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治安高危人员”是否曾经扰乱过治安，也不在于将来可能影响治安，而在于我们的执法理念不能陷入有罪推定的怪圈。 “治安高危人员”理当是一个法治社会监督、教化、规范的对象，而非简单地打击、排斥。
邓子庆
日前，为确保大运会安全，深圳警方开展 “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 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东莞警方对此事首次正面回应称：深圳清查违法犯罪人员，不可否认会将部分高危人群“赶”至东莞。不少东莞网民抱怨东莞治安状况变差。
某种角度上看，深圳此举有其一定现实依据。从社会心理出发，相信很多人也认可这一点：总体上看，“治安高危人员”相比普通百姓，前者影响治安的几率更大。深圳警方也用明确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清出“治安高危人员”与改善当地治安状况，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正因如此，深圳有关方面相信清出“治安高危人员”是保障群众安居乐业、做好大运会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过，笔者肯定深圳此举的良好初衷，却并不认可其行为方式。于常理，相信没有一个城市乃至没有一个国家会欢迎违法犯罪分子或“治安高危人员”，东莞不少网民抱怨治安状况变差，就已折射出这种微妙的社会心态。因此，如果东莞也效仿深圳，那“治安高危人员”很快就被清理出东莞，如此类推下，“治安高危人员”岂不要被清出地球，流亡至外太空？
说到底，清出“治安高危人员”有悖法理。细心点就会发现，深圳列举的7类“治安高危人员”都是“可能危害治安者”，甚至还不能归为“嫌疑犯”。那么，对在法律和事实上均无法被判定有罪的 “治安高危人员”施以清出当地，显然是破坏了“疑罪从无”的基本法治原则——清出“治安高危人员”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必然损害了该群体的相关权益，而一种惩罚手段合法的前提就是相关人员存在违法事实。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治安高危人员”是否曾经扰乱过治安，也不在于将来可能影响治安，而在于我们的执法理念不能陷入有罪推定的怪圈。进而，“治安高危人员”理当是一个法治社会监督、教化、规范的对象，而非简单地打击、排斥。
窃以为，用权力人为地标签化部分公民，并损害其正当利益，这本身不就是一个“治安高危人员”吗？毕竟，谁也不敢肯定自己哪天因为一个 “异常举动”而被清出深圳。正如一位网友所言，深圳要建设和谐社会，要保障群众安居乐业，靠的不是把存在违法嫌疑或违法可能的“治安高危人员”清出深圳，而是创造一个能让好人更好，坏人或者可能不那么好的人在深圳也能成为好人的优良社会环境。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才是真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