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朱金中 文图
引子
民国史家陶菊隐在《北洋史话》中说，杨度既不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也不赞成康、梁的保皇，而是“鼓吹金铁主义，是同盟会与康梁保皇派以外的另一面旗帜”。
何谓金铁？“所谓金者，黄金也，即金钱，即经济，欲以此来求得人民的生活富裕。铁者，即黑铁，即铁炮，即军事，欲以此来求得国家的力量强大”。
杨度的金铁主义，落实到国内，就是立宪。尤其是1904年日俄战争后，立宪优于专制论风靡一时，不仅海外留学生力主立宪，清廷内部，甚至满清贵族呼吁立宪强国的也大有人在。
满清贵族中，载泽、端方等属于开明势力，在国内国际形势日益严峻的局面下，也主张通过立宪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其中载泽最为积极，他不仅和袁世凯私交不错，而且是慈禧的侄女婿，深得信赖。作为立宪的中坚分子，他的话对慈禧很有影响力。
立宪有两条路，共和立宪是没有皇帝，而君主立宪是有皇帝。权衡再三，1905年7月，清廷派镇国公载泽、湖南巡抚端方、兵部侍郎徐世昌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大臣出洋。”
五大臣还没走出国门，就遭到革命党的暗杀，两个大臣受伤。慈禧换了两名大臣，还是五个，继续出洋。
五大臣在国外考察了8个月，先后走访了十几个国家。回国后，他们上疏清廷，要求立宪，其中载泽态度最坚决，要求两宫（慈禧和光绪）立刻宣誓立宪，明定国是，“破釜沉舟，凯切陈奏”。
为了奏请立宪，五大臣特意呈上五份考察报告，以展示考察成果。
比较搞笑的是，这五份报告是由两个朝廷通缉犯——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的。对这五份报告的具体执笔人，目前史学界还有争论，但不少史学家认为，《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两份报告应该出自杨度之手。
五大臣都是科举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官员，对宪政体制没有深入了解，十余国走马观花，连考察带游玩，让他们拿出提纲挈领性的文件，是有难度的。具体五大臣是如何找到杨度的，史学界众说不一，但毫无疑问的是，杨度这个“借壳上市”的招数很成功。
《实行宪政程序》是五份报告中最核心的一份文件，正是以这份文件为蓝本，1906年9月1日，慈禧颁发谕旨，宣布预备立宪。
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很快，杨度的名声不胫而走，参与这场立宪的袁世凯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
【力废科举，袁世凯最大功绩】
对于袁世凯这么一个近代史上身背“窃国大盗”骂名的人该如何评判，我心里很没底儿。
今年3月的一天，河南大学历史系黄俊华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国内袁世凯研究的权威骆宝善先生最近来河大，要不要拜访。
这让我喜不自禁。
骆宝善先生为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一直从事近代史研究，堪称国内袁世凯研究权威，据说骆宝善老先生能一眼辨别出袁氏手迹，其著作《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是袁氏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骆宝善先生目前正在主持国家“七五”社科规划基金资助的“袁世凯研究”项目，由他主编的《袁世凯全集》囊括了所有已发现的袁世凯家书和文牍，将由河大出版社出版，因而最近在开封常住。
约好时间，我坐上郑汴公交，直奔开封，拜访骆先生。
谈及袁世凯，骆先生很严肃地说：“上世纪三十年代，陈伯达的一篇文章，给袁世凯定了一个调子：窃国大盗。这之后，袁世凯的形象那就是非常负面。近十几年，人们对袁世凯又重新进行了反思，肯定他的贡献，但出现一个不好的情况，就是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袁世凯做的事都是对的，甚至有的学者把他捧上了天，这也是不对的。”
成绩要讲够，错误要讲透。这是骆先生对袁世凯评价的定位。
袁世凯最显著的功绩是废除科举，这一点，连彻底否定袁世凯的人也不讳言。
