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俞陶然 报道
说起“两弹一星”，不少国人有一个误解，以为两弹指的是原子弹和氢弹。其实，“两弹”是指原子弹和导弹。 1960年，中央军委为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确定的方针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那么，新中国的导弹研制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805所研究员刘宗映。上世纪60年代，刘宗映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导弹研发。谈起往事，刘老感慨万千。
记者手记
钱老的“泄气”和“两弹一星”精神
采访中，刘宗映谈到了钱学森生前的一个观点。据钱学森的儿子回忆，钱老晚年看电视时说，汽车广告上怎么都是外国汽车，“泄气泄气”，“现在生活水平高了，更有条件出成果，为什么还弄不成？ ”
是啊，为什么当年在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欧美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的环境下，我们能自力更生，在很短的时间内研发出 “两弹一星”，而在经济水平飞速提升、科技交流十分频繁的今天，我国的不少民用工业仍由国外产品唱主角呢？
两者不能做简单的类比，但就像刘宗映所说，今天的科研人员、企业管理层应继承“两弹一星”精神，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不忘自主创新，力争早日开发出能与发达国家产品相媲美的国产品牌。
在我国起步较晚的很多科研领域，仿制、引进国外产品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就在于，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是继续照搬国外技术，还是应自主研发出富有中国特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在如今的民用工业领域，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和决心，去创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优秀品牌，让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两弹一星”精神得以传承、发扬。
在钱学森领导下研制导弹
刘宗映研究员今年76岁，是原神舟飞船推进舱副主任设计师，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得主。虽然年过七旬，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 “昨晚，我还忙到12点，在做‘天宫一号’的工程化研究。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是要帮年轻人把把关。 ”退休后担任载人航天工程顾问的刘老笑着告诉记者。
刘宗映的家乡在湖南汨罗，先秦时代，大诗人屈原写下了求索宇宙奥秘的《天问》。也许是冥冥中与“天问”有缘，刘宗映195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师从莫斯科航空学院专家学习导弹轨道设计。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该院的第一任院长正是“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能在钱学森的领导下从事最尖端的导弹研制，让刘宗映感到无比光荣，也深感责任重大。“钱老虽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大科学家，但他在我们这些年轻人面前没有一点架子，经常和我们一起探讨问题，还带学生去导弹发射场，现场亲自指导，培养队伍。 ”刘宗映回忆道。
那时，刚毕业的刘宗映被分在第二分院的总体室，从事地对空导弹的总体设计。据介绍，导弹分为多种类型，其中，地对地导弹对新中国国防事业的战略意义最大。而刘宗映参与研制的地对空导弹也很重要，它的攻击目标是飞机，是现代防空武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专家撤走后开始“反设计”
“我是1960年进入老五院工作的，那年的7月，发生了一件大事。 ”刘宗映说的“大事”，指的就是苏联政府片面撕毁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那时候，五院的苏联专家全撤走了，还带走了几乎所有的设计图纸和资料，可以说，五院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烂摊子’。 ”
怎么办？导弹还能不能研制出来？那时，年轻的刘宗映和所有科研人员一样，焦虑、无助并且悲愤。“我记得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央发出的号召是：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打掉一切依赖思想，下最大的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国防尖端技术。 ”刘宗映说。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刘宗映等五院的青年科研人员开始化悲愤为力量，没日没夜地自行研发导弹。他们利用仅存的少量苏联资料，启动了“反设计”工作。
刘老说，所谓“反设计”，就是利用苏联资料中的一些导弹数据，反推其设计思路。然而，这项工作谈何容易，因为资料中的信息并不多，而刘宗映他们在大学里学的只是导弹的基础知识，没有任何设计经验。面对困难，刘宗映想出了“边科研边进修”的方法。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在北京，离五院第二分院很近，小刘和几个同事每天晚上就去那里听课。刘宗映的科研任务是地对空导弹的轨道设计，需要很高深的数学知识，因此他每晚都听复变函数课程。就这样，刘宗映白天研究轨道设计，晚上进修高等数学，夜里就睡在单位，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导弹研制上。
1964年10月16日，刘宗映和同事们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新闻公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随后，他们看到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张开双臂，宣布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画面。 “那时，五院沸腾了，我们都为中国有了核武器而感到自豪！我们也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地空导弹早日发射成功。 ”
为导弹、火箭、载人航天做出贡献
1965年9月，经过五年摸索，刘宗映和同事们研制的“红旗一号”地对空导弹终于问世，被运往酒泉进行发射试验。
“虽然我们此前已对轨道做了反复计算，但毕竟这是靠‘反设计’算出来的，心里不是很有底啊！”带着有些忐忑的心情，刘宗映乘上了前往酒泉的火车。当时的酒泉综合发射场，其软硬件条件和如今无法比——广袤的戈壁滩上寸草不生，只有一间间用泥巴和高粱秆搭成的房子。刘宗映就住在一间破房子里，开始了发射前最后的调试、检测工作。
“五枚‘红旗一号’遥测弹发射成功！”在完成发射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后，刘宗映听到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我们成功了！ ”小刘和同事们紧紧拥抱在了一起。五年来的夙兴夜寐，苏联专家撤走后的发愤图强……在那一刻化作了发自内心深处的欢呼和激动的泪水。
“红旗一号”导弹发射成功后，为支持上海的导弹生产，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二分院的部分研究单位被迁往上海，刘宗映也随之来沪工作。1969年底，为落实周总理“发挥上海优势，运载火箭不要在一家搞”的决策，刘宗映离开导弹设计岗位，投入了“风暴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担任总体性能组组长。在这个新的领域，他同样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国家部署的任务。 1981年，“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完成了我国首次 “一箭三星”的壮举，同时将三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
1988年，刘宗映又踏上了新的科研征程。他投身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挑起了神舟飞船论证技术负责人的重担。在他的带领下，神舟飞船推进舱在设计上大胆创新，突破了俄罗斯联盟号飞船的设计思路，为我国宇航员进入太空做出了贡献。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这就是 ‘两弹一星’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国防工业奉献一生！ ”刘宗映动情地说。
历史背景
20世纪50、60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毅然作出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我国西部罗布泊试验场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9时，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在自己的国土上飞行爆炸成功。 “两弹”首次结合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从此拥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
1970年4月24日9时30分，我国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