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海洋，更要敬畏海洋
我们呼唤海洋时代。并且，我们终于迎来了阔步迈向深蓝，拥抱大海的新时代。
正如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获知国务院批准实施《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后所表示的：“这真是一件大喜事！”
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环境和重要资源，是世界各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桥梁。随着陆域资源的日益紧缺，许多国家都将触角尽力向海洋延伸，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他们中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已经制定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已达100个左右。
而中国是全球第四大海洋大国，浙江是中国第四大海洋大省，自然时不我待。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深思熟虑，在“十二五”规划中全面布局国家海洋战略，更在开局之年把试点的任务交给了山东、浙江和广东。
“浙江将进一步做‘深’、做‘强’海洋经济这篇文章，让海洋资源产生最大效益，让海洋优势助推浙江经济再上新台阶。”省委领导的这一表态正是全省发展海洋经济的指针。
战略布局、产业规划、金融支持、港口建设、科技兴海、海岛开发、生态保护、体制创新、陆海联动、人才储备⋯⋯浙江各条战线上紧锣密鼓、摩拳擦掌。犹如笔者走访广东、山东两个海洋经济试点省所看到的热火朝天的备战情形一样。
决策既定，雷厉风行。然而，在这一当口，我们还必须做一件事，那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本期独家策划的《中国启动蓝色引擎》一组18个版面，就是希望通过浙江、广东、山东三省专家学者的智慧火花，对如何发展海洋经济形成共识有所裨益。
此外，我们还主张：呼唤海洋，更要敬畏海洋。
敬畏海洋，就是不光要看到海洋开发，更要看到海洋的保护，看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浙江发展海洋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生态优先，持续发展”，实施中“注重保护和开发并举”。多年来，浙江省相继出台了18部地方性环保法规和规章，对保护海洋生态起到了积极作用；2008年又提出到2020年前投入70亿元进行海洋生态修复；还划定了3个海洋自然保护区，9个海洋特别保护区⋯⋯
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长期以来，海洋经济的实施主体，一味向海洋索取资源，导致重点海湾和近海海域的渔业等资源紧张，而没有主动向海洋投入修复性资金；海岸带的临港工业，一味地想着能填多少海，能向海洋排多少污染物，近海环境的承载力同样亟待加强；海洋工业的增加值率尚低于全国水平，优势产业尚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新兴产业仅是亮点还不是增长点。凡此种种，需要我们进一步明确，规范和科学规划资源开发行为，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海和谐，是浙江为全国试点和示范的要务。
敬畏海洋，就是不光要看到海洋的生产，还要看到海洋的生活和文化。国务院批准的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但是，作为上升到国家战略的试点省，浙江试的不仅是“海洋经济发展”，还有海洋生活、海洋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下一阶段的试点发展中，沿海城镇的规划和建设，要从大陆思维转向海洋思维，在传承本土先进海洋生活方式的同时，借鉴欧、美、日、澳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沿海发展经验，引进与浙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沿海先进生活方式，把海洋生产的发展与海洋景观的维护开发，以及海洋文化的传承发展结合起来，将沿海地区打造成为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滨海旅游和生活目的地。此外，浙江本地对海洋政治、外交、军事、历史等研究还比较分散且滞后，难以支撑我国以及省内开发东海和远海的形势需要。因此，在试点发展中，需要在注重海洋自然科学开发的同时，将海洋社会科学的研究和传播摆到同样的高度。海洋生产的发展，离不开海洋生活、文化这个“软实力”的支撑和融入，否则就经济而经济，生产发展终将成无本之木。
敬畏海洋，就不光要看到海洋工业、海洋产业建设，更要看到海洋防灾减灾等安全体系的建设。海洋蕴含着丰富的能量，既可以开发为经济建设服务，也可能对人类产生伤害。日本“3·11”特大地震海啸对其沿海工业设施、城市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和破坏，对全球都是一个警示。但对照世界主要沿海发达国家和地区来看，浙江在海洋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方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相应的能力，都还存在着较明显差距。
为了保障海洋经济的安全发展，保障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海洋灾害的防范。一方面要在海堤建设和相关海洋灾害防范工程设施建设上进一步加码。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非工程性措施的建设和实施。必须加强海洋灾害综合观测网、海洋灾害预警网、海洋灾害信息服务网等“三网”的建立健全，必须完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决策指挥平台的建设，以及在大型海洋工程设施，大型临港工业设施，包括核电、油气、造船以及海洋新兴产业等的布局中，必须进行严格的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我们呼唤海洋，因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关系到中国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和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全局，关系到浙江产业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全局。我们敬畏海洋，因为在浩瀚的蓝色国土上，我们从启航开始，就注定要科学发展。
编辑部主任：徐友龙
在转型发展中实现科学跨越
—访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刘亭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上升国家战略的决策过程
观察记者：刘主任，作为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亲历者，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规划及其上升为国家战略，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历程？
刘亭：浙江在全国是一个较早强调发展海洋经济的省份。早在1993年、1998年和2003年，先后三次召开了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而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也经历了一个从“海洋经济大省”向“海洋经济强省”提升的过程。
2009年7月，省里开始启动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谋划工作。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指派，省发改委借参加国家发改委组织开展调研活动之机，第一次向主管部门做出了积极争取的汇报。此后，温家宝总理和李克强副总理又于当年8月和9月，分别听取了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发展海洋经济的工作汇报。
2009年12月，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左己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相关人员来到我省进行专题调研。调研结束之后，他们向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提交了一份关于浙江海洋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此后，在2010年2月，中国工程院组建了以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院士领衔的“浙江沿海及海岛综合开发战略研究项目”课题组，国家开发银行和浙江省人民政府作为参与的一方，共同开展了对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全面深入研究。
2010年4月份，温家宝总理圈阅同意国家发改委关于山东、浙江、广东三省试点发展海洋经济的报告。三省在原来的基础上，紧锣密鼓地开展规划编制和试点方案准备工作。
2010年8月，由省领导带队的三个考察组，分别对日本、新加坡及马尔代夫和地中海等岛国，就海岛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问题，开展了专题调研。
2010年11月，由国家发改委杜鹰副主任带队，国家相关部委就浙江海洋经济发展问题到浙江进行专题调研，并随后在北京两次主持召开有20多个部委参加的征求意见会，并重点讨论了《规划》中浙江体制机制的创新及相关政策的配套。
2011年2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这标志着浙江海洋经济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一个月后，省委召开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专题的省委工作会议，对全省加快海洋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动员和部署，这也可以看作是我省发展史上的第四次海洋经济工作会议。
浙江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
优势剖析
观察记者：浙江省在海洋经济发展上有什么独特优势？
刘亭：浙江是个陆域资源小省，自然资源的丰度全国倒数第三。但浙江却是一个海洋资源的大省，不但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岸线总长6696公里；还有全国最多的海岛，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2878个；又处于内外开放扇面和黄金海岸与黄金水道的两个交叉点上，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无与伦比。
