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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年仅17岁的马学生从深圳中学宿舍楼纵身一跃，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近年来，怵目惊心的校园跳楼事件不断见诸报端，媒体的解读注脚总是“要加强心理教育”、“心理健康不容忽视”之类，可这些漂亮口号难以转化为实质行动。
南都记者了解到，深圳校园虽有“心理辅导员”，但往往是身兼其他科目的“兼职”老师，专业性的心理教材也处于缺位状态。而反观近邻香港，家长、老师、校园社工、心理专家之间早已形成了一个心理教育的默契团队，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驻校心理专家”更是敏锐识别学生情绪问题、矫治学生心理失常的关键角色。比对深圳的“心理辅导员”和香港的“驻校心理专家”，我们能否窥知两地校园心理教育的开展状况？深圳可以从香港的“心教”经验中借鉴什么？
驻校心理专家矫治学生“心理亚健康”
一张试卷大小的白皙纸张上，印有花朵、白云、阳光、七巧板之类的俏皮图案，配上简单的中英文提示，一名约莫9岁左右的香港学生用认真的神情盯着它，小心迟疑地在“试卷”的空白处填写答案，并不时抬头张望坐在他对面、身着白大褂、一副医生模样的“驻校心理专家”……可不要小瞧这张怪异的“试卷”，它其实是一份专业的心理评测题，上面的图文提示都充满深意和玄机。
而“驻校心理专家”就能从这份小小的试卷上发现学生情绪异样的“蛛丝马迹”。从事驻校心理教研工作长达10年的香港心理学博士柳丙辉告诉南都记者，这份“试卷”，就好比通向学生心灵迷宫的密码，也是“驻校心理专家”的专用工具———读写障碍、心理障碍测评题。它在心理诊断方面的功用，就好比在医院体检时的“化验报告”。
前有“白大褂”，后有“化验报告”，看起来，“驻校心理专家”就跟香港影视剧反复提及的“心理医生”差不多。但香港中文大学精神科学系教授黄重光还是澄清了二者区别：“‘心理医生’通常是指‘精神科医生’，是诊治情绪严重失常、达到‘精神病’程度的患者，而‘驻校心理专家’是矫治‘心理亚健康’的。”“心理亚健康”在心智发育尚未健全的中小学生中更为普遍，而且表现都是隐匿性的。正因如此，驻校心理专家便可及时派上用场。“当学生出现零星的‘心理亚健康’症状时，驻校心理专家便可及时识别、矫治，而不是等心理问题已经积蓄到‘病态’时再来挽救。”黄重光表示。
据了解，在香港，驻校心理专家的发展已有20余年历史，他们同时负责几家或十几家校园的心理辅导工作，但并不受雇于学校；他们用专业的心理学测评工具、图表、仪器给孩子进行心理分析，并且用循循善诱的方式，开解学生的心理困扰，解答他们的情绪疑问，提供个性化的心理服务，他们已经成为校园心理教育中的重要角色。尤其对于那些“情绪高危”、“成绩高危”的学生而言，驻校心理专家更是能够及时监控、矫治。
驻校心理专家不仅不嘲弄“差生”，甚至还能帮“差生”跳级。“驻校心理专家经过‘心理评测’、‘读写障碍测试’之后，会建议学校允许该生数学科‘跳级’，和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一起上，语文科就调整到相对缓慢的进度来上课。”柳丙辉的话又透露了另外一层信息，在“驻校心理专家”的主导下，为了与“差生”的特殊情况相适配，一些弹性化、个性化、灵活化的课程制度也及时就位“分科跳级制”就是这样的产物。
此外，香港的心理教育体系中，早已形成了一个以“驻校心理专家”为主、“教师、社工、家长”为辅的默契团队，学生情绪异样的“蛛丝马迹”能够被及时监控；而另一些驻校心理专家还负责心理教材的编写，不是四平八稳的书面教材，而是动静结合、妙趣横生的综合性心理培训方案。驻校心理专家的认证机制也十分健全，它的“门槛”令很多人望而却步———除了要有心理学的本科学位、数年中小学执教经验，更要经过教育部门的审批、考核，手续重重，最后真正能够“认证上岗”的“驻校心理专家”屈指可数。
深圳校园心理辅导员“有姿势，无实际”？
然而，深圳的心理教育和辅导，却远远不如香港驻校心理专家这么“有趣好玩”。初三学生家长钟华就差点在一节心理教育公开课上当堂睡着。因为，这堂所谓的“心理课程”，实际上是老师在讲台上大讲道理，学生在下面打瞌睡、开小差。“老师好像在做主题报告，演讲的内容也都是些大而化之的空话，没什么可操作性的东西。”在钟华的印象中，这堂“声势浩大”的心理公开课，竟导致大半数家长、学生提前离场，学生狼狈的睡态、此起彼伏的呵欠声成了最具讽刺意义的注脚。
深圳心理教育沦为了枯燥无味的道理说教？有专家认为，这表明在心理教育团队配置上，深圳教育系统存在某些欠缺。南都记者了解到，尽管多数深圳学校都有名义上的“心理辅导员”，但往往是身兼其他科目的“兼职”教师，有的“心理辅导员”更是沦落到“形同虚设”的地步。
