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学界素有“北高南马”之说，“北高”指的是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暄，“南马”即指马克昌。
马克昌坐过21年的冷板凳却乐观豁达，他在“反右”、“文革”中深受迫害，仍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作 “特别辩护”。
他辞去行政职务后反而迎来事业高峰，78岁高龄时完成80余万字的鸿篇巨著《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 》。
从教61年,教书育人、诲人不倦,为我国培养出大量高级法律专业人才,被誉为“马家军”。
□本报记者徐秋颖发自武汉
马克昌的离去，意味着珞珈山下一位法学大家就此陨落，东湖岸边，再无先生散步身影。
先生每晚看完新闻联播，吃完饭，晚上8点出门开始在珞珈山散步，总有很多散步伙伴，浩浩荡荡成为武大一景。
2011年6月22日19时16分，马克昌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5岁。
“他是我国刑法学界的巨星，这颗巨星的陨落，是刑法学界的巨大损失。”在收到好友离世的消息后，并称为“北高 南马”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暄悲痛而惋惜。
网友说他是“中国法律人的精神财富”、“中国的一颗良心”。
他坐过21年的冷板凳却乐观豁达，他在“反右”、“文革”中深受迫害，仍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作“特 别辩护”，他辞去行政职务后反而迎来事业高峰。
他的个人命运总是被时代裹挟前进，正如马先生生前所言，“我们那代人只要坚持下来都是大师。”的确如此，他在 刑法领域位至泰斗。
他育人61载，大多学生如今都官至高位，抑或科研有所成就，日本早稻田大学前校长西原春夫先生称之为“马家军 ”。
晚年，他笔耕不辍，著书立说。他希望他的学生在实务领域官越来越大，却认为自己不适合当官，只适合做学问。
春风得意马蹄疾
1926年，马克昌生于河南省西华县，战争几乎影响到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7岁丧父的马克昌幼年便知人 情冷暖。
1941年，15岁的马克昌以优异成绩考入周口联合中学。1944年，日军进攻中原。周口联中因中原沦陷被迫 停办。为了生计，1945年秋，马克昌到项城县贾岭小学当语文老师。半年后，他又到逍遥镇联中当语文老师。
20岁那年，他边当老师边复习报考大学。上天总是眷顾勤奋的人，很快，马克昌被所报考的三所大学前后录取。
他最终选择南下，“当时感觉前途一片光明”，选择了武汉大学法律系司法组。之所以报考司法组，他曾对记者说， 有两点原因：第一司法组为公费，有一定经济资助，减少个人在校费用；第二包分配，毕业以后可以分到法院工作。
“武大山清水秀，是一个很好的读书的地方。”读书之余，马克昌还参加不少学生运动。
很快，1950年马克昌毕业留校，担任助教。随即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研究生，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师从前苏 联刑法学家贝斯特洛娃教授，专门从事刑法学研究。
起初，俄语成为马克昌听课一大障碍。不过毕业之时，马克昌除俄语成绩为“良”，其余课程全部是“优”。
在这期间，他认准了学术研究方向——刑法学。
毕业回武大后，马克昌颇受重用，课余兼任法律系秘书，当时的系主任是著名的法学家韩德培。
1954年的一天，他接到学校的一项任务——为学校王司机辩护。司机开车轧死了一位骑自行车的人，被羁押在看 守所。
这是马克昌生平第一次担任辩护人。是年，国家建立了律师制度，在刑法学界，当时已经移植了前苏联的刑法学体系 ；但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的依据，除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1951年《惩治反革命条例》、1952年《惩治贪污条例》之 外，当时还是依靠刑事审判经验。
