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民工潮汹涌很多人沦为盲流，每年一度的“春运潮”更让人头疼
◎样本意义
珠三角·民工潮
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为农民向城市流动创造了体制条件和就业条件。经过了1978年—1984年农民工萌芽和乡镇企业蓬勃后，由于改革的深入不断打破原有的城乡壁垒，“民工潮”终于在1990年代在中国大地出现，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一年一度的“春运潮”。
民工潮实际上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问题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的集中释放。本期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具有典型意义的珠三角，投向在这里经历苦难和涅槃的中国农民工。
□南方日报记者 赵洪杰
实习生 刘琰琰 发自深圳、广州
1989年，20岁的江西吉安人陈憨实绕道湖南，搭乘南下的京广线火车，没有出过远门的他第一次见到如此大阵仗——— 农民工塞满了所有车厢，他怀抱着两个大袋子被挤在车门口，直到火车停靠在广州东站，他蹲了整整一夜——— 珠三角城市的中心广州出现了百万民工潮。
来到广州后，陈憨实发现操普通话的人还不占多数，经常受歧视，比如买东西时总要比本地人贵几毛钱。农民工的工作也非常难找，很多老乡必须向招工者行贿几十、上百块才有可能进入工厂打工。
人多厂少工作好难找张全收听到最多的是他们唉声叹气，因为工作实在难找。人多、工厂少，供给大过需求
198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河南上蔡县的农民工张全收跟朋友跑长途，来到特区深圳。这个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让他大开眼界，深圳的街头开始出现高楼大厦，街道上车水马龙。
当时，随着对外开放和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外资企业大量进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提出了新需求。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壁垒被突破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跨地区流动方兴未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适时调整政策，开始逐步放松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
据统计，1989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骤增到3000万人。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情况下，开创了“离土又离乡”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新模式。
这一年的元宵节之夜，外省农民工已经塞满了广州火车站广场。先行一步的广东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为北方解放出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成为盛行一时的口号。
但是接下来四年的风云变幻，让中国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云。经过1984年—1988年第一轮改革小高潮，中国的经济面临着所未有的困难。
此后，中国经济开始几年的治理整顿。国内、国际政治形势也是急转直下。1992年初，邓小平采取行动，视察了鄂、粤、沪、苏四省，继《深圳特区报》首推报道后，同年3月全中国的报纸铺天盖地，大幅照片以及大块文章标题全都是“满眼春”。最终，1992年的十四大扫除了前几年的阴霾：市场经济正式写入了中央文件，经济建设重回工作重心。
这个时期的南方，张全收和陈憨实都还没有出头。
1993年，中国第二轮经济开始勃发，张全收怀揣着梦想第二次来到深圳，他在火车站附近租房开了一家烩面馆。餐馆里，常常有一些河南老乡来吃饭。闲谈之中，张全收听到最多的是唉声叹气，因为工作实在难找。人多、工厂少，供给大过需求，所以必须向招工者行贿才能顺利进厂。
正因为如此，他的餐馆大多数时候是亏本经营，因为很多老乡赊账，有的吃完就一溜烟跑掉了，更有甚者一气之下把饭馆砸烂。而在广州一所学校当保卫的陈憨实经常被梅花派出所抽调出去“抓盲流”，他看到福今路上满地都是留宿街头的农民工，大部分没有找到工作。
但很快，经济高速发展的浪潮将他们席卷，珠三角成为农民工潮涌时期最重要的输入地。
一小时工资1.8元，工作还是不能丢回家过年的人，刚刚过了初一就想着回深圳，因为不愿丢掉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
1997年深圳经济发展已经如火如荼时，而妻子治病花光了张全收所有的积蓄。在上海扛了两月钢筋的张全收，决定第三次南下深圳，寻找机遇。
在车站当临时工的张全收，看到打工者到深圳乘车十分困难，他便有意观察个中缘由，看到外来的汽车随意停放，到处设站漫天要价，从而造成了当地交通秩序混乱，于是他找到平湖汽车站的站长，建议整顿秩序，对外来车辆实行统一管理。最终他说服了站长将秩序整顿得有条不紊，从此他便当上了平湖汽车站的“客运总经理”。
