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和孙中山原是邻居。在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杨家和孙家都是当地望族，共和革命有名的“翠亨四杰”（孙中山、陆皓东、杨鹤龄和杨心如）。父亲杨殷是杨鹤龄的堂侄。孙中山几次回翠亨村，都会通知交好的几户人家一起照相。父亲也有几张和孙先生的合影。受孙中山的影响，父亲19岁加入了同盟会，并走上革命道路。
父亲幼时在澳门学过少林拳，一般三五个人近不了身，性格中也有学武人的侠气。1913年，受到袁世凯的指使，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在沪宁车站检票闸口暗杀了宋教仁，之后又四处悬赏、追杀革命党人。父亲决心效法荆轲，牺牲自己为革命除害，以一人之力刺杀郑汝成。他摸清了郑汝成出门的规律，身藏炸药躲在路边，趁其不备扔出炸药，自己则躲进附近的理发店。那一年，父亲22岁。
这件事让孙中山对父亲刮目相看。1917年，孙中山出任海陆军大元帅，决定出兵讨伐北洋政权，恢复临时宪法。他特聘父亲为自己的卫队副官，并在大元帅府参处军机要务，当时人称参军处师爷。
变卖田产筹措活动经费
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前往上海，父亲则继续留在广州，后经人推荐担任西关盐务稽核处师爷，专职从事防止盐商走私漏税，制止各地盐务专员贪污贿赂。
五四运动后，各种社会思潮在广东传播，父亲买了《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等书籍，想了解中国革命的道路到底该往何处走。1922年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父亲的收入很高，再加上家里有田有楼，党内的同志开玩笑说，“把‘玉麒麟卢俊义’吸引进了革命队伍。”
父亲入党后辞去了盐务稽查处师爷的职务，还准备了一笔钱给我母亲，希望能没有牵挂一心革命。可是没想到我母亲很快就生病去世了，我和弟弟、妹妹被父亲接到广州。那年我10岁。
父亲把我们四个孩子分散寄养在不同的亲戚家。有一次我听二叔说，父亲委托他卖了几十亩田，捐给党组织做活动经费，还说父亲几乎把他名下的田产都卖光了，连我母亲陪嫁的首饰也全都卖了出去。为了筹备广州起义和安置起义后赴港人员，父亲还向堂兄借了数万元港币。父亲干革命，把亲戚朋友都动员起来，有的借钱，有的帮着照顾子女。我在亲戚、朋友、同学家住，从小吃“百家饭”长大。
情报藏在我的作业本里
我十几岁的时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曾做过父亲的交通员。
当时，我每到周末就很忙，要拿着上学用的藤箱往返粤、港、澳，而每次目的地都不一样。我按照父亲说的，跟着前面的叔叔，但不要跟得太紧，叔叔坐船坐车，我也坐船坐车，他向左，我也跟着向左，他向右，我也跟着向右。
有几次，到了指定的地方，会有叔叔来拿我的藤箱，并问我：“阿兰，看看你的成绩怎么样？”而回到广州，又会有叔叔来翻我的作业本。有时他们会拿着本子在火边烤。那时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时白色恐怖，父亲觉得一个小姑娘不会被敌人注意。情报就混在我的作业本里，用牛奶或特殊的墨水写。父亲的情报员，都成了我的叔伯姑嫂。有一位叫李少棠，我一直称呼她“二姑”，直到解放后，我们都有往来，亲得像一家人一样。
父亲交友广阔，三教九流都有朋友。有一次他丢了钱包，三天之内就被人送了回来。他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信，在广州郊区的石井兵工厂组建了“工人十人团”和“工人俱乐部”，并发展了一批党员，以这些组织的名义，发动工人罢工。1925年，为了声援五卅运动，父亲和邓中夏、黄平、杨匏安、苏兆征等发动了历时1年4个月的省港大罢工。
父亲还在广州市公安局和广州卫戍司令部都安排了刑侦、谍报人员，连当时的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和公安局秘书长的司机也都是共产党员。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中央和广东省委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中国临时革命政府，将中共中央迁往广州。父亲任省委委员兼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任、省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为了筹备广州起义，父亲化装成商人奔波于广州、香港和澳门三地，把大革命失败后四散的党员和工人骨干召集起来，组成工人赤卫队，自己担任总教练进行武术训练。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起义开始后，父亲率领由工人组成的敢死队攻下广州市公安局。张太雷牺牲后，父亲继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主席。短暂的胜利后，国民党便出动了大量军队。尽管当时广州几乎全城动员，人力车夫、菜贩、酒楼工人都加入杀敌的行列，但由于国民党军队数量实在太多，再加上军舰大炮攻击，广州起义失败了。父亲指挥工人赤卫队，掩护起义军正、副总指挥叶挺、叶剑英率队撤向海陆丰。父亲在撤离时被敌人发现，一个叫谭灿新的赤卫队队长抡着大刀与敌肉搏，壮烈牺牲。为他赢得了时间，父亲躲进陈李济药厂，伪装成工人，这才逃脱。有一个亲戚告诉我，后来父亲化装成生病的老人，脸上贴了块大膏药，被她搀扶着转移到香港。