马克昌调查后，认为事故责任不在司机，为其做无罪辩护。法院最终采纳辩护意见。
马克昌这个名字因此在学校传开——“能把轧死了人辩到无罪还不让受任何刑事处分”，马克昌长了个什么嘴巴，轧 死人都无罪。
经此事，他也成了领导眼中的人才，一跃成为“高级知识分子”。1956年评职称时，工资连升三级，由66元提 到100.5元。
第二年的冬天，马克昌应邀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高西江同志一道，参加了我国刑法的起草工作。
数年后，马老回忆说，那段日子工作非常愉快，只能用“春风得意马蹄疾”来形容。
逆境二十载
突然而至的“反右运动”使法律界和法学界劫难重重，政法人员与法律学者中被打成“右派”的比例惊人。有的学校 法律系的老教授几乎“一网打尽”，如钱端升、王铁崖、韩德培等法学家，几乎无一幸免。
考虑到新中国成立都快8年了，审判刑事案件大多还无法可依，审判人员判案随意性很大，马克昌就起草了一个提案 ——希望尽快制定刑法。结果就变成了攻击那时的审判制度。正值风华正茂的马克昌也没能逃脱，当时武大有400多人被打 成“右派”。
1958年5月，他被发配到湖北省蕲春县八里湖农场劳动改造。
在农场整日插秧、拔草的马克昌并没有消沉，还被抽出来修水库。一个教书先生如何懂得修水库，马克昌买了一本修 水利的书，设计、丈量、建闸门，一个水库居然“折腾”出来了。
然而，大女儿马重慧却因他是“右派”久久不能入团，“要我和他划清界限，要写对他的认识，我一直没写，我觉得 父亲不是个坏人。”
一年后，马克昌摘掉“右派”帽子。但是，此时武汉大学法律系并到湖北大学，随后，武汉大学法律系被撤销。
经过1963年的再调整，全国法律院系寥寥无几，并且规定每年招生总数不得超过1500人，政法院校逐渐朝“ 半工半读”方向发展。授课变成大批判式发言，主要批判法学“右派”言论——法学课堂上已经不是法学了，法学教育几近凋 敝。
马克昌没地方可去，又在农场里劳动了一段时间，之后到武汉大学食堂烧火，还曾在学校伙食科做过短期出纳，后到 图书馆做管理员。
马克昌后来回忆说，在那种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允许你辩护，如果你辩护，就是顽抗，根本没有辩护这个词。图书 馆，一呆就是17年。
年逾80之后的他曾跟学生陈家林说，很怀念做“右派”的时候，“那时大家都划清界限，都不来找我，我在图书馆 ，看别人看不到的书，偶尔作诗填词。”
冷板凳的日子让马克昌最为感动的是妻子曹智慧，“在我最倒霉的时候没有离开我。”
名声大噪
马克昌离开专业21年，刑法出台同样历经波折。1950年刑法典开始草拟，1957年“反右”急停时已有第2 2稿，再至1963年时已有第33稿。历经数次政治运动冲击，刑法直至1979年才得以问世。
一部刑法的诞生用了30年的光阴，而马克昌1979年1月错划“右派”得到改正时已年过半百。很多年后，马克 昌还能清楚地记得回到老本行的日子——1979年8月25日。
这天，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将韩德培、马克昌等4人找去，“让我们成立了一个法律系筹备组，韩老师为组长。 给我们3年的筹备期，3年以后法律系开始招生。一天后，他们说明年就可以招生。”
后来，马克昌曾在武汉大学恢复法学教育30周年庆祝大会上，公开感谢刘道玉校长。散步时，他跟学生说，要尊重 历史，当时如果没有刘道玉的话法律系迟早也能建起来，但就不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看这段历史你就知道，早一年和晚一年是 不一样的，不建法律系，韩先生就走了，到北大去了。
1980年，被媒体不厌其烦报道的世纪审判——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武汉大学法律系副主任马 克昌因为“林彪案”主犯吴法宪辩护声名鹊起。
54岁的马克昌正给学生上课时，忽然接到学校办公室转来的急电，令他火速进京，到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报到 ，“其他不详”。
抵达北京后，被接到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这时他才知道，“上面”让他参与对“林彪、江青集团”起诉书的讨论。 一周后他又被指定为吴法宪辩护。