作为与“香港驻校心理专家”最为接近的角色，深圳校园心理辅导员却是“有姿势，无实际”。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海之梦心理机构负责人张红云告诉南都记者，尽管不少“驻校心理辅导员”都有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心理学知识基础尚可，但他们本身是受雇于学校的员工，并身兼德育、政治等其他科目，并不像“香港驻校心理专家”那样属于独立的“第三方”。“正因为这层微妙关系，不少深圳学子向‘心理辅导员’求助时，往往总是心存芥蒂，不能充分敞开心扉，而心理辅导员的‘辅导’手段又过于简单机械、欠缺耐心，难以达到效果。”
此外，在以高考为纲的深圳普高教育体系下，不少深圳校园的“心理辅导员”仅仅被定位在为学生高考提供后勤服务的角色，并没有由衷地把学生的心智成长当成素质教育的重要部分。深圳中加学校德育主管校长陈峰告诉南都记者：“以高考为纲的深圳普高教育，注定要将大量的师资、财力和资源分配到与‘应试’有关的方面上，不能直接产生‘分数’的心理教育部分自然会受到冷落。”
大环境改善，驻校心理专家才能真正立足
从“驻校心理专家”到“校园心理辅导员”，两者从名义到性质的差别，实际上也折射出深港两地校园心理教育的落差。那么，以“香港驻校心理专家”为参考样本，深圳的心理教育工作者可以从中借鉴什么？深圳若要催生严格意义上的“驻校心理专家”，政府、学校、心理医生等各个角色之间又应当如何互动起来？
张红云认为，若要把驻校心理专家正规化，行政力量的积极介入不可或缺：“校园心理教育是一个复杂、宏观的体系，需要行政部门的统一部署和精心规划。首先，在心理教育方面的资金投入，有关行政机构应酌情增加，否则以一些基层、边郊校园的财力师资根本无法将‘驻校心理专家’设置起来；第二，教育部门应积极设立认证、评估机制，把一批有资质的心理工作者‘认证’为驻校心理专家；第三，驻校心理专家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就能摆平学生所有心理问题，各方面的辅助角色也要配置到位，社工、教师、家长应在监督、关注学生情绪上达成默契。”
此外，“‘驻校心理专家’之所以没有市场，还有一个原因是不少市民对‘心理辅导’抱有疑虑和羞耻感，将心理辅导等同于‘精神病治疗’，可见心理常识在深圳民众中的普及十分不到位。”因此，张红云建议，深圳本土心理专家应深入社区、校园进行免费、公益的心理讲座，先从根本上澄清基层对“心理辅导”的误解，才能为“驻校心理专家”的出炉铺垫成熟环境。
■ 专家评鉴
若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不匹配，难免“水土不服”
北京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于长江
南方都市报：香港的“驻校心理专家”和深圳的“校园心理辅导员”为何差异如此之大？
于长江：驻校心理专家、心理医生这些名词都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舶来品”，它们在香港有较为旺盛的生命力，原因在于香港的社会机构，自上而下都比较西化，一些基于西方管理逻辑而建构起来的部门、专业性组织也能对“驻校心理专家”提供充分支持。但是，当“驻校心理专家”落地内地、落地深圳，和原有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并不匹配，就难免存在“水土不服”了。
从传统和历史的角度讲，中国人并没有使用“心理医生”的习俗和根基。古代，我们有儒学、道学等思想、信仰体系，用宗教或学说的方式调适心理；时至近现代，“心理辅导工作”往往被等同于“思想工作”，往往被纳入到政治思想工作的范畴中来。我们的“心理问题”依赖于党政系统，而不是分工细化、专业性强的社会组织。
南都：深港两地对待“驻校心理专家”的迥异态度，是何种深层社会原因所致？折射出了哪些社会现实？
于长江：据我了解，别说“驻校心理专家”，就连“心理医生”，很多深圳人都会抱有歧见。从根本上说，这还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问题。在崇尚个性、个人主义的西方及香港，人的差异性、独特性、隐私性得到充分尊重，因此当地民众在“心理辅导”这一“敏感”问题上见怪不怪；而在集体主义、整体主义的中国内地，对差异性及特殊性极其不包容，你有心理问题，别人就会认为你在某些方面不健全，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和背景下，“驻校心理专家”的立足是十分困难的。
南都：“驻校心理专家”要在深圳本土长期存活，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土壤、部门配置及政策条件？
于长江：“驻校心理专家”不是一个单一性的角色，它能否立足需要整个社会系统的互动和支持。首先，深圳本土的心理行业需要有充分的发展，形成多个心理组织、心理机构，行业内部形成良性竞争，使学生具有更多心理咨询的选择权，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校内的心理教辅部门；此外，要有健全的隐私保护机制，可对寻求心理辅导的学生实行匿名化、保密化，充分保障其个体权益。