广州起义失败后，有一天晚上，突然有警察来抄我住的地方。我吓坏了，不知怎么回事。本来他们要把我也抓走，有一位队长模样的人阻止了，说是个女孩子，算了别抓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国民党要“斩草除根”，而那个队长模样的人正是潜伏在公安局的地下党员，多亏了他，我才躲过一劫。
就义前准备了演说词
父亲到了香港后，不久又辗转到海陆丰，与彭湃一起展开粤东区游击战和土地革命运动。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父亲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六大后，他出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兼中共江苏省委军事部部长，负责组织秘密军事武装。
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的告密，父亲和彭湃等中央军事部的同志在开会时被捕。父亲被捕后，中央曾组织营救，周恩来带队和同志们埋伏在路边，准备在押解途中狙击救人。但敌人提前了转移时间，没能成功。8月30日，父亲和彭湃、颜昌颐、邢士贞一同被敌人杀害。父亲死前大笑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年仅36岁。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和其他几位同志在去世前曾给党组织写信：“我们已经共同准备临死时的演说词了。我们未死的那一秒钟以前，我们努力地在这里做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警士宣传，向狱中群众宣传，同志们不要为我们哀痛，望你们大家努力。”
父亲牺牲的事，我很多年以后才知道。父亲牺牲后，二叔冒险到上海去看了他就义地点，回来叹着气告诉我，父亲在上海生病了。又过了很久他才说父亲已经病逝。直到解放前夕我才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员，是被杀害的。知道父亲去世消息的时候，我正住在同学家里，心里难过极了，可是在别人家里不能表现出来，想哭也不能哭。
有两件事让我很难过
一次是我住在澳门的亲戚家，表哥突然要我转学回广州，也不说是什么原因。过了很久才知道，原来是父亲梦到我出了车祸，醒来害怕，说什么也要把我接回来看看。
还有一次，一直掩护父亲和其他革命者的药厂陈老板突然接我和弟弟到他家吃饭，还问我想不想爸爸。我说想啊，爸爸好久没回来了。陈老板才说，前一个周六，父亲就在陈家的阁楼上看着我们姐弟俩吃饭，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父亲没有下来和我们见面。
父亲生前托人带给我一封信，“除读书外，各事不必沾染，打牌、闲游、看戏等，尤万不可做……穿衣尤须朴实，与人来往要谨慎。”现在想来，大概是父亲担心他不在身边，十几岁的女孩子容易走上歧路。可是父亲不知道，虽然见到他的次数很少，但我一生以他为榜样。
母亲早逝，三妹四弟因病早夭，弟弟由七舅抚养去了国外。父亲牺牲后，一家人也散了。当时我想，再难也要闯过去。亲戚们说，我的性格，有些像父亲。
继承父亲遗志94岁入党
我很少和外人说自己是杨殷的女儿。我的孩子上学后，看见书上杨殷烈士的事，回来问我，才知道外公是革命烈士。1957年，丈夫病逝，除老大当学徒可以照顾自己外，8个孩子要读书、要吃饭，家里没有经济来源，我只能去当铺当丈夫的遗物，从没想过要向组织伸手。父亲那么伟大地牺牲了，我不能因此而作为个人的私利。我的几个孩子也很争气，大的帮小的，尽量出去打工赚一点家用。现在儿女都已成人，而且个个都自食其力。
我现在住的房子是1992年买的，我60多岁到香港去打工，干到79岁攒了几万块钱，政府又补贴了一点，买了这套解困房。国家说要帮我另租一套房子，子女们也希望我住得好一点，我说，不要向国家提要求，现在有吃有住，已经很满足了。
2006年，我把老家几百平方米的祖屋捐给了中山市人民政府。我想，让后人了解今天美好生活来之不易，要把祖国建设得更富强。孩子们都很支持，连远在加拿大的大儿子都夸我做得好。父亲当年卖田、卖楼、卖首饰，为了革命事业散尽家财，最后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还有什么舍不得，什么苦不能吃?
2007年“七一”前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已经94岁，他们说我是广东省年龄最大的入党者。其实，我很早就想要追随父亲的思想，加入共产党。但是大半辈子漂泊，我觉得入党只是一个理想。
2006年，街道的党工委书记来看我，聊起入党的事。我觉得好像这个梦想又被唤起了。我叫二女儿代笔，为我写了入党申请书。我年纪大了，没办法用笔写思想汇报，我就用录音笔录下来，交给党组织。
入党的那天，我觉得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任湘怡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