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纪仁
为传播真理而奋斗——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与生俱来的使命。如何奋斗？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路子，那就是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此为指针，党的发展壮大获得了源源不竭的动力，而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也同样有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上海新闻出版界红色之旅寻访团成员在寻访过程中，被一件件实物、一句句追忆所感动。从建党伊始，党内的大知识分子就注重通过通俗易懂、贴近性强的形式，向人民群众传播党的路线方针，用工人、农民听得懂的话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不断从群众中吸取养料，把最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一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路线从上海发端，一路西行，不断发扬光大。
（一）
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在上海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第一份通俗工人刊物。
这份周刊的发起人之一便是 《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陈独秀。但与《新青年》较浓厚的理论气息、思辨色彩不同，《劳动界》上的文章显然直白、易懂得多。
“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世界上若是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已饿死了。”这是陈独秀在《劳动界》第一册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两个工人的疑问》的开头。
陈独秀这样的学者，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大白话呢？这要从创办这本刊物的目的说起。 （下转第5版）（上接第1版）《劳动界》第一册的 《为什么要印这个报？》中写得清楚：“为什么要印这个报？因为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
“陈独秀、李汉俊他们知道自己正在为穷苦的工人群众写文章，必须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采用浅显、通俗的工人语言写作。”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黄瑚教授说。
既然是要给工人看的，《劳动界》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完全按照当时工人群众的实际状况和文化水准定位，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动情地鼓动工人群众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他们在发表这些文章前都事先读给工人听，直到工人都听得懂了才发表。
在行文上，《劳动界》选择了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方式——“资本家仗着金钱的势力，放出严厉的手段，来压制我们，……倘若不愿意，就该赶快起来和资本家奋斗！……时候已不早，不要在那里徘徊观望了。快些大家来奋斗罢！”
《劳动界》还特别重视和读者的互动，在第二册的一开头，便刊登了“本报欢迎工人投稿”的启事，此后也陆续发表了不少工人写来的通讯。
正因为此，《劳动界》颇受劳苦大众的欢迎。正如第五册中杨树浦路电灯工厂工人文焕的来信所说：“我们同伴的工人，多欢喜看你们所办的‘劳动界’。唉！先生呀，这是甚么缘故呢？我们苦恼的工人，多是劳动界的一份子，从前受资本家的压迫，不晓得有多少年了！他们要我们工人长，不敢不长；要我们工人短，不敢不短；要我们东就东，要我们西就西；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我代表我们一班很苦恼，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的工人，祝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万岁！”
“《劳动界》虽然只存在了短短6个月，但以它为起点，以后的党报几乎都强调要通过说真话来努力揭示事物的真相，提出要学习工农的语言和思想，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黄瑚说。
（二）
1925年的五月，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
5月15日，日本人开枪打死纱厂工人顾正红。30日，2000余名上海学生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被英国巡捕逮捕100多人。随后，万余群众集中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英国巡捕突然开枪射击，顿时血肉横飞，死13人，伤数十人，被捕数十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虽然当时上海有 《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9家大报，但舆论一片沉寂，反应冷淡。面对群众的反帝怒潮，迫切需要有一份报纸来宣传鼓动、指导组织和推动运动的发展。
6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出版一份日报，指导五卅运动的发展，并向广大民众报告惨案的真相。6月4日，《热血日报》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张日报，由大知识分子、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任主编。短短4天就能创刊出版，这种速度只能用“惊人”二字来形容。
