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头戴八角帽照片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常昕、刘轶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医生马海德，科学家寒春和阳早；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他们曾毫无关联，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选择在同一时期与中国共产党秉承同样的理想，并投身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们因此拥有了同样的身份：中国共产党最亲密的朋友。这些与中共情谊甚笃的国际友人，他们的激昂与冷静、坚定与思考、迁徙与归宿，也从另一个层面折射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轨迹。
我们先来讲述那些外国记录者与中共的故事。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埃德加·斯诺的墓碑静静地伫立着。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记者的身份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这位美国记者对当时“红色中国”的心脏陕北尤为向往。1936年6月，斯诺辗转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进行了4个月的采访，拍摄了30卷照片，其中包括著名的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单人相。对于这段掌故，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赖生亮介绍说：“在斯诺的邀请下，毛泽东站在窑洞外，拍了一张单人相。当时毛泽东的头发不是很整齐。这个时候，斯诺想了一个办法，把自己头上戴的红军的八角帽带到毛泽东头上，就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
斯诺在陕北与众多朴实真诚的中共领导人和高级将领成为了好朋友，他曾答应回美国后为负伤的中共将军代购假牙、假肢、可可粉，甚至答应帮被他称为“独眼龙将军”的中共情报“要人“李克农介绍女朋友。对于中共清新质朴、奋发向上的气象，实地考察后他进行了忠实地记录。
1937年10月，斯诺30万字的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出版，这部首次客观公正介绍红色苏区的著作立即成为当时风靡全球的畅销书。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对中国进行了三次长期访问，期间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深度采访，内容涉及中国的内政、外交，中国领导人无不给予坦率回答。比如1964年斯诺访华时采访中国总理周恩来。
斯诺：周总理，我发现今天中国的情况和1960年我所见到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是否可以说，现在中国的国民经济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周恩来：是，现在可以说我们的国民经济情况是全面好转了。……
回到美国后，斯诺利用每一个机会，向美国社会介绍他所见到的新中国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力图弥合中美之间业已存在的鸿沟。
斯诺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同一星期，斯诺病逝。按照斯诺生前愿望，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大未名湖畔，他以这种方式永远留在了他终生挚爱的中国。
斯诺的美国“老乡”、记者同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先后六次来到中国，并定居下来。她说：“我认为中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懂得人类应该走的道路。”
从1925年开始，斯特朗先后四次来华，报道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和抗日活动。1946年，61岁的她第五次访华并来到延安，在那里她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会面。当年8月，毛泽东在和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一切反革命都是纸老虎”的著名历史论断，这一论断一经披露，即产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鼓舞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东方行——记斯特朗》一书的作者白黎讲述了当时的对话情景：“斯特朗跟毛主席谈话时提出一个问题：美国现在支持国民党，抗日战争中剩余的几千亿物资都给国民党了，还要提供大量的经费援助，这种情况下你们能打败国民党吗？而且美国有原子弹，你们怕不怕？毛主席说，我们不害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
因为这段对话，中国人后来给了斯特朗一个亲切的昵称：“纸老虎女士”。而Paper-Tiger这个新词组，也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1958年，斯特朗73岁，她觉得自己老了，将不久于人世。她渴望在去世前再做一次长途旅行。那年9月她第六次来到中国并定居北京，10月1日她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盛大的国庆庆典。此后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最远到达海南岛和西藏。1970年春天，斯特朗在北京逝世。
她85岁的生命，1／3在美国，1／3在苏联，1／3在她视为“理想归宿地”的中国。
另一位对中共充满热情和好奇的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1928年底来到中国，在这个战乱中的东方国度生活了12年，走遍了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抗日战争期间，她还加入了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八路军的队伍，成为了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弥留之际，她透露了自己的心愿“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史沫特莱不仅撰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著作，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念、历程，还帮助中共护理伤员、组织医疗活动和募捐。
毛泽东（左）、朱德（中）和史沫特莱在延安
1937年，史沫特莱应中共之邀访问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翻译家江枫是《史沫特莱传》的翻译者。他介绍说：“那是她久已盼望的，她胳膊上带着红十字的袖标，放出话来说她要到前线去参加救护。”
中共的刚健质朴深深吸引着这位见多识广的美国女记者，她在那里管理图书馆、组织灭鼠运动、教住窑洞的中共党员跳西方的交谊舞，她还为自己没能成为中共党员而放声大哭好几天。深夜的窑洞中，她敲击打字机，记录所见所感。
——她笔下的毛泽东：“每个人都可以与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比得上毛泽东。他的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
——她笔下的周恩来：“一位学识渊博，阅历深广，见解精辟，襟怀坦白，不存门户之见，毫不计较个人的安福尊荣、权利地位的卓越领导人。”
——她笔下的红军战士：“在这里，没有人没受过伤，有些人甚至受过七八次伤之多；没有人记得自己参加过多少次战斗，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太多，记不起来了’”。
而最令这位美国女记者着迷的则是中共军队的统帅之一朱德。这位曾留学德国的朴实将军，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新中国开国十大元帅之首。史沫特莱最大的心愿是为这位“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的中共军队领导人撰写传记。
在1941年因病回到美国后，史沫特莱在贫病交加和政治迫害中，秉承着自己对中共的热爱，着手写作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
这位女记者在即将回到她热爱的中国的前夕故去，中共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烈士陵园，挚友朱德为她撰写了碑文。
这三位名字中带有“Ｓ”的记录者，用记者特有的客观公正记录了中共的发展历程，自发回应外界对中共的误解和曲解，他们认同中共的政治理想、立党宗旨，中共党员是他们毕生的好友和知己。
而中国人民也对他们怀有深厚感情，民间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三Ｓ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