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8月21日，父亲方志敏（原名远镇）出生在江西弋阳县九区漆工镇湖塘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一家40多口人租种地主百余亩耕地艰难度日。
父亲自幼聪慧过人。8岁入私塾，别人读3年的书，他不到1年就读完了。秀才出身的严常新老师对父亲刮目相看，给他单独开小灶，逢人就夸“远镇好学上进”。1916年秋，父亲考进弋阳县立高等小学。校长方克为见他志趣高洁、才思敏捷，赠送学名“志敏”。他与同班同学邵式平结为至交，后来两人一起发动“弋横暴动”，共创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公园门口
一块牌子感受天大耻辱
1919年，父亲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专业，到南昌求学。离家前，他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家里的厅堂正中：“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五物松柏翠竹白梅兰”。
这是父亲生前最爱的对联，也是他志趣的流露和写照。后来，他以这5种植物为子女取名，期望我们也有松、柏、竹、梅、兰的品质。
在学校时，他曾集合同学找校长赵宝鸿，要求调换误人子弟的老师，没能成功。父亲编了一出白话剧《私塾的怪现象》，讽刺学校的腐败，结果受记大过处分。
这一年，南昌暴雨连绵，竣工刚2年的校舍多处塌墙漏雨。父亲带领学生自治会多方调查，发现赵宝鸿勾结包工头，偷工减料，挪用公款。真相公布后全校哗然，父亲和洪罗曼等4名学生却被开除。
回到老家后，1921年，父亲考入教会学校九江南伟烈大学。一年后，父亲因贫退学。这时收到老同学洪罗曼来信，邀他到上海看看，信里附了一份《先驱》报。这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让父亲眼前一亮。
1922年6月底，父亲在上海结识了共产党员、江西籍青年赵醒侬，两人一见如故。
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父亲详细记叙了在上海的这段经历：“我去上海原是梦想着找个半工半读的事情做做，哪知上海是人浮于事，找事难于登天，跑了几处，都毫无头绪，正在纳闷着，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散散心。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这几个字射入我眼中时，全身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
1924年3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老家，父亲成立了赣东北第一个农民协会和第一个党小组。1926年冬，200多个贫苦农民在党组织领导下，发动“漆工镇暴动”，缴获3条枪，其中1条只剩半截枪管。后来，父亲领导的武装起义队伍，手执梭镖、大刀，加上这“两条半枪”与敌人拼杀，“两条半枪闹革命”的故事传遍闽浙皖赣。
彭湃证婚
几条长木凳拼成“喜床”
1927年是父亲生命中很有意义的一年。
在这一年，父亲与母亲相识、相知、相恋，走到了一起。母亲原名缪细姩，直到父亲赠送“敏”字作订婚礼物而改名。她也来自弋阳，比父亲小10岁。自幼要求上进，能歌善舞，17岁考入南昌女子职业学校，因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被校方开除，之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6月上旬的一个晚上，白色恐怖笼罩南昌城。在党的秘密机关二楼，由父亲的挚友、全国农协秘书长彭湃证婚，父亲母亲举行婚礼。几杯清茶，代表所有祝福；几条长木凳靠墙，拼成一张“喜床”。
新婚之夜，父亲送给母亲2件礼物。一是自己用过的金笔，希望她记下美好的战斗历程；二是化名“李祥贞”，他提出，“今后以李祥松、李祥贞兄妹相称，秘密联络。”
3天后，父亲受命转战吉安，母亲去波阳县委秘密机关做技术工作，不久后被捕。父亲以“李祥松”为名写信，称父母病重，呼唤妹妹“李祥贞”快回家。多名同志设法营救，帮助母亲出狱。
获救后，母亲随父亲出生入死，朝夕相处8年，度过了他们此生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母亲用歌声和舞蹈，为同志们增添快乐和力量，只要能和父亲在一起，即便风餐露宿也很满足。父亲也从心底疼爱着母亲，常亲自接送她外出表演，有时还在家为她备好温热的洗脚水。
弋横暴动
创立方志敏式根据地
1927年，父亲任五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武装起义总指挥、中共弋、横、德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委员，领导“弋横暴动”，创立红色政权，创建革命根据地。
父亲领导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被毛主席誉为方志敏式根据地，并被中华苏维埃政府称为红色苏区的“模范省”。他在苏区有一系列首创——发行多种债券，与白区交流商贸；首创列宁公园，创办了一批学校和文教卫生单位；开办银行，建章立制，制订法律法规等，成为全国各根据地效仿的典范。
