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阿里
有个遥远的地方，被称作“西藏的西藏”，“世界屋脊的屋脊”。它叫阿里。
这块平均海拔高达4500米的区域，地图的方位很容易确定。找到冈底斯山，再找到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它们圈起来的那块地方，就是阿里了。
但因高寒偏远，很少能有人来到这个地方。对很多人来说，阿里似乎不在这个星球上，或者说，它只是这个星球上的一个传说。
其实，阿里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象雄文明到古格文明，阿里曾一度影响了整个青藏高原以及周边区域，有学者甚至大胆地提出学说，认为阿里地区是亚洲文明的发源地。
可以说，读不懂阿里的历史，就读不懂阿里。
阿里还有着独特的地理风光。在这片高原上，神山冈仁波齐被誉为“万山之祖”，佛教、印度教、苯教、耆那教同时视之为“世界中心”，传说中佛教的须弥山就在这里。神山脚下的圣湖玛旁雍错则被誉为“万水之源”，是众多教徒们心中的“圣湖”。
神山圣湖，宗教圣地，历史文明，这些早已成为阿里的传统骨肉。保留传统，并适应新的时代，这是它更为现实的角色。
今年8月3日是阿里地区和平解放60周年。60年来，现实中的阿里，一直内生着一种生长的力量，虽然身处角落，困境重重，但它不甘于被时代抛弃，它渴望受到外界的重视，受惠于国家的发展，并同步参与这个国家的发展。
这需要改变，以及被改变。
改变的动力来自阿里人的精神——坚毅、豁达、乐观。
这是阿里的生存状态。也是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的一个区域缩影。
阿里在哪里
在空间里，阿里是一个地理名词，偏远神秘。在时间里，阿里是一个文化名词，醇厚沧桑。
阿里到底在哪里？彼时的那里，还是当下的这里？
中国周刊记者 蒋晨明 西藏阿里报道
“到了阿里，就像离开人世，去往鸿蒙初开的别的什么星球。那儿既无历史，也无时间……那种无背景的静，是真静。”
作家马丽华在《西行阿里》一书中，提到一位叫摩萨的诗人。这位诗人在评价阿里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这让无数人好奇，阿里，到底充溢着怎样的神秘？
其实，真正到达阿里，方才知道，这里既有历史，也有时间。只是，那彼时的历史更像是带有谜团的传说，而当下的时间，要么不为人所知，要么被世俗的繁华遮蔽……
彼时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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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贵族去世了。
人们为他厚葬。给他戴上一幅面具，上面雕有精致的图案。
面具是纯金的。
这里不缺金子，河道里就能淘出来。当地人绘制壁画时，镶嵌会用到金丝；写经文时，墨水就是金粉。
墓葬地在藏西札达。这里左依阿伊拉山脉，右靠喜马拉雅。
这个下葬的场景出现在2700年前。那是一个叫做象雄的年代。
象雄，原意为“大鹏鸟的地方”。这只“大鹏鸟”在最强悍的时期，曾经北抵今天的新疆，西至今克什米尔，几乎遍及整个青藏高原。
它至少曾建立过一个浩大的都城，叫穹隆银城。
那是个壮观的城堡。它建在山顶上，建筑随山形起伏，殿堂、祭庙、居所层层叠叠。建筑之间有暗道连接，有的暗道从山下直通到山顶。
这里就像一座古老的城镇，居者众多，人们使用夹砂的红褐陶器，使用磨石、石臼，也使用铁甲。他们甚至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和语言，那就是神秘的象雄文字。
原始的人们有着各种祭祀的习俗，寺院里香火不断。一尊造型奇特的双面青铜神像为人们尊崇。神像上身赤裸，两乳突出，跪坐，一手扶膝，一手向上举持器物，其头部前后两面均有面孔，面容狰狞。
这与一种原始的宗教有关。那就是源于本地的苯教。后来，这个宗教的命运被辛饶弥沃所改变。此人正是象雄的王子。聪明的他使苯教成为融藏医、天文、地理、占卦等一体的系统化宗教——雍仲苯教。
从此，象雄与雍仲苯教，一起成为那个时代以阿里地区为中心的藏区的代名词。
一直到了七世纪，盛唐在内地兴起。631年，象雄向唐朝遣使朝贡。10年后，藏地东部新兴的吐蕃王松赞干布迎娶了唐朝的文成公主。
此时，象雄与吐蕃并存藏区。二者起初的关系，采取了与唐朝同样的处理手法——和亲。松赞干布将王妹赛玛噶嫁与象雄王，象雄之妃则嫁与松赞干布为妻。但这场和亲，既没能“亲”，也没能“和”。
赛玛噶送出的一包绿松石，掀起了双方的连年征战，也彻底抹杀了象雄文明……
当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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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车在河谷中颠簸。位置是阿里嘎尔县门士乡。
河谷水美草丰。当地村民正在将水引向农田，路面上不时积起或大或小的水洼，倒映出鲜艳的蓝天白云和连绵的山脉。
在阿里这样“世界屋脊的屋脊”，也有这样绿油油的农牧场景，让我一下子明白，为什么在几千年前，这里能够雄起一个伟大的象雄文明。
河谷一侧的山沟里，深藏着一个小小的寺院，那是著名的古如甲寺——阿里现存的唯一的苯教寺院。
一位僧人带着骄傲的眼神指了指身后的山坡，“那里就是象雄国王住的地方，穹隆银城！”山坡上有些小的殿宇，甚至还有不少修行的洞窟。彩幡缠绕，转经筒反射着炫目的阳光。
僧人带我来到大殿，指着殿内的三行字符念给我听。他说，第一行就是象雄文字，第二行是对应的发音，第三行是藏文，大意是对这座寺院的赞颂，“藏文的母体就是象雄文字”。现在只有极少数专业研究者才能看懂这种神秘的文字了。
僧人说，寺院在“文革”中被破坏了，大殿也成了羊圈。现在，不仅建筑重新修缮，周边的墓葬等文物也得到陆续发掘。
金面具就出土自邻近札达县的墓葬。2009年被百姓发现。阿里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文物局局长李兴国初次见到金面具即为之“震撼”。
但由于象雄文化的久远以及突然中断，至今，金面具的考古报告没有公布，但令李兴国欣慰的是，经过这几年的文物普查，阿里人终于知道象雄的大致概念了，也就从此知道了“自己是谁”、“阿里从哪里来”。
阿里人愿意将阿里文化与象雄关联起来。不消说，这是极好的旅游资源。
2011年8月，阿里就要迎来第三届象雄文化节。此前于5月份印制的《阿里地区基本情况》册子里，下了这样的定论：“象雄是吐蕃赞普后裔吉德尼玛衮来到此地之前，阿里地区的泛称。”
彼时那里 ●●
讲到吉德尼玛衮，还要回到那包由赛玛噶送出的绿松石。
赛玛噶嫁与象雄王后，受到冷落，便用头巾包了一包绿松石寄给王兄松赞干布。她的意思是，如果王兄能征服象雄，即可头饰绿松石彰显男子汉气概。
松赞干布岂能示弱，于是发兵一举将象雄王击毙，统一了青藏高原。
在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的影响下，松赞干布皈依了佛教，并派16位大臣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到了八世纪，莲花生由印度入藏，佛教得到空前弘扬。