此外，我们的特色产业优势也很突出。2010年全省实现海洋生产总值3500亿元，其中海运业发达，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7.8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404万标箱，宁波—舟山港跻身全球第一大综合港、第六大集装箱港；船舶工业产值850亿元，居全国第三位；海水淡化运行规模近每天10万吨，居全国首位。此外，我省还有灵活高效的体制机制、较强的科教支撑能力等其他有利于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优势。
观察记者：浙江在海洋经济试点中，如何发挥这些优势条件？
刘亭：根据我们浙江省自身的优势条件，我们提出了适合我们浙江省的五点战略定位：一是将示范区建设成为我国大宗商品国际物流中心；二是重点推进舟山群岛综合开发开放、杭甬海洋科技创新、甬舟港航配套服务、温台民营海洋产业发展等特色试点工作，建设我国海洋海岛开发开放改革示范区；三是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打造我国现代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区；四是坚持海陆联动，统筹协调，建设我国海陆协调发展示范区；五是加快发展清洁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建设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和清洁能源示范区。
浙江当下发展海洋经济要注意的方面，我个人把它概括成三个结合：一是沿海发展和内陆发展的结合，即坚持陆海统筹、山海联动；二是综合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结合，即坚持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合理保护，集约开发；三是宣传造势和扎实推进的结合，不宣传无以增进认识、凝聚共识，但不实干更不能取得实效、终成正果。
观察记者：浙江省应该发展成为怎么样的一个海洋经济强省，也就是说我们的具体目标有哪些？
刘亭：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和跨越式发展，实现以下目标：首先，我们的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到2015年，示范区海洋生产总值接近7000亿元，占全国海洋经济的比重提高到15%，三次产业结构为6:41:53，基本实现海洋经济强省目标。
其次，我们的港航服务水平能够有大幅提高。到2015年，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达9.2亿吨，集装箱和原油、成品油等大宗商品运输在沿海港口中所占比例有较大提升，形成较为完善的“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港航强省。
第三，我们的海洋经济转型升级要有显著成效。海陆联动开发格局基本形成，形成一批全国领先、国际一流的企业和产业集群，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30%以上。
第四，我们的海洋科教文化要达到全国领先。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基本建成，示范区内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5%，科技贡献率达70%以上。
第五，我们的海洋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基本建成陆海联动、跨区共保的生态环保管理体系，形成良性循环的海洋生态系统，清洁海域面积力争达到15%以上。
另外，我们还要争取到2020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力争突破12000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5:40:55，科技贡献率达80%左右，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达35%左右，全面建成海洋经济强省。
浙江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
三个亮点
观察记者：要实现这些目标应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么我们浙江打算如何去实现这些目标？
刘亭：我们在制定这些目标之前，首先是要考证我们确实是有能力完成这些目标的，当然，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办得到的，要“跳一跳才能摘到桃子”。我们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优势，制定了相关的发展目标，也即坚持以海引陆、以陆促海、海陆联动、协调发展，注重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我们提出了构建“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格局。
在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我们必须注重我们浙江突出的重点和彰显的亮点，其中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构建“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二是打造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三是推进舟山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建设。
进一步分析的话，三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是龙头，是加快发展现代海洋产业、推进舟山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建设的牛鼻子；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是基础，是扩大海洋经济总量、提升海洋经济素质、增强经济转型升级带动力的重要支撑；舟山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是载体，是浙江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增长极之一。因此，我们应该统筹谋划、有机整体地推进三大重点和亮点建设。
观察记者：“三位一体”的港航服务体系具体指的是哪“三位”，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刘亭：2010年的《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明确了浙江要重点构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海陆联动集疏运网络、金融和信息支撑系统“三位一体”的港航物流服务体系，以此作为建设宁波—舟山国际枢纽港和港航强省的重中之重，这也是浙江开展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点睛之笔”。
“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中，首要的是构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这是核心。重点是建设“一个中心，两大平台，七大交易区”，即以大宗商品国际物流中心为目标，建设舟山大宗商品交易服务平台和宁波生产资料交易服务平台，设立石油化工、矿石、煤炭、粮油、建材、工业原材料、船舶等交易区，同时要统筹规划建设一批重要能源资源储运基地，完善配套设施，提高中转储运能力。
其次，优化完善集疏运网络是基础。通过完善进港航道、锚地、疏港公路铁路和重要枢纽等集疏运网络，实现多种运输方式的无缝对接，提高多式联运水平。所谓多式联运，指的就是江海、海陆和海空联运能力。其中的重点是优化港口集疏运基础设施，整合港口资源，增强港口吞吐能力；加强宁波—舟山港、嘉兴与上海港及长江沿线港口间的合作；同步拓展“内陆港”功能，以及建设运营一批港口物流园区，做强一批港口物流公司。
再者，强化金融和信息服务是支撑。我们特别要加快港航服务领域的金融创新，提升电子口岸信息系统，增强港航物流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引导国内外金融机构在浙江的分支机构积极发展船舶融资、航运融资、物流金融、海上保险、航运保险与再保险、航运资金汇兑与结算等航运金融服务，引导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用于航运等相关产业项目，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港口航运开发事业。完善航运物流信息系统，加快宁波—舟山港电子数据交换(EDI)系统与企业专用物流信息系统有机对接，建设“数字港”。
观察记者：刚才您还讲到另外两个亮点，能不能也为我们解释一下？
刘亭：前不久，浙江省出台了《浙江省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其中就提到在打造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方面，我们首先要突出对海洋新兴产业的扶持发展。海洋新兴产业具有很强的带动力和引领性，是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的重点。就浙江省而言，要按照有限目标、重点突破的原则，集中抓好海洋工程装备和高端船舶、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海洋医药和生物制品、海洋清洁能源、海洋勘探开发服务、港航物流服务等六大领域。这六大领域在浙江省已经有一定产业基础，进一步加强科技支撑、人才支撑和重大项目支持，进一步提升产业科技含量、科研成果产业化水平、对陆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带动能力，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实力和在全国乃至国际的竞争力，这三点成为全省海洋经济发展的主攻点。同时，要进一步发展远洋渔业，加强远洋渔船更新改造和渔场探捕，健全现代远洋渔业产业体系，进一步发展滨海旅游，创新旅游产品，推进海陆和岛际旅游的立体交通网络建设。
关于舟山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规划中已明确提出要加快舟山群岛开发开放，全力打造国际物流岛，探索设立舟山群岛新区。舟山作为我国唯一的群岛型设区市，区位、资源、产业等综合优势明显，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其建设重点可概括为“三基地一城市”，即大宗商品国际物流基地、现代海洋产业基地、海洋科教基地和群岛型花园城市。在大宗商品国际物流基地建设方面，下一步我们要抓住契机，加快统筹建设一批重大泊位、航道、锚地项目，结合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建设，增强港口物流的增值服务能力。在现代海洋产业基地建设方面，除充分依托深水岸线资源大力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和高端船舶外，还要统筹考虑海洋渔业、海洋旅游、海洋清洁能源的发展，建设船舶工业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海洋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远洋渔业基地、海洋新能源综合开发基地。在海洋科教建设基地方面，既是提升浙江省海洋科教实力整体实力、加快跨越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有效发挥海洋经济发展对省域经济转型升级带动力的战略需要。建设群岛型花园城市，是舟山试验区建设的基础和保障，通过进一步发挥海岛城市的特色优势，增强科研、金融、信息、休闲等现代服务功能，实现海洋海岛文化传统与现代城市文明的有机共荣。试验意味着创新，其中既包括海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也包括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革，为此中央还特别赋予“舟山群岛新区”的定位，期许这一地区为全国新一轮海洋经济的发展扮演“先试先行、率先突破”的角色。
