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的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为何最终在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闭幕？李公馆会场里突然闯进的密探是 谁？密探闯入后为何又匆忙离去？这是不是给代表转移会场的暗示？
□苏智良
1921年7月30日，盛夏中的上海气温高达37℃。就在这闷热的晚上，一些代表陆续来到法租界望志路的一幢 石库门——李公馆里，他们将参加中共一大的第六次会议，也就是最后的闭幕式。不料会议刚开始不久，就有一个“穿灰布长 衫”的不速之客从弄堂进来直接推开后门，闯入了会场。他借口寻找社联的王主席，张目四探，随即匆忙离去。这个人的闯入 改变了中共一大的会议进程。
中共秘密开会消息泄露
经考证，闯入会场的“陌生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程子卿。后来，多位参加“一大”的代表对密探闯入会场有过 回忆。当天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的共有14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12人(周佛海因腹泻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两人 。
综合各位代表的回忆，可以确定会议场所就在李公馆的楼上。包惠僧对闯入者的服装记得最清楚，闯入的陌生人“穿 着灰色竹布长褂”。他态度很好，几乎所有回忆者都听到他低声说“对不起”。
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此情况，提出中止会议，马上转移。中共一大代表撤离会场后不到15分钟 ，法租界巡捕房就开来两辆警车，派来1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1个法国兵、3个翻译，共9人。他们 包围了李公馆，然后冲进公馆翻箱倒柜，严密搜查，并盘问了留守的李汉俊和陈公博。最后因为没有搜查到有价值的东西，只 好怏怏而去。
法租界的密探怎么会这么快知晓中共开会呢？根据史料披露，世界职业革命家马林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 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获释之后就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他在动身来华后，行踪处于严密监视之中，他途经科伦 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为了不被驱逐，马林迫不得已在6月3日到沪后就向荷兰总领事馆登记，并以《地方经济学家》杂志驻上海记者身份 公开活动。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曾致上海荷兰总领事一信，称马林已乘船到达上海，并化名安得烈森入住南京路东 方饭店。所以，马林到上海后，密探们已把他的行踪查得清清楚楚，并记录在案。
实际上，租界警方当时已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日本警视厅6月底得到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 ”近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日本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不得而知。但是，按照 当时的外交惯例，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通报给了在上海的各国当局。所以说，马林来到李公馆开会时，就已经引起法租界当局 的警觉。
法租界当局还为此立即制定了一个条例，这就是上海报纸报道的《取缔集会条例》。条例规定，自8月1日以后，凡 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不申明集会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处罚。这很可能是已经提 前侦知共产党要开一大会议的相关信息，加强警戒的一个步骤。
探查会场的真实用意
于是，在中共一大会议召开当晚，法租界巡捕房就派程子卿进入李公馆侦查，见机行事。但是，人们是如何知道程子 卿就是闯入会场的那名密探呢？为考证此事、确定密探身份，作家叶永烈先生作出了贡献。
1990年，叶永烈采访了原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畊莘，他是此事的知情者，密探身份的谜底由此被揭开。叶永烈 在《名人历史现场》中回忆道：“很偶然，我的长子有一回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家去。中叔皇听说我在写关于中共一 大的长篇文章，马上就说可找薛畊莘先生聊聊，因为他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
叶永烈于是在1990年8月9日前去拜访薛畊莘。薛是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生在上海，9岁 时到比利时，英语、法语都极为流利。母亲对他说：“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他后来回到上海，在上海的法文日报工作。 1929年，他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翌年，进入巡捕房的社会科工作。
叶永烈追问薛畊莘是否了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薛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程子卿曾在 上世纪30年代末跟薛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首先闯入 李公馆侦查的便是程子卿本人。
后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对薛畊莘进行了口述采访。1991年，叶永烈的《红色的起点》由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首次公开披露程子卿是闯入一大会场的人。
薛畊莘说，虽然在历史记录中，“穿灰色长褂的法国巡捕密探”程子卿打断了共产党事先准备的会议议程，但事实上 ，很可能就是程子卿此次探秘行动挽救了当天参会的共产党员。
