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秘使》电视剧开机仪式上，汪锋与夫人的合影
汪锋回忆西安事变所作诗词一首，这是手稿图片
在战火硝烟中保存下来的《红军识字课本》，上面还清晰地印着红军长征路线图
在多数人的认识中，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在华清池“兵谏”，鲜有人知事件的发轫，是许多共产党员幕后的穿针引线，积极奔走。陕西蓝田县人汪锋，这个在当时充满神秘色彩的共产党员，便是众多幕后英雄中的一员。
汪锋56岁的小儿子，陕西省民间艺术大师、现居北京的王又凯先生回忆了76年前父亲单骑闯西安，代表党中央联合西北军的破冰之旅。
身揣毛泽东亲笔信25岁小伙单骑闯西安
在王又凯眼里，父亲汪锋做事稳重、缜密又不失变通。
1935年10月，毛泽东把汪锋叫到位于陕西富县原东村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亲自约见。
“毛主席安排给我父亲一项秘密使命，代表党中央与杨虎城就合作事宜进行谈判。”王又凯说，当时父亲只有25岁，党中央之所以选择汪锋，是因为他之前曾从事兵运工作，对西北军、对杨虎城非常熟悉。“1931年2月，父亲受中共陕西省委军委派遣，打入杨虎城部陕西省政府卫士营干训队学习军事，开展兵运工作。”王又凯回忆说，当时汪锋在该部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支部，利用杨虎城将卫士营扩编为警卫团的机会，与团长张汉民、副团长阎揆要（均为中共秘密党员）一起，任用一批共产党员担任各级军官。“毛主席对他说，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万一失败了，会有牺牲的危险。”年轻的汪锋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这是一趟破冰之旅。”王又凯说，虽然当时党中央与杨虎城部已有联系，但双方还存在一些误会，因此稍有不慎便会出现变数。带着毛泽东亲笔写给杨虎城等人的三封信，汪锋单骑走西安，会见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
“讨账先生”计策妙扮要犯“押见”杨虎城
肩搭褡裢、怀揣算盘、手提行李，汪锋扮成混迹江湖的讨账先生，把毛泽东给杨虎城等人的信件缝在长袍的衣袖之中，大摇大摆地赶往西安。“一路上还算顺利，但到了国统区长武县附近时，父亲遇到了麻烦。”王又凯说，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独行的父亲突然被两人强行拦住要搜查。推搡过程中，对方撕破了父亲的长袍，本来缝在袖中的毛泽东信件掉落一地。“两个家伙见有个信皮上写着‘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主任亲启’的字样，傻了眼。”王又凯说，父亲灵机一动，马上沉下脸来冲上前去踹了对方每人两脚，大声斥责，声称自己是政府派出的高级特工，在秘密公干。
两人忙解释说他们是长武县县长党伯弧派出巡视的，汪锋这才暗松了一口气。“党伯弧一直倾向革命，和汪锋多有来往，且党伯弧是杨虎城体系内的人。”汪锋便让两人带路去见党伯弧。
王又凯说，父亲见到党伯弧并说明来由。考虑到长武县离西安有三百多里，担心路上再生枝节，汪锋又提议扮作“要犯”，由党伯弧“押送”到西安交给杨虎城，纵然出事，也不会牵连党伯弧。次日一早，几个兵拿着枪，将汪锋捆绑，用汽车押往西安东关西北军军法处。
从“探子”到“朋友”秘密协定终达成
在西北军军法处，通过时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总参议的杜斌丞，军法处处长张依中等人暗中协调，汪锋到西安后不久，在新城的黄楼见到了杨虎城。“当时的大环境充满变数，共产党与杨虎城间有些误会，父亲的处境是很危险的。”王又凯说，当时杨虎城的态度十分冷淡，提出两个问题要汪锋解释：第一，杨部孙蔚如在汉中驻防，与红四方面军已达成秘密协议，并按协议向红军提供了帮助，但红军在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进攻汉中，使杨部遭受很大损失；第二，国民政府曾多次来电，指责杨部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中共党员，让杨查办，杨未予理睬，而红军却设伏将其杀害。
“这两件事一直是杨虎城心中的疙瘩。”王又凯说，加上当时党中央物资条件差，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信是写在几张电光纸上，不吸墨，风干后发硬，更显粗糙，杨虎城对汪锋的身份产生怀疑，担心其是国民党高层派来的“探子”。
“父亲告诉他，进攻汉中是为牵引胡宗南部调回天水，错杀张汉民确实是党的重大失误，打消了杨的顾虑。”面对杨虎城，汪锋没有丝毫怯场，还慷慨陈词向杨讲述了红军的抗日主张和联合的目的。杨虎城的态度渐渐缓和下来，并将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先生介绍给了汪锋，说由王代表他商谈具体的合作方式。