藏区原是雍仲苯教的天下，佛教的扩张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双方激烈矛盾，后来干脆成为吐蕃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工具。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这个一直在弘扬佛教的吐蕃王朝，在公元846年，赞普朗达玛竟然宣布全面禁佛。这既是佛教史上遭受的沉重打击，也是阿里乃至西藏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随后，极端化的事件接连发生：先是有佛教信徒以叩见为名刺死朗达玛；然后王后与王妃各挟幼子和宠臣进行自相残杀；最后吐蕃末代赞普后裔白廓赞也被起义军所杀。
白廓赞之子，即吉德尼玛衮。之后的历史表明，这个人物正是“阿里”概念的真正缔造者。
当时，在吉德尼玛衮的面前，是一片乱世。在老臣的辅佐下，他选择了西行。历史竟是如此的吊诡。其西行求生之处，就是前辈们曾荡平的象雄之地。
靠着他的贵族身份，吉德尼玛衮很快成为当地王族的女婿，并逐渐扩张势力，统一了西部藏区，渐而成为一个颇有势力的王国。
目睹了前辈自相残杀的惨状，待到他的三位儿子长大成人，吉德尼玛衮便进行了分封：大儿子选择了雪山环绕的普兰；二儿子选择了岩石环绕的古格；三儿子选择了湖泊环绕的拉达克。
九世纪中叶以后，有古籍开始称呼此地为“封地”，藏语即“阿里”。
就像一个孩子，阿里终于有了可以上户口的正式姓名。
不过，如果吉德尼玛衮能够长生不老，他一定会为接下来看到一幕幕重演的悲剧而恸哭不已……
当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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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车在湖滩上行驶。位置是阿里日土县班公湖。
最早让我对阿里的湖泊产生兴趣的正是班公湖。它不是阔大的那种，而是狭长、富有变化，像一根绳子，长达150多公里，最宽处才15公里，最窄处仅5米。
实地走一遭，车子绕来绕去，让我明白了1000多年前，吉德尼玛衮的三儿子选择的这块封地为什么称作“湖泊环绕”。
“绕也就是围，所以阿里人都知道有个阿里‘三围’，也就是吉德尼玛衮三个儿子选择的三个地方。”阿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加央次仁说，现在，“三围”是阿里地区的三个旅游重点。按照2010年的统计数据，如此偏远的阿里，全年接待游客已超6万人。
神山冈仁波齐是普兰的最大旅游热点，它被佛教、印度教、苯教等同时视为世界中心，山顶奇特形如金字塔，山坡上还有一巨大冰槽。
当地人讲，这冰槽的形成还与佛苯之争有关。
相传佛苯各有一位大师，一个叫米拉日巴，一个叫那如本穹。在佛苯之争的年代，两位大师斗法，比试谁先到达山顶。比赛日子一到，那如本穹便骑鼓向雪山飞去，此时米拉日巴还在睡大觉。但就在那如本穹快到山顶时，第一缕阳光喷薄而出，米拉日巴乘光线瞬间抵达山巅。那如本穹一看惊呆了，作为坐骑的鼓顺山势一下溜到山脚，砸出一个大冰槽来。从此，佛教香火便发达起来，苯教就只能委曲求全了。
类似的传说，可以从普兰一路听到札达。札达是“三围”中“岩石环绕”的地方，其最“高”境界是古格王朝遗址。登上城堡的最高处坛城殿，遥视远方层层叠叠的喜马拉雅雪山，我只能感叹，古格文明，那是一种怎样的逝去的恢宏？
彼时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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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德尼玛衮三个儿子中，数老二最有能耐。恢宏的古格文明，就是他一手打造的。
时光似乎可以回到象雄时代，那座穹隆银城的盛景得以再现。一切都很相似，城堡、寺院、民宅、宫殿，以及暗道等等。只是它的名字改作了古格，地点换作了札达，还有，它的规模更大，居10万人之多。时间也更长久，从10世纪一直延续到17世纪。
这个时间里，内地已历经多次王朝变更，从唐朝到五代十国，再到宋、元、明、清。
期间，古格吸取了吐蕃朗达玛灭佛的教训，复兴佛教。这就不得不提及11世纪时的一个重要人物——古格国王益西沃。
益西沃继承王位不久，就主动让位于其弟，潜心修佛。为了筹措黄金迎请印度高僧阿底峡前来传教，他亲率士兵攻打西北方的穆斯林国家噶洛，但不幸被俘。噶洛国王见益西沃也是好汉一个，不忍杀掉，便劝其改信伊斯兰教，被益西沃断然拒绝。噶洛国王又说，用等身重量的黄金赎身，亦可免一死。益西沃仍旧不从。
此事传回古格，举国上下筹措赎身黄金。但益西沃说：我已年迈，黄金就用作迎请高僧吧。尔后引颈受戮。阿底峡深受感动，随后来到古格。此时是公元1042年。
从此，古格大地上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佛教复兴。阿里这片封地之国，也一时成为西藏地区的宗教中心。
接下来，几个世纪的繁盛过后，那应当令吉德尼玛衮恸哭的一幕上演了。
由于佛教势力过于强大，引起古格王的担忧。恰在1624年，天主教神父葡萄牙人安德拉德等人来到古格，试图说服古格皈依天主教。此前40年前，利玛窦已先于他在中国广东传教。
靠几个人的嘴皮子，就能让一个具有千年宗教传统的王国改变信仰，这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甚至滑稽不堪。
但史实有时比小说还要戏剧，当时的古格王真的就接受了神父的建议。他的目的很明确，借新兴天主教削弱传统佛教势力。
于是，古格山下有了天主教堂，古格山顶也有了巨大的十字架。于是，佛教寺院的僧侣们暴动起义。再于是，接到僧侣求援的邻国拉达克，趁古格内乱发起进攻。
拉达克与古格同属吉德尼玛衮的后代封地，这下他们又自相残杀了。
时间是1630年。战斗十分激烈。有人说拉达克人使用古格战俘在城下垒起了高台，有人说古格战士在酷夏中要背送大量防御石块，磨烂了背部。总之，战争的残酷让古格王不忍目睹。最后，古格王投降了，也有人说他自杀了。总之，古格，这个一度耀眼的文明，像象雄一样，永远消失了。
历史的相似点如此之多。吐蕃的覆灭，也与古格一样，都以政教矛盾起源，并终于同胞间的杀戮。
在阿里这块高原上，吉德尼玛衮几百年前苦心设计的封地式王国，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历史的嘲弄。
接下来，阿里的命运，将不再完全由自己区域内的力量消长所决定。其实，神父安德拉德的到来，已经暗示了一种结局——随着西方文明的扩张，中国将无法再独善其身，而作为边境之地的阿里，其进程将不可避免地被外界所打扰……
顺便提一句，那个神父，安德拉德，在古格被摧毁之前，见势不妙，已先行逃之。
当下这里 ●●●
采访车在土林里穿行。位置是阿里地区札达县札布让区托林乡。
