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读史老张
汉口路，曾经闹中取静，不显山不露水。屈指算来，她竟已存在150多年了。因为上班的缘故，我常喜欢在这条路上闲看风景：车水马龙，如风尘烟云；惟高楼深墙，虽斑驳陆离，却往往过目难忘。汉口路全长不到1500米，一代代名人却在这里留下足迹：从赫德、杜威、罗素、爱因斯坦，到鲁迅、胡适、柔石、阮玲玉、张爱玲……他们，竟串起了百年上海的沧桑历史！
上海租界里，汉口路是最早用中国地名命名的马路之一。 1854年起，英租界当局在苏州河（旧称吴淞江）以南陆续开辟了26条马路 （东西向和南北向干道各13条）。 1862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佗建议租界道路以中国地名取代旧名。 12月，工部局董事会正式通过议案：凡南北向干道，用中国省份名称命名；凡东西向干道，用中国城市名称命名。在东西向马路中，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和广东路（原称广州路）最有名气，它们也各有别号：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和五马路。
五条马路如“五朵金花”，功能各异，性格亦不同：大马路南京路端庄大气，好客热情；二马路九江路小家碧玉，总喜欢躲在大姐的身后；四马路福州路有时性感风骚，有时知书达理，放浪不羁中透着书卷气；五马路广东路八面玲珑，街坊邻居都喜欢，人缘很好。只有三马路汉口路有点低调，深不可测，难以名状，很难用几句话来形容……
时空转换的建筑
汉口路上老建筑众多，许多往事，淹没在建筑群中。尽管前几年城市改造，这里拆了不少老房子，但据我粗略统计，留存下来的有来历的建筑依然有十多幢，这些保护建筑虽沉默不语，但以它们的冷峻和不屑，见证着历史。
站在汉口路外滩，海关钟声悠扬响起，令人不得不对汉口路南侧的海关大楼肃然起敬。这里原为江海北关，曾是中国的门户，清政府的进出口贸易，三分之二来自这里。 1857年建造时，建筑样式竟有点像关帝庙，是早期外滩惟一的中国衙门式建筑。 1853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海关内的200万两白银被劫。英、美、法租界当局趁火打劫，以中国海关无法保护商人利益为由，要求拒绝向中国海关缴税。次年，上海道台吴健彰被迫与之签订《上海海关征税规则》，《规则》规定，于英美法三国中择一人“司税”，从此，中国海关大权旁落。
1863年，清政府聘请英国人赫德担任上海总税务司，在中国衙门推行国际通用制度，并与国际初步接轨。赫德担任总税务司长达48年，是最早获得“中国绿卡”的“客卿”，被清政府授予各项官衔，直到1911年死后还被追封为“太子太保”，后来还有一条为纪念他的功绩而命名的“赫德路”（今常德路）。
1897年，赫德一手主持了海关大楼改建，“关帝庙”改建成了英国教堂式样，在规模上虽不及隔壁的汇丰银行大楼，但设置的钟楼却在外滩独树一帜，声压群楼。洋人模仿伦敦“大本钟”（Big Ben）的名字，把海关大钟称为“大清钟”（Big Ching） 。1927年大楼重建，终于以其晚期古典主义风格，与外滩一带的西式风貌融为一体。当年，仰望海关大楼，华人的感受一定是屈辱与无奈，低沉悠扬的海关钟声，时刻提醒人们不忘中国主权。文革时期，钟声旋律改成《东方红》，后来一度又改为原来旋律。现在，它又回到了《东方红》的旋律。
在汉口路江西中路口，一眼可以看到一幢非同寻常的大楼，这就是建成于1922年11月的工部局大楼（现为市府部分委办局机关所在地）。工部局，原是租界殖民者的行政机构，因类似于中国旧时的“工部”而得名。工部局大楼东到江西路、西到河南路、南达福州路、北依汉口路，设计上遵循的是封闭式的欧洲古堡风格。大楼落成后，曾长期成为上海的行政中心。