海洋经济同样亟待升级
观察记者：您在多个场合提到浙江海洋经济整体上仍呈现为粗放发展，对此您有何建议？
刘亭：近年来浙江海洋工业增加值率约为24.3%，高于全省工业约3个百分点，但低于全国海洋工业约5个百分点。由于工业增加值率是区域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和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是反映工业发展集约化水平的主要指标，那么从这一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浙江海洋经济整体上仍呈现较为粗放的发展。我省目前的海运、海洋旅游、石化、船舶、海水综合利用等优势产业的产业链条相对较短，尚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企业优势、品牌优势、科研优势、人才优势等未有效形成，有机组合度有待提高。海洋生物、海洋能等新兴产业需积极实现从亮点向增长点的转变。
为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还提出了战略化、国际化、集群化、科技化、服务化的“五化”发展方向。
在工作重点上，除了建设好“三位一体”的港航物流服务和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以外，还应该培育发展海洋服务业、择优发展临港先进制造业以及提升发展现代海洋渔业。
培育发展海洋服务业，指的是加快发展涉海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巩固提升优势服务业，培育发展新兴服务业，充分发挥海洋服务业对海洋经济转型升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择优发展临港先进制造业，指的是充分发挥浙江港口岸线丰富的优势，坚持自主化、集群化、高端化方向，大力发展以船舶工业为重点的临港先进制造业。
提升发展现代海洋渔业，指的是按照扩大养殖、拓展远洋、深化加工、搞活流通的发展思路，加强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业，提升水产品精深加工和贸易。 ■
—访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葛立成
浙江发展海洋经济的
潜力巨大
观察记者：葛院长，据我所知，您是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浙江海洋经济的学者，当时主要关心什么问题？
葛立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浙江陆域资源相对缺乏、陆域空间比较狭小的问题日益凸显。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大省，逐步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社科院就按照省领导的要求开展了海洋经济的专题调研。当时的着重点是研究海岛的开发问题，即浙江如何加快开发数量居全国首位的海洋岛屿，从而更好地利用海洋资源，推进海岛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提高海岛居民生活水平，使他们共享通宵电、自来水、有线电视、九年义务教育、社区文化等。我们当时提出了“小岛迁，大岛建”的发展战略，主张将偏僻小岛的渔农居民向大岛作整体迁移，促进了要素的集聚、产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共享性的提升。
观察记者：那么，您怎样评价浙江海洋经济的发展进程？
葛立成：浙江拥有丰富的港、渔、景、涂、岛、能等海洋资源，海岸线特别是深水岸线、海洋岛屿特别是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近海渔场特别是其可捕捞量、海洋能源特别是可开发潮汐能装机容量等，均居全国前列。经过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浙江的海洋经济已逐渐成为支撑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极。目前全省已形成了涵盖13类主要海洋产业的产业体系，海上运输、海水利用等海洋产业居全国首位，石化、船舶工业、滨海旅游等海洋产业居全国前列，海洋生产总值由2006年的1846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500亿元，海洋经济占全省GDP比重由2006年的约11%提高到2010年的13%，海洋经济大省地位已基本确立。
今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这是全省海洋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浙江已进一步明确了“一个中心、四个示范”的战略定位，即要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国际物流中心、海洋海岛开发开放改革示范区、现代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区、海陆协调发展示范区、海洋生态文明和清洁能源示范区。同时，进一步明确了“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空间布局和构筑“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规划建设舟山群岛新区和发展海洋新兴产业的三大任务。这些规划和战略，再加上一系列鼓励民营经济参与港口物流、战略物资储运、石化工业以及海岸线、滩涂、小岛、海域等集中连片开发的政策举措，必将推动全省海洋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全盛的时代。
当然，毋庸讳言，与同为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的粤、鲁两省相比，浙江2010年的海洋生产总值和人均海洋GDP，均居第三的位置。这表明，目前浙江的海洋资源优势还没有很好地转化为海洋产业优势，海洋经济的产业链较短，深加工产品不够，产品附加值不高。这也表明，浙江发展海洋经济的空间很大、潜力很大，它不仅可以成为全省下一步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而且可以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
要在国际坐标系中
寻找战略定位
观察记者：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目前国际上海洋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以及浙江海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差距？
葛立成：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环境和重要资源，是世界各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桥梁。随着陆域资源的日益紧缺，许多国家都将触角尽力向海洋延伸，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它们中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已经制定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已达100个左右。日本于2003年制定了《新世纪日本海洋政策基本框架》，提出对海洋实施全面管理。美国于2004年出台了《21世纪海洋蓝图》，发布了《美国海洋行动计划》，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海洋政策。
近年数据显示，世界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约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近7%。现代海洋石油工业、海洋旅游业、海洋渔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已经成为全球海洋经济的四大支柱产业。海洋石油和天然气、海洋水产、海洋生物技术、海洋信息技术、海洋娱乐休闲业、海洋服务和海洋新能源等，已经成为海洋经济的主要增长领域。
浙江的海洋经济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一些先行国家或地区相比，尚存在不小差距。以国际海洋经济的四大支柱产业为例：在海洋油气产业方面，东海大陆架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主体部分在浙江海域，专家估计油气资源蕴藏量在60亿吨左右，现已探明油气田3处，含油气构造6处，可能含油气构造200余处，开发前景良好。但目前已经启动的仅有平湖油气田的开发，东海油气产业的整体培育，还任重而道远。在海洋旅游业方面，浙江拥有大量的海洋旅游资源，拥有不断扩大的旅游客源市场；但旅游产业的发展，还有非常大的空间。例如，浙江应当充分利用客源市场和造船工业的有利条件，及早规划和发展游轮产业，布局和建设游轮母港，抢占新的竞争制高点。在海洋渔业方面，浙江正处于由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由近海捕捞向远洋捕捞的转变过程之中，现代海洋渔业、特别是远洋捕捞的规模、水平、技术和远洋基地建设等，都与发达国家或地区有不少差距。同样，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浙江拥有得天独厚的建港条件，近年港口建设和集疏运网络也发展得很快，“十一五”期间全省海运船舶运力已达1447万净载重吨，规模居全国首位。但是，从简单的货物装卸、堆存服务转向现代综合物流服务，构建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海陆联动集疏运网络、金融和信息服务支撑系统等“三位一体”的港航物流服务体系，仍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要树立东海意识和远洋意识
观察记者：刚才您提到我们靠近东海，但是海洋油气产业尚未形成实质性的突破，而我们的海洋渔业基本上也徘徊于沿海和近海。这是否折射出我们的海洋视野还不够开阔？
葛立成：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海洋意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国际海洋法》于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这标志着新的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确立和人类和平利用海洋、全面管理海洋新时代的开始。而由近海向远海延伸来谋划海洋经济的发展，来配置海洋发展的资源，已是大势所趋。