从1927年到1934年的8年里，父亲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被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授予最高荣誉“红旗勋章”；他担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1934年1月当选为中央委员。
1934年冬天，中央命令红十军和红七军团合编成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父亲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队北上。出发时，他正患痔疮，每天流脓血，不能骑马、走路，甚至连椅子也坐不了，只能半躺着，但仍坚持亲自带队。出征后，他写信给母亲说：“你今后将在无线电话里得到我们胜利的消息。”
没想到，这一去竟成永别。
身无分文
只有一块怀表一支钢笔
先遣队在皖南遭敌人重兵包围，被打成两截。父亲带800人突破封锁线后命粟裕率队突围。他自己仅带少数战士留下等待大部队。奋战两个多月，终因寡不敌众，又遭叛徒出卖，父亲于1935年1月29日在怀玉山陇首村被俘。
两个国民党士兵发现父亲后，不急着回去邀功，认定他身上一定有不少油水。可翻遍全身上下只搜到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他们心有不甘，拿手榴弹威吓道：“把钱拿出来，不然这炸弹让你粉身碎骨。”
“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父亲说，“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
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父亲经手的款项达几百万元。但当家里有难处，祖母唯一一次找他要些花边（银元），他回答：“我当穷人的主席，革命的花边，一个铜板也动不得。”
奋笔疾书
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
被俘当晚审讯，敌人逼父亲写些文字，好回去请功。父亲当场挥笔写下自述：“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岁，知识分子……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我这几十年所做的革命工作，都是公开的。差不多谁都知道，详述不必要。仅述如上。”
入狱后不久，父亲要求“写个条子”，敌人以为是写供词，满口答应。拿到纸笔，他奋笔疾书。6个月里写了《可爱的中国》《清贫》《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狱中纪实》等16篇文稿，现存13篇，超过13万字。其中着笔最多的是反思，他要写下“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贡献给党。
狱中给党写信，困难可想而知。为掩人耳目，父亲桌上常摆着可公开文稿《可爱的中国》，其他信藏在下面。他的人格魅力打动了囚友和看守。国民党原中央监狱狱长、囚友胡逸民、军法处上士文书高家峻和军法处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父亲多篇珍贵遗著辗转送出牢房。
父亲入狱后不久，母亲也因叛徒告密被捕，被囚禁在南昌女子监狱，与父亲的关押地仅一墙之隔。敌人多次表示，只要签字投降，马上可以和亲人团聚，甚至还拍了母亲的照片给他看。看到相片，父亲流泪了。但在亲情和信仰之间，我的父母都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牺牲前，父亲本有机会逃脱，但他希望组织牢内同志一起走，拒绝个人越狱。1935年8月6日，父亲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年仅36岁。
生死与共的夫妻从未拍过一张合影，是母亲最遗憾的事。她请人画了一张两人恋爱时的像，还将自己的照片和父亲狱中留下的照片合成制版，留作纪念。
笔墨缅怀
每天凌晨3时起床写稿
父亲牺牲时，我还不满4岁，是父亲的老部下吴西河夫妇将我抚养长大的。
我17岁才与母亲团聚，进入江西烈士子弟学校读书认字。1953年10月19日，母亲把父亲的遗著《可爱的中国》送给我，并在扉页上题写：“梅儿，这本书是你父亲在狱中用血和泪写出来的遗言，你要反复精读，努力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继承你爸未竟的事业！”
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我不再只是以泪水思念，而开始用笔墨缅怀。
30年来，我沿着父亲的足迹，自费走遍了他战斗过的地方。开了几百次座谈会，访问了几千人，做几百万字的采访笔记，写出了《方志敏全传》《方志敏和他的亲人们》两本书。
由于只上过几年学，我比常人付出了更多艰辛。坚持每天凌晨3时起床写稿，有些字不会写，就用同音字替代，再请人修改。长年累月写字，手指变了形，严重眩晕症一度让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方志敏全传》写到最后一节“为了可爱的中国”，提起父亲牺牲，我伤心得难以下笔。仿佛看见他站在那里向我们告别：“十分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去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你们要认识到，能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曹刚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