的担忧，后来被证实。他的敢说敢做惹恼了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开始设计阴谋，希望通过一切机会抓住这位外交部长的把柄。陈小鲁说，家人首先成了一个重要突破口，他自己就差点被江青等人“钓鱼”。
“卫戍区的领导找到我的一个同学，就说江青交代个任务，让他接近我，跟我深入交朋友。重点是向我散布一些反动言论，看看我有什么反应。另外，再从我这里套一些我父亲的信息。结果，我这个同学没有上他的当。”
1967年1月24日下午，陈毅在周恩来的苦心劝解下，不得不在人民大会堂做检查，成为第一位被“解放”的副总理。然而此时，“四人帮”更猛烈的夺权行动开始了，陈毅再一次按捺不住愤怒。2月16日，中南海怀仁堂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二月抗争”，陈毅、谭震林等老同志向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发难，却被定为“二月逆流”。
当天晚上9时许，他应“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之邀，又在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对20多名归国留学生代表作了长达7个小时的讲话。“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随后，他讲道，“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
最后，陈毅痛心疾首地表示：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
“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8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批判陈毅大会。“我父亲总是临危不惧，还是耐心地尝试去说服红卫兵，还是坚决痛斥极左做法。”有一次，陈毅在一次批斗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特殊的即席演讲，向文革猛烈开火。
“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
不久，红卫兵小报上便刊登了被他们刻意篡改了的演讲，给人一种陈毅完全反对毛泽东的错觉。这种红卫兵小报在全国散播后，立即造成很大影响。“首先是北京的红卫兵组织，跑到外交部非要揪出陈毅，把陈毅'千刀万剐'不可。”陈小鲁说，在这样的情势下，父亲依然吃饭、睡觉，依然主持外交部的日常工作，“似乎这些事情都和他无关”。不过有一次，陈毅忧心忡忡地孩子们说：“这次我是否被打倒，就看毛主席的态度了”。
医生查房时，陈毅吃力地说：“今天是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我早上吃了面条。”陈小鲁说，其实当天并不是26日，但在场所有人听到后，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止谤莫如不言，我相信事情最终会大白于天下”
“二月抗争”之后，陈毅的家人开始受到冲击，其中陈小鲁的处境最为艰难，谣言在全城四起。“有人说我杀了人，有人说我携款潜逃”。1968年4月，西单商场出现爆炸事件，“炸中南海”的传言弥漫于北京城，各种传言指向陈小鲁，把他一下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我为了躲避风头，已经从家搬到学校住了，星期六才回家一趟。”4月的一个晚上，陈小鲁被周恩来叫到自己在西花厅的家里，由他安排到沈阳军区的一个农场去锻炼。“他还给我说了三不原则，即不准对外联系，不准回家，不准拍照片”。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来接陈小鲁。“告别时，母亲哭了，气氛很压抑”。陈毅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沉重地对儿子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你要做好永远不能再回这个家、永远见不到我们的心理准备。”现已满头花白的陈小鲁提起这些伤感的往事，已经平静如常。
陈小鲁不能和家人通信，只能通过报纸了解父亲及家人的情况。但1969年“九大”之后，陈毅的名字再也没见报。“后来才知道，父亲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又卷入了所谓‘二陈(陈毅、陈伯达)合流’，父亲又多了一项罪名‘配合陈伯达煽风点火’。”陈小鲁说，这一波政治风浪对父亲的打击比“二月逆流”要严重得多，几乎是致命的，“以前他也觉得自己犯过错误，觉得不够顾大局。说他‘二月逆流’，他也认，毕竟那些话是他说的；但说‘二陈合流’，就觉得自己很冤枉，怎么也想不通怎么和陈伯达是一伙的了。”