在我国发展海洋经济的三个试点省中，广东提出要启动和实施“南海战略”。该战略的主要构想：一是从最重要和最具备可行性的油气资源开发入手，把广东打造成南海渔业和油气等海洋资源开发的重要参与主体。二是围绕南海综合开发，在沿海布局和建设深海油气、天然气水合物质勘探开发装备的生产基地，布局和建设沿海输气、输油管道等，把广东打造成南海开发的服务和后勤保障基地。三是依托广东乃至全国的深海研究力量，组织课题研究和项目攻关，把广东打造成南海开发的智力支撑基地。
山东提出要以蓝色经济区为依托，打造“欧亚大通道”。主要构想包括：一是积极寻求环黄渤海经济圈国际合作的突破口，率先在物流、贸易、金融等方面开展中日韩之间的次区域合作，在山东半岛沿海形成以物流为主导的三国自由贸易区的雏形。二是面向东北亚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强与日韩等国的涉海产业合作，有效拓展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三是与日韩等国合作建设基础设施，推动大路网、大物流发展，巩固和提升以青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国际航运综合枢纽地位，使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成为日韩通往欧亚最便捷的海陆连结通道。
对浙江海洋经济发展而言，沿海、近海当然是主战场。但从宽视野、大时空来审视，却不能局限于此。因此，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既要着力于沿海，也要着眼于远海，既要有沿海意识，也要有远海意识，要及早谋划和制定浙江面向太平洋的“东海战略”。东海开发是国家重要的战略部署，我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应全方位地考虑对接、主动参与，使之成为东海开发的物资供应和补给基地，资源综合利用和加工基地，研发和后勤保障基地，产品的推广运销基地，资金筹措和技术人才储备基地等，这样才能拓展全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更大空间。
要强化大项目带动
和创新体制机制
观察记者：当前，三个试点省都在积极谋划未来海洋经济的提速发展，那么在具体的推进方法上，粤鲁两省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吗？
葛立成：粤鲁两省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均注重发挥“大项目”的带动与支撑作用，将产业发展目标具体落实到大型项目、龙头企业和合适的空间上。如广东总投资690亿元的湛江钢铁基地项目，总投资超过600亿元的中国－科威特合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的中国-委内瑞拉合资南海石化项目，年产值预计超千亿元的惠州大亚湾石化区等。山东继今年2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恳谈会后，进一步加大了项目推介力度，省政府已与12家银行总行和6家保险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沿海市县与相关企业签约投资项目23个，投资额在20亿元以上，总投资额达2549亿元。这些涉海大项目的开发建设，将有力地带动海洋经济的发展，并形成多点支撑的空间格局。粤鲁两省还将分别在港澳地区和日韩等国开展海洋经济建设项目推荐活动，集中落实一批涉海产业的大项目。这些做法都是值得我省借鉴的。近期，国内最大炼化项目登陆浙江台州，该项目总投资1740亿元，能带动10万岗位，对海洋相关产业的带动性也十分明显。
观察记者：在您看来，浙江建设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特别是建设舟山群岛新区，最亟待突破的关口是什么？
葛立成：海洋开发是一种集成开发，有赖于港口、产业、油气、滩涂、海岛、资金、人才等多种资源和要素，而其中最关键的是人才资源。如果没有一大批海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科技、复合型、稀缺型的人才，那么无论是港航物流服务体系的建设还是海洋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就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源。与此相关，有效组合和配置人才、资金等资源要素来发展海洋经济，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体制机制的保障。为加快发展海洋经济，我省已调整了领导机构，设立了海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明确了人员编制和主要职责。但在建立跨行政区划的协调联动体制机制方面(如宁波、舟山之间)，在海域制度安排与陆域制度安排的衔接方面(如海域使用证与土地使用证的对接管理、陆源污染与海洋直接污染的对接管理)，在激发民营经济参与海洋经济开发建设的活力等方面，尚需进一步大胆探索，先行先试，锐意创新并取得成效。
—访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查志强
建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形成“舟山价格”
观察记者：作为全国发展海洋经济的试点省之一，浙江在规划中提出了构建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设想。其实国内的大宗商品交易所也比较多了，为什么在我们浙江的规划中还要把构建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提到这样的高度？
查志强：在近年来上升到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区域发展规划中，真正提到“构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并不多见。广东、山东、江苏等海洋经济大省虽然都有发展海洋经济的国家发展战略，但都没有提到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概念。《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提出，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是浙江“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浙江建设港航强省和提升海洋经济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依托，其特殊背景值得深入解读。
第一个特殊背景是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相结合。舟山拥有连接长三角和海西经济区的独特区位优势，以及全国首屈一指的深水岸线资源，却长期扮演着“长三角仓库”的角色。充分发挥宁波—舟山港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重要组成的作用，积极构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有助于舟山走出此种尴尬局面。通过由中转储运向综合物流港的转变，推动商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向舟山群岛新区聚集，加强港贸、港工、港航、港城联动，拉动区域贸易增长，进而增强对长三角地区、全国和东北亚地区的辐射。
第二个特殊背景是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与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储备中心建设相结合。舟山是建设战略性资源产品储备基地的绝佳场所，在全国第一轮4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中便有舟山。让舟山成为行业定价、信息、交易、物流配送和结算中心，在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性产品的国际价格中保证一定的话语权，形成相应的“舟山价格”，则有助于保障国家战略物资供给安全，增强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
第三个特殊背景是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与长三角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相结合。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与消费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铜和铝消费国。长三角地区由于制造业发达，而成为国内最主要的大宗商品终端消费市场，也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贸易发生地。这里的石油、煤炭、铁矿石、钢材、有色金属、工业制成品贸易量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在舟山构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有助于大宗原料商品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流通，促进长三角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建设。
第四个特殊背景是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相结合。通过引导国家大型企业和国际贸易商集聚舟山开展大宗商品交易，设立石油化工、矿石、煤炭、粮油、建材、工业原材料、船舶等交易区，采用电子商务方式为国内外企业、交易商打造第三方交易平台；并吸引国内外优秀船公司、物流公司、物流服务公司推进沿海运输、海进江和国际航运，带动物流金融、现货即期交易，促进包括港口物流、分拨配送、国际采购、转口贸易、金融保险等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我们还存在的短板
观察记者：正如您之前所说的，如果构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宏愿得以实现，那是不是意味着舟山能够实现向国际物流岛的华丽转身？我们知道国际上也有许多大型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些甚至成为了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重要市场，那他们能够为我省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提供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
