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日报记者 朱夏炎 王钢
（上接A11版）
转业
以后解放台湾就交给你们了！少尉李文祥向军营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1956年8月，32岁的他复员转业为18级干部，到福建省三明市，在福建省建设厅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保卫科担任保卫干事。
在自己曾经打过仗的这片土地上，他又投入了火热的地方建设。他不愿坐办公室，一线哪儿艰苦就去哪儿，先后在厦门营房、永安营房、莆田营房、南安营房、仙游制糖厂、漳州营房等工地保卫安全。到龙岩，领导让他当电厂厂长，他觉得自己文化低谢绝了。最后在三明钢铁厂工地待得最久，住了一年多，可正逢国家经济困难，工程下马，担任三外队长的他就领着工人开荒种菜渡难关。
那个年代，转业军官受人倾慕。据陈宝珍回忆，当时南安一带有200多名转业军官找对象，都是三四十岁年纪，“福建姑娘没少被他们娶去”。英俊精干的李文祥当然也有不少人介绍对象，女教师、女医生，他看看都没相中，怕文化人跟他过不下去。他想，只要思想进步，能吃苦过日子，就是庄稼人也行。河南老家寄来一张扎俩小辫儿的姑娘照片，催他回去结婚。
转业第二年，李文祥在南安梅山镇营房工地时，陈宝珍正在营区给人当保姆，镇里保卫干事介绍两人相亲。这个农村姑娘的身世触动了李文祥，他5岁没娘，她1岁没娘，不由恻隐相怜，而且她能吃苦，虽然瘦小，却18岁就挑118斤稻谷翻山走8里路去交公粮，所以见第一面便心中暗许。第二天李文祥去了仙游工地，在那里偶患胃病，单位战友写信催陈宝珍过去。陈宝珍已没母亲，父亲下南洋去泰国断了音信，就由表哥送嫁到了仙游。花20元钱，炒几个小菜招待一下单位领导，就结了婚。
陈宝珍婚后在公司幼儿园当老师，在建筑工地帮工。虽然夫妻聚少离多，还经常搬家，但那是她一生最享福的6年。在发黄的老照片上，妻子穿着苏联流行风格的布拉吉，依偎在英武的丈夫身边，笑得多么甜蜜！
1962年，上级来作报告，国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农业歉收，号召干部精简下放支农。从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一下子变成种地的农民？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落千丈的沉沦。但是，李文祥仍像当年冲锋陷阵一样率先报名了：“共产党员应该听从国家号召，群众饿肚子，干部有责任！”因为他是革命功臣，担心领导不批，他又当场咬破手指，在申请书上按了血指印。那时食品极其匮乏，公司经理拿出公家还未养大的小鱼、鸭蛋为他饯行，有人提意见，经理勃然怒斥：“老李过去打仗流血，现在带头支农，你都没看见，吃点小鱼和鸭蛋你看见了？”
记者问陈宝珍：不当干部当农民，这么大的事你都依了丈夫？
她朗声说：他的主意，我起初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有啥办法！
一旁有人说：你们家是老李说了算吧。
她边朝厨房走边笑道：今天晚上吃啥饭，还是我说了算！
1962年夏天，由李文祥带队，十五六个精简支农的人踏上茫茫旅途。当时福建海防局势紧张，大小火车站都不售票，但还是照顾他们上了部队家属车厢。到山东济南时，李文祥夫妇下了车，然后经聊城回河南范县。
归心似箭的李文祥，凭介绍信在聊城汽车站买了回范县的车票。这时两位范县老乡诉苦，说等几天了买不到车票回家。以李文祥的性情，二话不说就把车票让给了素不相识的乡亲。可当他自己坐上汽车时，风雨交加，车至莘县走不通了，夫妇俩在车上又冷又饿坐了一夜。从莘县到范县只好步行，背扛行李跋涉18里路，在白衣阁村头第一个遇到了麻五哥。
全村老少见李文祥夫妇突然带着家当回来，惊喜地围上前，问他们走不走了？他说不走了。
此时他离家已21年。出去当兵杳无音信，父亲曾以为大儿子已死在外面。刚解放不久，忽然敲锣打鼓吹喇叭，区武装部把他的立功喜报送上家门，家里从此享受军属待遇。父亲给他去信，他才知道了家里的情况。转业后他探过一次家，这一次却是彻底回乡扎根了。
生产队给了3分自留地、30斤麦子，日子从头开始。
李文祥十分明白，所有的国家干部待遇，瞬间已经全部失去，今后指望种田吃饭了。
下篇
李文祥的人生分为两半——前面15年的从军和转业，如一阵鼓乐的“急急风”；后面50年的回乡务农，如一段音乐的“慢板”。
