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树增
在国民党军几乎无法扭转东北战局的局势下，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立即退守锦州、山海关一线，加强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形状狭窄的“走廊地带”，这样既可以与华北的部队保持相互配合，彻底切断共产党军队关内与关外的联系，还可以把林彪的部队彻底关在长城以外，以确保华北的安全。诚然，兵出沈阳南下是危险的，但无论如何也要比半年之后林彪占领锦州的时候再出来安全得多。
军事危机将至，将领各有所思，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讲这是致命伤。
如果卫立煌迅速执行了蒋介石的决定，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具体地说，就是后来决定国民党政权命运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是否能够如历史已经呈现的状态发生，从而使战争在一九四九年基本结束，将很难预料。当然，历史无法预料。
卫立煌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指令，执意将国民党军置于林彪的枪口下，并最终导致其全军覆灭于东北地区。
郑洞国回到沈阳，向卫立煌报告了蒋介石的态度，卫立煌立即召集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大家都觉得没有把握打通锦州，何况也不能丢下长春和四平等地的十几万部队不管，于是一致同意卫立煌的主张。
蒋介石见东北的军事将领都不想撤，被迫同意卫立煌“暂保现状”，但还是强调待条件许可，“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至锦州”。
但是，林彪没容卫立煌喘息，东北野战军接着就向四平下手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的四平保卫战和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四平攻坚战，给林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惨烈印记。现在，他虽然准备再次对战略要地四平发起攻击，但不能否认依旧心存顾虑。林彪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能打下来更好，打不下来就改打援。
东北野战军对四平的再次攻击，改变了国民党军两个高级将领的人生命运，这两个人是郑洞国和曾泽生。
卫立煌与蒋介石的争执令郑洞国备感前途渺茫，因为在撤与守这一战略决策上拖延时日，“势必要将东北的几十万军队葬送掉”。郑洞国萌生了从东北战场脱身的愿望。他以治病为借口，向卫立煌请假，得到了准许。但是，林彪部队主力向四平的集结使卫立煌改变了决定，他担心四平失守会导致长春和永吉吉林相继失守，于是取消了准许郑洞国离开东北的决定，苦留他与剿总参谋长赵家骧一起去长春维持局面，同时命令永吉吉林守军第六十军撤至长春。郑洞国自觉身为军人，在这种时刻“不容讨价还价”，遂决定先飞赴永吉吉林部署撤退事宜。临行，他面见卫立煌，恳切建议“在放弃永吉吉林的同时也放弃长春”，因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解放军吃掉的可能性很大。”
三月八日清晨，郑洞国、赵家骧秘密飞抵永吉吉林，向曾泽生军长传达了撤至长春的命令，并要求第六十军当天晚上开始行动。曾泽生有点不知所措，希望时间稍微宽限。赵家骧说:“曾军长，永吉距长春二百余里地，周围都有共军出没，万一走漏风声，第六十军就出不去了。兵贵神速，还是出其不意，马上就行动好些。”曾泽生只好服从命令，为了避免引起混乱，他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由于第六十军官兵散居在民房里，撤退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全市。军队还没有完全撤出，吉林市区已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官员、军官家属、地主商人拖家带口，汽车或马车把出城的道路完全壅塞。军特务营奉命维持秩序，以保证部队通过，但是路上积雪很厚，行进依旧缓慢。曾泽生没有按照上级的指令炸毁小丰满水电站，城外响起的巨大爆炸声只是在销毁不能带走的弹药。冰天雪地，在长达上百公里的路上，撤退简直成了一场灾难。先头部队过了河就炸毁桥梁，根本没人顾及后面的部队。跟随逃亡的地方官员和家属哭天喊地。财政厅长携带着大量钞票，由于桥梁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钞票被路上的官兵一抢而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