这是我在阿里期间高原反应最为强烈的半天。“都是阿里通航惹的祸”，阿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加央次仁是个幽默的人，他“幸福”地为我的反应做着总结。他说，去年阿里通航之前，从拉萨坐车到阿里要两天路程，现在只需一个半小时。再往前推几年，不通柏油路的时候，就得五六天，“慢悠悠地从公路晃上来，你就能适应海拔了”。
盘山路上不停的急转弯，让我的头脑晕晕沉沉。更头疼的是，古格，除了古城遗址，我到哪里能够寻到它在现实中的印迹？
前一天的晚上，我就此请教地区文物局局长李兴国。他同样是眉头紧锁，“古格仍旧是个谜！王国可以被攻克，但文明怎么一下子就消失了呢？当年10万人口之众，现在却找不到它的后代，蒸发了不成？”
直到看到札达县的一份统计材料，我才明白10万是个什么概念。去年，这个坐落在原古格区域上的小县，全县人口才7179人。
除了古城遗址，大家公认的能够真切反映那个时代历史的，就是托林寺了。寺院在札达县城边上。当年益西沃献身求佛感动了高僧阿底峡，阿底峡就是在这里向藏区传教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托林寺就是当时藏区的宗教中心。
一位年长的僧侣为我们打开了一间又黑又小的殿堂。殿堂的角落里摆放着镇寺之宝——一只鹿角，“这鹿角有一千年了，是古格一个王妃骑过的鹿”。
殿外的一堵墙上，保留着鲜艳的壁画：天蓝的底色，祥云朵朵，一个贵族装扮的女人身披红衣，安详地骑在鹿身上，那只鹿鹿角突出，眼睛似乎在微笑，显得幸福闲适。
夕阳中，整个札达县城笼罩在金光之中，围绕县城的土林，整个变成了金山。
远处，也就是喜马拉雅的山头，或者可以叫做天边，感觉红云从地上冲了起来，壮观，诡异。让人隐约感知，那里藏着一个又一个秘密。
彼时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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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达克攻克了古格。它的铁骑没有停下脚步，进一步占据了阿里“三围”的大部地区，并有继续东扩意图。
有必要交代的是，此前的13世纪，元朝就统一了中国，而且把阿里地区及前后藏地区纳进自己的版图；到明清时期，该地也都有明确的管辖机构。
拉达克势力的持续扩张是不能被允许的。五世达赖时期，甘丹才旺统率蒙藏骑兵，陆续收复失地，将拉达克驱回了老巢。
甘丹才旺是阿里人眼中的英雄。他原本是出家僧人，为了赶走拉达克，便出山还了俗。最终由于战功显赫，杀人如麻，便于战后在普兰县建了一座贤柏林寺以赎罪。
从1683年开始，拉达克就年年向西藏进贡。之后，拉达克王由驻藏大臣“节制”。
十七世纪末叶，阿里“三围”正式纳入西藏噶尔本地方政府统辖之下，被划分为四宗六本。四宗即四县，包括日土、普兰，札布让和达巴(后合并成札达)。
之后，晚清中国处于西方列强侵扰之下，阿里边境也被迫经历了与克什米尔、道格拉人、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方面的纷争甚至是战争。
到了1949年，新中国宣布成立。第二年8月1日，一支由136人组成的先遣连，从新疆横跨昆仑山，战胜了缺氧、饥饿、荒凉，最终成功抵达藏北阿里高原。这在战略上配合了后来的昌都战役，促进了西藏和平解放。
1951年5月23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署。8月3日，阿里全境解放。1959年3月，达赖叛乱，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4月，阿里地区成立军管会。至此，统治阿里地区长达270余年的噶尔本政府告别历史舞台。
1970年至1979年，阿里地区曾有10年归属新疆管辖。接下来，阿里的轨迹与整个中国实现了同步：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交通改善，教育医疗等生活条件提高……
至此，历史与现实已经咬合在一起。历史就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现实变成字体，就已经成为历史。
当下这里 ●●●●
采访车在牧场里穿行。位置是阿里日土县热帮乡。
阳光给滩涂的牧草增添了很多饱和度，羊群、马群、牛群，都成了生动的点睛之笔。老汉其美平措的新家就在这样的山沟美景里。当天，他刚刚转场到这里，一顶帐篷就是他大半辈子习惯的家。
他今年77岁。健康得很。不是给我倒酥油茶，就是给我递风干肉，一团忙活。
政府出资补贴，让游牧家庭都能住上安居房，但他顾不上住，非要跟着羊群跑。“以前农奴时候，人不平等，现在只要你肯干，就有好日子过”，这是他闲不住的理由。
他全家养了近600只山羊，这是日土县特有的羊。由于紧邻克什米尔，从这种羊身上抓取的羊绒被称作克什米尔羊绒，也就是著名的开司米羊绒。这种羊绒细长，富有弹力和光泽，号称世界之最，被喻为“软黄金”。
近些年，日土县一直引导牧民养殖绒羊，这也成了阿里农牧业的一个符号。在日土县，农牧家庭收入的七成要靠羊绒。
2003年，一个叫冯俊海的人出现在了阿里。本来他在东南亚、非洲做生意，当时日土县的领导找到他，决定利用阿里的优质羊绒搞一个羊绒衫公司。冯接下了这活，也就成了后来金哈达羊绒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如此一来，阿里的羊绒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也使阿里绒羊养殖户多了一种市场依托。
只是后来，为了方便出口等原因，金哈达公司搬到了拉萨。冯俊海说，不管走到哪里，阿里永远是金哈达的老家，我们的根在阿里。
可，阿里的根在哪里？
站在狮泉河畔，不远处就是阿里地委大院，雪水在河道里流淌，阳光映在水中仍那么晃眼。
那些过往都已随河水而逝：久远的象雄，失踪的古格，难以解密的金面具，缥缈的穹隆银城，骄傲的古如甲寺，老态龙钟的托林寺……聪明的象雄王子辛饶弥沃，被刺杀的赞普朗达玛，开启阿里正史的吉德尼玛衮，献身求佛的益西沃，狡猾的神父安德拉德，无奈的古格王，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先遣连……
还有，“惹祸”的阿里昆莎机场，让人眩晕的盘山道，形状怪异的云团，连绵不断的雪峰，冷冰冰的界碑，云一样的牧场羊群，忽隐忽现的神山冈仁波齐，神奇得让人停止呼吸的圣湖玛旁雍错，还有鬼湖拉昂错……
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将他们拼合在一起，他们如此复杂，又如此跨越，就像阿里的天空，似乎伸手可及，可真的伸出手去，又什么也触摸不到。
只有这些天见到的阿里人，还算清晰而生动——
加央次仁，阿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他的孩子去了福建读内地的西藏中学，越来越多阿里的孩子有了更好的读书环境；
李兴国，阿里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文物局局长，正在研究那个又老又难又有意思的课题——象雄、古格到哪里去了；
冯师傅，阿里的一位司机，曾经搬起一块块石头在阿里筑起血汗路，现在他每天心情舒畅地在柏油路上飞驰；
冯俊海，金哈达羊绒的创始人，仍处于创业的兴奋期，他正在筹划如何将产品打进北京市场；