1922年11月13日上午，爱因斯坦赴日讲学途经上海，在汇山码头登岸的同时，他获知了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消息。12月31日，爱因斯坦赴日讲学后再次途经上海。次日下午，他在工部局大楼礼堂做了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他的演讲风趣幽默，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轰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刊出了爱因斯坦专号，《申报》等各大报也刊发了消息。
1943年，租界收回，工部局大楼改为汪伪上海市政府大楼。抗战胜利后，大楼被国民政府接收，成为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办公场所。 1946年初，蒋介石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在上海露面，就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一位年轻的《文汇报》记者向蒋发问：“现在全国团结建国，请问主席，张学良将军何时释放？”当时的《大公报》总编辑徐铸成回忆：“我侧目看蒋的脸色立时煞白，怒容满面，后立的戴笠、唐纵等都两目射出凶光。招待会就此收场。”（徐铸成《风雨故人——我采访蒋介石》）同年7月4日，旅美近9年的胡适回到上海。次日下午，胡适在记者们的簇拥下也来到这里，出席上海市长吴国桢举行的欢迎宴会，当记者们请他谈谈在美国近9年的感受时，一直面带微笑的胡适百感交集，“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有人议论道，这“绝不是此前胡适自嘲自怨的‘我将真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所能概括得了的。”（岳南《南渡北归·北归》）
1949年5月，上海解放。28日下午3点，这里举行新旧政权交接仪式。当新任市长陈毅到达二楼，看到宽大的市长办公室，劈头就是一句话：“嘿，吴国桢派头倒不小啊！”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工部局大楼办公到1956年，后迁往汇丰银行大楼。现在我们看到解放初上海人民集会的纪录片，很多镜头取景于此。前几天看电影频道播出的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忽然就看到了这幢大楼的实景。
匆匆走过的名流
汉口路也是名流云集的马路。1933年1月，茅盾在《中学生》杂志上撰文回忆他初到上海时，“因为闷在‘家’里无聊，就时常到北京路、宁波路、汉口路一带观光。”（茅盾《上海》）
工部局大楼的北面，是著名的圣三一堂。这座教堂的来历与一个大名鼎鼎的电话公司老板贝尔有关，据说是贝尔1847年出资建造的，但建成后祸事连连，又遭风暴袭击，1862年拆除重建。圣三一堂因外墙用红砖砌筑，上海人对它记忆深刻，称之为“红礼拜堂” ，它门前的一段路被称为“教堂街”（今江西中路），有人还为它写过一首词：“红墙隐隐云中见，琉璃作栋金为殿。生怕断人肠，鲸钟历乱撞。风吹花片片，绣院盈芳甸。礼拜是今朝，纷然各见招。”解放后，这里成为黄浦区政府的所在地。文革中，教堂尖顶被毁，现在的尖顶是近年来重新修造的。
据记载，鲁迅曾来过这个教堂。1930年初，鲁迅接受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冯雪峰等人的建议，同意列名“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起人。2月13日晚上，鲁迅和郁达夫、田汉等人在圣三一堂秘密出席了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会，“记得该堂的董牧师也参加了。”（郑伯奇《“左联”回忆散记》）鲁迅当天的日记，却只有寥寥十余字：“晚邀柔石往快活林吃面，又赴法教堂。”柔石是鲁迅非常欣赏的青年作家、中共党员，“快活林”是位于附近南京路河南路（今南京东路河南中路）的一家西餐馆，离汉口路圣三一堂几步之遥，“法教堂”指的应该就是圣三一堂。