在秦城监狱预审室会见吴法宪时，两个椅子高低差很多，马克昌跟警卫说，这样坐不合适，因为“我们是律师，要跟 他平起平坐，我们不能做这么高。”
特别法庭上，马克昌是对被告人提问最多的律师之一，他找到了为吴法宪减轻罪责的几个关键点，并据理力争，提请 法庭对其从轻判处。
庭审结束后，有人说：“哎呀，他们这还是真辩护。”马克昌说：“我要的就是这样的话。”
马先生说：“法律告诉我们，任何人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我是学法律的，总是希望国家能走上法治的道路。”
最终，吴法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大半年后保外就医至济南齐鲁医院。几年后，吴法宪曾托人找过马克昌， “说有法律问题要找我，我说可以，只要依法都可以。”但后来便无消息。
有一次马克昌到济南开会，想一解疑惑，却听说吴法宪已经老年痴呆。
很多年后，马克昌已经很少再以律师的身份出现，却经常为律师鸣不平。2009年重庆打黑时，赵长青为重庆黑社 会案黎强辩护，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他打电话对其表示支持，然后一声长叹，“当年我们给‘四人帮’做辩护的时候都没有 人骂我们狗头军师，现在30年了，怎么反倒有人骂。”
首例质询案
鲜有人知马克昌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武汉市第八、九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党委有权，政府有钱，人大有手，政协有口。”马克昌曾说起当年人大代表最多的表达方式就是举手表决和鼓掌通 过。
“刚刚结束‘文革’，党委和政府的地位在人们的心目中非常高，谁还敢谈监督政府。”大多数代表通常是听完政府 、法院和检察院工作报告时，连忙说要认真学习，回去以后，向同事们宣传。
1989年的年底，武汉市南航进口汽车修配厂经理卢某找到马克昌，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以涉嫌投机倒把为由，对卢 采取强制措施，关进看守所，而且，没收了5辆大卡车，缴纳了11万元的罚款。卢某请求马克昌委员通过法定程序，还他一 个公正。
“刑警队咋能非法插手经济纠纷？”马克昌问明情况后，随即报请人大常委会对公安局提出意见。
马克昌建议请市工商局查看案卷。市工商局的答复认为，投机倒把根本不成立，即使有此行为，没有构成犯罪，也只 能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行政处分。
武汉市人大内刊《人民意志报》报道：有关申诉材料由市人大转交政府办公厅协调处理后，市公安局责成刑警大队进 行复查。个别领导研究后认为：违法事实没错，不应作罚款处理，应追究刑事责任。
1989年3月，市公安局作出了撤销原处理的决定，并补充了部分证据，提请市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院则认为， 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随即将案卷退给公安局。公安局拖着，对问题不予解决。
于是，1990年1月12日，马克昌等8位委员在武汉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上对此案提出了书面质询 。马克昌认为卢案属公安机关越权办案，应予以纠正。
此后不久，公安局纠正了这起错案，退还了对卢追缴的财物和罚款，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书面答复。
马克昌的学生莫洪宪教授回忆，当年姓罗的公安局局长非常牛气，在压力之下才做了检查。
其后，法学院一楼马克昌的信箱总是几天就满了，他希望媒体不要报道，“人家都把我当包青天了，我只是个普通的 教授。”
10年后，马克昌曾和武汉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宣传处副处长吕友明谈道：“有人说，这起质询案是市人大历史上的 第一件。是否第一件倒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职权，必须正确运用和行使。”