手中掌握车站的资源，张全收的住处成了河南农民工的集散地，看到老乡们一头雾水地扎进陌生的城市，他总是热心地张罗，帮他们找工作。但并不是每个老乡都那么顺利，“实在是人太多了，到了夜里路上根本挤不动。”1999年，有了一些经济基础的张全收，开始向实业进军，开办了深圳全顺玩具加工厂。
当时一个农民工一小时的工资是1.8元，即便如此，一年下来一个农民工的收入也赶得上老家10亩麦子地的全部收入。由于深圳“三来一补”企业用人季节性强，大批农民工每天都在担忧，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炒掉。而春节返家的人，刚刚过了初一就想着回到深圳，因为不愿丢掉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
2001年的一天，张全收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说自己的厂子赶工，时间太紧张了，问张全收能不能把工人借给他用。这次合作很顺利，张全收思来想去，觉得这样做，对自己和跟着自己干的农民工都比较有保障。
于是，张全收四处奔波，联系需要招工的厂子。这一联系，他发现当时的深圳还有不少工厂愿意通过这种“租工人”的方式用工。爱动脑筋的张全收又有了新点子。后面的故事便广为人知了，张全收成为了“农民工总司令”，连中央领导都知晓了大名鼎鼎的全顺人力资源公司，手下有一两万农民工，而他的身价早就超过了千万。
曾被深圳的建设速度惊呆了的张全收，当时根本想不到，自己只是随着迁徙大军落脚深圳的一个普通清贫的农民工，竟然引领出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工租赁公司。
盲流汹涌，一年一度“家朝圣”1990年代，中国农民工的潮涌，让春运成为每年世界上最大的人类迁徙活动
1997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几千万的农民工更多地选择铁路南下，从此“火车站”和“年关”成了与农民工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两个词汇。
已经转到一家报社当保卫的陈憨实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在他的镜头里总是出现关于农民工的故事。1999年，广州中山大学对面的瑞保村一带的窝棚和鱼塘迅速消失，随之兴起了众多的制衣厂，城中村在广州几乎一夜间长在了很多角落中。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以及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城市就业矛盾加剧，一些城市政府采取了各种限制性措施，使许多农民工出现短期回流。
从1990年代初开始，广东限制企业用工的节后一个月招工“六不准”等政策也相继出台，以减少春运的压力。到了1995年，公安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盲流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指出流动人口中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正当工作或经济收入的人员，即“盲目外出找工作或流浪乞讨人员”。
陈憨实和张全收发现，几乎每天都有很多“盲流”被抓进派出所。张全收的弟弟往来于河南和深圳输送农民工，也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扣，“我花了300块钱才把他赎出来”。转为摄影记者的陈憨实更是见证了广州火车站的混乱。“毒品泛滥，扒手横行，乌烟瘴气。”陈憨实说，“每天都有几千人在干坏事。”
因为流动人口实在太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增加，很多农民工刚到广州便被偷得精光，甚至被引诱吸毒，慢慢开始学会偷窃，导致恶性循环。
但最能说明农民工潮涌的还是一年一度的“家朝圣”。2000年春节后，火车经过江西停在陈憨实身边时，所有车厢都像是装满沙丁鱼的罐头。他回忆说，火车乘务员不再打开车门，无奈之下的农民工打碎了玻璃窗户，车站调来大批军人，将他们一个个塞进车厢，到达广州时他的一双鞋不见了。
1990年代，中国农民工的潮涌，让春运成为每年世界上最大的人类迁徙活动。有很多年的年关，张全收都会俯视着让他发家的平湖汽车站，悲壮地落泪。“春运时，整个车站陷于混乱，那么多外出打工的，有的小孩在这里住几天，没有路费回家。有的车拉不满又没法走，饿得很难过，有的小女孩人家拿10块钱就跑出去跟人家睡一觉，多可怜，你说这多可怜，可就是没办法。”张全收说。
2006年后，他的企业做大了，发誓不再让他的员工遭遇这种痛苦。所以他春节前就像打仗一样，目的是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替他派遣到珠三角各厂的农民工追讨欠款，二是自己包车直接把1万多名农民工安全送回河南老家。
“我们老板组织车队回去，包车。个个都送到家里。他就怕员工有的买不到票坐不到车，上当受骗，所以他要把每个人安排到家。”全顺公司的副总经理赵伟说，有了这一年一次的“家朝圣”，农民工才不是背井离乡无处安身立命的流亡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憨实为化名)
参考资料
《中国统计年鉴》、凌文军《沉浮——— 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张全收从农民工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