现在读《热血日报》的发刊辞，仍能感到那种激动人心的力量：“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可是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尤其是大马路上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已经把洋奴、冷血之耻辱洗涤得干干净净。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长期的争斗……要用上海市民的热血，引起全国人的热血；时间上要用现在人的热血，引起继起者的热血……”
《热血日报》非常重视工人意见，不但组织了群众通讯员，而且经常刊登工人、学生、店员、海员的来稿来信。为办好这份报纸，编辑记者全力以赴。瞿秋白分别用“热”“血”“沸”“腾”“了”等作笔名，先后为该报撰写了二十篇论文。
《热血日报》表达观点旗帜鲜明。在第一期社论《外人屠杀之反抗运动方针》中便提出当局应赔偿死伤损失，应允工人罢工条件，取消工部局的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武装势力等8项要求。
在鼓动群众方面，《热血日报》更是简单直接。在第一期的最后，报纸用明显大一号的字体刊登了“六不主义”，诸如“不卖肉菜给外国人”、“不用外国钞票”、“不吃外国香烟”等口号真是再具体、直白不过了。
尖锐的言论，无情的揭露，通俗的语言，这便是《热血日报》鲜明的风格。从6月4日创刊，到6月28日被奉系军阀强行查封，《热血日报》一共只出版了24期。但出版至第十期，它“销数即达三万，投稿通信与亲来接洽者，日以百计”，发行量甚至超过了具有10年历史的《民国日报》，可见其影响之大，也足见群众路线力量之大。
（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建立苏维埃政权。苏区的党报工作者更是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指导思想与土地革命的实际紧密结合，创造了各种今人看来意想不到的宣传方式，也确确实实取得了实效。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首客家山歌当年在瑞金非常流行，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作用。
由于根据地是在贫困、落后的农村中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人口中绝大多数是世代务农的农民，当年中央苏区文盲率高达90%以上。因此，除了出版通俗易懂的报纸刊物以外，新闻宣传工作者也利用多种农民乐于接受、也能够理解的形式向群众宣传革命，这首客家山歌便是其中之一。此外，赣南采茶剧等当地戏曲形式也被用来宣传。
99岁的老红军刘家祁至今仍然记得那些朗朗上口的口号：“当时我还不识字，苏区党组织就告诉我们，‘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打土豪，分田地’。这些话我们一听就觉得有道理，大家当然就都想加入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啦。”回忆当年，刘家祁眯起了眼睛。
除了山歌、口号，当时的苏区报纸还采用猜谜的方式来宣传革命。1933年5月7日出版的《青年实话》有这样一则字谜：“蒋介石将死亡，汪精卫冒做王，汪蒋两人，共同将东三省送给日本，求他帮亡。”它的谜底是“茫”，就是分别取“蒋”字头、“汪”的三点水和“亡”字之义组成谜面。
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更是把联系群众时刻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还有当年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的前身），就和普通老百姓为邻，编辑、记者都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
让人有些吃惊的是，《红色中华》报在舆论监督方面可谓是毫不客气。瑞金市委党史办主任陈上海说：“当时 《红色中华》报当中有个黑版，黑版是专门进行舆论监督的阵地，专门揭露一些贪污腐化分子，官僚分子，它这个揭露可以直呼其名，不仅仅是一般的苏维埃干部，一般的乡村干部，甚至包括红军部队的高级领导人，都可以直接这么点名。”
1934年5月16日出版的 《红色中华》第一八九期第三版上，在“警钟”专栏中，刊登了苏区各地在优待红军家属工作中出现的不好现象。报道在最后干脆利落地写道：“以上所举的几个实际例子，表现着极严重的现象的存在，表现了各地政府对于优待红军家属工作的忽视。目前正是春耕快要结束，和大批工农群众涌上前线去的时候，所有后方的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们，必须和在前线上一样紧张的去帮助红军家属工作，任何对优待红属工作的敷衍了事和要红属供给饭酒的坏现象必须受到我们严厉的打击！我们要求上列各地政府立即从实际工作中给我们具体回答！”
“苏区时期的报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不客气的舆论监督文章，既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又为防止官僚主义及腐败现象起到了很好的制约作用。”陈上海说，“当时，苏区报刊的工农兵通讯员很多，他们甚至可以直接采访领导人。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苏区报纸敢言的特点。这在我党的新闻史中，也是特别鲜明的。”
从上海出发，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一党创立时就确立的核心路线代代传承至今，并不断被赋予时代特色，到今天依然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指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新时期党对新闻宣传工作者提出的期望，追根溯源，正来自那个红色的年代、那些红色的革命圣地。
90年的历程辉煌走过，我们怀着这样的信念继续前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