提起教堂，这条短短的汉口路曾经先后有三座教堂，另外一座在外国坟山（今黄浦体育馆原址）旁，叫圣保罗堂。作家王晓玉至今记得她小时候的印象：“我记得往那灯红酒绿的大马路（南京路）走须经过一个阴森森的外国坟场，夜间从围墙的豁口望进去，只见黑黑的树影和白白的墓碑，让我胆战心惊……”（王晓玉《上海女性·自画像》）后来，圣保罗堂随着外国坟山迁往静安寺而消失。
还有一座教堂，就是汉口路末端近西藏路口的沐恩堂。沐恩堂原名慕尔堂，初建于1859年。 1887年重建时得到美国堪萨斯州教徒慕尔的巨额捐赠，遂名“慕尔堂”。 1930年，教堂再次重建，聘著名设计师邬达克设计。二三十年代，上海建筑进入了邬达克时代，这位匈牙利人几乎参与了当时上海所有标志性建筑的设计，为上海贡献了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和武康大楼等近百幢建筑精品。慕尔堂采用凹凸红砖拼接设计，成为上海教堂中特别时尚的风格，其面貌保留至今。八一三抗战初期，教堂曾收容过大量难民，后被日军占领，一度做过日本宪兵司令部。解放后，这里曾是南京中学的校址。
再回到东边。在外国坟山旁边，与汉口路交叉的就是著名的望平街（今山东中路北段）。望平街北到南京路，南到福州路，短短200米，是中国近代报业的摇篮。 1872年，英人美查在汉口路望平街转角设馆创办《申报》（今汉口路309号）。 20多年后，美商福开森在斜对面（今汉口路274号申大厦原址）开办《新闻报》，与申报馆隔邻相望。1904年，中国人狄楚青创办《时报》于望平街福州路口（今高腾大厦原址），与《申报》《新闻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大报明争暗斗，各有千秋：申报馆里有当年世界最先进的印刷轮转机；新闻报馆四楼屋顶养了三四百只意大利信鸽，用于记者远距离发稿；时报馆大楼是突兀的七级佛塔，佛塔下的风铃，随风响起清脆的声音……
此后几十年，数十家报纸在此安营扎寨，望平街因而跻身世界三大名街（美国金融中心华尔街、英国政治中心唐宁街、中国报业中心望平街）之一。曹聚仁曾这样回忆这里激动人心的场景：“四更向尽，东方未明，街头人影幢幢，都是贩报的人，男女老幼，不下数千人。一到《申》、《新》两报出版，那简直是一股洪流，掠过了望平街，向几条马路流去，此情此景，都在眼前。”（曹聚仁《上海春秋》）
如今，时报馆和新闻报馆已不复存在，唯有申报馆依然伫立在汉口路。申报馆大楼建成于1918年10月，是史量才不惜巨资建造的报业大楼，它不仅引来各国报人的羡慕，也吸引过世界大师的眼光。 1919年4 月，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应邀来华讲学。5月2日下午，杜威在他的学生胡适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申报馆，受到了史量才的欢迎，并在申报馆用了下午茶。杜威在后来给女儿的信中，对这里的中华美食赞不绝口。1920年10月12日，英国哲学家罗素抵达上海，当晚下榻于西藏路一品香旅馆（原址在今来福士广场，近和平影都）。 15日，罗素在旅馆接受《申报》记者的采访，罗素“一手持烟斗，坐安乐椅上，与记者谈话。烟斗中之烟，缕缕而上，罗素博士之思潮，亦如涌而至，所发之议论，均细微精切，为常人所未曾道所不敢道”，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接受采访的次日下午，罗素特地到申报馆参观──我猜，罗素一定是从一品香出发，沿着汉口路由西向东，慢慢踱步到申报馆的。
申报馆西面，就是著名的昼锦里。 40年代，张爱玲曾在这里投稿。据柯灵回忆，1943年，柯灵受聘主编《万象》杂志，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这时，张爱玲出现了。根据柯灵描述，出版《万象》的中央书店，“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查当年地图，昼锦里最早应该是在汉口路近山西路口的地方。柯灵写道，“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而我就在这件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按上海人习惯，石库门住宅的出入口一般设在后门（后门可以直接上二楼而不必横穿天井与客堂间），张爱玲极有可能是从汉口路一侧拐入编辑部的。在柯灵笔下，张爱玲是这样出现的：“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柯灵说，他当时的心情，就是“喜出望外”（柯灵《遥寄张爱玲》）。
