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刚刚结束，上周五晚上广州大学城，纪录片《高三》的放映吸引了众多学子观看。导演周浩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纪录片导演周浩，曾任新华社、《南方周末》摄影记者，2002年开始纪录片创作。多年记者生涯使他关注的题材有着鲜明的记者烙印，他的镜头宛如一把手术刀，对社会公共空间深刻解剖透视：东莞出租屋内的打工者(《厚街》2003)；福建一所中学里琐碎而疯狂的高三生活(《高三》2006)；城中村里毒贩的爱情与江湖(《龙哥》2008，主人公被判死缓)；县委书记的官场故事(《冬月》2009，主人公也已入狱)；广州火车站旁派出所内的权力与底层(《差馆》2010)。
他的影片曾入选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巴黎真实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台湾纪录片双年展等，并屡获殊荣。
“纪录片毕竟是在窥视别人，或多或少会对别人产生影响。我能做的就是承受原罪，规避下一步可能产生的罪孽。”周浩说，拍片就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而所有苦都是人生的积累，回过头去看，那就是财富。他有一个愿望，在60岁前完成20部不让很多观众离场的纪录片，一年一部，他像苦行僧一样朝这个方向前行。
■对话
找到平衡点，生存下去
南都：每年高考，就会有人把你请出来讲《高三》。据说，有些班级还拿这部片子当做励志片在班会上放。
周浩：我也很无奈。但这部片子是迄今为止最为人知的一部纪录片，看过《高三》的观众数以千万计。开个玩笑，每人给我一毛钱我就发财了。
南都：《高三》中拍过的同学们还有联系吗？
周浩：有一些经常联系，像林佳燕在北京一个外贸公司，她找工作、谈恋爱都会打电话给我。钟生明现在在泉州，王锦春老师现在苍老了很多，我们也经常打电话，我还曾经带女儿去他家做客。
南都：纪录片只是记录，对社会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周浩：没法去改变，我连自己都无法改变。我只能不断地通过我的影片给别人讲故事，我的片子把大家不注意的东西呈现出来，也许会与你以前看到的社会不一样。它可能会给你提供另外一种元素和视角，你可以综合起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南都：当年你在《南方周末》的同事，如今或进入互联网公司的管理层，或自己创业，你怎么看？
周浩：羡慕啊，怎么会不羡慕，谁不爱钱？他们的身家都是千万计。但是，人各有志，各有各的活法，没必要去横向比。
南都：拍纪录片除了经济上回报低，过程应该也很苦吧？
周浩：举个例子吧，有一次，我和云南社科院的研究员一起做一个地理报道，我们要徒步穿越“三江并流”，有一天爬山，我们从1800米爬到4050米，最后又下到1700米，我刚动过膝盖手术，翻沟壑又过雪山，中间还迷了路，我们那个时候边走边骂，走了整整15个小时，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那个时候好美啊，现在就常念叨：什么时候能再去走一趟？
南都：拍纪录片有精神上的压力吗？
周浩：有，所以也需要一定的承受力。我个人觉得拍纪录片有“原罪”。即使我坦然地告诉别人我来拍什么，呈现出来的跟别人当时的理解肯定不一样。拍出来会产生什么影响，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纪录片毕竟是在窥视别人，或多或少会对别人产生影响。我能做的就是承受原罪，规避下一步可能产生的罪孽，在后期编辑时尽量避免次生的更多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自己内心的平衡。
生存就是要找个理由活下来。我那些同伴都超有钱，我怎么办？我不断告诉自己我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的这些东西可能对社会更有意义，他们可能觉得他们作用更大，我们都找到了平衡点。
采写：南都记者 靳颖姝 实习生 朱泽 李雯洁
摄影：南都记者 陈坤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