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7月10日消息：据《新闻晨报》报道，直线距离约3000公里，海拔相差近4000米，上海与西藏日喀则地区，却有着浓厚的血缘关系。十多年来，一批又一批来自上海的援藏干部远赴西藏，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下彰显上海精神，为日喀则地区的发展尽心尽力。
第六批上海援藏队，58个人，从去年6月进藏，在日喀则地区以及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五个县，开始了三年的援藏工作。
初到青藏高原，他们呕吐，失眠，头痛，胸闷，甚至住院，被高原反应折磨得几乎无法工作。然而，他们坚持了下来，没有一个退缩。
他们在当地都做了什么？面对艰苦的环境，他们想些什么？近日，晨报记者进藏，探访了这支活跃在雪域高原上的上海援藏队伍。
黄达明：干部要时刻谨记“高压线”
上海市第六批援藏干部、日喀则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黄达明，主要负责整个援藏干部的队伍建设和管理。第六批援藏干部肩负着8亿余元援藏资金的使用，这几乎是前五批援藏资金的总和，在黄达明看来，这更加意味着狠抓干部队伍的重要性。“我们58个人，代表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日喀则地区乃至整个西藏对于上海的印象，我们的一举一动都牵连其中。”
“项目建设老百姓是看在眼里的，而干部队伍建设，老百姓是看在心里的。”每一批援藏干部，都要在西藏工作和生活3年时间，每天都要跟当地的干部群众打交道，黄达明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人在这里丢了上海的脸面。黄达明说，时常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上海的援藏干部管得也太严了，这个不让那个不许，请个假还要层层审批。并且严禁个人驾车，严禁酗酒，严禁私自外出，严禁前往不健康娱乐场所，严禁损害当地民族团结。黄达明说，这些都是每个干部要时刻谨记的“高压线”，谁敢越线谁就滚蛋。
在日喀则地区，除了上海，还有山东、吉林等兄弟省市的援藏干部在一起工作。“大家彼此之间有合作，也有竞争，会暗自比较谁在这里做的更好，做的更多。”黄达明说，上海来的这58个人，来自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各行各业，每个人在岗位上都要独当一面。
王栋梁:给家人的电话报喜不报忧
“远在5000公里以外的老爸，身处海拔4000米高的日喀则时时关注着你和老妈，希望你挺拔而幽雅，健康而自信。”这是日喀则行署副秘书长、上海援藏干部王栋梁在女儿14岁生日之际写给女儿的信。
实际上，到西藏才半年多，王栋梁就患了胃出血。高原对身体的影响出乎了他的意料，原本在上海，王栋梁是一个星期两次游泳，一次健身，胃病根本就没有。但一年来，他体重瘦了12斤，睡眠非常差。王栋梁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在援藏干部之中普遍存在，尤其是睡眠问题，每年的2月底和11月底，由于氧气稀薄，每个人入睡的时间很短，睡眠的质量很差。
援藏1年多，王栋梁心头最牵挂的还是刚刚念初二的女儿。每天他都会给女儿打个电话，或者网络视频聊天。王栋梁的电话和信里总是报喜不报忧。
黄学文：忧心医疗技术普及难
黄学文坐在办公桌前，吸着香烟在沉思。谈及目前的工作状态，他显得很焦虑。“在这里你可以不做事，或许也没人说你什么，但是只要你看到他们就会觉得，你不做不行！”黄学文所指的“他们”，是他担任日喀则地区卫生局副局长一年多来，下乡时看到的那些得不到有效医疗保障的藏族同胞。
黄学文算是上海第六批援藏干部中学历最高的。他本来已经拿到了美国哈佛医学院攻读博士后的邀请函，继续在遗传基因学方面深造，但他放弃了，他来到了雪域高原，当上了日喀则地区卫生局的副局长。
“在下面一些县级医院，总共就20多个医务人员，但拥有行医资质的可能只有一两个。”经过近半年的调研，黄学文发现日喀则地区拥有正规行医资格的医师少得可怜，全区大部分乡村医生，不仅专业知识匮乏，连X光机一类的医疗设备也不会使用。“国家投了很多钱下去，包括上海也在这方面给了很大支持，但下去看看才知道，很多设备甚至连箱子都没打开过。”黄学文沉重地说，相关的培训、教学搞了很多次，但效果并不明显，越往基层相应的普及就越难。