前一半雄壮火爆，奇异卓著，高潮迭起；后一半平凡淡泊，沉潜缓慢，波澜不惊。前后如同峰谷，前半有多高，后半就有多深；前半有多奇崛，后半就有多沉寂……然而，静难于动，忍难于纵，更加难能可贵是后一半，更显高风亮节是后一半，更见功夫是后一半，更打动人是后一半。人生在强烈反差中达到完整、平衡、高尚、伟大，前半生是英雄，后半生也是英雄。
一把尺子 衡量境界的高低
问我们：你活得满足吗？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下乡支农有许多去向，李文祥唯一选择了河南老家。他明明知道老家很穷。
位于河南省东北角的范县，至今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正处在黄河故道“豆腐腰”上的它，主要穷在水患，河床滚动无常，涝灾频仍，土虚田瘦人贫。白衣阁乡又坐落在滞洪区内，为了调节分洪长期做着无私奉献。
近4000口人的白衣阁自然村，因村内已湮灭的白衣庙而得名。这个乡政府所在地，人烟稠密，村街井然，也算乡间通衢了。
李文祥回乡的同时，一个战斗模范、特等功臣、少尉军官、18级干部已消于无形。村中老人依稀记得往他家送过立功喜报，但他不提便也淡忘。逢到乡亲问起打仗的事，他避开惨烈血腥只讲点片断。后辈们就只知道了他是一个当兵的，一个老军人。
一切化有为无，这是李文祥重新开辟的一种人生、一种活法。千万人难以放下的，千万人难以做到的，他却自然而然放下了，一心一意做到了，这就是他的纯粹、他的非凡。21年后回故乡的，还是一个像泥土一样天然质朴的大地赤子。其实那个装满奖章奖状的小布包他很珍惜，妻子说留着有啥用？他郑重地说：“这是荣誉。”但他珍藏的方式便是消失。在他看来，能够证明存在价值的，能够体现理想信仰的，不是荣誉，不是地位，而是不断在干，永远在做。这个积极行动的勇者，这个掌握命运的强者，不随波逐流，不苟且偷安，每次选择都义无反顾，识大体，顾大局，从不考虑私利，甚至宁肯损失私利，只为遵循一个原则：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国家的需要，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
37岁的李文祥融入了乡村男性精英之中，一回乡就当民兵连长，不久又当生产队长，满腔热忱地投入了生产建设。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一边是火红的建设激情，一边却是昏黑的居家日子。
老宅不大，容不下突然归来的夫妇。进家头两夜，只得露宿在院子里。父子兄弟分开过，陈宝珍在院角地上摆三块砖头，天天支个小钢精锅烧柴做饭。
直到有一天，父亲把李文祥追到村街上大打出手！
李文祥转业在福建工资不低，那时把钱不当回事。曾把父亲接去生活，并为弟弟安排活计，可父亲和弟弟过不惯都回了家乡。几年间，家人频繁地迢迢来往，钱都抛在了路费和花销上。
现在大儿子回到身边了，父亲以为他还像当干部时一样宽裕，向他要钱不能如数满足，老人恼羞成怒，在大街上当众揪住他的头发，劈头盖脸一顿痛打。李文祥什么个性！什么身手！闪闪身子就能挣脱，但打他的是他亲爹啊！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个民兵连长、生产队长，含着屈辱，任凭一记记老拳抡在头上，任凭一个个耳光扇在脸上，这是他为自己选择不当干部当农民付出的代价！……被乡亲们劝开以后，他回到屋里，泪水第一次在妻子面前倾泻，胸口憋得肺都要炸了，妻子连忙请医生打了一针才缓过气来。
你后悔当农民了吗？从这时起，人们一直问了他50年。
“后悔啥！革命分工不同，在哪儿都是为人民服务。”他的口气从来不软。
即使被严酷无奈的农村现实打得头破血流，他也无怨无悔，这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响应国家号召。从军人、保卫干事到一个农民，只要不顾个人得失，就没有落差。回到家乡干革命，是他钟情的选择。他开始了一场隐忍的战斗。
村中北街有座不大的关帝庙，人称老公庙，正堂做了“赤脚医生”诊所，前院是一片荒草空地。李文祥找到大队部要求：我住老公庙吧！乡下人惊骇地说：庙里是住神灵的，凡人哪降得住啊，那草里还有长虫！他说我啥都不怕，我敢住庙。
李文祥天不亮就起来满村去捡砖头；夫妻俩晚上为馒头坊帮工推磨，每天磨50斤面；闲时编稻草辫儿，盘10圈挣一两角钱……3间土屋终于在老公庙前院盖起来了，他们从老家搬迁出来。因为庙址在老8队，那里正盼一个好队长，李文祥转任老8队队长。直至如今，村民仍习惯称北街村这一块为老8队。
那时生产队干部没有任何补助，只是每天出工比社员多记一两个工分。李文祥一天记10分，陈宝珍一天记7分，这两个整劳力长年全勤，年终分红成了余粮户。实行家庭承包土地后，1983年又盖了3间西砖房，90年代还翻盖了堂屋3间砖瓦房。