废除科举这件事，戊戌年康有为、梁启超就提过，但没搞成，反而把康、梁给撵到海外去了。
袁世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庚子之变，国事积重难返，国内有志之士要求废除科举的呼声越来越高。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上奏《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要求把科举名额逐步减少，让读书人都到学校去学新学。
这个奏折被朝廷批准后，由于是逐渐递减科举名额，并没有完全废除，很多读书人仍不愿意接受新学。
1905年8月30日，袁世凯拉上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湖南巡抚端方联合上奏，请立刻停止科举。奏折说：“科举之阻碍学堂、妨害人才，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
袁世凯还举出了停止科举后，如何向新学过渡的办法。这一点打消了朝野人士及科举未中者的后顾之忧，得到朝廷上下的基本认可。两天后，上谕“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延续了千年的科举考试，在袁世凯等人的努力下，终于走到了尽头。
【促请宪政，杨袁结成“统一战线”】
由于自身所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般都成不了“人主”，那就退而求其次，找一个明君，成帝王师，以完成人生抱负，杨度就是这么一个典型。
袁世凯会是杨度的“人主”吗？
袁世凯是甲午战争后崛起的官场新贵，深得慈禧、荣禄的信任，又精通权术，和当时的满清贵族首领奕劻私交不错。更主要的是，庚子年后，袁世凯总督直隶，在天津办新学，搞地方自治，建铁路，兴实业，整顿吏治，让直隶面貌为之一新，为他赢得了朝野公认的“变法领袖”的美誉。
尤其是1905年后，袁世凯以其他官员没有的魄力力主废除科举，迎来海内外一片叫好。杨度学贯中西，科举是个什么东西，没人比他更清楚。袁世凯领国内风气之先的正面形象，让杨度很是喜欢。停止科举后，杨度曾撰文予以高度赞扬。
而五大臣考察报告的捉刀，也让杨度进入袁世凯的视野。如何能让远在日本的杨度为自己效力呢？袁世凯很头疼。
机会很快就来了。
1907年10月，杨度接到了伯父辞世的电文，回国奔丧。1908年2月，杨度伯父正式入葬。
居丧期间，杨度也没闲着。早在日本时，杨度和梁启超就搞了一个宪政讲习会，讨论向清政府请愿召开国会事宜。杨度回国后，在1907年12月，联络湘绅谭延闿、罗杰等人，成立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并以湖南全省士民的名义发起上书请愿，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以实行预备立宪。
由杨度发起的两千年来中国第一次立宪请愿运动，立刻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地宪政讲习会和开明士绅纷纷响应，国内大多数报刊都以开国会、立宪相号召。
清末，地方势力逐渐崛起。庚子之变，东南互保，地方士绅对中央政府不满日益高涨，他们以各种方式跃入政治舞台，其中以“立宪”呼声最高。
到1908年初，已是“国会之声，日日响彻于耳膜”。许多立宪团体纷纷发起各省士民签名请愿召开国会，开始络绎不绝地上书政府请开国会。
杨度等人的民间请愿，得到了袁世凯和张之洞的呼应，朝野互动，达成共识。
袁世凯和张之洞为何对杨度的立宪请愿“心有戚戚焉”呢？
很简单，俩人被夺权架空了。
1906年彰德秋操后，袁世凯的个人威望达到了一个顶峰，引起满清贵族的不满。1907年，慈禧下令任命二人为军机大臣，免去二人直隶、湖广总督及北、南洋大臣的职位。
看到自己权力被剥夺，袁世凯改变策略，加快了要求立宪的步伐，希望通过立宪制约满清贵族的权力。1908年4月，袁世凯举荐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随后，清廷下谕旨，杨度以候补四品京堂衔，在宪政编查馆行走，起草宪政文件。
杨度促请立宪，是渴望借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袁世凯促请立宪，则有着通过立宪限制满清贵族权力的私心。无论如何，二人有着共同的政治诉求，这就叫一拍即合。
杨度和袁世凯，一个湖南人，一个河南人，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