查志强：构建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确实是打造舟山国际物流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宗商品交易品种主要集中于农产品、金属(包括基础金属与贵金属)、能源等三大类。国际上重要的贸易中心城市，往往是重要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交易中心。目前全球已经形成了以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和纽约商业交易所为主的几大商品定价中心，他们决定着世界上主要大宗商品的交易价格。其中，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是全球最大的商品交易所，以农产品、畜产品交易见长；纽约商业交易所以石油和贵金属交易最为出名，其原油、天然气期货合约价格是全球原油和天然气交易的合约价格。
纵观国际知名的大宗商品贸易中心，他们给我们的首要启示就是着力推进创新。在交易所组织机构设置、新交易品种推出、新型交易产品合约设计、交易结算系统优化等方面的创新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适应大宗商品指数化、金融化的趋势，各交易所积极实施金融创新，推进场外衍生品场内化以加速产品创新。其次是有效的市场推广，通过投入丰富的财力与人力，遵循适合本国国情的市场推广策略，积极响应机构投资者的业务需求，采用多种激励形式吸引投资者参与，以及推出灵活、优惠的结算方式等，均成为各大商品交易所的共同选择。再次是积极拓展海外市场。那些重要的交易中心之所以成为全球的风向标，是因为他们不仅服务于本国，更有海外市场的辐射，其主要途径就是通过海外的战略联盟和并购。
此外，建立多层次的投资者教育体系和寻求高端人才的支撑，也是值得我们引起高度重视的重要环节。
观察记者：和国际上的重要大宗商品贸易中心比较，我国现有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情况怎么样？
查志强：近年来，国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呈现不断加速态势。目前全国已有100 多家大宗商品交易场所，涉及钢铁、石油、化工、煤炭、农产品和粮油等行业。国内现有的3个比较大的商品(期货)交易所：一个是上海期货交易所，主要从事金属、燃油和橡胶的交易，已和纽约、伦敦并列成为世界铜的三大定价中心，大宗商品的“上海价格”已逐步得到国际市场认可；另一个是大连商品交易所，主要从事大豆、玉米、乙烯和焦炭的交易；还有一个是郑州商品交易所，主要从事稻米、小麦、棉花、白糖和菜籽油的交易。可见我国三大商品交易中心都有各自的主打产品，市场优势十分显著。
此外，秦皇岛依托主要煤炭出海口的条件成为了我国北方最大的国内煤炭商品交易平台；天津建成了矿石交易中心；而化工品交易平台则主要集中在青岛、张家港、上海外高桥和宁波镇海。
观察记者：那您认为我们浙江在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时有什么不足之处，或者说还有哪些地方有待提高？
查志强：根据国家对舟山构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战略定位，以及对国内外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相关借鉴，我们发现自身还有几块短板。首先，舟山的商贸环境有待提升。国外知名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大多依托国际一线城市，而舟山作为群岛城市，离中心城市的标准尚有较大距离，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型服务业的发育程度、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都较为薄弱，成为了构筑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重要掣肘。其次，传统的周转物流模式亟待转型。舟山现有万吨级码头41个，2010年吞吐量达到2.21亿吨，但利润来源单一，仅能带给舟山本土10亿元的装卸费收入。另一方面，由于原油、铁矿石、煤炭、粮油等商品的交易主要为央企或省属企业对下属公司的货物配置，货主码头和堆场的性质突出，因此在舟山难以有效形成市场交易的氛围。第三，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对建设海陆联动集疏运网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舟山在海陆联运方面尚存较大缺失，更多为“水—水”中转集运模式。第四，金融和信息服务的创新，以及交易方式和产品创新方面都显得薄弱。造成这一不足的原因主要是高端服务业人才集聚的滞后。另外，舟山尚无保税港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发展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仍缺乏有效的载体和政策支撑。
弥补短板的政策建议
观察记者：针对您说的这些短板，我们浙江接下去应该如何建设才能弥补呢？
查志强：我们的任务是要设立石油化工、矿石、煤炭、粮油、建材、工业原材料、船舶等交易区，以及一批重要物资储运基地。这其中有我们原本就有的项目，也有一些“无中生有”的项目。那么，如何提升已有项目水平和建设以前没有的项目？
首先，研究梳理出切实需要国家层面支持的若干政策措施。一是积极支持舟山申请获取“中国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品牌，有序推出原油、汽柴油、铁矿石、煤炭、粮油等期货品种上市，加快形成若干大宗产品交易的“舟山价格”；二是积极争取在舟山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选择有条件区域或岛屿设立保税物流园区或大宗散货商品保税港区，实施具有海岛特色且更为开放的口岸监管模式和“大通关”口岸体系建设；三是争取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先行先试的部分政策平移至舟山，如启运港退税、离岸金融服务等政策；四是由国家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牵头，抓紧启动编制宁波—舟山港集疏运专项规划，加快铁路路网建设和货场调整，支持跨海铁路、铁海联运项目的规划建设。
其次，要优化舟山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商贸环境。围绕建设与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相适应的现代服务业集聚高地和改革创新试验基地目标，完善航运科技、航运咨询和航运信息服务产业体系，发展航运服务集聚区；提升船舶交易市场能级；研究出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税费政策和对航运企业从事国际航运业务免征营业税政策；积极争取设立海洋开发银行、从事船舶租赁融资业务的金融租赁公司、专业性航运保险机构等投融资政策；培养现代物流、离岸金融服务和航运人才，选派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到国内外知名商品交易所进修学习，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贸易、金融、管理人才队伍。
第三，积极探索市场拓展的有效途径。尝试与国外知名商品交易所建立战略联盟，争取国内各大商品(期货)交易所在舟山设立当地优势品种的商品期货交割仓库。对在舟山落户的大宗商品交易机构，给予地方财政的一次性资金扶持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大宗散货公共泊位建设、大宗商品现货即期市场新建或改建、大宗商品交收(交割)仓库建设或扩建以适应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需求。
第四，加大对创新的扶持。根据行业发展及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需要，鼓励在交易品种、交易规格、交易方式、合约品种、风险管理等多方面开展创新，在有效控制市场风险的同时，增强市场的活力和竞争力。 ■
——访广东省社科院海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明、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吴伟萍
连续16年居全国首位
观察记者：到目前为止，广东省海洋生产总值已经连续16年居全国首位，2010年达到8291亿元，海洋GDP占全国的比重为21.57%。广东省社科院作为省委、省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以您为负责人的海洋经济研究中心，对广东发展海洋经济有何新的建议？您如何解读广东的“三圈一带”海洋经济发展构想？
杨明：这“三圈”其实指的是广东省和周边省份的三个合作圈，强调的是一种协同发展的战略，它们是平行关系。我们沿着广东大陆海岸线，从东北往西南看这第一圈是以粤东海洋经济区为基础，粤东汕头、潮州、揭阳、梅州四市在以福建沿海为核心区的海峡西岸经济区中积极开展粤闽台海洋经济合作开发，构建粤闽台海洋经济合作圈；第二圈是以珠三角海洋经济区为核心，与香港、澳门共同构建粤港澳海洋经济合作圈；第三圈是以粤西海洋经济区为基础，粤西湛江、茂名、阳江三市向西积极溶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合作开发，向南积极参与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开发建设，共同构建粤桂琼海洋经济合作圈。
“一带”指的是蓝色经济带。“一带”的战略构思主要针对广东省内，它指的是在大陆海岸线向陆地一侧的广东省沿海行政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14个沿海地级市，以及广东省管辖海域范围内的1431个海岛。
我们之所以要提出“三圈一带”，是因为我省的海洋经济还存在着发展方式粗放、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缓慢、海洋产业发展的区域布局和空间布局不科学、海洋生态恶化的势头没有得到遏制等一系列比较明显的问题，而“三圈一带”战略的实施，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三圈一带”打造成为全国海洋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区、全国海洋科技产业发展及海陆一体开发和城乡统筹发展的先行区、全国科学发展的示范区、南海海洋经济综合开发的试验区。
观察记者：我们看到这“三圈”是一个并列的关系，那它们在产业结构布局上各有什么侧重？
杨明：我们在构建“三圈”时，是根据不同的区位优势提出不同的建设重点。在“粤港澳海洋经济圈”，我们着重建设三个重点合作区域，分别是南沙“智慧岛”、“深港湾区”和万山群岛。南沙“智慧岛”的建设重点是在第三产业、高技术合作、港口物流、游艇业(包括游艇制造、游艇休闲、游艇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方面；“深港湾区”指的是深圳与香港之间的海域，深圳的大鹏湾、大亚湾、深圳湾、珠江口所组成的“三湾一口”具备了打造全球物流重要组织枢纽的经济空间属性和成长条件，我们计划把这里打造成全世界最具成长性和最值得关注的组合湾区之一；万山群岛有6条水道纵横其间，是广州、深圳、中山、珠海和港澳地区出海的门户，特别适合发展成为港口中转和仓储的基地。
在“粤闽台海洋经济圈”，我们侧重三方面的合作。第一个方面是打造汕厦蓝色经济带，即从汕头到厦门之间的沿海及近海地带，这一区域的发展条件优越，海洋资源丰富。汕头、厦门良好的港口条件对建设好汕厦蓝色经济带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第二个方面是发展汕台海上直航区域合作，推动汕头海上定期货运班轮的发展。目前，我们正在积极谋划和推动汕头对台海上散货直航，而且我们还在筹划尽快实现汕头与台湾的空中直航。第三个方面是加大粤东对台招商引资力度，并且鼓励本地民营企业等设法加入台湾企业集团的生产体系。