当然，开始最难的还是27岁的福建女子陈宝珍。冬天她怕冷，在北方严寒中思念沿海侨乡郁郁葱葱的美丽。青黄不接时，连菜窝窝和红薯干都吃不饱。乡亲们听不懂闽南话，笑她“南蛮子”，她只好丈夫走哪儿跟哪儿。
“老李，忘了不跟你来了。”她委屈地哭起来。
记者问：当时你哭了，丈夫怎么劝你？
她看看身边的李文祥老人，笑道：“他说，你愿走你就走吧。”
真的如此无情？李文祥老人莞尔一笑，拖长声音说：“她走不了——！”
是啊，李文祥福气真大，眼力真准，找了这个寒冷逼不走、贫穷赶不走、磨难吓不走的福建媳妇，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她敬重他、信赖他、依从他，他的坚定引领着她的顽强，她的乐天补充着他的淡定，他们缺一不可，直至垂垂老矣。
陈宝珍早已融入了白衣阁的百丈红尘。她学会了范县方言，与乡亲们嬉笑怒骂，如鱼得水；她学会了耩麦子、点玉米、打农药；她学会了擀面条、蒸包子、包饺子；她学会了持家，最多时养6头猪，卖了600多元钱盖房；她学会了女工，织的花格床单比如今商店卖得很贵的老粗布还漂亮。因为特别勤劳能干，社员们选举她当了妇女队长，与当生产队长的丈夫一起夫唱妇随……如今77岁的老太太，一骗腿就上了三轮车，蹬起来像一阵风。
“现在我啥都会！”她笑靥如花地告诉记者。
李文祥老人疼爱地笑她：“你还会吃呢。”
陈宝珍对闽南话还听得懂，已说不好了。她常想回福建走娘家。1968年表姐去世，她卖一头猪81.60元，零头留给丈夫过年，独自回了一趟梅山镇。此后43年与亲戚失去了联系。今年年初，省委书记慰问后，她陪丈夫又出了两趟远门，一次是参加春节团拜会，一次是出席报告会。她总共只走出去3次——50年，3次。
黄河岸边这片广袤平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曾发生过晋楚“城濮之战”、齐魏“孙庞斗智”、五代“刘桥之战”。革命战争年代被称为华北“小延安”，邓小平、刘伯承、杨得志、万里、杨勇、宋任穷、段君毅等在这里指挥战斗，晋冀鲁豫野战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就在白衣阁村打麦场上召开，段君毅的老家就在村内东街。
在这片土地上，后又担任生产大队长的李文祥，火力点始终对准一个顽固的死敌：“我就不信，改变贫穷比打仗攻山头还难！”
他特别喜欢站在村口敲钟。那是一片挂在树上的旧铁犁铧，却每天发出乡村集结号。抬眼看看日头，该上工了，举起铁棍当当地敲，钟声传遍全村，家家户户都能听到，社员荷锄扛锨从各个院落拥出来，一起走向田野集体劳动。他带领社员们，头年上了孟楼河挖河工地，第二年上了陈楼支渠挖渠工地，饿啃干粮，渴饮凉水，困了就和衣躺在河坡草地上，曾连续奋战40多天没进家。
1966年县里发展水稻，在南方见过种稻的李文祥，主动担任稻改队长，日夜蹲在稻田钻研种植技术。以往亩产小麦300来斤，种稻第一年就收了千把斤，男女老少捧着白花花的大米欢喜雀跃。只难为了做惯面食的炊妇们，大米干饭常常煮煳了锅。
丰收以后，李文祥坚持先向国家交公粮，再给社员分口粮。结果公粮交足，口粮够吃，不用再买统购粮了。虽然后来水道阻断，水稻只种了四五年，但黄河水改良了土壤，三四百亩盐碱地变成良田，如今小麦亩产可达千斤，群众生活逐渐富裕起来。
李文祥保存了一张1974年的奖状，当时正值“文革”，他却因三秋种麦贡献突出而获奖。
10年浩劫，乡村也在武斗夺权，附近的陈楼连土枪土炮都用上了。但老8队有李文祥这个主心骨，个别人兴风作浪也闹不起来。李文祥牢记公社武装部长的话：啥也别管，搞你的生产！
一天，社员匆匆来给李文祥报信，让他赶紧跑，造反派做了一块“打倒李文祥”的牌子，准备让他游街示众。他跑到了六七里外的傅亭村妹妹家。过了几天，有人来叫他回去，他说：“叫我回去游街吗？”来人说还让你去管稻子。
闹得最凶时，就在李文祥家附近的操场上，造反派给县长和书记挂黑牌子开批斗会，陪斗的还有许多干部。这时人们已十几天不见李文祥的踪影了。他守在稻田里，困了睡草庵，饿了就和几个社员烧嫩玉米棒子吃。他说：“打敌人咱去，斗自己人咱不去。”稻子抽穗时出了飞虱，幸亏他及时发现组织打农药，才保证了丰收。
现任村主任董明亮，常来李文祥老人家里串门儿，聊聊村中大事，听他出出点子。董明亮特别提到那一眼死而复活的机井。去冬今春，那场特大旱灾袭击中原，麦田浇不上水，眼看要大幅减产。当过多年生产队长的李文祥，知道村东北角那一眼机井水头最旺，可它已淤死成了废井。老人便自己拿出450元钱请人淘井，这眼机井又汩汩地喷出水来，周围的农田再也不愁干旱。
去年患脑血栓以后，老人还常常央求女儿：“你用三轮车驮我去地里呗，让我看看庄稼。”
（下转A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