深藏悲情的酒店
汉口路往西一段，近广西北路口（东方旅社原址），曾经记录了一群共产党人的悲壮故事。
东方旅社是一家中等规模的西式旅馆，曾是汉口路上又一个著名地标。 1931年1月初，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东方旅社召开。六届四中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召开的，王明在全会上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四中全会召开时，租用了旅社大厅伪装做寿，满堂挂起礼幅，“贺客”一到，就被引入开好的房间里“打麻将”，这样的排场，竟瞒过了外人的耳目（吴贵芳《东方旅社与二十三烈士》）。
会后，部分不满王明路线的党员在东方旅社聚会。据1月16日出席会议的冯乃超回忆，“那是下午，我记得会议的主席是李求实。留下的一个较深的印象是，那间房间里放了几张长板凳，是给开会的人坐的，这和当时比较还算豪华的旅馆的房间很不调和，因此，开头便讨论了如果包探之类来查问，大家如何回答？约定是：几个书店要联合出版一套教科书，在这里商量一下规格。”
（冯乃超《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左翼作家联盟──我的一些回忆》）但是，由于叛徒告密，次日（1月17日），租界巡捕先化装成茶房进入开会的三十一号房间，然后持枪巡捕一齐涌进，将林育南等人逮捕。这次搜捕，共逮捕共产党员36人，先拘押在老闸捕房，然后引渡到国民党市政府的公安总局，再转移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2月7日晚，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23人被秘密枪杀。
在这次被捕枪杀的人员中，李求实、柔石、殷夫、胡也频和冯铿又是左联成员，所以并称为“左联五烈士”。鲁迅闻听他们就义的消息，愤然写下悼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东方旅社事件是发生在汉口路上的最惊心动魄的事件。时隔半个世纪后，夏衍依然对东方旅社的地址（汉口路666号）刻骨铭心，在回忆录《懒寻旧梦录》里，他准确地区别了东方旅社与东方饭店（今市工人文化宫）的不同方位。解放以后，东方旅社曾改名“南湖旅社”。现在，汉口路666号的门牌号码早已不见，旅社也拆了，代之以一幢新楼，名曰：俪晶酒店。
在靠近云南中路的汉口路上，还有一家特别的酒店：朗廷扬子精品酒店，其实，她的出身非常显赫，原是号称“远东第三大饭店”的扬子饭店。扬子饭店建于1934年，被称为与礼查饭店 （今浦江饭店）、中汇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齐名的豪华饭店。
1935年3月7日晚上，阮玲玉应邀到联华影业公司负责人黎民伟家赴宴，“那晚她到得特别早……始终坐在席上，谈笑风生。”席散临别，阮玲玉与黎的夫人和孩子一一吻别。黎民伟记道：“哪知过了八个小时，竟得到她服毒的噩耗。”离开黎宅后，阮又与唐季珊到扬子饭店跳舞，他们回到新闸路住处时，已是3月8日凌晨一点，据说他们是一路争吵着回家的。清晨，阮被发现服安眠药自杀。 3月9日，各报纷纷报道了阮玲玉自杀的消息，《申报》的一篇报道中的小标题为：“前夜尚在，扬子饭店”。
今年1月下旬，我有幸入住朗廷扬子精品酒店，感受了酒店厚重的老上海风格，大堂的明星旗袍和老照片，楼厅播放的黑白电影，客房的中西式家具和顶层晒台，尽显三十年代风情。离开酒店时，我问服务生：“知道这个酒店的故事吗？知道阮玲玉的最后一夜到过这里吗？”服务生一脸茫然。我终于明白，那个曾经尚在的“前夜”，早已远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