通过汪锋等共产党员的努力，大约过了一个月，在和王菊人进行了多次商议后，双方确定了合作的4项协议，即所谓的“秘密协定”。
1.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紧密联系；
3.十七路军在适当的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部队开始抗日教育。
后来，杨虎城将军又约见了汪锋一次，是礼节性的，气氛很好，主要是告别。
汪锋顺利完成了联络西北军的任务后回到陕北，1936年9月，又随叶剑英等人化装回到西安，并在杨虎城部队的阎揆要团团部设立了电台，直接和中央联络，先后受叶剑英和周恩来的指挥，历经了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侯希 采写
他与“12”有不解之缘
蓝田县档案局原副局长、现任蓝田县委组织部《党史》常务主编的曾宏根，与汪锋及其家人相识多年，曾宏根见过汪锋6次，1998年汪锋在京逝世，曾宏根还专程前往吊唁。“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促进了国共两党新一次的合作，汪锋为西安事变做了大量工作，是共产党统战工作的一面旗帜。”曾宏根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汪锋十多次回到蓝田县自己的家乡，走遍了自己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十多个乡镇，看望老区人民，寻找当年一起战斗过的战友。
在曾宏根眼里，汪锋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并与自然数“12”结下了不解之缘。汪锋出生于1910年12月，作为秘密使者促成张、杨两将军1936年12月12日发动“双十二”事变，逝世于1988年12月12日，“这种巧合，只有让后人去诠释了”。（感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大力支持）
不当“睁眼瞎”红军边行军边识字
当年的红军小战士大多是穷人家的孩子，他们在战火中学习文化，逐渐成长起来。近日，兰州军区西安翠华路第一干休所所长李兴凯透露，他收藏着一本非常珍贵的《红军识字课本》，从中能看出当年战火硝烟中，学习文化知识的不易。
树叶上面写字插在前面战友的背包上
“2002年在兰州，我得到了这本《红军识字课本》，长15厘米，宽10厘米，由人民抗日红军总政治部编印。”李兴凯介绍，为进一步考证，他曾拜访过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老红军何光宇（兰州军区原副司令员）。
提起那段艰难的识字岁月，何光宇老将军曾感慨万千：“我从一个文盲，成长为共和国的第一批将军，《红军识字课本》功不可没啊！我出身贫寒，给地主家放牛，经常饿肚子，后来瞒着父母参加红军，跟着红25军徐海东的队伍。我渐渐明白不识字跟睁眼瞎一样，硬是靠‘看后背’识的字。”
所谓“看后背”识字，是指行军打仗时，战士把生字写在小布条、小树叶上，插在前面战友的背包上边走边认，战斗间隙用手在地上边划边读。何光宇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学到了文化，逐渐会写简单的信、标语和墙报，最终形成自己的文化根底。
记者注意到，《红军识字课本》第73课内容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就是解放人民，救国家的政党。领导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北方，为的是要到抗日的最前方。”这本识字课本应是长征胜利结束后在陕北印制的。据悉，何光宇1929年参加红军，曾当过徐海东的警卫班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8年去世。
边区识字运动创造民主政权的一部分
去年2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建华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过一篇论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识字运动》。王建华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很重视文化教育，把战士们学文化、边区的识字运动，当成创造民主政权的一部分。”
在革命战争环境下，党通过发起识字运动，彰显民主、平等的价值诉求，使人民从民族解放斗争中觉悟起来。本报记者 王晓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