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厚街，西部沿江村落普遍种植莞草。厚街文广站供图
陈煜和他搜集的莞草编织工具。李书龙 摄
一望无际的莞草田。
厚街文广站供图
春夏之时，珠江口岸，东江之水逶迤而来。
淡青色的莞草追逐朝霞的影子，窸窣作响。微风拂过，草面低垂，露出远处的渔船在水田外摇荡。
若是20多年前，你在东江边还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如今的弱冠少年，几乎无法见到莞草的茂盛模样。
上了年纪的东莞老人大多知道，早年东莞有三件宝：咸榄、陈皮和莞草。东莞的莞草种植与编织曾流传千年，莞地亦因莞草而闻名。
改革开放初期，东莞的草织品大批量出口海外，成为东莞对外贸易的“先驱”，莞草之名由此达至巅峰。然而其亡也忽焉，极致的灿烂不过数年，莞草种植业与编织业便急遽衰落。今日，莞草在东莞已难觅踪影。
青青河边草悠悠万里道
81岁的老教师陈煜常常会去厚街镇新塘村的村史展览馆走走，这里有他费尽心思搜寻来的一堆“老古董”。
10多年前，为了帮村委会办起这个展览馆，他走街串巷从村民家的杂物堆里找齐了一套编织莞草席的工具。
在展览馆看到这些“宝贝”时，陈煜常常会念叨：“有一年，××镇办展览，借了我的一套编织机，后来竟不还了。”
若往前追溯30年，这些木制的简易编织工具可不是什么稀罕物。厚街镇沿着东江的村落，村村妇女都以编织莞草席为副业，她们的收入，甚至要多过成日耕田的壮汉。
厚街历来盛产莞草，在清代《东莞县志》的记载中，“其人捕鱼之外，日相采莞以为生。”在漫长的农业时代，将莞草编织成草席售卖，这成为厚街早期的主要手工业。至民国时期，厚街的草席开始销往东南亚，并日渐形成品牌。
厚街草席之名，得缘于其地莞草之优质，这与其地理环境有莫大的关系。
厚街滨临东江的入海口，沿江地带河滩宽阔。每年春夏雨季之时，东江水汹涌而下灌入南海。到了秋天，雨水减少，海水返潮，浸入内陆的河滩。淡水与咸水的循环浇灌，使得厚街的三百亩水田独具一格，而在这种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水草，茎叶细长，质地坚韧，尤其适合编织。
滨海地带的长安、虎门等镇，土壤条件与厚街类似，这些地区成为莞草的主要产地。
草席编织技艺在厚街世代相传，陈煜还记得，在他小时候，新塘村的妇女都会编织草席。
陈煜说，草席编织一般有以下工序：挑草、染水草、晾晒、行绠、晾晒、剪席、拍席、捅席。
以芥黄席为例，其制作流程是，先从莞草中挑取全白、细长的草，再用芥黄粉泡染上色，脱胶晒干后，再辅以粗麻绠织成席，这一步骤即是“行绠”，随后将席晾晒，最后将草席的边角整理平整。
整个流程几乎都依靠手工完成，其中，“行绠”环节最为费时，需要借助简易的编织机，由两人配合，一人以莞草为经线，一人以粗麻为纬线，两线交错编织，一般半天时间可织成一张席。
芥黄席是莞草席中制作精良的一种床用席，因其花色新颖，耐用而不褪色，被称为皇后席。在东莞，买几张皇后席作为嫁娶的必备物品，曾是流传多时的民间风俗。
草生在春时远道还有期
客观地说，莞草的编织技艺并不算太复杂，它的历史价值，其实更多的在于经济意义。
东莞的草织品分为水草类、草绳类、草辫类、绳席类、辫席类和草席类，历来以草织为业的镇区主要有厚街、道滘、虎门、莞城、望牛墩等五镇。民国以来，这些地区的草织品除了满足内销之外，更多的将市场投向了海外。在改革开放以前，东莞草织品出口量仅次于蚕丝，几乎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
草织品的大量出口最先是因于清末国门的开放，外商洋行纷纷入驻岭南，这成为草织品外销的主要渠道。有资料记载，1910年至1914年是东莞草织品产销的第一个高峰，草田面积达2.6万亩，年产莞草35万担，草席外销18万包。
外销的良好势头因为战争的到来而锐减，至1941年香港沦陷，销路完全中断，草织品生产停滞，行业最终破产。
东莞草织业的复兴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东莞的莞草产区开始出现国营的草织厂，此后东莞县又在镇区建起一批工厂。在此促力之下，凭着深厚的传统积淀，草织业迅速复苏。
1956年，26岁的陈煜当上了厚街的民办教师，他的妻子则进入新塘村的草织作坊上班。当时，厚街以自然村为单位，村村建有草织作坊，每间作坊置有十几套编织机，能吸纳几十名工人。农闲时，妇女们便进作坊编织草席。