其美平措，日土牧场里的游牧老人，今年的羊绒已全部收完，不过还没有出售，他要等个顶好的价钱……
有人在那里第一次失眠，因为古格的守城人普布曲桑在他本子上写下的第一个词是“天星雨”，第二个词是“呼吸”。
中国周刊记者 林天宏 西藏阿里报道
有偶然来访的游客，把45岁的普布曲桑称为古格王朝“最后的国王”。
这样的外号，放在这个普通的藏族男人身上，倒也颇为贴切。作为古格王朝遗址管理站的站长，在过去整整19年时间里，普布曲桑守护着一座曾经伟大、却早已荒废的山城，并从没有过离开的念头。
这个“国王”的领地，是阿里地区札达县外18公里处一座300多米高的土山。公元10世纪，一个名叫古格的王朝在此兴起，他们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壁画、冶炼、制陶、纺织、木工、缝制、出版、雕塑、石刻等，史称为“古格文化十三发现”，而集古格文明精华于一身的王城，便修建在这座土山之上。
这个辉煌的文明连同它的臣民们，突然消失于公元1630年。邻近的拉达克王朝攻破了这座王城。但令人讶异的是，拉达克人并没有破坏它的建筑、街道、壁画与佛像，它甚至完整地保留着那些灭亡的现场，却没有任何史书提到，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现在，古格王朝的遗址依旧漫布在整座土山之上，如同一个巨大的蜂巢。这是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之地，那些庙宇、宫殿、堡垒、洞窟……在普布曲桑的努力保护下，依稀保存着往日的模样。
许多来访的人，都会好奇地询问普布曲桑，古格人究竟去了哪里？这时，这个孤独的“国王”会指着天边那脉雪山，用结结巴巴的普通话告诉人们：“古格人，很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回来。”
·一·
“嘎—嘎—嘎……”普布曲桑缓缓推开身前那扇刻有精美雕花的沉重木门。这是古格王朝遗址中一座名为红殿的庙宇，下午五点多钟却依旧刺目的阳光，蔓延过下方300余米高的土山，穿透了普布曲桑的身体，照亮了殿内一切幽暗事物。
殿堂约300平方米，四周殿墙连同天花板上，皆是壁画，距今虽已有1000余年，但色彩之鲜艳，仿若昨日所作。壁画主色调为红色，内容多为菩萨、人物、飞天、珍禽、瑞兽、吉祥物、法器等，并与几何图案和各种花纹，组成了多达620余种造型。有专家称：“这些壁画……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古代建筑的装饰图案相媲美……是世界宗教艺术的一大奇迹。”
壁画，便是普布曲桑来到古格王朝，并守护它整整19年的原因所在。
普布曲桑第一次来古格，是在1983年。从普布曲桑家所在的色让地区到札达县，还没有公路与公共交通，两地间距离有250多公里。这个藏族青年带上足够的干粮，路上足足骑了三天多的马。
作为一个唐卡世家的传人，普布曲桑很早就听人说起，在遥远的古格王朝遗址里，有着许多精美的壁画。“我觉得那儿有东西在召唤着我。”他说。
在那个年代，整个国家刚刚从十年“内乱”中喘过气来，这座荒废的王城人迹罕至，并不为人所知。普布曲桑只遇上一个叫旺堆的藏族老人。他是土山脚下一个叫札布让的小村庄的村民，已经在这儿默默地守护了40年，是遗址的第一个“国王”。
那时，整个遗址里只有红殿是开放的。白天，普布曲桑就守在殿里，观赏和临摹着那些精美的壁画，晚上，在微弱的酥油灯光下，他听着旺堆老人给他讲这座王城的故事。
旺堆告诉他，在古格王国即将灭亡时，国王让法师将其爱妃变成一只黑猫，并下了最后一道旨意，谁得到了小黑猫，谁就是古格的主人。而自己年少时在梦里救了那只小黑猫，于是，便成了“古格之王”。
美丽的壁画与宿命般的梦境，从此成为了这个藏族青年脑海里萦绕不去的牵挂，也成为了连接这座王城的历史与现实的具体象征。
1985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组织了考察队，第一次对古格王朝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并在三年后，对其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修缮。普布曲桑又从家中赶来，跟着维修队维修壁画，从那时候起，他便产生了守护古格的念头。
1992年，普布曲桑正式接替了旺堆老人，成为遗址管理站的站长——一份编制外的临时工。而爱讲故事的“老国王”旺堆，于1999年去世。从此，他开始一个人守护着古格，管理这里的一切。
·二·
普布曲桑的腰带上，挂着一个钥匙圈，上面有九把钥匙。每当有游客前来，他便带着人，沿着一条后来修出的土路往上爬，依次打开庙宇的大门。
每推开一扇紧闭的大门，就如同打开了一间通往历史的宝库。这儿到处都是壁画，大片的红和跳动的金，或沉思或喜悦或愤怒的表情，那些尘封的历史，仿佛从墙缝、佛龛、柱子中汹涌而出，几乎让人窒息。
有的殿堂，没有一扇窗户，浸泡在昏暗的蒙昧中，倍感神秘；有的殿堂，会有光柱从天花板上泻下，正好把壁画和佛龛上残破的佛头一同照亮，那个半截已经插进了土堆里的佛头，依稀保留着昔日慈眉善目的庄严模样。
有些时候，普布曲桑会对壁画做简略的介绍，更多的时候，他会默默地在佛像前的铜碗里添上净水，然后站在一边耐心地等游客们闭上惊叹的嘴。他总是最后一个走出大殿，认真地锁上门。看不出厌烦，却也看不出虔诚和热情。
的确，惊叹之后，人们就会离开，这些壁画，依然是属于他的。
十多年来，这些壁画的每一处小细节，他都熟谙在心。有时候没有游客来，他带上足够的干粮和水，依然可以在殿堂里一呆就是一天，还亲手绘制和拍摄了很多壁画的样本。
“我一直在研究佛像的眼神和手势，我想用一生的时间把古格壁画全部临摹下来，使古格文化传承下去。”普布曲桑用他并不流利的普通话说。
作为唐卡世家的传人，他的唐卡画得十分精美，大多融入了古格壁画的风格。他的得意之作——一幅3平米见方的三头六臂观音像，还得过西藏自治区唐卡绘画大赛的三等奖。
在土山下一座平常紧锁着门的土房子里，墙上挂的都是普布曲桑亲手绘制的唐卡。许多游客看到这些唐卡，都会产生购买的念头。但普布曲桑很少会卖，大多数的唐卡，都被他捐给了寺院，来表达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的信念。
当然，普布曲桑并不是不缺钱。最低的时候，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200余元。这些年，国家政策好了，他一个月能有3900元的收入，但这笔钱还要用来照顾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生活，还是有点捉襟见肘。
一个网名叫“梨花香雨”的驴友曾在游记中回忆道，普布曲桑陪着他看完了古格的壁画，突然问道：“你这三脚架多少钱？卖给我吧。”
见他犹豫，普布曲桑又说：“要不拿我画的唐卡换吧？就那幅莲花生大师的。”
于是，驴友仔仔细细地为普布曲桑讲解了三脚架的使用方式，把它交到他手里，普布也仔仔细细地把唐卡卷起，用白色哈达包好递给了他。
在游记末尾，这个驴友感慨道：“……这恐怕是俺得到的最有意义的驴行纪念品了，完全不同于那些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毫无个性所言的东西，它是古格后人用心描摹的古格，是独一无二的古格。”
