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键
困境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纪录片发展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与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媒》杂志共同提交了《2010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出品电影纪录片16部，比2009年少了3部，全国主流院线上映13部，约20小时，有7部是旧作。其中，《复兴之路》以200万元的票房登上票房之首，《海上传奇》和《外滩》取得了60万元和50万元的票房。但是，13部通过院线放映的纪录片，无一通过票房收回成本。
“其实，这十年来，纪录片的票房一向如此。而且，不仅是电影纪录片不成气候，电视纪录片的状况也很低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说。
张同道说，2000年以来，世界纪录片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即“黄金十年”，不论是电影纪录片还是电视纪录片，都进入了最为繁盛的时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然而，这十年却是中国纪录片发展沉入低谷的十年。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纪录片曾经非常风光。不少人都还记得在正式放映电影前的“新闻简报”。《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望长城》等一系列经典作品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然而90年代中后期，中国纪录片开始衰落，作品数量、规模和影响力都急剧萎缩。张同道介绍，当前中国纪录片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市场主流品牌尚未形成，品牌类型较为单薄，中国纪录片市场仍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产品，产品类型与层次不够丰富，品牌建构仍在进行之中；市场动力微弱，资本运行不畅，产业链不完整，运营机制缺乏动力体系；行业标准混乱，从技术、艺术、投资、交易到评估，无论获奖或者收视率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低端制作与无效传播的恶性循环仍在继续。
原因
“在浮躁的社会心态之下，现在的中国人总是很忙，他们没有时间停下脚步来欣赏，思考，品味。那些煽情、滥情、刺激的东西让他们已经麻木，而对需要细心品味的美几乎已经失去了感知的能力。也因此，嘻嘻哈哈、打打杀杀、畸情绯闻控制了人们的眼球，大众的精神生活粗鄙浮浅，离纪录片这种需要品味和反思的东西越来越远。”张同道感叹。
电视播出是纪录片实现其市场价值的最重要的方式。但在2000年后，收视率成为评估电视节目的最重要的标准，纪录片明显地处于被动。“并不是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可以用收视率来评估。”张同道说，“收视率与其影响力、市场价值都不是等同的。只用收视率评价看不到纪录片的优点，反而突出了缺点。”他记得在当年央视的《东方时空》的几个板块里，《东方之子》的收视率是最低的，但是它的广告费最高，为什么呢？因为收看《东方之子》的人正好是能决定投放广告的人。据调查，纪录片的观众也是这样一个人群，以男性为主，30至45岁之间，有较高学历、职位和收入。但在收视率的压力之下，纪录片只能颓然落败。
2001年以来推行的电视栏目化也带给纪录片灾难性的创伤。栏目是一个快餐性的产品，它低成本，快速，可复制。但是纪录片如果要实现自己跨文化、跨时空的特性，对品质的要求就会比较高，需要一定的金钱和时间。“快餐时代不允许你这么做，纪录片从此陷入了一个低端制作、无效传播的恶性循环。”张同道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纪录片总是黑乎乎的画面、晃悠悠的镜头、慢吞吞的节奏，一部摄像机跟着一个后脑勺拍来拍去，你让观众看什么呢？”渐渐地，一批纪录片栏目淡出荧屏。
电影纪录片同样境况黯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跌入低谷，最低时一年的产量只有四五十部，从此开始引进十部美国大片，并开启了中国大片的时代。直到现在，中国电影一年的产量在450部左右，纪录片只有十几部。即使这样，纪录片也得不到放映的机会。张同道导演的学前教育题材纪录片《小人国》在2009年11月进入院线上映时，尽管网上有大量观众呼吁想看这部电影，但由于与进口大片《2012》档期相撞，本来安排的有500家影院上映，结果实际放映只有50家影院，有的还是安排在上午的9点档。“中国的院线本来就不多，还都是为商业大片准备的，没有纪录片放映的空间。”