当时的莞草种植已由野生转入人工培植，在厚街，西部沿江的村落普遍种植莞草，东部村落的水田则种植水稻。每年阳春三月，雨水将泥土浸湿，莞草便可下苗。到初秋，可以收割一批莞草，这主要是长势不好的水草。草质好的草苗则让其继续生长，至次年三月，茎叶长得粗壮，这便是优质的莞草，适合编织高档草席。
草织作坊出现后，厚街村民多了一份工作，农忙时种植莞草，农闲时进厂编席。在物质生活较为贫乏的年代，双份工作让厚街人有相对不错的收入。
陈煜说，当年妇女们进厂工作的热情高涨，他的妻子每天晨起而出，晚上八九点才回家，连做饭都顾不上。以至于这个教书先生每天放学后还得下田割草，回家喂猪，折腾几个小时才能吃上晚饭。
在草织作坊工作，一个月能挣将近300个工分，相当于24元的工资，这在当时已属中等收入水平，强过种田。陈煜最后将自家的田地全部租给他人耕种，妻子成为了草织作坊的专职上班族。
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长
改革开放之前，草织品由国家实行统收统销。各镇的土产公司收购点统一收购各工厂的草织品，再交送到广东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草织厂与外商私下接洽，在当时属于犯禁之事。
计划经济的体制，虽然保证了外销的稳定渠道，但对于激发草织厂的生产活力仍有诸多掣肘，一些有想法的经营者开始寻求体制内的突破。
在草编工艺品的主要产区道滘镇，东莞县自办的道滘工艺厂就进行了一些尝试，这家工厂办于1964年，以生产草垫、草篮和草盒等草编品为主营业务。
今年68岁的叶康发曾是工艺厂主管业务的副厂长。1975年，叶康发进厂成为设计主管，不久他就发现了问题。
叶康发说，工艺厂的生产任务由省进出口公司制定，中间还要经过县一级的传递，省公司与工艺厂之间常有脱节，工艺厂不知道外商的想法，只会被动地生产，有任务就做，没任务就放假。
叶康发试着缩短产销环节，他开始经常从东莞跑到广州的省公司去跟领导套近乎，了解最近的生产任务和样品模样。去的次数多了，他甚至被允许进入省公司的样品间，拿着别人的产品随便拍照。
当时，广东省外销的重要渠道是每年春秋两季的广交会，与省公司的人熟络之后，叶康发顺利地拿到了一张广交会的门票。镇级工厂能参加广交会，这在当时十分罕见。
“能够直接见到外国商人，这算是很高的待遇了。”叶康发说。
广交会的经历让叶康发大开眼界。他头一次亲临外贸交易会的现场，并亲眼见到外商拿起自己生产的草编品。不懂外语的叶康发虽然无法与外商直接对话，但能第一时间通过翻译了解到外商对于产品的看法，这让他十分兴奋。
在广交会召开的十余天里，叶康发每天往返于东莞和广州两地。早上，他带着样品从东莞坐船经4小时到达广州，赶赴下午的交易会，了解到外商对产品的意见后，再赶乘下午6点的晚班船返莞，随后立即吩咐工人加班改造样品。次日上午，他再带着新样品赶往广州。
除了见到外商，在广交会上，叶康发还见到全国各地最流行的工艺设计，各种富有创意的工艺品，让叶康发目不暇接。他跑到各个展区搜罗广告宣传单，然后带回厂和同事学习研究。
叶康发说，有的人看他样子土，不愿派给他广告单，他干脆直接抢一张就走。
从1976年开始，叶康发连续多年参加广交会，期间，他还多次随着省公司的人到浙江、天津等地参加交易会，眼界更加开阔。
随着产销环节的缩短和产品的日益精致化，道滘工艺厂也迈入了发展的黄金期。1981年至1983年，600多人的工艺厂每年创利近20万元，这在当时已属较高的盈利额。
这段时间，道滘工艺厂和国营的道滘草织厂分别成为当地出口和内销的标志性企业，草织业也随之成为道滘的龙头行业之一。
叶康发和工艺厂的“试水史”在草织业并不算普遍，不过，倚靠着统购统销的强制性和稳定性，东莞草织业在1980年前后再次达至高峰。其从业人员遍布9个镇区，与交通运输、建筑工程等行业联成经济网，关系到数十万人口的生活。草织业与爆竹业、糖业一起成为了东莞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大支柱产业。
但这也是东莞草织业最后的黄金期。
春至草不生期尽叹无声
没有多少人料到，东莞草织业的衰落竟是如此地急遽和彻底。
这个行业刚刚垒上高峰，却从根部开始崩塌。1983年，东莞推行引淡驱咸，扩大水稻种植面积，东江沿岸及入海口兴修了一系列水利工程，海水难以涨入内陆水田，优质莞草赖以生存的土壤日渐消逝，种植面积急速缩小。
随着莞草数量的锐减，草织品的原料价格急剧提升。从1989年到1991年，三年间水草价格连涨近4倍，从9元/担升至34.5元/担。短短几年，东莞大大小小的草织厂几乎全部从高额盈利转入了亏空状态。
与此同时，草织业的外部市场环境也发生剧烈变化。1990年前后，塑料用品大量进入市场，直接对草织品形成巨大冲击，国际水草制品市场逐渐陷入滞销。