在“粤桂琼海洋经济圈”，我们着重强调四点。一是打造圈内核心城市。重点战略是培育湛江、茂名、北海、防城港和海口、三亚等6个海洋经济重点市，共同成为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核心区域。而其中我省的湛江市是承担桥头堡功能的龙头城市。那么，要把湛江建设成广东对接东盟的重点城市，就必须做大海洋经济，形成海路经济互动协调发展的局面。二是打造海洋经济新骨架。所谓的“新骨架”就是以重大项目为基础形成的区域临海产业新支撑。而这种经济新骨架也是一种互动的形式，是粤西和北部湾以及海南在重大项目上进行的互动，以促进粤桂琼临海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三是海洋经济协调分工和生态保护。在粤桂琼“大滨海旅游”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避免港口建设的恶性竞争，挖掘提升自身的旅游价值内涵，实现滨海旅游业的规模化发展，同时，还要联手进行区域海洋资源环境保护，完善海洋综合管理制度，共同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等方面的规模化、科学化管理。四是粤琼合作开发南海。南海是世界四大海洋油气区之一，海南岛周围的北部湾盆地、莺歌海盆地等4个储油(气)构造被誉为第二个“中东”，专家们预测这里的石油储量大约有400亿吨，天然气大约有15万亿立方米。对于我们广东省来说，应该加强与海南的合作，主动参与深海资源开发。采取多种形式，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开发南海，以合作勘探油气资源的科技合作项目为先导，促进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进程。
实施“南海战略”
打造“蓝色印象带”
观察记者：在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中，广东社科院建议广东省委、省政府要强化南海的决策思维，所谓的“南海战略”具体是一种怎样的发展战略？
吴伟萍：因为广东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型经济体，广东的发展与海洋的兴衰互为唇齿，所以依托南海开发，与南海周边省市和东盟国家展开海洋合作是我省未来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向。在东盟“10+1”自由贸易协定全面生效的大背景下，我们认为，广东应以中国—东盟合作为突破口，从经济上与国家的南海开发战略对接，启动和实施“南海战略”，打造“深蓝广东”。该战略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把广东打造成南海渔业和油气等资源开发的重要参与主体；二是把广东打造成南海开发的服务和后勤保障基地；三是把广东打造成南海开发的智力支撑基地。该战略的核心是构建东盟“10+1”合作的海上通道，力促“10+1”合作重心由陆地转向海洋，把南中国海建成区域经济合作的“内海”，着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引领广东由“珠江时代”进入“海洋时代”。省委主要领导对这个构想还是比较认可的。
观察记者：据我们所知，广东社科院为决策层提供了一个非常浪漫的海洋“蓝色印象带”战略构想，这其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吴伟萍：“蓝色印象带”的新设想是在构建珠三角“绿道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借鉴欧、美、日、澳等发达地区的沿海发展经验，对接珠三角“绿道网”，建设广东沿海立体蓝色景观带、滨海特色蓝色城镇带和“三合六极”蓝色产业带，共同构筑沿海“蓝色印象带”的战略设想。
构建珠三角“绿道网”的设想是在去年召开的广东省十届六次全会第四次全会上提出的，即从2010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在珠三角地区率先建成总长约1690公里的6条区域绿道的建设工作。绿道是一种线形绿色开敞空间，连接主要的自然保护区、历史古迹和城乡居民居住区等。珠三角这6条绿道的布局分别是沿珠江西岸、沿珠江东岸、纵贯珠江三角洲中部、纵贯珠江三角洲东部、纵贯珠江三角洲西部以及横贯珠江三角洲。
“蓝色印象带”则是一种融生态、生活、生产为一体的海洋综合建设模式，其目标是与珠三角“绿道网”一起，成为承载广东未来发展理想的重要区域。第一是沿海立体蓝色景观带，主要涉及建设“沿海绿道”，美化滨海岸线，实行沿海生态修复工程，构建海洋蓝色生态新屏障。第二是滨海特色蓝色城镇带，即依托“沿海绿道”，优化沿海生活岸线，把广东沿海的中心城市、城镇和乡村(社区)连接一起，并与沿海立体蓝色景观带建设相结合，注入海洋文化，改善渔民民生，建设具有浓厚岭南沿海文化特色的和谐滨海生活带。第三是“三合六极”蓝色产业带，重点是改造提升沿海生产岸线，合理布局海洋产业空间结构，建设“三个合作区”，包括粤港澳合作区、粤琼海峡经济合作区和粤闽台海洋经济合作区；建设“六个增长极”，包括广州、深圳、珠海、惠州、汕头、湛江6大临港产业基地，调整优化海洋产业空间结构，使其成为广东的大港口、大交通、大钢铁、大能源、大电力、大石化、大造船基地。 ■
—访山东省社科院副院长、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郑贵斌
海洋大省的海洋研究
走在全国前列
观察记者：山东半岛是全国第一大半岛，山东的海洋资源和开发条件，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具体的优势有哪些？
郑贵斌：山东海洋经济的优势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特色鲜明。简单来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兼具海陆，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蓝色经济区具有典型的半岛型地理特征，海陆经济联系紧密，是海陆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布局互联的最佳试验区，在推动海陆统筹发展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二是海洋科技力量雄厚的科技优势，山东省海洋科技优势得天独厚，是全国海洋科技力量的“富集区”，拥有海洋科研、教学机构55所，包括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等一大批国内一流的科研、教学机构，1万多名海洋科技人员占全国同类人员的40%以上，国家安排的10个“973”海洋项目，山东省承担了9项；三是资源富集的优势，全省海洋经济生物600多种，半岛北部海域石油、天然气质储量巨大，发展海洋经济具有巨大潜力；四是产业基础扎实的优势，2010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7000亿元，比上年增长15%，占全省GDP的17.8%；五是具有开放对日韩合作的优势；六是“海上山东”建设具有20年基础的优势。山东半岛作为海陆一体化考察的地缘经济，已经成为山东与沿海国家和地区产业对接、经济互补的重要中心。
观察记者：这次三省的海洋经济发展也是山东省率先获批为国家试点，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除资源优势外，是不是也跟山东在发展海洋经济方面的政策储备和智力支持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据说山东有全国最早的海洋经济研究机构。
郑贵斌：是的，山东社会科学院海洋经济研究所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并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全国唯一的海洋经济专业研究所。早在1979年，许涤新、于光远、马洪等就倡议建立专门的海洋经济研究机构，最后决定设在全国海洋科技力量最集中的海滨城市青岛，置于山东社会科学院建制内。1982年7月，山东省政府正式下文批准，同时充实科研力量。
在20世纪的80到90年代，一场世界范围的波澜壮阔的蓝色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为适应海洋开发的发展大势，1990年末，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山东作了题为《开发保护海洋，建设海上山东》的汇报。这是“海上山东”的概念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在全国属于首创，山东社科院的海洋经济研究所是建设“海上山东”战略的主要创意者之一。
1993年，山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实施“海上山东”建设和黄河三角洲开发。这两大跨世纪工程的提出，不仅在山东具有更新海洋观念、开辟第二发展空间的意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海上山东”的设想也非常关注。
1997年，山东社会科学院又与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联合成立了海洋经济研究中心。近年来，海洋经济研究承担了大量国家、省、市、院的纵向研究项目与横向研究项目，取得了一些有影响的科研成果，有些进入了国家和省市的领导决策。
“三位一体、海陆统筹、集成发展”，是山东海洋积极发展实践对全国的贡献。
观察记者：近年来，在您主持的海洋经济研究上，主要有哪些创新思路和建议？
郑贵斌：过去，咱们沿海省份，往往有“海洋开发”战略、“海上XX”战略，包括我们山东前20年一直强调“海上山东”。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一种欠科学、欠明确的战略提法。
我们根据海洋经济发展的时代特点与环境变化，适时地提出要用新的“三位一体国家集成战略”来指导各海洋产业和海洋区的海洋经济活动。这是目前理论界比较认可的战略指导理论。
观察记者：您说的“三位一体”和“集成战略”，具体怎么解释？在决策层面，又是如何体现的？
郑贵斌：我们认为海洋经济具有海洋资源、海洋产业、海洋经济区三重属性，因此，发展海洋经济存在着资源位、产业位和区域位这三个经济位，同时客观上还存在着资源开发战略、产业促进战略和海洋区建设战略三个战略位。
过去传统的“海洋开发”战略，往往只关注资源开发，会导致资源掠夺式经营，生态环境恶化；传统单一的海洋产业战略，有时会引起海洋产业结构的畸形；而传统分割的区域战略存在着割裂和离散的弊端。我们强调三位一体的集成观，就是呼吁要研究多种战略的整合，从多视角和多层面，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促进战略创新资源要素、功能及优势之间的相互匹配，改变各自为战的局面。
我们认为，这种以集成经济为目标的资源、产业与经济区三位一体的新发展战略适合当下，也就是我国海洋经济在经历了以直接开发海洋资源的产业发展阶段后，跨入了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海陆一体的，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为基本内容的系统整体协调的创新发展阶段。
我们就是以这样的大战略思路，为山东海洋经济区的建设提供决策咨询的，也以这样的观点参与了国家层面的决策咨询。
2009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山东，做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战略部署。总书记的讲话深思熟虑、深谋远虑，与我们理论界强调的资源、产业、区位“三位一体”思路完全吻合，对于山东海洋经济的大发展，乃至全国海洋经济的崛起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指导意义，并成为了党和国家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指导方针。