在讲述程子卿探秘会场的原因时，薛畊莘引用程子卿的解释说：“1921年6月底，中央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在公共 道路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上例行巡逻时，拦下两个操着一口北方话的形迹可疑的人，在他们身上搜出两颗手雷。带回巡捕房 政治组后，我们对这两人进行审问，最终了解到，北京政府对其许诺，如果能将这两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就给他们 一万大洋。这两个人还透露，有人已将红色政权在7月某日开会的信息出卖给段祺瑞政府。”
程子卿根据这些情况，将此事报告巡捕房刑事组长查扎尔先生，希望能够通知共产党领导人转移中共成立大会召开的 地点。薛畊莘在他的法文版回忆录里说，他甚至认为，是程子卿有意放了共产党人。因为法国巡捕们都很清楚，如果密探程子 卿想抓住那些开会的人，他们一个都逃不掉。但对薛的回忆，目前尚无其他史料能加以证实。
不管怎么说，程子卿的便衣探访，引起了马林、张国焘等人的高度警觉，他们立即休会，中共一大因此转移至嘉兴南 湖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由此躲过一劫。程子卿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闯入中共一大的事情 却使他在历史上出了名。
人生轨迹亦正亦邪
程子卿生于1882年3月3日，江苏镇江人，初中毕业，在当时文化程度算是比较高了。1900年前，程子卿从 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后来程子卿结识了帮会首领黄金荣和丁顺华，“他们三人因气味相投，结拜为青帮 弟兄”，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
黄金荣、丁顺华、程子卿结拜兄弟后，早年曾在郑家木桥一带做坏事。当时，洋泾浜里船只很多，浦东的商人划着船 来此经商，黄金荣等便经常敲诈或抢劫。他们在法租界敲诈后就跑到洋泾浜，逃到英租界。反之，又跑回法租界。后来，法国 人“以毒攻毒”将黄金荣引入巡捕房，果然租界的秩序正常了。
黄金荣于1892年进入巡捕房。有资料表明，1911年经黄金荣介绍，29岁的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 。尽管程子卿不懂法语，但为人机警，办事能力强，官运比黄金荣要好。
辛亥革命前后，黄金荣经人介绍与时居法租界的孙中山相识，并曾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有所援助，程子卿也因此跟随 黄金荣结识了孙中山。程子卿不仅负责保护孙中山的安全，而且他参加了国民党。程子卿背靠黄金荣，又是青帮中人，他“利 用探长的身份，与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国民党各派人物都有联系，更有杨虎、陈群，同为青帮人物，引为好友”。
薛畊莘回忆，与黄金荣关系密切的程子卿，也参与了“四一二”政变。事后经杨虎保举，国民政府颁发程子卿“青天 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各赠他亲书字轴一幅，程子卿把字轴挂在厢房会客室中，以为荣耀。上世纪20年代末，程 子卿与杨景德女士结为连理。夫妇两人皈依天主教，育有两女一子。
在法租界，程子卿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如他参与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 保障同盟的活动并予以保护；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后获释；国民党特务曾在法租界绑架邓演达，被 巡捕房破获后，程子卿曾请宋庆龄转告邓演达：“切戒一人随便外出，最好通知捕房派人保护，以防不测。”
程子卿曾表示，“我现在也是教徒，愿追随真理做人和做事”，他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19 31年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7次收到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程子卿也曾在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 幸未受伤。
请求人民宽恕
笔者手头有一张程子卿警察证的影印件，从中可以解读一些历史信息。程子卿供职于法国领事警察局，即法租界巡捕 房，警号为631号，等级为侦探督察长，编号为501号。发证时间为1943年。就在那一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收回 ”了法租界。
法租界被“收回”后，8月6日程子卿担任了汪伪市政府的督察处处长。1944年4月2日起改为简任三等警监。 8月17日起，他派任伪上海市政府督察处第二督察区主任督察长。当年12月1日，又转第六督察区担任主任督察员，直到 1945年2月12日免职候用。抗战胜利后，据说程子卿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挂职，并没有什么职务和职责。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留在了上海。因历史上的政治问题，程子卿受到了政府的审查，他便给中央领导写信请求宽恕 并向宋庆龄求助。宋庆龄出面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没有被捕。知情者薛畊莘指出：“由于他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解 放后被审查时，幸蒙宋庆龄先生力保，在年老患病期间，才未予关押，也没有被怀疑是帝国主义买通的间谍。”
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终年79岁。解放初期，人们并不知道程子卿就是闯入共 产党成立会场的“不速之客”，否则也许会留下更多的一手资料。至于有推测认为程子卿是为提醒共产党人出逃而有意闯入， 并因此而挽救了共产党，此说至今还无更充分的证据。不过从客观效果上看，密探闯入行动的确帮助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躲过一 劫。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教授
曾辅助孙中山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法学家张耀曾，梦想中的中国是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军备减少、经济充实 有序、政治民主高效、人人安居乐业的大国，这是70年前中国知识阶层的“大国崛起”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