事实上，莞草的日渐消逝，也改写了东莞的植物史。翻开东莞的植物目录，莞草一直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据史料，南北朝时期，莞草的织品就已经“享誉郡府，珍于宫室”。在明代《东莞县志》记载中，莞草在草类作物中排在首位。
莞草最初虽是野生的水草，但对于土壤十分挑剔。它须借淡潮水和雨水共同滋育才能生长茂盛，优质的莞草长度将近2米，茎部直立而粗壮，因此韧性极好。莞草若是长期生长在淡水环境中，便会杂草丛生，水草长得矮小而柔软，不再适合编织。
引淡驱咸推行以后，莞草种植面积逐年衰减，东莞曾经的万亩草田被水稻一寸寸“侵占”。1998年，陈煜为了办村史展览馆，走遍厚街竟没能找到莞草，后来一直向南寻到临海的长安，才采回一些莞草，但其长势已大不如前。
历经千年的东莞草织业不可能再有翻身的机会，时代变迁，一些传统行业势必被淘汰。
陈煜近些年热衷于搜集莞草编织的工具，并整理草织业史料。他认为，尽管编织技艺将不复流传，但它毕竟是东莞的一段记忆。
亲身见证了草织业的辉煌与衰落的叶康发，则更加看重草织业变迁的经济价值。
他将草织业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辉煌归结于三个因素，一是借用自然资源，充分挖掘莞草的经济价值；二是借助东莞临近港澳的地缘优势，莞人曾通过港澳的诸多亲友努力将东莞草织业的名号传播到海外；三是莞人思想开放，能够极力突破体制的限制，为草织业创造发展的机会，这一点最为重要。
在叶康发看来，以史为镜，草织业的兴衰史，对于东莞如今的招商引资有借鉴意义。
草织业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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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籍人士考证认为，东莞市出土的战国墓砖上有莞席席纹，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汉席也是莞席，因此莞席出现的时间应在2000年前。但这些说法尚未得到权威认证。
关于莞草编织品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追溯至南北朝，据《宋起居注》载，“广州刺史韦朗，作白莞席三百二十领。”
明清两代的《东莞县志》对莞草和草织品已有较多的记载。崇祯年间的《东莞县志》曾记录明代莞籍官员的诗句，“苑彼莞草，芄芄其色。不蔓不枝，宜之为席。”康熙年间的《东莞县志》则记载，东莞境内东江沿岸“其产卤草，其人捕鱼之外，日相采莞以为生。”
应该说，至明清两代，野生莞草的经济价值已被时人重视，当时主要的草织品是“夹席”和“草手套”。
清末国门被迫开放后，在洋商的迫使下，东莞在厚街涌口、双岗等村扩大莞草的人工种植面积，并形成较多的草织作坊，草织技术也得到改进。厚街成为东莞草织业的重心，此后草织业又延及到道滘、莞城、太平等镇。
1900年至1914年是东莞草织品产销的高峰期，东莞草田面积增至2.6万亩，年产量约为35万担，草席销出18万包。主要销场由东南亚转为英国、美国，及西欧大陆诸国。
1914年，一战爆发，此后战乱不断，草织业产量逐年减少。1930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草织品出口陷入滞销。
1938年，广州被日军侵占，草织业销路中断。1941年，香港沦陷，草织业生产全部滞停，整个行业破产。新中国成立后，草织业开始复苏。尤其是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东莞涌现一批较大的草织厂。国家对草织品实行统购统销，保证了草织业的销售渠道。
草席类产品的主要产区仍是厚街。1956年，厚街草织厂和涌口草织厂共有草织机300部，几乎全村妇女都参与草织编织。草编工艺品的主要产区是道滘。当地最大的道滘草织厂曾有2000多工人，占本村劳力的四成多。
1983年后，随着东莞推行引淡驱咸，草田改种水稻、香蕉等农作物，造成草织品原料短缺，同时塑料用品大量进入市场，草席在国际市场滞销。草织业迅速走向没落。
策划 南方日报记者 李书龙
采写 南方日报记者 李书龙 刘进 朱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