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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评论 徐迅雷
出乎意料的诺捐、出乎意料的兑捐——傅蔚冈四处募集54.5万元，日前已捐赠给了张妙家人。
今年4月22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发布微博，表示每转一次该条微博，他将为张妙女士的孩子捐助1元人民币。药家鑫案受害者张妙，儿子才两岁多。这是爱心与同情心在傅蔚冈身上的交织。他原本估计有个三两万的转发就了不得了，没想到微博的力量这么大，转发呈几何级数上升，很快就飙到三五十万。
爱心无极限，能力有极限。当初没想到设个封顶数字，实属考虑不周。傅蔚冈毕竟不是富豪而是工薪人士，所以他只得再次发布微博，如实相告：“考虑到实力有限，且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朋友关注，为个人生活计，我只能设一个上限，以一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家属申请的民事赔偿额为限，计54万。……请大家原谅。”他知道，以他固有的实力与可知的能力，54万这个数字能够兑现——而今果然兑现了。
这是一个现代个人版的“戒欺”故事。我们都知道胡庆余堂著名的“戒欺”匾，那是近代企业史上的诚信典范。胡庆余堂崇尚戒欺经营，“戒欺”匾系胡雪岩亲笔所写的店训，它告诫属下：“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在当下，在慈善领域，爱心同样需要诚信。多少名人富豪，诺而不捐的？作为一个学者，傅蔚冈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什么叫爱心激情，什么叫言而有信，什么叫一诺千金。
每一个个体的诚信行为，都是很可宝贵的。群体的诚信，建立在个体的诚信之上；没有一个个个体的诚信，也就谈不上社会的诚信。
浙江人傅蔚冈，是在浙江大学读的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他属于知识界诚信戒欺的“现代个人版”。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生存心态”理论来观照，我们不难理解在知识界，在法律研究者的场域中，为何会出现傅蔚冈式的人物及其捐赠行为。在一种良好的惯习中，知识者成为智识者，他们追求诚信公义的生存心态，成了一种优质范例：
其行为和风格，贯穿行动内外，指导施为者的整个行动过程；既具有前后一贯的稳定性、持续性，又随着社会制约性条件的变化而调整；既表达行动者个人的个性和秉性，又渗透着他所属的社会群体的阶层特性；既综合了其历史经验和受教育的效果，从而具有“前历史”的特点，又能够在不同“后时代”的环境中不断实时更替创新……
由此，我非常理解傅蔚冈在信守诺言的大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所做的最佳调整。没有比这个54万元——被害人家属申请民事赔偿额为限度更为科学、合理的数字了；当个人难以承担，则通过友人进行友情援助——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案了。对那种“你打着捐款名义骗转载为自己打广告”的苛责，我很不以为然。
学习傅蔚冈，诚信好榜样——金额可以无力承担，诚信应该有力担承；在爱心慈善的场域中，如今最需要这诚而信的“真不二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