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民薛女士因噪音污染投诉五年无结果，而当她准备依法维权时，西安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一负责人不但拒绝提供噪音监测，还说事情没解决是“因为没有投诉到一定程度”、“事情闹得不够大”。（6月2日西部网）
不解决民众反映的问题，原来是因为“事情闹得不够大”？！这番怪论，听起来十分无厘头，让人想起了一些官员的维稳逻辑：“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老百姓把事闹大了，折腾出大动静了，甚至使得天下皆知，相关官员才会关注，加以解决，如果不闹，或者没闹出动静，根本就不会关注，遑论解决。
“事情闹得不够大”，让人看出了权力的冷漠。在官员看起来是小事，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天大的事，“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任何坚持执政伦理的官员，如果葆有起码的政治美德，都会主动解民忧、排民难，何须等到老百姓去闹，难道老百姓不闹就不解决？权力姓公，为公众服务是基本的职责，这些官员却等到老百姓要闹才去解决，闹小了不行，得闹大，这是多么荒诞而无情的侮民逻辑？权力冷漠至此，让人夫复何言？
“事情闹得不够大”，让人看出了老百姓维权之难。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反映问题的初衷十分简单，就是希望职能部门及时帮他们解决，如此简单的维权，相关部门却不管不问，百般推诿。反映问题、投诉噪音污染，原本是很正常也很良性的合法途径，这些人都是良民，从没有想起来去闹。但是就是这样的小问题，却得不到解决，薛女士投诉了5年依然无果，要去闹，才有可能解决，老百姓维权成本何其高矣，维权代价何其大矣？！
“事情闹得不够大”，更让人看出了不祥之兆。应该说，环境监测站这名负责人所说的之所以没有解决，是“因为没有投诉到一定程度”、“事情闹得不够大”，不全是很混账很可笑，如果联系到现实，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有些职能部门不解决，确实是因为事情没有闹大，闹大了，上级关注了，舆论施压了，他们才乖乖解决。由此说，把事情闹大，确实是维权的一种不得已的途径。问题是，这种途径无疑潜伏着深层次的危机：
一方面将导致“小事变大、大事变炸”，当老百姓通过合法途径，通过正常渠道，却无法解决问题，必然心灰意冷，失去对职能部门的信任，也会一不做二不休，容易采取极端的方式；另一方面，凡是都等到事情闹大才解决，相关职能部门也不可能安然无恙、稳如磐石，不妨作一假设，假如这些维权者失去了耐心，果真要把事情闹大，即，对相关负责人或职能部门采取极端措施，受到伤害的显然不只是维权者本身，相关负责人和职能部门恐怕也难以幸免。
一件原本很小的投诉问题，职能部门却装聋作哑，极不作为，故意抬高老百姓维权成本，这既是对维权者的不负责任，也是给自己埋下定时炸弹。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要通过“化解社会矛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而西安市相关部门的做法，不是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而是最大限度增加不和谐因素；不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应对社会风险，而是漠视群众利益，增加社会矛盾和风险，这样的官员、这样的部门，难道不该被问责吗？
日前人民日报评论提出，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对于维稳大有好处。如今，薛女士主动投诉，可以说，这种声音，相关部门不是听不到，而是不愿意听，如果继续漠视的话，继续让老百姓把事情闹大的话，最终的结局无疑多输局面。“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这一常识还要重申多少次？(王石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