为了能让藏族同胞更多的接受现代医学知识，黄学文把大量时间花在宣传和普及上。在一些偏远山区，很多藏族同胞看病的习惯跟内地百姓有很大区别，不少藏族妇女连生孩子都不愿意到医院去分娩。黄学文下乡调研时了解到的一个案例，更让他深感痛心。“有个藏族老大爷，肋骨断了，引发了血气胸，救护车已经开到了他家门前，可他就是死活不肯去医院，最终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
对于自己的工作能取得多大成效，黄学文心里其实没底，他说援藏一年多来，时间越久越觉得事情太多，更感责任重大。“来之前这些都没想到，以为就是一次正常的岗位调动，只有真正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才能明白我们援藏的意义何在。”
周世杰：援藏经费解决学生上学难
日喀则实验学校是上海定点援建的援藏项目，来自青浦的援藏干部周世杰是该校的校长助理。周世杰告诉记者，来到这里之后，印象最深刻的是藏族学生的刻苦精神，每天放学之后，还能看到操场上、教室里坐着学生在温习功课，这样的画面在上海很少看到。
周世杰告诉记者，目前该校的高中部面向全自治区招生，其中最远的来自阿里地区，来这里光路上就要四五天。为了解决上学难的问题，上海援藏经费专门拨出了对每个学生的补贴，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校服，每个月补贴2000元。目前全校1600名学生里70%是住宿的，从根本上解决了藏族学生上学难的问题。
这份经历是人生宝贵的财富
上海援藏·对话
援藏干部在纪律方面有三条底线：不能开车，坚持安全第一；不能进娱乐场所，坚决维护上海援藏干部的形象；外出一定要请假。时刻提醒大家慎微慎小慎初慎独、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去，不该交的人坚决不交，不该干的事情坚决不干。
作为第六批58名援藏干部的总领队、西藏日喀则地委副书记闵卫星是其中年龄最大的。“我没想到会进藏，之前没思想准备。但既然组织上安排了，就当是对个人的一次历练吧。”至今仍被失眠折磨的闵卫星并未多谈自己在高原上的痛苦，在他看来，三年能做出什么成果显然更重要。
记者：上海第六批援藏工作将突出哪些重点和特色？
闵卫星：在日喀则地区的18个县中，上海对口援藏5个县，分别是江孜、亚东、拉孜、定日、萨迦。江孜是日喀则地区东部中心，是上海对口援藏的重点。我们将加强对这座英雄城的建设，发挥其产粮大县的优势，着重打造出日喀则第三大城市。亚东与锡金、不丹接壤，我们要将其打造成中国西南最美的小镇之一，大力发展当地与上海的旅游对接，同时发展当地的木耳、贝母、亚东鱼等资源。拉孜是日喀则地区的西部中心，是318、219国道必经之处，将来西藏到新疆的铁路也要经过此地，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将着重发展物流业。萨迦自然条件恶劣，需要花大力气，投资五六千万元解决当地人们的喝水问题。定日定位是高原生态城，由于珠峰的影响，游人众多，需要对环境大力整治，加强绿化。
记者：这批援藏队伍与以往几批相比有何不同？
闵卫星：这批援藏干部人数最多、带来的援藏资金也最多，资金量几乎达到了前五批援藏资金的总和。经过反复调研，我们确定了以民生为重点，推进新农村、新县城建设。如何用好上海老百姓的每一分钱，我们一直在提醒自己。首先项目在以民生为重点的前提下，符合高原特点，做到高质量，可持续。其次，从制度上规范好每一个项目建设，严格招投标制度、项目合同制度、工程监理制度。
记者：通过这样的工作推进，上海援藏工作将达到什么目标？
闵卫星：经过三年努力，五个县的城镇功能、管理水平将大幅上升，并对当地经济、人们的生活水平产生直接带动作用，使上海对口援助的五个县走在日喀则地区18个县市前列。
记者：援藏队伍的三年一换，会不会影响到相关项目的建设？
闵卫星：我们必须在三年内完成相关计划任务。
记者：援藏干部在纪律方面的要求是什么？
闵卫星：三条底线：不能开车，坚持安全第一；不能进娱乐场所，坚决维护上海援藏干部的形象；外出一定要请假。时刻提醒大家慎微慎小慎初慎独、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去，不该交的人坚决不交，不该干的事情坚决不干。我要确保把58个人安全、健康、形象良好地带回家。