·三·
这几年，前来古格王朝遗址游玩的驴友越来越多，普布曲桑的名字，也逐渐为人所知。
许多人都在游记里，写到了这个古格“最后的国王”。在一本著名的西藏旅游攻略里，还有人写下了这么一句颇有诗意的话：“有人在那里第一次失眠，因为古格的守城人普布曲桑在他本子上写下的第一个词是‘天星雨’，第二个词是‘呼吸’。”
但浪漫只是存在于文字里的。在整整十九年的守护里，普布曲桑更多的是在艰苦与寂寞中度过，有时候，还伴随着危险。
沿着土路往上，这个国王的“领地”，分为11层，占地约18万平方米。如今，那些原本壮观的庙宇、宫殿、堡垒、洞窟，多是些残破的墙壁。在烈阳之下，这些残迹像要被烧灼成灰烬。手摸上去，土岩就脱落一片，可以想象，古格王城的遗址，还在继续随着风雨，一层层剥落生命。
防止遗址损毁，是管理站的首要任务，也是普布曲桑最为艰难的工作。除了白天的巡视外，夜里11点、凌晨1点、3点、6点，还各要巡逻一次。“一个月一双鞋。”他指着脚下的胶鞋说。
但总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每到阿里的雨季，之前还完整的洞窟，有时在暴雨的冲刷下塌陷；原本鲜艳的壁画，淌满了雨水滴漏的难看痕迹；刚刚固定好的建筑墙壁，会倒塌成一堆泥土。
普布曲桑的“王宫”，是土山脚下一间简陋的木头房子，十几平米大小。天花板和墙壁上四处是小洞眼。但每逢下雨天，普布曲桑都顾不上住处的漏雨，他要第一时间爬上王城，去及时弥补那些有可能出现损毁的地点。
管理站的生活条件很差，只能依靠简陋的太阳能来发电。一台14寸的小彩电，和一台录音机，是这个“国王”家为数不多的电器，也几乎是他获得外部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
大米、蔬菜等一切生活必需品，他都要骑着摩托车，去20公里外的札达县城采购。这儿并没有水源，饮水要到2公里外的山沟里去挑，回来后再用太阳能烧开。
19年的守护工作，也让“国王”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长年的巡视行走和爬坡，这个45岁男人的膝盖和腰部，都患有严重的关节炎。2003年的一个夜晚，普布骑摩托车巡视遗址的时候，遇到碎石翻车，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搅在车轮里，骨折了，接好骨头后，也再不像过去那么灵活。
“是左手，不影响我画画。”他举起两根手指，笑着说。
一直到五年前，普布才娶了当地一个藏族姑娘。一家人都搬到了管理站居住，如今，他的儿子噶玛也已经五岁了。
这个“国王”非常疼爱他的儿子，但白天他要工作一整天，妻子要外出去捡牛粪，噶玛经常被独自放在管理站无人看护，很多时候，只能和他唯一的玩具——一辆小汽车在一起玩耍。
曾有人问普布曲桑：“等噶玛长大后，你希望他像你一样，继续守护这个王国吗？”
“我干不动的时候，他要顶上。”他看了看儿子，“这是我的命，也是他的。”
·四·
但现在，普布曲桑不用再那么担心了。
在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之际，投资5744万元的古格王国遗址保护维修工程，已全面启动。维修工程的负责方透露，此次工程将对古格王国遗址的整体建筑进行维修，同时保护与修复白殿、红殿、大威德殿、度母殿、坛城殿五大殿的殿内壁画，并对遗址的残墙遗迹、洞窟和边坡，进行加固与山体排水治理。
此次参与维修的单位，聚集了国内古建筑维修的精英单位——敦煌艺术研究院，负责壁画的修缮；总装某部，负责岩体的加固与排水治理；以及西藏的一家古建筑维修专业公司，负责对五大殿的土木结构建筑进行修补工作。
7月中旬的这个下午，当我们来到古格王朝遗址时，这个建筑维修公司的工人们，正在白殿的上方进行传统的“打阿嘎”工作。
这是西藏特有的建筑维修方式，一群腰围围裙、蒙着面纱的藏族妇女，迎着大风，手执方形木夯，分成数组，一边用力夯实屋顶的阿嘎土，一边此起彼伏地唱着劳动的歌曲。
我问普布曲桑：“她们在唱什么？”
“这首歌叫《错木当》，已经有1000多年了。说的是一个远嫁的藏族女孩，在渡江后回头喊她的母亲。母亲告诉她，出嫁后要常回来看看。”他说。
我心里一抽，不禁想起了那些不知所踪的古格人。
在管理站旁边，有一间属于普布曲桑自己的神秘小屋。这是他的佛堂，每天清晨和晚上，普布都要进去独自待上一段时间。这天下山后，也不例外。
这天晚上，祷告之后，看得出这个“国王”的心情很好。他拿出一只六弦琴，在满天星光之下，弹琴为我们送行。
这琴声如诵经般低哑肃穆，没有抑扬顿挫，像皎洁的月光洒落下来，又仿佛一种淡淡的怀旧和歌颂。弹着弹着，他跟着琴声唱起来，不知他唱的是什么，只觉得歌声和琴声极缠绵地糅进这寂静的古格之夜，听不出哪是琴哪是歌。
“你说，那些古格人的亡魂，能听到这声音吗？”他幽幽地问道。
(本刊见习记者聂若曦对本文亦有贡献)
以前，神山圣湖只是村民们心中的信仰，如今，还成为了他们通向美好生活的“摇钱树”。
中国周刊记者 林天宏 西藏阿里报道
·一·
除了转山者，很少有人能见到冈仁波齐真正的样子。
这座位于阿里地区普兰县境内、海拔 6656 米的雪山，四壁分布极为鲜明对称，形似圆冠型金字塔。终年积雪的峰顶，时常被白云围绕，传说中，只有真正善良与虔诚的信徒，才能见到它的真容。
这是人们公认的神山，被印度教、藏传佛教、苯教以及古耆那教认定为世界的中心。由南面望去，可见到它著名的标志——由峰顶垂直而下的巨大冰槽与一横向岩层构成的“佛教万字格”。传说中，那是神的居住地。
多少年来，来此转山的世界各地信徒成千上万。这趟朝圣之途，是神圣而光荣、遥远而艰辛的。在只能徒步行走的年月，人们为了到冈仁波齐朝圣，有的要提前半年甚至一年启程，或穿越无人区，或翻越喜马拉雅山。
许多信徒们认为，只要朝拜过冈仁波齐，其他的山就不用朝拜了。围绕冈仁波齐转一圈者，可洗尽一生罪孽；转上十三圈者，可在五百轮回中免受地狱之苦；而转上百圈者，便可以升天成佛。
普兰县巴嘎乡的岗萨村，海拔 4700 米，是离神山最近的村庄，藏民称其为“塔尔钦”。它是所有转山信徒和游客的必经之地。眼下，这个颇为繁荣的村子，村子里散布着数十排整齐划一、砖木结构的藏式民房，随处可见酒店与宾馆的招牌，星罗棋布的小商店，各种肤色的行人游客络绎不绝。只要稍加留意，就能感受到一种活力。
转神山，一般要徒步走 3 天，全程 52 公里山路，需要大量的后勤补给与休息服务设施。如今，作为旅游与转山中转地的岗萨村，已经是整个普兰县村民平均收入最高的村子。由塔尔钦牧民组织的神山牦牛运输队，也是阿里地区脱贫致富的典型。
7 月中旬的一天，岗萨村的村支书尼玛益西多吉刚刚送走一支牦牛队。为了这支 51 人的印度转山香客团队，整个岗萨村出动了35 匹马， 20 名背夫，还有 4 头牦牛。这些服务都是明码标价的，背夫 120 元 / 天，一头牦牛是 150 元 / 天，一匹马是 100 元 / 天。这趟下来，这支牦牛队能赚到34950 元。
这只是尼玛益西多吉接待的无数个转山团队中的一支。仅在今年上半年，牦牛队共提供劳动力 1527 人次、牦牛和马匹3055头次，总收入110万元，参与的村民人均收入 1351 元。
塔尔钦村二组 46 岁的村民古如，祖祖辈辈住在神山脚下，是靠旅游业发家致富的代表人物。四年前花 17万元盖起来的那栋石木结构的两层楼房，至今还算得上村里最好的。
