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说”让很多人记住了“顾彬”这个名字。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才真正了解这位治学严谨、热爱中国文化的德国人。什么是好的中文、什么是好的文学，这是顾彬近些年一直思索和研究的问题。顾彬认为“anythinggoes”的后现代主义口号，“所有人都是艺术家”、“所有人都是作家”等说法完全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好的文学应该在语言、形式、思想等各方面有严格要求。它应该是有意识的创造，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应该找到恰当的字和词，有好的语言；还需要作家有自己的世界观，不受政治、市场等外在因素的影响。6月25日下午，顾彬在何香凝美术馆的文化讲座中阐述了他的文学观，以及他对中国文学的认识。
我主张的是一种精英式的、很美的德文
南方都市报：中国有文学界人士对你用西方理论来评说中国当代文学危机，觉得是“隔靴搔痒”，你自己认为呢？是否觉得搔到了中国文学的痛处？
顾彬：如果有人这么说，他们的基础是什么？指的是我德文、英文版的书和文章，还是我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如果是著作的中文版本的话，则请他们了解，出版社不一定要发表我原来说的或我原来写的。我的中文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才发表了80%我原来写的内容。特别是我的理论，一共2/3出版社没有给中国读者看。
南都：你曾经说你的精神身份应该是一个受到中国和日本文化影响很深的西欧诗人。你出版过四本诗集，诗人身份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你的写作经验与当下中国诗人的写作方式有多大差别？比如你是倾向于用口语写诗吗？
顾彬：我不用口语写作。我主张的是一种精英式的、很美的德文。因此我的读者，包括德国文人在内，都觉得我的诗歌太复杂。我受到了唐朝诗人、中国古代哲学家和中国古代历史的影响。我的诗歌跟当下中国诗人没有太大关系。诗对我来说是我生活的中心。
南都：宇文所安被称作“为唐诗而生的美国人”。他从小就对诗歌感兴趣，第一次接触到中国诗歌，就迅速与其相恋。这种经历很像你因李白之诗而开始喜爱中国文化。宇文所安对唐诗的研究在中国有很大影响，他的汉学研究与你的区别是什么？你如何看待不同汉学家对中国研究的介入方式？
顾彬：宇文所安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是世界上研究唐诗最好的汉学家，没有人可以跟他比。他前期研究中国诗歌的课题，也都是我想写的。不过，我的方法跟他的不太一样，我经常用王国维的“境界”理论来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另外，我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的出发点经常是哲学、神学和历史的问题。
在德国，一个诗人的书卖到300本就算成功
南都：现在很多中国媒体都在说，西方出现了学习汉语的热潮，你觉得是这样吗？如何让更多西方人发现与了解汉语之美？
顾彬：是的，欧洲又发生了“汉学热”。年轻人希望学好了中文以后，能够到中国赚钱去。年龄大一点的人希望通过学习汉语多了解中国的文化。
南都：现在每年中国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不计其数，但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介绍到西方去的相当少，你觉得有什么方法让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到西方去，如何解决这种文化输出的逆差问题？
顾彬：实际上，德国翻译家基本上已经翻译过所有中国古代、现代、当代优秀的或有意思的著作。好多当代中国作家在德语国家很有市场，书都卖得不错。
南都：你在讲座中提到中国有不少当代诗人在德国受欢迎，谁的书卖得最好？
顾彬：北岛应该是最受欢迎的。在德国，一个诗人的书卖到300本就算成功，出版社就可以收回成本。他的书能卖到1000本。事实上，很多中国诗人比德国本地诗人更受欢迎。
南都：为什么中国诗人比德国本土诗人更受欢迎？
顾彬：为什么中国诗人在德国更成功，这个问题之前我没有仔细思考过。我想原因有几个，第一是德国人有“崇洋”历史，像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在德国出版市场上，70%都是译本。德国人不看德国文学，他们看美国的小说、诗歌，看中国的诗歌。
其实中国诗人也受外国文化影响。北岛身上还看得出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子，但是你在翟永明、欧阳江河身上就找不到了，他们全部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德国读者分辨不出中国诗人受的影响。
中国作家需要克服障碍，和世界更好地交流
南都：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6月12日至20日相继访问上海、北京，在文坛掀起了不小的热潮。略萨与叶兆言、孙甘露、莫言、阎连科、刘震云、张抗抗等中国作家、翻译家进行了交流。中国作家对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在略萨面前也表现得“很乖”。你如何看略萨的中国之行及中国作家的表现？
顾彬：中国人的“客气”是有名的。但我还是愿意把它归结到中国作家的语言问题上来。记得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有不少中国作家在场，但你根本看不到他们和德国作家聊天，因为他们不懂英语。中国作家需要克服障碍，和世界更好地交流。
关于诺贝尔奖，我认为它是次要的。谈到亚洲文学，日本在50、60、70年代有一些不仅在日本，在德国都非常走红的作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我认为这是对的。老舍也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后来在1966年自杀了，很可惜。
南都：有评论说，当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影响全国每个角落时，中国的文学还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状态，带有明显的农业文明时代的痕迹，即仍停留在乡村文学阶段。而中国文学的都市经验表达，根基相当薄弱，缺少对当下环境的关注。你说过贾平凹、莫言、余华等人的作品缺少现代性，没有现代性格，是否指的正是这个方面？你是否觉得中国当代的作家缺少处理当下文学经验的能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你认为是什么？
顾彬：中国作家中有很多人的确缺少当下的经历。你提到的中国小说家都有不少德国读者。他们基本上每一部都能卖几千或几十万本。他们这么成功的原因是，他们不代表一种现代性的文学。从德国文坛来看，他们的作品属于通俗文学。他们的读者不一定是真正的文学爱好者。特别是莫言用欧洲18世纪末小说方式来写作，很落后。他们这么“落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是他们太考虑到市场、他们太想马上成功等。
此外，像韩少功、莫言，包括王蒙，他们知道怎么写，但是不敢直接说，不敢写出来。他们的这种做法让年轻人看不到出路。
我对中国当下文学评论很失望
南都：有人说中国文学“批评家缺席”，文学批评缺乏真诚。现在的文学评论最多的是出版商的评论，主题是“吹捧”，文学批评变成了文学表扬，或是评论家借不分良莠的“棒打”而出名。较少作家评论。你如何看待当下中国本土文学评论？
顾彬：德国的书评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所以水平很高。包括有名的文人在内，谁都写书评。德国的书评家完全是独立的，他们可以每天在德国最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总的来说，我对中国当下文学评论很失望，但我每年会至少关注5个评论者和他们的文章。
南都：你曾说，台湾作家像“土包子”，内地作家心态较为开放。你的批评曾引来众多作家反驳。而这两年台湾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内地很火，地位也抬得很高，你如何看这一现象？
顾彬：台湾作家跟内地作家不一样，他们不太想出去。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关，就是DAD，在柏林有德国艺术交流中心，每年他们会请5到10个作家来柏林写作。过去有好多好多的中国人通过这个机关来柏林，包括翟永明、杨炼、顾城、北岛、多多在内。所以中国内地最重要的作家，他们都在德国住过一段时间。他们不一定每次都通过DAD去柏林，也可以通过其他的基金会去。除了王朔以外，我想不出在中国比较有名的作家，谁没有去过柏林，没有在柏林生活半年、一年，他们都会去很多次。
而台湾作家很少申请来德国写作。德国人没办法跟他们认识，所以他们在德国没有读者。我自己翻译了不少台湾作家的作品，也请过两三个来柏林参加国际文学界交流。
采写：南都记者 谢湘南 实习生 路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