山东在区域经济布局中
必然会有新的定位
观察记者：外界评价，总书记提出的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从全局出发，为山东在全国经济布局中的走向提出了新的定位和构想。随着山东作为全国海洋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你如何评价这样的观点？
郑贵斌：确实，中央的决策从战略高度为山东跨越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山东一直是国家战略的盲区，这种状态现在已经改变。
黄河流域跨九省区，陆域总面积占全国37%，区域人口占全国31%。但在我国一系列空间发展战略中，黄河流域尚无东中西一体化的发展战略，仍是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空白地带。
而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之所以滞后于长江、珠江流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实行海陆统筹、海洋带动、协调发展，致使流域内陆各省区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合作不够活跃，延缓了经济的增长。
随着蓝色经济区的提出，西起伊宁、拉萨，东至青岛、日照的两条高速铁路干线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三大战略贯穿一体，为黄河流域内陆各省区打开了东出大海的门户，也为整个流域经济的开放架起桥梁并填补国家空间发展战略的空白，成为我国继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之后的第四经济增长极。
具体来说，由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地理方位决定的战略定位是：黄河流域出海大通道经济引擎、环渤海经济圈南部隆起带、贯通东北老工业基地与长三角经济区的枢纽、中日韩自由贸易先行区。这种由区域板块显示的定位是国家对蓝色经济区功能定位的重要补充。
观察记者：所谓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先行区”如何理解？
郑贵斌：山东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应该在全球海洋大坐标体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可以将半岛蓝色经济区定位为“东北亚通往欧洲的大通道”。东北亚经济圈是继北美、欧盟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山东半岛在东北亚经济圈中处于门户地位，是日韩以海路通过山东半岛经陇海线进入中亚、欧洲的重要通道。因此，山东将以蓝色经济区建设为依托，打造“欧亚大通道”。主要构想包括：一是积极寻求环黄渤海经济圈国际合作的突破口，率先在物流、贸易、金融等方面开展中日韩之间的次区域合作，在山东半岛沿海形成以物流为主导的三国自由贸易区的雏形。二是面向东北亚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强与日韩等国的涉海产业合作，有效拓展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三是与日韩等国合作建设基础设施，推动大路网、大物流发展，巩固和提升以青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国际航运综合枢纽地位，使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成为日韩通往欧亚最便捷的海陆连结通道。
集约用海，集成规划
观察记者：目前山东海洋经济的总体规划设想是怎样的？
郑贵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包括9大核心区，分为主体区和核心区。其中，主体区为沿海36个县市区的陆域及毗邻海域，核心区为9个集中集约用海区。每个集中集约用海区都是一个海洋或临海具体特色产业集聚区。初步测算，到2020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9大核心区总投资约1.4万亿元，集中集约利用海陆总面积约1600平方公里(9大核心区可用海域面积约2200平方公里)，其中近岸陆地600平方公里，填海造地420平方公里，滩涂用海180平方公里，相关联的开放式用海400平方公里，相当于在海上再造一个陆域大县，从而大大扩展山东省的发展空间，搭建独具优势的海陆统筹新平台、承载人口和产业转移的新平台、对外开放的新平台、科技创新的新平台。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除1个总体规划外，还有15个省直部门分别编制海洋能源、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海洋生物产业、海洋装备制造业、临港重化工业、盐化工及海洋化工产业、信息服务、现代海洋渔业、生态环保、对外开放、园区发展、交通运输、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生态环保产业、现代农业、水利、土地开发利用、海底矿产勘探开发开采输送加工、城镇体系建设、教育事业发展、科技事业发展、卫生事业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事业发展、海洋文化旅游业发展等25个专项规划。
—访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总工程师童加朝
灾难面前的快速反应
观察记者：在我国大步启动蓝海战略，鲁、浙、粤三省列为海洋经济试点省的当口，日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3.11”地震海啸。大家看到图片和视频报道后都是心有余悸。作为一名专业人士，又是主管单位的领导，您是怎么看待这次日本海啸的？海洋局有自己特别的专业预警渠道吗？
童加朝：联合国对全球的海啸预警分成太平洋地区、加勒比海、印度洋、东北大西洋和地中海五大区域。我们所在的区域属于太平洋区，这个区域是由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负责的。一旦地震发生，有关信息会通过海啸浮标反映出来，大型计算机通过计算海啸的波高来推测海啸到达各个国家后的波高会是多少，再由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向太平洋区各国发出预警。
日本“3.11”地震引发的海啸，当时媒体上称这次海啸波高10米以上，后来有些报道说，海啸波在日本爬高最高高度达到34米。海啸波向沿岸的推进速度可达每小时500—800公里，并且在传输过程中它的能量基本不会受到损失。所以，虽然日本有一堵被公认为全世界最好的海堤，号称“永远不倒”，结果也在这次海啸中被冲垮。在这次灾难中，事实证明海啸的灾害要远远大于地震的灾害。
日本地震发生在北京时间下午1点46分，地震发生后，根据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的信息，他们对我国台湾地区发出了高级别预警，而对我国大陆地区发出了低级别预警。我国负责接受预警信息的部门是国家海洋局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在收到预警信息后，该中心根据我国的地理、海洋环境等因素，利用大型计算机再次进行计算。计算结果是海啸波到达我国大陆时将不会超过60厘米，而且那天是天文低潮期，因此，中心的工作人员认为海啸不会对我国沿海地区造成灾害性的影响，并于当天下午2点20分发出了海啸消息。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出的第二份蓝色预警是在下午4点40分。而我们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在接收到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第一份消息和预警相关数据之后，就立即组织召开了会商。
观察记者：所以虽然地震及海啸发生在日本，实际上我们浙江也是迅速响应和动员起来了，对吗？
童加朝：对的。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省委书记赵洪祝、省长吕祖善也在日本地震海啸发生后第一时间从北京打来电话，作出指示，启动我省首次海啸灾害应急预案。书记和省长在电话中还询问了海啸波的高度以及我省海上渔船和港口渔船的数量。我们的回答是这次的海啸波到达我省的波高不会超过60厘米，不会引发灾害。但是，当听到海上渔船还有15000艘时，书记和省长都表示非常担忧。
分管的省委常委、副省长葛慧君立即率领省政府办公厅、省地震局、省气象局、省应急办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到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葛慧君副省长先看了会商的结果，随后又立即到浙江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救助信息中心指挥工作。我们注意到，那天葛慧君副省长还准备了棉袄，显然她已经做好了通宵值班的准备。
我们在3点50分通过北斗、海事卫星向海上所有渔船发布了海啸预警信息。葛慧君副省长通过海事电话与正在海上作业的渔民进行了交流，仔细询问了洋面情况等。最后从海上反馈来的信息是，所有在海上捕捞的渔船都安全返回。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是在晚上8点解除警报的。但是根据先前的预测，海啸波将会在晚上10点到达浙江省，所以我们浙江的海洋主管部门、预报部门和海洋观测站的工作人员都全部值班，一直等到晚上10点。最大的海啸波发生在沈家门站，实测海啸波高55厘米，与先前的预测结果基本一致。在通过对各地的了解，证实此次海啸没有对我省造成灾害性的影响，我们请示省政府之后解除了海啸的预警。然而，接下去发生的核泄漏事故出乎我们的预料。
观察记者：核泄漏事故后，根据了解，我们的有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童加朝：日本的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我国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和关注，立即布置了核泄漏监测工作。核泄漏的监测工作分为两方面，一是大气监测，由环保部门负责，我省环保部门也有专门针对放射性物质检测的实验室；二是海洋监测，主要由海洋局负责，监测的主要内容是核泄漏物质对海洋环境、海洋生物的污染。
为了监测核泄漏对海洋的影响，国家海洋局在沿海几个省份统一布置海上采样点。从我国海岸线向日本核辐射源，每百公里布一个海上采样点，这样依次排，我们共排了1500公里左右。实验室分析检测海洋核放射性物质，在我们海洋界，这项工作目前只有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有能力检测，我省海洋系统尚无这个能力。
根据国家海洋局布置，我省主要承担海洋生物放射性物质的监测，由于海带是放射性物质吸附性比较强的生物，因此我们在朱家尖等一些海域采集了一些海带样本，以监测我国海洋生物是否受到核辐射的影响。