古如是村里最早投身于旅游业的村民， 十多年前就给香客赶牦牛、背行李。古如家有 15 头牦牛， 165只羊，一匹马，都交给亲戚喂养。楼下的房屋出租给外地客商，每年能收房租费 1 万多元。 2004 年，他又买了一辆东风车往返于狮泉河至拉萨间跑运输，妻子负责上山赶牦牛。如今，这个普通藏族村民平均每月的收入四五千元。
“这在以前，是没法想象的。”古如说，“没搞旅游之前，我们连蔬菜都吃不上。”
·二·
在 20 公里外的圣湖玛旁雍错，有着另一个叫雄巴的小村子，它的村民们也正干着同样的事儿。
在蓝天白云之下，冈仁波齐峰会倒映在玛旁雍错湖中。玛旁雍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之一，盛产多种侯鸟和鱼，它还是我国目前实测透明度最大的湖，湖心透明度有14 米，被称为“万水之源”。
玛旁雍错，又称玛法雍错，藏语意为“永恒不败的玉湖”。据说起因是 11 世纪在湖畔进行的一场宗教大战，结果，藏传佛教噶举派大胜外道黑教，“玛旁”就是纪念佛教的胜利，此湖因而得名。唐朝高僧玄奘在其所著《大唐西域记》中对玛旁雍错也有所描写，将这里称为“西天瑶池”，另一部佛教经典中，又将这儿称为“世界江河之母”。
而在古老的印度经典和宗教颂辞中，与神山一样，这个湖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地歌颂着，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圣湖。这里一年四季都吸引着国内外无数虔诚的善男信女和旅游者，他们不远万里，有的花上几年时间一步一磕头地来朝拜。来此地，必先用圣水沐浴身心，再一心一意地转湖。
湖的周长 84 公里，面积达 412 平方公里，最深处达 81.8 米，徒步绕湖一圈需要四天，磕长头的信徒得花近一个月。
除了朝圣者，玛旁雍错也是中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特别是许多外国游客，喜欢在湖畔搭帐篷露营，欣赏圣湖壮丽的日出日落。
雄巴村村民久美， 2007 年开了一家久美旅馆。目前有 25 张床位，是村里床位较多的一户，在久美的旅馆里，游客们能吃到她亲手烹饪的香喷喷的大米饭和羊肉汤，还享受到温暖的炉火和热气腾腾的酥油茶。在旅游旺季，一天的收入就有上千元。
长期以来，雄巴村村民以种植青稞为主要收入来源，过着简单而闭塞的生活。但现在，整个雄巴村的家庭旅馆，床位已达到90 张，不少人还开起了藏式茶馆、商店。预计今年，整个村子依靠提供旅游服务可增加收入 3 万元左右。
在这些高海拔的村庄里，许多像久美这样尝到甜头的村民们，都在竭尽所能地为游客提供各种服务。以前，神山圣湖只是他们心中的信仰，如今，还成为了村民们通向美好生活的“摇钱树”。
“我们要让更多的农牧民吃上‘旅游饭’、吃好‘旅游饭’。”巴嘎乡党委书记达瓦次仁说，“我们要将神山圣湖打造成一张最美丽的‘世界名片’。”
(本刊见习记者聂若曦对本文亦有贡献)
科迦村：边境上的生存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边境，就是科迦村的“山”和“水”。
中国周刊记者 蒋晨明 西藏阿里报道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小和尚，小和尚给老和尚打水喝。
有段时间，每次打水，小和尚都看到路上有个闪光点。老和尚查看后说，这是块神奇的石头，预示着一位护法大师即将到来。
故事发生地在今天的阿里地区普兰县，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处。时间在十世纪左右。
其时，普兰王准备打造一座精美的文殊菩萨像。但由于能力有限，便求助于尼泊尔工匠。塑像如期完工，做好后运回普兰，但刚过了中尼边界，运菩萨的车轮突然坏掉，无法前行。此地正是小和尚发现的闪光之处。
普兰王决定就地建寺院安置菩萨像。寺院取名为科迦寺。普兰人说，藏语发音中，“科”就是车轮，“迦”就是停下的意思。
有了科迦寺，寺边就形成了一个村，叫科迦村。
这个源自边境故事的小村，如今，正依赖它边境的特点成为阿里地区的典型边贸村。
地理
三个小伙子在山道上慢悠悠地走着，边走边用藏语与当地人聊天，不时哈哈大笑。
他们其实是尼泊尔人，刚从普兰县科迦村喝了些白酒，买了点生活用品，正要回到山谷另一侧自己国家的自己的村子里。
他们刚经过一处庭院。那是科迦村斜尔瓦组贡觉的家。
贡觉今年75岁了，老伴名叫仓决，比他大一岁。因为家就在山道旁边，所以，尼泊尔也好，印度人也罢，从家门前进进出出，对他们来说已经十分习惯了。
像他们一样，普兰县城人看到尼泊尔人、印度人，就像看到自己的邻居一样平常。这里距科迦村仅十来分钟的车程。记者刚进普兰县城时，司机师傅就指着路边的人说，这个人是尼泊尔人，“做生意的”，那个人也是尼泊尔的，“应当是来讨饭的”，那个人是印度的，“来朝圣的吧”。
阿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加央次仁介绍说，阿里地区边境线长达1116公里，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目前只有普兰县才开放通商口岸。普兰县边境线长达400多公里，而且是阿里唯一的三国交界县，科迦是其最重要的边境通道。
科迦村全村分三个作业组，其中两个组守着科迦寺，另一个就是贡觉家所在的斜尔瓦组，建在半山坡上。从贡觉家再往前走200米，就是中尼边境的铁索桥了。
如此，斜尔瓦组做边境生意，就有点天时地利人和的意思了。在这里，满眼看到的都是传统而崭新的藏院。贡觉的院落就是其中之一，一楼种着些青菜，二楼则是壁画精致、色彩丰富的会客厅。
这个地道的藏族家庭，热情地邀请记者喝酥油茶、青稞酒，还摆了一排拉萨啤酒供客人享用。这种招待排场，与记者在牧场见到的藏民家明显不同。
从贡觉家望去，铁索桥这边绿意葱葱，一丛丛鲜艳的野玫瑰争相盛开。对岸是光秃秃的荒山，一条羊肠小道清晰可见，从河谷底部蜿蜒着通向山顶。
普兰县委宣传部的田毅说，那羊肠小道在尼泊尔境内，也是通往科迦的唯一通道，相当于尼泊尔的“茶马古道”。目前尼境内交通不便，除了国境边有两个小村子外，多数商品需要通过马匹、骡子或人扛肩挑的传统方式，要走两天路翻越两座大山才可到达科迦村，“一些印度客商交易量大，比较有钱，他们会采取顶级的交通方式——租用私人直升机，直接将货物运到中尼边境线上”。
生意
相比印度和尼泊尔的客商，科迦村的人做起边境生意可就幸福多了。一来他们是“地主”，边贸商店、市场，都在普兰自己家门口；二来交通便利，向外运货全是柏油路，既不必像“茶马古道”那样辛苦奔波，更不必花大价钱租用私人飞机。
“要致富，先修路”。这一点在科迦村得到了验证。因为路好走，日子又好过，村里很多人买了车，既方便生活，又方便生意。今年，贡觉也花9万多块钱，买了辆客货两用的双排汽车。不仅在普兰运货，还把生意做到了樟木口岸。
对于“地主”的感觉，科迦村的人一点也不陌生。村里人说，自从有了科迦寺，到普兰境内来的人就多了起来，自然也就有了以物换物的交易。
早在17世纪初，普兰边境的主要山口、通道就设立了固定的交易点。至今，在普兰老县城山坡上，仍可见到当地著名的“尼泊尔大厦”，实际就是一些简陋房屋的集合，连个屋顶都没有，用的时候就扯上个棚布。附近山崖上还有诸多洞窟，也是当年尼泊尔、印度商人临时居住的地方。
普兰县的人介绍说，到了上世纪90年代，普兰的边境贸易就逐渐规范起来。1992年国务院批准普兰口岸为国家二类开放口岸。十年后，县城里又建起全新的国际边贸市场。去年，国际市场和口岸流动人数已多达近3万人次。