著书立说
武汉大学法学院的进门处，整齐摆放着马克昌生平事迹的三折拉页，一张马先生2003年拍摄的照片，满头银发， 笑容灿烂。
这年，马先生以78岁高龄，完成了后来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的专著《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
特别审判结束以后，马克昌开始和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等一起编写《刑法学》教材，发行量达一百多万册，他曾 开玩笑说：“可惜当年不是版税制，要不我也发财了。”
没有活动的时候，他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就是看书、写作，中午和老伴在楼下的教工食堂打两个菜，或者买点包子。睡 个午觉，继续工作。
已过金婚的老伴抱怨，他一心都放事业上去了，家里的事情都不管。“马老师在屋里写东西，我出去了，门口挂着几 块肉，别人把肉弄跑了，他还不知道。”
后来，他曾主编《犯罪通论》、《刑罚通论》等25部著作。2002级博士生赵慧说他对马先生的印象，“几乎每 一本书都得奖了。”
在患白血病前，马先生身体非常好，80岁体检时，医生说他是80岁的老人，40岁的心脏。
这年，他的学生们提议成立“武汉大学马克昌法学基金会”，起初不愿挂名的马老最终同意，并将自己七十和八十大 寿的礼金、稿费、案件咨询费捐给基金会。
他对新鲜事务也不乏热情，陈家林说：“第一次住院回来，他的女儿给他配了一台电脑，像小孩一样高兴，告诉我他 会搜索了。”
紧接着话锋一转，在网上“好多人骂我的”，因支持法院对邓玉娇案的判决，招致被收买质疑。他对个人褒贬并不太 在乎，而是觉得代人受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司法机关要反思这个问题。”
他曾在散步时和学生陈家林说过自己的规划，打算写两本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和《刑法总论》。“有种时 不我待的感觉，他的节奏太快了，我们算了一下他的著作，平均每天2000字。”
病榻一年
2010年疾病改变了马先生早已习惯的生活。一年住了三次院，7月8日，第三次住院查出白血病。当时北京的专 家预言，照顾得好，也就一年。
当时，家里人和学校开了个会，决定不告诉马老师病情，只说是白细胞低，所以需要住院治疗，并且不住重症监护室 。
白血病极怕感染，医生规定最好不要离开房间，进来探视的人也要戴口罩。一次陈家林来医院看他，桌子上摆着樱桃 ，马老说：“你戴着口罩怎么吃樱桃啊，这样，我戴着口罩，你们吃。”
探视的人很多，教研室老师怕打扰他休息，在他病房门外贴了个条子，“谈话不要超过十分钟”。不过，马老师并不 太讲究这个，“高铭暄老师过来看望时，先生害怕护士赶人就跟护士说，这是北京来的，老朋友了，多聊一会，我现在精神好 。”
住院期间一直陪伴马先生的博士生宫步坦说，马老师能自理的事情，从不让别人做，24小时陪着主要怕他摔跤。
陈家林将一摞A4纸打印稿抽出来，一张张红色字迹的纸片贴在上面，“和高铭暄教授共同主编的《刑法学》要出第 五版，修订涉及马老的几章。这是5月中下旬他给我的，他自己修改，自己剪贴，没有办法相信这是一个快要走的人写的东西 ，改得密密麻麻的，连错别字都校出来了。”
2011年4月12日，马先生在病房中给博士生们上了最后一堂课。起初是电视台需要马老师讲课的一些镜头，说 好不超过10分钟。
“但马先生根本不会刻意为了拍摄而讲课，那天我通知大家带来《比较刑法学》，但马老师说，今天我讲的正好是这 本书上所没有的，然后就开始讲。主要讲国家刑法与市民刑法，讲了半个多小时，没有人打断他。”宫步坦说。
端午节前一天，马先生突发高烧，医生要求他必须进重症监护室，马先生执意不去，因为他两年前在那看过已经昏迷 的韩老师(韩德培)。劝了半天，他上去的时候，跟法学院书记说：“进那个地方就出不来了。”
6月26日，在马先生追悼会上，除在国外的学生，几乎悉数到场，在珞珈山下陪他走最后一程。
每名举报人都由编号代替，隐去身份姓名，由一名检察官单线联系，这一旨在鼓励实名举报和保护举报人的制度在浙 江省试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