■ 同题问答
香港：学生很少主动咨询心理问题 深圳：出了问题应该及时治疗，不难堪
对于90后的学生来说，“心理医生”、“心理辅导”早不是什么新鲜词汇，不过深港两地学生对于心理治疗的态度是否有差异呢？南都记者分别采访香港九龙三育中学的高一学生关霭莹(以下简称“关”)和深圳高级中学高一学生夏然(以下简称“夏”)。
你认为什么情况下，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关：心里有事，学习有问题，或者情感出现问题，很痛苦，想找人说说，别人也不能给你什么意见的时候，应该就可以去找心理医生。
夏：找不到方向、内心很迷茫不安的时候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像我们中学生，有时候学习压力太大，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吧。
你所在的学校，找心理医生进行心理辅导是不是一个尴尬的事情？
关：不是，但是学生很少去咨询。
夏：应该不会，这是很普通的事，像我读初中的时候，心里有想不开的事，也会去找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聊聊。
如果心理医生联系你，要为你做咨询服务，你的反应会是怎样？
关：我会很乐意接受咨询服务的。
夏：如果是经过我同意，进行测试后发觉我需要进行心理辅导，我是很乐意的，毕竟有时候人自己都不会非常了解自己，出了问题也未必早发现。如果有可靠的测试和医生，我会比较珍惜这样了解自己的机会。
学校有没有请专门的心理医生为学生做咨询？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关：有，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他可以帮你舒缓压力，使你的身心得到放松，可以在以后的学习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等等。
夏：一直都有，初中高中都有心理辅导老师，会给我们定期上心理辅导的课，学校也有心理辅导的社团，尽管我不是很了解，但是觉得有总比没有好。
■“心教"案例
讲述者：香港中文大学精神科学系教授 黄重光
案例一：男，四年级，10岁
症状：逃学、离家出走、偷东西、学业成绩不理想
治疗：驻校心理专家采取了“心理治疗”和“家庭治疗”双管齐下的策略，“家庭治疗”部分由心理社工及班主任亲自“家访”，分别给其父母做思想工作，经过一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解手段，父母双方决定重归于好。而“心理治疗”部分，最重要的是耐心，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心理疗法能够一蹴而就地解决问题，只能由学校、专家、社工轮流对孩子进行劝说和监督，既要提防他再度做出冲动之举，又要保护他脆弱心灵不再受损。
总结：因“家庭问题”而导致心理困扰的香港学生近年日益增多。一些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很有可能被父母离异的家庭变故所击溃。因此，单方面的“心理治疗”往往是无济于事的，造成“离异”后果的父母，其本身就有价值观、情绪、性格等方面的不足或误区，故应当先进行“家庭治疗”，抚平了家庭的“伤痕”，之后才是针对学生的心理辅导。
案例二：男，中学一年级，13岁
症状：自残、逆反心理强烈
治疗：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缺爱”的典型病例，因此，在矫治原则上也应以“爱”为主，用浓郁而真挚的爱意来感化学生。有一次，老师看到学生的手臂、腿上出现明显的“自残”伤痕，真情流露地落下眼泪，一边哭泣一边给他包扎伤口，这个镜头使孩子在一刹那突然醒悟———“原来，这个世界上仍有真心待我的人。”
总结：很多香港学生的心理问题都是源自“爱”的缺位。一个学生在群体中感受不到“爱”，那他就会默然离群；在家里感受不到“爱”，就会选择离家出走；在学校感受不到“爱”，就会辍学旷课，在所有的环境和场合中都感受不到“爱”，那就会以轻生或自残作为唯一的情绪出口。因此，重新将“爱”还给学生，就是最佳的心理良药。
下期预告：都是玩宝丽来，咋差距那么大？
4月21日，香港一位叫“TM”的人，因收藏超过1000台各种型号、印证宝丽来发展几十年历史的拍立得相机，而成为了香港乃至全世界，首个因此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人。而在深圳，宝丽来也有一大堆粉丝，甚至形成了个不固定的圈子。不过，他们对宝丽来的态度似乎跟香港的玩家有着很大的区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采写：南都记者 周正阳 南都见习记者 谢宇野 摄影：南都记者 胡可 LOGO设计：张达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