贡觉说，做边境生意，像他这样的家庭一年可以挣两三万元。在场的其他村民听到了，笑了笑，“他这个数字可能保守了”，他们指着窗外另一处院子说，像那家一年挣个七八万元都没问题，光汽车就有4辆，有跑运输的，也有跑旅游的。
贡觉主要是从尼泊尔拉木材，再运到普兰县城。木材以及手工艺品是尼泊尔出口中国的重要产品。在科迦寺边的小商店里，摆着一排尼泊尔木碗，那是喝酥油茶的上等器皿。一个小小的木碗要价150元。记者说贵了，村民说这还是最次的，好的要六七百块呢。
尼泊尔人最喜欢的中国货则是白酒。他们可以批发带回去转售，或者来科迦村喝上一场。文章开头的三个小伙子就是来喝白酒的，村里人都认识，而且一看他们的姿态，就知道当天喝大了。
除了木材外，中国这边经常进口的货物还有红糖、咖啡、布匹等，也有银制品等装饰用具。尼泊尔和印度人常买走的则还有青稞、酥油、食盐、山羊绒等。
为了鼓励双方贸易，双方国家规定，边民在一定范围内可自由出入，可携带的货物价值，每七天不超过1.5万元的话就可以免税。
于是，像贡觉这样的当地藏民，就会经常见到尼泊尔边民像中国村民一样在科迦村游逛、喝酒或做生意。甚至，紧挨中国边境的两个尼泊尔小村，多数日常用品都要从科迦村购买才行。
愿景
贡觉与老伴结婚47年了，边境生意越做越拿手，日子也舒坦得很。贡觉说，西藏没解放前，人们生活很是悲惨，冬天就要被迫到尼泊尔打工，还要给农奴主交钱，解放后分田到户，有了自己的田地，不用到国外打工了，还可以挣外国人的钱。
他在边境的命运，就这样被时代改变了。
普兰县委宣传部的田毅，想的却远不如老两口那么简单。他说，普兰正在打造阿里通往南亚的“桥头堡”，但目前困难还是很多，季节就是一个大问题。由于冬季下雪封路等原因，目前口岸对尼泊尔商人的开放时间为每年5月至11月，对印商的开放更短，为每年7月至10月。而且科迦村边境现在只是一个铁索桥，人和牲畜勉强通行，也不利货物运输。
不过，也有好消息，比如铁索桥的问题，已经有2000万元专款下拨准备建设新的中尼大桥。
铁索桥下就是淙淙的孔雀河。它与狮泉河、象泉河、马泉河，并称“阿里四河”。这条中尼界河流经普兰县城，流经科迦村，也流经科迦寺。科迦寺的文殊菩萨，已默默地关注孔雀河的流变长达千年。
孔雀河边还流传着仙女引超拉姆的故事。相传，她是八大藏戏之一《诺桑王子》中的王妃，由于与王子恩爱有加，引起其他后妃忌妒。上千名后妃们与巫师便用计支开诺桑王子，并趁机向仙女发动进攻，迫使引超拉姆飞向天庭。
今天，孔雀河岸边古宫寺院的山坡上，有处山体呈现开裂状，当地人认为那就是仙女飞天之处。有一种说法是，仙女飞天后，孔雀河的索桥上便布满了美女，她们中有藏族人，也有尼泊尔人、印度人，各自穿着奇装异服，身披多彩沙丽，彩云一般地在桥上飘来飘去……
这，正是贡觉、仓决、田毅们梦想的边境盛景。
从一个放牧点，成长为一座城市，狮泉河镇的经历，是人与自然相处的一部短暂的历史剧，也是阿里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西藏阿里报道
190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攀上狮泉河最初面世的那座山顶，写下“四条泉脉从一块平坦的岩板下发出，合成一条小溪”，将狮泉河作为科学发现公之于世。之前，被藏人称为“新吉·加巴彼”的这条河流，不知已经寂寞地流淌了多少年。
狮泉河是幸运的。它逃脱了大部分高原河流断流乃至干涸消失的宿命，以一种从容不迫的姿态缓缓前进，重要的是，它滋养了一片一望无际的红柳林。
1990年到来的张建森，则无缘见到“茂密的红柳林”，对他来说，那仿佛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风景。他看到的是四面群山包围下，一座小镇独卧在广阔的荒原滩地上，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
“狮泉河几乎是在什么也没有的情况下建起来的，现在可以用‘繁华’形容。”21年过去，在张建森看来，这个最初仅为一个放牧点、偶有牧民驻扎的居民点，已经进入快速前进的轨道。现在，狮泉河镇已成为西藏西部的交通枢纽、经济文化中心和边境贸易中心，常住人口达到2万人。
狮泉河镇的前进，印证了高原城市的宿命：也许要忍受无边无际的寂寥，可同时也要对随时可能来到的繁荣的契机有所准备。
·一·
契机在1965年7月23日阿里地委行署迁到狮泉河那一天到来。
噶尔昆莎原本是阿里分工委和专员公署所在地。可这个现在昆莎机场的所在地，当年一直被燃料缺乏和雨季房屋易倒塌所困扰。因此，地区分工委和专员公署搬迁之事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便开始议论。
搬到哪里去呢？
生长着茂密红柳林的狮泉河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目光：狮泉河七八十公里的滩地上，密密麻麻地生长着西部高原的原始森林——红柳。红柳学名水柏枝，极耐干旱，不嫌贫瘠，因其枝条呈紫红色而得名。
在寻找新址的人们看来，狮泉河周边是一块风水宝地：有红柳林，有水，有面积达400平方公里的大平坝，新藏公路和黑阿公路在这里交汇，唯一的缺憾是没有人。
后经中央批准，阿里地区领导机关就迁移到这片狮泉河畔的红柳林中。狮泉河作为一座城镇的大幕，就此拉开。
地区所在地狮泉河镇最初的“大胆设想”是八百人的规模：迁来四百人，留有四百人的发展空间。全镇当时拥有一口井、一家商店，一间发电房。最大的建筑是拥有650个座位的大礼堂平房。
这所大房子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兼具会议室、电影院甚至是舞厅的功能，成为狮泉河唯一的休闲场所。
张建森回忆起早年看电影的一次经历：买票之后，自己等了很久，工作人员过来说，今晚不放了，加上你才八个人，连电钱也不够。当时一张电影票三毛钱。
电，一度是狮泉河镇的稀缺物。这并非一个缺乏光明的地方。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10点，阳光都会毫不吝啬地照耀着狮泉河。可是黑色一旦来临，寂寞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唯一能够与其对抗的是，似乎只有光明。
当时是柴油发电，每到午夜12点，全镇统一关灯。“试想一下，孤独的狮泉河的四周都是黑暗，到了12点，整个狮泉河也‘咣’地一下子陷入黑暗，只有零星的蜡烛光，透出来，提醒这个城市的存在。”张建森望着窗外明晃晃的阳光，感慨说。
在噶尔县畜牧局工作的张建森第一次下乡时，他的行李中有15本书，下乡45天就全部看完了。再后来，他开始练习书法。“大城市里的人练书法，很多是为了修身养性，在喧嚣中求得安宁，我这里恰恰相反。”说完，他自己笑了起来。
可是说起家信，这个40岁的陕西汉子却抹起了眼泪。他曾经亲眼看到边防官兵把刚收到的家信捧在手里，还没有开封，手就抖了起来，眼泪流出来。张建森最快的一封家信，花了25天才到达父母手里。
每年十一月到次年四月是狮泉河的漫长冬季，邮路中断，书信、报纸通常要中断半年。转过年来冰雪消融，邮局会向大家发布邮路的最新消息：邮车已经从新疆喀什出发，奔赴阿里，开往狮泉河。