记者：我们注意到，第六批上海援藏队曾开展过“援藏为什么、在藏干什么、离藏留什么”的主题活动，你怎么回答这三个问题？
闵卫星：援藏为什么？除了奉献，还可以让我经历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这个经历是人生宝贵的财富。在藏干什么？带着这58个人，把援藏工作做好，在能力上得到一个飞跃。离藏留什么？留下好项目，让其发挥作用；同时，在当地老百姓中留下援藏干部的好口碑。
一个县委书记的坚持
在上海对口援藏的日喀则地区五个县中，和其他平均海拔4000多米以上的县城相比，素有“西藏小江南”美誉的亚东县算是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府驻地下司马镇海拔2800多米，这里山木葱茏，水声潺潺，能分到这个县开展援藏工作，是很让人羡慕的。
不过，对于亚东县县委书记纪晓鹏，援藏干部们更多的却是钦佩。纪晓鹏是唯一一个连续两届援藏的干部。
“我来西藏时，小孩刚入学，等我回去后，他该上初中了。”曾在上海普陀区信访办工作的纪晓鹏最愧疚的是孩子，“孩子这个年龄段很需要父亲的陪伴，只要我休假回去，分分秒秒只想和他在一起，他也最粘我。”他最感激的是爱人，“六年时间，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她一个女人身上，我知道她很难很难……”
为什么会这样选择？“那种真正做成一件事并让人们得到好处的喜悦，让我觉得实现了个人价值。”
参加第五批援藏工作时，纪晓鹏担任的是萨迦县县委书记，那是一个自然条件相当恶劣的地区，平均海拔在4400米以上，因拥有古老的萨迦寺而闻名。在那里，纪晓鹏经受了人生最大的考验。
虽然亚东的工作环境算是五个县中较好的，但让纪晓鹏难过的是，一批6名援藏干部，全部血压高，骨密度疏松，痛风。“不过这和定日、萨迦等地相比，那里的援藏干部更艰难。”
亚东当地丰富的虫草资源成为当地人的重要经济来源，为采集虫草常会发生摩擦。藏族百姓带刀，冲动起来，严重的流血事件将难以避免。一次，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四五百人对峙，一触即发。纪晓鹏带着几个干部奔赴现场，时间紧急，干部们都没带什么厚衣服。人们一看县委书记来了，稍稍平静下来。经过三四个小时的耐心劝说与调解，人们被说服后逐渐散去。
“我觉得老百姓认我，我能和他们讲得上话。”纪晓鹏很自信。而这个自信，是靠他带领几名援藏干部，长期深入接近藏族百姓，把本该买辆好车跑工作的钱用来买消防车、挖掘机，带领藏族百姓发展木耳、亚东鱼等产业项目，为亚东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
“中印贸易若走亚东，可节省1200多公里的海路，亚东边贸将有很大的经济增长。”纪晓鹏继续着他的梦想。
一个中学副校长的梦想
王长林也有梦想，“我很向往西藏的人文自然景观，也想给自己的人生增加些经历和挑战。”组织上经过考察后，这位上海宜川中学的政教主任，在学校同事的一片赞叹声中，成了亚东县中学的副校长。
王长林首先解决的是学校的厕所问题。亚东虽然有山有水，但要把旱厕所改造成水冲式却不容易。“孩子们必须有一个洁净的环境！”接下来，是建立信息化多媒体教学设施，筹备图书馆。
不过，王长林开始并不顺。看上去身体最结实的人，高原反应却最强烈，他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去适应各种症状。刚到亚东一个月，被高原反应折磨得有些迟钝的他，有一次因天黑不熟地形一脚踩空，竟摔成了胫骨骨折。为不影响工作，他没有离开亚东，而是在当地简单做了治疗，至今他的腿部还留有打入的钢钉。
为了适应当地的环境，王长林主动学习藏语，这样既方便与当地人加强交流，也增进了感情；他到学校老师家走访，掌握他们的情况，看他们有什么实际困难；他还与上海方面加强联系，准备让几位上海老师暑假期间到亚东来与学校老师互动。
“王校长很好，喜欢跟我们交谈。”央金老师给我们冲着酥油茶。她的女儿卓玛曲宗这两天在家等高考结果。“以前我们只听说过援藏干部，没想到现在就在我们身边。”单纯的卓玛希望能去重庆念大学，“我就想去外面看看。”这样的想法得到了王长林的赞许。
王长林的同事洛桑校长、达瓦老师都和上海很有感情，他们的孩子都在上海共康中学就读。“看，来这儿遇到他们，还真的很有缘。”王长林很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