以前我们从没对海洋生物所含核物质量做过调查，不知道基数应是多少，所以我们把这次的检测结果报给国家局，他们给出的最终评估结果是基本没影响。根据目前的最新数据，我省的海产品检疫合格率达99.68%。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来，北太平洋暖流是顺时针的，加上海岛链，日本东北发生的核辐射随着洋流最先影响的是美国西部而不是我国。因此，这次核泄漏事故对我国海洋也没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灾难让我们看见自身的不足
观察记者：日本“3.11”地震海啸对我们浙江省有哪些启示？
童加朝：这次日本地震海啸给我们领导干部和公众都上了一堂生动的防灾减灾课。这次地震海啸，对日本这么一个高度发达，防范机制和防范设施优秀，防范能力又这么强的国家都造成了如此大的灾害。如果这次“3.11”地震海啸发生在琉球群岛周边海域，海啸波将在2—3小时内抵达我省沿海地区，不考虑海啸爬高因素，它的最大波幅就可能达到2—4.4米，如果此时又遇到天文高潮，那么海啸灾害将给我省沿海地区造成不可估量的灾害影响。正如赵书记批示的那样，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尽管我们不希望海啸来，但是我们必须做好防范工作。
2006年印尼海啸发生之后，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茅临生在我省主持过一次海啸防灾演习。在演习过程中，他发现预警信息从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到国家海洋局预报中心，再从国家到省，省到市，市到县这样一级级传送的速度非常慢，连我们自己的都觉得不适应。
这次演练我们事先已和国家海洋局预报中心、省市县有关部门及海洋执法船舶等都作了联系和安排，不涉及民众和企业，仅仅针对我们的指挥系统进行，但给人的总体感觉仍然是手忙脚乱。这是形式上的不足，实际上，我们在海洋灾害观测、预警预报、信息快速发布、备灾演习等方面都还有许多不足。因此，在演练行动后的总结会上，茅临生副省长要求我们研究制定一份《浙江省海洋灾害应急预案》。经过3年的时间，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份预案。这次“3.11”地震海啸之后，省政府启动的应急预案就是据此来布置的。
根据有关领导的要求，我们现在开始准备进一步细化，制定《海啸防御操作手册》，使预案更有可操作性。
观察记者：从总体上看，我省海洋灾害的情况乐观吗？
童加朝：我觉得不乐观。首先，总体上我省面临的海洋灾害还是比较复杂和严峻的。浙江省是海洋灾害比较严重的一个省份，风暴潮、台风是我省第一大海洋灾害，受海啸影响的风险也较高。因为我省地处西北太平洋沿岸，环太平洋地震带附近，全球约80%的地震发生在这里，而且有不少专家预测目前地震已进入活跃期。一旦海啸发生，我省的核电、石油、化工设施以及城市建设都会有影响。
同时，我省还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国家海洋局给我们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上升2.8毫米，10年就是2.8厘米，100年就是28厘米。这要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
去年大连大港新区石油管道爆炸导致大量原油泄漏，还有美国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都是触目惊心的。舟山和宁波加起来的石油储备占全国的1/3左右，我们必须提防原油泄漏造成的海洋生态污染的风险。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防范灾害性海浪、赤潮、咸水倒灌等灾害。可见，我省确实是受到海洋灾害影响比较频繁而严重的地区。
省委、省政府在海洋防灾减灾方面是非常重视的。1998年，象山在受到一次特大台风影响之后，时任省长柴松岳提出“砸锅卖铁修海堤”的口号，而后全省沿海又开展了“千里标准海塘”、“标准渔港”以及“强塘固房”等海防工程建设。从2009年开始，我省还率先做了“浙江省海洋灾害防御十二五规划”。但是跟这次遭受重创的日本比起来，我们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我省在海洋防灾减灾方面的工作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观察记者：我省在海洋防灾减灾工作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
童加朝：我省目前在防灾减灾方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我省在海洋防灾减灾行政管理和技术支撑方面较为薄弱。尽管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已经增设了防灾减灾处，但人员编制很少，而沿海市、县海洋灾害防御管理体系总体上仍然呈现无专职机构、无专职人员、无专项经费的“三无”局面。二是设施手段落后，主要包括观测能力建设滞后、预警能力不足、信息服务水平较低。三是基础数据缺乏。我省尚未系统开展海洋灾害风险评估、海平面变化影响评价、海洋灾害隐患普查等方面工作，缺乏对各类海洋灾害发生规律和风险分布的全面掌握，海洋灾害风险区划基本空白。四是协同机制不全。我省各级政府对海洋灾害的应急响应机制尚不健全，预警信息由省转到市、市转到县、县转到乡镇、村，对应急而言，时效太差，效率太低，而且海洋部门尚未与广电、通讯、民政等部门建立预警信息联动发布机制。
借鉴外国经验，提升防灾能力
观察记者：日本的海洋防灾减灾工作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借鉴作用？
童加朝：目前我们在预警、预报、应急指挥、风险区划评估、辅助决策、应急演练以及科普宣传等方面都比较落后。日本有几条经验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加强海啸监测，快速发报预警是减小灾害的关键。一般来说，从地震海啸发生到海啸抵达，尽管不同地区时间长短不一，但尚有一定的时间，如果预警的时间提前了，就意味撤离的时间增加了。日本有简洁的快速预报系统，所有的手机网络，地铁、机场、高速公路的信息系统，包括电台、电视台都是联网的。一旦地震发生，工作人员只要在控制台一按钮，事先准备好的撤离信息立即就能传递到所有手机上，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都可以直接切换信号到海啸预警上，而且这些预警信息都是原来录制好的。
第二，当地政府经常会组织民众进行逃生演练。我曾在日本学习进修过6个月，期间就以普通民众的身份参加了2次逃生演练。每个家庭都由政府发放一个应急包，里面备有毛巾、手电、水以及3天的食品供给。这些都是从公共财政中拨款的，是全民共享的。而且他们在事先就规划好，A村往哪里撤离，B村往哪里撤离，平时就有明显的箭头标明方向。这次日本地震海啸发生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的，当地民众在撤离的时候还是有秩序的，因为他们平时就经常在进行演练。我们在防灾的演练方面范围还很不广，今后需要大力加强。
第三，重视海洋防灾减灾机制。我们现在还没有建立和电视台的通道，所以我们在发布海洋信息时必须把预报的节目制作好，送到电视台再播出。这在时间上就有很大的滞后性。日本的应急中心可以直接屏蔽和切换电视台的信号，立即播出预警信息。他们和手机营运商也有协议，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必须让预警中心具有发送信息的权利。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前期的基础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观察记者：今后浙江省在海洋防灾减灾工作上会有什么措施？
童加朝：浙江省海洋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之后，我省的海洋经济会有很大的发展。为了保障海洋经济安全发展，保障沿海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海洋灾害的防范。尽管日本遭受了严重的灾害，但是不能抹杀工程设施对防御海洋灾害的巨大作用。我省在海堤建设、海洋灾害防范工程设施建设上要进一步加码。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该高度重视非工程性措施的建设和实施。
非工程性措施的主要内容简单地说就是“三网、一平台、一区划”。
“三网”指的海洋灾害综合观测网、海洋灾害预警网、海洋灾害信息服务网。
观测是预警的前提，目前我省已经提出要新建12—15个涵盖沿岸和重点标准渔港的海洋观测站、5个测波雷达观测站、1个海上综合海洋观测平台和35艘志愿观测船的综合海洋观测网络。要求国家海洋局尽快在西北太平洋设置海啸浮标并实现信息共享。
海洋灾害预警网要求在省级海洋预报机构配备高性能大型计算系统，建立各种海洋灾害数值业务化预警系统，重点开展适合我省的风暴潮、海浪、海啸、溢油等重大灾害的关键预警技术研究及应用。
建设海洋灾害信息服务网，就是要求省市两级海洋预报机构配备高清视频制作设备，建立视频数据传输专网，建设符合广电标准的演播室，建立覆盖全省的海洋灾害信息快速分发系统，建设高速数据通信网络。
“一平台”指的是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决策指挥平台，就是要建立由省、市、县三级应急指挥机构、办公机构、专家咨询组与技术支撑单位组成的全省海洋灾害应急指挥体系，并制订海洋灾害应急处置的各项规章制度。
“一区划”指的是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我们要在全省主要沿海县(市、区)，全面开展海洋灾害风险调查和隐患排查，掌握主要海洋灾害风险分布情况；对重点岸段进行警戒潮位值的重新核定；以县域为单位，开展风暴潮、海啸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编制风暴潮、海啸灾害应急疏散图和风险区划图。在大型海洋工程设施，大型临港工业设施，包括核电、油气、造船以及海洋新兴产业等的布局中，都应该进行严格的海洋灾害风险评估。
过去，我省海洋灾害的损失并不大，主要是因为沿海的一些地区尚未开发，而在目前海洋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更多的项目集中在沿海地区，若有比较大的灾害对我省将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因此，我们一直在呼吁，一定要好好对这些建设项目进行风险评估。我省沿海地区，哪些地方是安全的，遇到情况应该向哪里疏散，这些我们做得还不够。最近我们发现，经济相对落后的广西居然也走在了我们前面，他们在北部湾战略出台之后，花了2年时间完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灾害区划》。我们建议省政府组织沿海几个市一起做这件事。
目前，国务院正准备出台《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法律的形式来要求大型海洋建设项目进行海洋灾害风险评估，这对我们海洋防灾减灾工作有重大的意义。
观察记者：日本这次核泄漏事件对我省规划发展核电方面有什么警示作用？
童加朝：与石油、煤炭比起来，核能是最清洁、最低碳的能源，肯定是今后的发展方向。据了解，浙江省现在关于核电站新建设的项目都暂停了，要求严格审批，已有的核电站现在也在重新评估。按照规划，清洁能源的比例要占到15%。浙江省缺乏煤炭资源，建设核电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新建核电站必须经过严格的评估，安全防护级别必须提高。
“浙江省海洋灾害防御十二五规划”现在正准备升格，要求列为省政府的重点发展规划。省经济规划院提出的资金预算是2个亿，差不多一年4000万元。我们省局的规划比这个数字少一点，当然我们尚有一些项目未列入，在规划进一步修改完善时将补上。我们也希望用这些钱，尽快地建立起像日本那样的观测、预警预报、信息快速联合发布、风险区划和应急疏散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