50岁的森格居委会书记索南说那是“狮泉河一年中最轰动性的时刻”：等待已久的人们倾巢而出，土墙边，石子路上，望穿秋水般统一盯住西北方向——邮车开进来的方向。
当年，19岁的张建森也是从那个方向进入狮泉河的。在他的记忆中，全镇人迎接邮车的画面依旧清晰，可是另外一幅画面却只能停留在别人的描述之中。
·二·
他来的时候，狮泉河镇上下游差不多八十公里的红柳滩已经被砍伐殆尽。
狮泉河从一个农牧点成为地委行署所在地，红柳林的存在功不可没。可不幸的是，在这个城镇找到常规能源之前，它要为其提供救命的温暖。
狮泉河人曾经尝试过从新疆调运原煤和焦炭，也有人建议用地热，受困于客观条件，纷纷作罢。更甚者，有人拿报纸来烧饭。据说，有人精密计算，一年365天的报纸，正好可以做一顿饭。
这样一来，红柳林几近成为唯一选择。最高能够长到3米的它们，却拥有最长可以达到30米的根部，硬实，耐燃，是上好的燃料。
按照800人设计的城镇，到1974年住房已经很紧张。到1976年之后，大量简陋的临时建筑盖起，成为干部办公栖身之所。到了80年代末，狮泉河镇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城镇规模像气球充气一般扩张。
与此同时，随着红柳林的不断消失，原本脆弱的土壤保持水土的能力更差。冬天的风沙也愈加凶猛。张建森1990年到阿里的第一个冬天，沙子可以和农行的墙齐平，1米8的他站在2米高的沙墙前，一时感到眩晕。
听风吃沙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五六年。进入90年代，阿里地委行署开始高度重视保护生态，在狮泉河盆地实施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工程，进行大规模的红柳林人工种植。仅2003年到2006年，全地区完成植树造林200万株，成片造林到2.3万亩。
现在，在进入狮泉河的路两边，红柳林种植一期和二期工程已经完成。90年代初种植的红柳，有的已经长到了1米半高。“已经十年没有扫沙子了。”张建森说。
每到夜里12点就要停电的黑暗日子也逐渐远去。2006年，总装机容量为6000千瓦的阿里狮泉河水电站建成发电，结束了阿里地区没有常规能源的历史。
“现在是白天晚上都有电，除非电线杆子出了问题。用电炉子做饭、取暖，一度才九毛钱。”50岁的索南笑呵呵地说。
张建森再也不用为被人从电影院里赶出来而苦恼了。今年6月中旬，阿里首家数字电影院已经在狮泉河镇开门营业，拥有105个标准座位，片源由飞机直接从成都运过来，保证阿里能够看到最新上映的影片。
“听说一张票是35块钱。”张建森说自己一定抽个时间去看一场。现在，狮泉河镇影院里热映的是《建党伟业》。
·三·
1991年春节，张建森买了一棵莲花白，花了21块钱。当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是204块钱。即使这样，他也很满足，因为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阿里不产蔬菜，青白相间的莲花白就是顶好的蔬菜了。
莲花白是在狮泉河北岸、桥东北面的铁皮房里买到的。在一段时间里，现在三元工贸宾馆所在一带被称为狮泉河的桥头市场。最开始，这里只有几个大的铁皮房，店家卖土豆、萝卜等耐放食材和日用百货。
慢慢地，桥头市场的人气越来越旺，经商的新疆人、开川菜馆的四川人、从事裁缝的浙江人、做小百货的甘肃人……最有特色的要算来自昌都、甘孜的康巴汉子。张建森回忆说，头上缠着红黑两色头绳的康巴汉子看起来都很彪悍，用的藏刀比本地人要长很多，都是横在腰间。
铁皮房越来越多。浓厚的商业气息开始弥散在这个原本习惯“以物易物”的高原小镇。商店，饭店，宾馆，商场……狮泉河镇仿佛一夜间就把一只脚迈入了城市。
曾经，一位游客在游览完桥头市场和附近的藏族手工艺品一条街以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狮泉河小镇甚至过于繁华，在这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分明就是郭沫若笔下那“天上的街市”！
人口往往成为一座城市发展繁荣的晴雨表，尤其是对于这荒原上的狮泉河。到了1980年，狮泉河镇常住人口已经超过3000人，暂住人口超过2000人。到了1990年，流动人口超过5000人，当年全年达4万人次，竟然接近整个阿里地区总人口数。
当时，张建森任县建筑建材总公司副总经理，他明显感觉自己的工作比原来忙了很多，公司承接的工程越来越多，特别是1999年，公司一年工程额近1亿。“国家一下子投入就加大了，我的工作忙，恰好证明当地基础设施发展快。”正是这一时间段内，狮泉河形成了“四纵四横”的基本城镇格局。
“想想自己刚来的时候，再看看现在，外人也许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在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看来，现在的狮泉河就是一个奇迹。”张建森的脸上有着难以抑制的骄傲。
·四·
现在的张建森患有轻度高原性心脏病，心肌供血不足，“心脏会有突然捏住的感觉”。在狮泉河，他基本上没有出过汗，还患上了痛风，因为蔬菜太少，肉食太多。
他承认自己幻想过：“如果不来这边，在内地，自己会怎么样？”刚到阿里，他甚至饿过一段时间肚子，市场上一碗拌面的价钱是3块，他一个月的工资是198块，怎么算也不够。
他写信给父亲，说，我想回去。曾经援藏的父亲反问他：我们当年在那曲更艰苦的时候都过得去，你现在过不去？从此，张建森再也没有“回去的念头”。
当年搭乘东风车经过七天七夜一起来的32个伙伴中，有两个同龄人已经永远离开了他。“一个是1992年，农牧局的，胰腺炎，用药不准确；一个是2004年，没有及时发现病情，到了拉萨，确诊为肝昏迷，我们从来没有听说的病。”张建森说自己得过几次脑水肿和肺水肿，鬼门关上溜过，幸运的是又溜回来了。
1998年，结婚一年的妻子辞掉西安纺织厂的工作，跟随张建森来到阿里。他早出晚归，还经常下乡，没有办法，张建森把妻子领到其他家属那里，说，你们一起玩吧。妻子最终在阿里学会了打麻将和上网。
“我们援藏的人凑在一起，说来说去，自评就是‘上不能尽孝，下不能尽责’。”张建森说起自己一对青海的夫妻同事，老家在农村，休假回去，他们问孩子，你最想吃什么？他们想在有限的假期里给孩子补充。孩子回答，我想吃方便面。听完，夫妻两人抱头痛哭。
从此，他们改变了一起休假的习惯，丈夫先休三个月，妻子再接着休三个月。“他们要建立和孩子的亲情联系，也要让孩子知道最好吃的东西不是方便面。”
正因为如此，谈到个别人对于援藏干部的评价问题，张建森变得激动起来，“我就想问一句，当你的孩子说最想吃的是方便面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觉？”
狮泉河镇有座爱情山，山顶上是能够俯瞰整个城镇的观景台。一对藏族青年男女正在约会。一位当地人指着观景台上一根柱子，说，“这是阿里孩子心底深处的愿望，也是阿里的希望”。红柱上有黑色字体歪歪扭扭地写着：我一定要考上内地最好的中学，加油！
没有寺庙，没有历史，与多数藏北市镇相比，狮泉河镇的存在和一切风光均由人造，它最需要的是人的力量。这些走出阿里、走出狮泉河的孩子，最终有95%以上会回到他们的家乡，成为这片土地前进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