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军委二局在长征中的作用，毛泽东曾说过：二局是“走夜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在此后一年的万里征战中，红军一直被追击、围堵，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地下党也无法及时与之联络。在这样的情况下，军委二局几乎是唯一的情报来源，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们仅从有关长征中几个问题的解答中，就可以找到答案和证明。
中央红军突围的日期为何提前了近一个月？
按原计划，红军突围转移的日期应为1934年10月底，或11月初，而实际上提前了近一个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二局的侦察工作非常出色，及时向中央报告：国民党军将提前发动大规模进攻。共产国际驻江西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说：
“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情报)，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约一个月。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中，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作出相应的修改。”
中央为何能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1月5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根据二局的综合敌情报告，向各军团作了通报。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进入遵义城。随后，在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为何能够如此？这与二局破译敌方电报有关。
红军迅速占领遵义，把尾追的国民党军远远地甩在了乌江以南。总司令部从二局破译的敌人电报中得知：刘湘派模范师第三旅廖泽，辖江防穆肃中部为援黔部队，原拟进到绥阳、湄潭，因怕孤军深入，只进到松坎。薛岳的8个师，正乘机攫取王家烈的贵州省，留驻贵阳、清镇，无力北渡乌江。湘军要对付红二、六军团，难以入黔。蒋介石急忙从鄂豫调上官云相的第九军，进入川、黔。蒋介石围攻遵义的部署亦尚未完成。这一态势，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的休整，争取到了时间。
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与军委决定利用这一空隙休整和扩大红军，而二局的同志却仍要坚持工作。钟夫翔回忆：
“我们必须夜以继日地守在电台前，细心地分辨捕捉每一个可疑的信号，并且要马上把收到的信号破译出来，随时为部队首长提供情报。”
遵义会议后，根据二局情报，军委分别于1月16日、17日、18日、20日，4次向各军团通报敌情。1月19日，按照军委确定的行动路线，中央红军各军团撤离遵义，向西面的川南开进。
中央红军为何能顺利渡过金沙江、跳出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
1935年4月29日，红一、三军团分别攻占昆明东北的嵩明、寻甸，龙云赶忙收缩部队，加强昆明城防。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向昆明虚晃一枪之后，即向北转向金沙江边的渡口。
蒋介石通过空军和地面侦察，发现红军主力深入云南，到达昆明附近。5月1日，二局得知蒋介石又电令薛岳的二纵队向会泽转进，如红军“果向元(谋)、武(定)，则该纵队即由会泽向西转进兜剿”，命孙渡纵队“即抽六团以上兵力，立向禄劝、武定分途前进，且须星夜兼程，必超出于匪先头部队，迎头堵剿”。蒋介石已大体锁定红军的渡江地段，而且薛岳纵队的万耀煌师离主力红军也不过3到4天的路程，离红军后卫部队仅有1天半路程，国民党军留给红军渡过金沙江的时间并不很多。
5月3日，军委纵队在皎平渡巧渡成功。4日，位于皎平渡的军委在金沙江北岸的山洞里组成渡江指挥部，军委纵队共找到6只大木船，预计5月5日军委纵队可全部渡完。但抵达龙街渡口的红一军团和到达洪门渡口的红三军团，均因江面宽，水流太急，无法架桥，大部队无法渡江，而尾追的敌前锋部队——万耀煌师已接近昆明。如果万耀煌师急进金沙江渡口，再加上薛岳的其他部队跟进，与我纠缠，红一、三军团和军委就有被敌军隔江截断之危险，毛泽东和军委都很着急。此时，曹祥仁破译万耀煌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万向蒋介石谎称，他们“没有发现共军，并决定在团街休整”。万耀煌师是蒋军嫡系部队中的非嫡系，对蒋介石也是阳奉阴违。
毛泽东得到二局的报告大喜，当时正在毛泽东身边的一局作战参谋吕黎平回忆：
“毛主席同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一道来到设在一个崖洞里的作战指挥室，主席用一支红铅笔指划着一幅挂在壁上的十万分之一地图，示形而又风趣地对我们几个作战参谋说：你们看，龙云的部队被我们‘调’到贵州去了，现在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又要听我们‘指挥’了。你们知道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吗？我们现在借用蒋介石与万耀煌的矛盾，把主力部队调到这里来渡江。将来也让后人写段故事吧！”
军委据此认为，只要充分利用蒋、万矛盾所赢得的4到5天时间，就可以让全军在皎平渡顺利渡江，即发电命令红一、三军团赶往皎平渡过江。部队按指定时间赶到，依次渡江，于5月9日到达北岸。当万耀煌师按蒋介石的手令，于10日赶到江边时，红军已全部渡过了金沙江。中央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跳出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到1935年10月长征结束，据二局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在长征途中的亲笔记录显示：二局破译科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相继破译了180余种密码。地图上曲折的长征路线，也是二局情报的写照。敌人哪儿强哪儿弱，哪儿可以通过，都是靠二局提供的情报。邹毕兆说：二局“对中国革命战争，尤其是对长征起到了很重大的作用……在中央红军搞破译的是曾希圣、曹祥仁和我三个人，而曹祥仁同志破译得最快，也破译得最多。”
关于二局在长征中的作用，毛泽东曾说过：二局是“走夜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可以说，军委二局的无线电侦察在长征中是红军总司令部正确指挥的前提，有了这个先进的技术侦察手段，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和军事指挥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伍星 作者单位：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阅读延伸
红军长征出发时军委二局的组织序列及配备
中革军委二局是红军总司令部中从事无线电技术侦察的机要单位。红军长征出发时二局的组织序列是：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一科负责破译，仅有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2人；二科负责（校）译电，科长李作鹏，译电员有段连绍、陈仲山、叶楚屏、戴镜元等；三科（侦收）科长胡立教，侦收员有李力田、钱江、李行律、唐明、胡备文、贺俊侦、李廉士、刘少宏、雷永通、陈铭兴、叶根等。全局共有侦察电台6部，技术人员30余人，另有警卫分队、运输队、炊事班、饲养员数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