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录
《华商报》编辑部找到孙中山手书的“华”“商”“报”三个字拼起来作报头。
雷辉 摄
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在香港创刊。这份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纸，在其发刊词《我们的信念和愿望》中，却一点都没有流露共产党的痕迹。
发刊词开篇就提孙中山：寄寓在海外的同胞，曾对祖国尽过一些力量，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称誉过“华侨是革命之母”。接着又提到蒋介石：蒋委员长最近称祖国“战时经济为抗战最后的困难”，而欲战胜日本，军事战仅占三分、经济战则要占七分。文章呼吁华侨积极投资促进祖国经济建设，却没有一处提到共产党和毛泽东。
这是为什么？原来，《华商报》是以统一战线报纸形式出现的爱国民主报纸，周恩来曾指示：“不用共产党出面办，不要办得太红了，要灰一点。”
《华商报》创刊前夕，国民党当局加紧发动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时，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实行消灭异己的政策，使得重庆、桂林等地的爱国进步文化人被迫转移到香港，还加强查封了各地的生活书店、肆意取缔民主进步报刊。这样，香港同胞和广大华侨就看不到《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和其他进步刊物了。
1941年2月10日，肩负党在香港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廖承志给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发出电报请示：“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一报纸……以救国会之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华商报》应时而生。
为了增加商业气息和统战味道，编辑部特地找到孙中山手书的“华”、“商”、“报”三个字拼起来作报头，还匠心独运地在创刊号头版的正中位置，醒目地刊载了香港大资本家何东爵士题写的“唤醒侨胞”四字。
以“华侨商人办的报纸”的身份公开发行的《华商报》，基调是主张团结、民主、抗战，不像《新华日报》那样以共产党的姿态出现，不强调马列主义、国际主义，避免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力求表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立场。有新闻史家评价说：“如果把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比作茫茫黑暗中的一座灯塔，那么，《华商报》则是40年代高挂在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上空的一盏明灯。”
它的内容极其丰富，除了新闻报道之外，邹韬奋和张友渔等写的社论和专论，乔冠华、张铁生等写的国际述评，夏衍、廖沫沙、范长江等所写每日一题的《今日的问题》以及许多政论时评，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乔冠华以“乔木”为笔名写国际评论，不仅文笔优美，功底深厚，而且提出的观点一针见血、切中时弊，在香港乃至大陆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曾对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说：“你们读过香港一个叫‘乔木’的人写的文章吗？我看他写的一篇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呢！”周恩来也认为，乔冠华“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1949年7月，中共香港工委给当时香港的《华商报》党总支下达了一个任务，要求迅速了解广州国民党报纸和民营报纸的情况，并提交一份关于广州解放后如何协助南下新闻干部创办一份华南分局机关报的报告。9月中旬，《华商报》接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指示：一俟广州解放，《华商报》即行停刊，把全体干部职工送到广州，尽快创办《南方日报》。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一时间南国沸腾。《华商报》代总编辑杨奇立即通知所有干部职工次日离开香港，上夜班的则通知他们把行李带到报社来，第二天坐船赴广州。《暂别了，亲爱的读者！》———1949年10月15日，27岁的杨奇用这篇终刊词告别香港，奔向广州参与创办《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