1971年春，陈小鲁与父母失联三年后，终于有机会回家探亲，“老人家相扶着出门迎接”。陈毅详细问了陈小鲁部队上的情况，得知部队在传达九届二中全会时，没有提及“二陈合流”之事，陈毅面露欣慰之色。“因为妹妹入党时，单位要问她对‘二月逆流’怎么看，要批判父亲。”在部队锻炼几年的陈小鲁觉得自己长大了，可他不知道父亲已经多次住院治病，不清楚父亲快走到生命的尽头。
该年夏天，陈毅与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住在同一医院。乔冠华得知陈毅的委屈后，就建议陈毅找毛主席，彻底澄清“九届二中全会”的事实，推翻“二陈合流”这个罪名。陈毅则摇摇头说：“止谤莫如不言。我相信事情最终会大白于天下。”
1971年底，陈毅病重住进301医院。一天清晨，一直陪在陈毅床边的女儿姗姗听到一声微弱的声音：“我要吃面条。”
参考书目：《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陈毅元帅》
历史钩沉
陈毅追悼会为老干部平反带契机
据陈毅的秘书杜易统计，建国后毛泽东只参加过两次追悼会。第一次是1950年，亲自赶赴任弼时追悼会现场，第二次就是1972年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而陈小鲁称，毛泽东是在父亲的追悼会开始前一个来小时才决定要参加的。陈毅的追悼会，原定于1月10日下午3时30分在八宝山举行，领导同志一般会15分钟前来到，“但并没有安排主席参加，也没有想到主席会来”。但周总理提前半个小时赶到，给陈小鲁家人带来一个意外的消息。“他对我母亲说主席要来，见了主席一定要镇静。”
总理刚落话5分钟，毛泽东便走进礼堂。“他披着呢子大衣，里面穿着睡衣。”他先和陈毅的家人走进会客室交谈。“我母亲见到主席，就激动地问‘主席怎么来了’，而主席则沉痛缓慢地说‘我也来怀念陈毅同志，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小鲁回忆说，主席还专门对他们兄妹几个教导几句。
下午3时50分，追悼会正式开始。“在父亲的骨灰盒前，主席连续鞠了三个躬，会场的呜咽声一下子增大了很多。”陈小鲁说，主席鞠完躬后就在后勤人员的搀扶下离开。
陈小鲁告诉记者，后来家人才知道毛泽东是在追悼会前一个多小时才决定要来的。“那天他午觉醒来向警卫员吩咐，调车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说完就往外走，警卫员抓了一件大衣就往外追。”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参加追悼会后，就赶紧跟许多在文革中受冤的老同志联系，让他们快点赶到八宝山。“这是总理的巧妙安排，让这批同志在这个场合和主席见一面。”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显要位置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陈毅的追悼会，并附上了一批老同志的名字，为他们的平反带来了契机。
受访者故事
差点被母亲送人的孩子
1946年7月30日，山东沂蒙山区一派美丽的风光。当天，陈小鲁降生。
母亲张茜在怀有陈小鲁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两个哥哥。“父母，尤其是我母亲一心希望能生个女孩，结果又是个男孩，她很不高兴。”军部负责家属工作的助理员来探望母子，看到小鲁包着被单被放在屋门口，就问:“这孩子怎么放门口啊？”张茜说:“这孩子我不要了，你们谁要谁抱走。”遭助理员数落了一通，张茜才将孩子抱回屋里。
这个差点被母亲送人的孩子，却成了父母更疼爱的孩子。陈毅夫妇对他最经常的称呼是“小羊”———因为他是吃羊奶长大的。“父亲对我们一向非常慈爱。”不过，在7岁的时候，陈小鲁受到了陈毅一次严苛的批评，并差点被扔下楼。
当时，陈毅一家住在上海一所公寓，小鲁有赖床的习惯。一天中午，陈毅回家吃午饭，看到住在三层顶楼的小鲁还没有下楼，就来到小鲁的屋里，把他抱起试图往下扔。“父亲不是装样子，他的举动把我吓哭了，也吓坏了旁边的警卫员。”在警卫员的极力劝阻下，陈毅才气呼呼地走开。
“后来了解到，父亲当时是在外面遇到了不平之事，回到家火气正盛。”陈小鲁说，从此，他再也不敢赖在床上。
1955年，陈毅一家搬到北京后，住在中南海。虽然身为高干子弟，却毫无外在的表现。在他读小学时，履历表上一直只填母亲张茜的名字，父亲一栏空格；从小一直穿两个哥哥穿小的衣服，“在学校有人要找陈小鲁，同学都会说是穿得最破旧那个”。
陈小鲁曾有一段从商经历，退休后仍然有许多社会活动，仍然喜欢热闹。现今，他常常和同学、战友以及生意上的朋友聚会，谈古论今，吟诗作赋，享受安逸的晚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