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3万人报名参加，大约72.3%的录取率，这是昨天开始的2011年高考，最重要的两个数据。
对考生来说，考场的发挥影响着自己的未来，而对一些教育管理者来说，2011年高考数据的变化，却已经在透露着另外的信息。
和2008年相比，三年时间，中国的高考报名人数减少了117万，而高考录取率从57%到72.3%，大幅攀升，又会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什么影响？
30多年前，中国的年轻人梦寐以求能够获得高考的资格，但是现在，有相当多数量的年轻人却主动放弃了高考，这种变化又意味着什么呢？
去年新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至2020年）》，已明确了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方向：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没有先例，如何具体操作，仍须摸索。据央视《新闻1+1》
高考人数少了：部分学生出国留学
央视：第一个问题，谁缺席了高考？客观就是因为人口基数走低，参加高考的人数少了。主观上，主动放弃高考的到底都是些什么样的孩子？
王锡锌（北京大学教授）：从现有的一些数据看，一方面是有一些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主动选择出国了。相关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三年中，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在持续走高。当然留学的人数里，可能有一些并不一定是高中生直接出去，但是肯定有相当一部分。
央视：您刚才说在有选择条件的情况下，他们选择出去；还有一种就没有选择，因为农村有一句话“我要是不参加高考，我以后受穷，我参加了高考，我现在就受穷”，也就是上了大学以后穷，是这么一个困境？
王锡锌：因为中国的这种教育资源，不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应该说分配都是不太均匀，所以我刚才说有条件地选择出国。要知道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甚至没有一定的信息，那么可能你想选择出去也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有另外一部分人，比如家庭条件可能受到限制，他们既不能出国，而且在面对现有的这种高考和未来的高等教育时，他们可能在经济的资源上很难支持。比如说学费，对于一些农村的孩子来说依然是很高的，入学致贫可能还是存在的，这里面有一种被动的放弃。
央视：教育部提供了一组数字，今年复读的学生在减少，这也是导致高考人数减少的一个原因，这说明什么？
王锡锌：复读的学生减少，可能表明我们现在并不是用一考来定终身。如果我这次考试独木桥过不去，有可能还有别的办法。比如，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了，可能进入一些职业技术学院，甚至有的可能选择了出国。
央视：教育部提供的数字，今年缺席高考的人数大概是28万，和历年相比，您怎么看待这数字？
王锡锌：这些数字跟以往的比起来，可能不太具有可比性，因为往年是应届生和往届生加起来的缺考人数，而教育部提供今年28万的数字，仅仅是往届生缺考的数字。也就是说，去年没考上，今年本来应该有更多的人考的，但是有28万的缺口，所以这些数据本身，我觉得现在还不够清晰。而如果说我们真正要反思高考，特别是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其实有许多基础性的数据研究纰漏，我认为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对高教制度的冲击：一些人用脚投票选择走了
央视：从2006年到今年，这是两条曲线，一条往下走，是报名人数越来越少；一条往上走，大学录取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也就导致学校越来越多，学生越来越少，挑选的余地不多了，学校应当做什么？
王锡锌：一方面升学率提高了，但另一方面，对高校来说，需方市场正在形成。它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高等学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可能要重新洗牌。因为有一些学校，比如随着考生越来越少，录取率越来越高，学生的选择余地应该说增大，这时有些学校比如民办学校，它主要的办学来源是靠学费，假如学生招不满了，学校很难支撑。
央视：这两条曲线越来越近，说明学生的选择越来越多。但是现在有些学生干脆就选择出去了，有些学生根本进入不到选择通道中去，我们能做什么？
王锡锌：高考制度对于国家人才培养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是，今天也到了需要认真反思的时候了，不仅仅是反思，更需要行动。今天许多人放弃高考等等，本质上是一种学生用脚投票的情形，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高校和高教制度来说，应该会有冲击。第一个冲击就是，假如有些人用脚投票选择走了，那我们必须想一想，同样是办大学，为什么我们大学留不住那些人？另外一部分，真正我们想让他来的又来不了，从人才竞争的意义来说，高等教育制度同样也是需要反思。反思到一点，其实就是改革，所以关于高等教育的中长期改革发展纲要，其实意识到这些，也已经提出了，关键是要探索和行动。
南科大的命运：它的困境也是教育改革的困境
央视：南方科技大学，可以说顺应了这种改革的潮流，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却发现举步维艰。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在为南科大公选两位局级副校长，这个行为本身就意味着政府部门对南科大走向很不清晰，既想体现是一所全新理念的大学，但又是按照原有传统行政管理的做法，就是在干涉学校的用人权，还是政府不愿意放权的结果。南科大的困境也是我们目前教育改革的困境，国家去年7月发布的规划纲要，提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但是这个纲要的文本很多描述都是现行的法律法规不允许的。
央视：当南科大改革与现行教育法律法规相抵触时怎么办？面对处在进退两难的南科大，深圳能找到办法吗？
熊丙奇：南科大有三条道路：一条道路就是逐渐纳入传统的计划体制；第二种是南科大办学模式，政府允许它去探索；第三种是它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探索，得到国家的支持。南科大是不是有可能走第二条道路，最后逐渐地走上第三条道路，取决于深圳市政府。
改革的悖论：关键是要找到过河的石头
央视：南科大的改革和治校的思路，可以说处处都符合国家中长期的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但在现实道路中，却似乎哪儿都走不通，什么原因？
王锡锌：我觉得最核心的依然是体现出了一种改革的悖论。因为改革要做的是非常具体的，而一个中长期的规划纲要可能是比较抽象的，因此，与规划相一致的东西可能正好与现行管理体制相矛盾。我觉得，在依法和创新这两者方面，不能简单地说依法就否定了创新，要不然的话，改革的试验田就无法试验了，所以，关键是要找到过河的石头，不能说别人已经过去了，你还在那儿假装摸石头，那就麻烦了。
央视：南科大在整个改革中是得到上级的支持的，否则不可能走到今天，那上级还能继续支持它走向哪里？
王锡锌：南科大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应该说有教育部和地方的支持。对于南科大来说，它今天依然是有希望的，而且我觉得必须要让这种希望变成现实。现在它的出路，其实就是按照我们中长期的这种规划纲要的要求，真正地将学校的自主权落实，这既符合规划的要求，也符合我们现在高等教育改革的要求。
央视：现在南科大实际上闯出了一条路，让45名孩子能够主动到它这里来，您觉得这些孩子的现状能不能成为更多孩子的未来？
王锡锌：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对于一个孩子的评价，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除了行政的方式，最后肯定要回归到市场，回归到社会。南科大这种模式，学校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其实是要担风险的，是要面对未来竞争的。这些孩子这么做，也要对未来承担风险。怎么办？最后是靠社会、靠市场来做一个评价。假如这个评价表明，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是可以被接受的，其实它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