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弘
袁世凯是治世能臣？还是狠毒政客？他是改良领袖？还是误国皇帝？我们所知道的是一个真实的袁世凯？还是一个被历史妖魔化的袁世凯？曾几何时，我们习惯用“窃国大盗”、“卖国贼”这样意识形态分明的称谓指称袁世凯。真实的袁世凯，隐藏在历史深处，沉默不语。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两种袁世凯的专著：一本是民国报人陶菊隐“文革十年秘密写作”的《袁世凯真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本是王忠和的《袁世凯全传》（线装书局）。
陶菊隐先生1912年步入新闻界时，正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来史界所称“北洋军阀时期”的开始。陶菊隐先生是这段历史的直接目击者。他与各路军阀和北伐军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有相当密切的交往，对他们作过周密细致的采访，参与过许多重要会议报道。他巧妙周旋于不同派系的军阀、政客间，获得他人难以得到的消息，却又不失独立报人的原则。考虑到1949年以后大陆的政治形势变化，陶菊隐在本书中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和言说态度也就不难理解。况且，他在书中的最后一句话颇耐人寻味：“袁世凯之死，只是死了一个袁世凯，还有不少的袁世凯活在人间。”
相对而言，王忠和先生的论述更为客观。作者1981年去美留学，获博士学位，退休于南开大学，此前著有《民国四公子》《袁克文传》等书。作者注重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发，再现袁世凯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小站练兵、庚子事变、宪政运动、丁未政潮、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交涉《二十一条》、洪宪帝制等诸多事件中的所作所为，着意刻画了每个历史事件的国际、国内背景。让袁世凯身负骂名离世的，主要是他一念之差，恢复帝制；但是，对于袁世凯此前的作为，显然不能因此一笔全部抹杀。
《通往立宪之路》(刘刚、李冬君著，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两位作者强调，“王朝走向没落是晚清史，中国走向民主与科学是近代史”，这是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两分的逻辑线在近代史上的延伸。作者提出“以江山立国体，以个人立自由”的历史价值观，把握了历史脉搏的重大事件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讴歌了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先驱。作者笔锋感情充沛，写到蔡锷为四万万人争人格，出兵讨袁处，让人热血沸腾。作者采取的观点，我们可以反对；作者揭示的事实，确实让人深思。而《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更让人叹息。龚先生早年留学英国，师从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和宪法学大师詹宁斯；1938年，到巴黎大学攻读行政法学；1939年夏，回国受聘“西南联合大学”；1948年夏，到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任教；文革中被发配江西劳动改造。龚先生一生壮志未酬，1996年抱憾离世，时至今日，他的心愿仍是人们共同的目标。
从袁世凯、宋教仁、孙文等人身上，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不同的观念和行为，造就了不同的历史，甚至不同的民族。雪饵在《大国海盗》（山西人民出版社）中揭示的历史，同样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该书揭示，早在西方开启大航海时代、殖民全世界的数百年前，中国人便凭借着领先于世界的造船航海技术、发达的贸易网络与积极的开拓精神，占据了大洋的另一边。中国的海疆，从日本海一直伸展到马六甲乃至印度洋，中国本有机会改变整个世界，改变世界近代史。陈祖义、王直、林道乾、林凤……这一连串的名字，被史书蔑称为贼逆、海贼甚至是倭寇，郑和、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这些人的光辉，毫无例外地以前者为燃料。而西方的海盗们却得到了国家力量的支持，打赢1588年英西海战的德雷克原是一个海盗，正是他奠定了英国的霸业基础。但是，郑和下西洋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