同时，张同道强调，在这些上映的电影纪录片中，有的片子本来就不是为市场而制作的，没有票房也在意料之中。他说，现在投资纪录片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地方政府或各级宣传机构投资，需要承载意识形态使命，或者为了宣传地方旅游而制作；另一种是某些商业集团赞助拍摄。
“纪录片有着跨文化、跨时空的特性。今年拍的纪录片明年也可以播，甚至有可能重播比首播还受欢迎；而且在中国能播，在美国、欧洲也能播。所以纪录片的经济寿命、商业寿命至少也在10年。”张同道说，纪录片应当是一个回报率相当高的品种。
价值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的这句话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如今，纪录片的国际市场非常庞大，有资料显示，现在全球每天至少有15亿人在收看纪录片，美国的探索频道、国家地理频道、历史频道以及英国的BBC纪录片、日本NHK纪录片等，在很多国家的收视率都很高。
同时，许多国家都把纪录片当成宣传国家形象的一种有效手段，重视纪录片的制作，将纪录片作为重要的文化战略。政府对纪录片的支持上至政策鼓励，下至资金辅助，越来越明显。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都通过税收、金融和政府基金对于影视制作尤其是纪录片进行资助。在加拿大，一些纪录片还未开始前，就拿到20%上下的退税，有的甚至超过45%。新加坡则对纪录片制定了专门的辅导政策。
不同于中国纪录片市场的低迷局面，在2010年，世界纪录片市场继承了2001年以来的发展势头，继续呈现繁荣局面。
据《2010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里世界纪录电影票房持续走高。美国纪录电影《蠢蛋搞怪秀3D》以1.17亿美元成为票房冠军，法国纪录电影《海洋》和《宝贝》分别以1944.2万美元和732万美元占据了2010年北美院线纪录片票房的第二和第三名。继《牛铃之声》后，2010年韩国KBS制作的《东吉别为我哭泣》和MBC制作的《亚马逊的眼泪》等片都在电视台取得很好的收视，再进入影院获得票房佳绩。电视纪录片亦持续增长。美国探索频道2010年增长9%，总收入达到37.7亿美元。
4月23日，2009年韩国纪录片票房冠军《牛铃之声》在雷禾传媒机构主办的国际纪录片双年展上与中国观众见面。这部片子以韩国偏僻农村一位80岁的老农夫和他的妻子与一头牛相伴40年的故事，讲述了爱与忠诚，以不到2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获得了将近1.2亿元人民币的票房，被称为韩国历史上最卖座的纪录片。雷禾传播执行董事、纪录片制片人海天在观影现场有感而发：“《牛铃之声》的成功，给中国纪录片人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它是一个奇迹，我相信这个奇迹能够在中国复制！”
当然，这份信心也应当与近期中国纪录片业界发生的两件大事有关。
其一，2010年10月，纪录片产业化被提上了政策高度，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印发《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从政策角度对纪录片产业化的方向、路线和目标进行规定，并给予相关政策支持。这意味着从2011年开始，中国纪录片产业化获得政策保障。《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国产纪录片是形象展示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文化传播载体，纪录片产业是重要的文化产业。
其二，面向海内外的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于2011年1月1日正式开播，为中国纪录片发展建构了高端平台，将改变中国纪录片制作与传播格局。据悉，央视纪录频道24小时滚动播出，每天仅首播节目就有4小时，社会反应强烈，到3月观众已超过2亿人次。
同时，2010年中国的媒介环境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过去十年来唯电视收视率是从的节目评价标准开始动摇。在中央电视台新的综合评价体系中，节目的专业性和品质作为重要衡量指标也被纳入。从长远来看，评价标准的改变势必会对纪录片的制作和播出产生有益的影响。而国际纪录片市场的极为活跃、网络的介入、3D技术也为纪录片打开一个新空间，中国民间企业、文化基金会在积极介入，这些都为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带来新鲜的力量和生机。
吸引
有了合适的发展环境之后，如何吸引观众走进影院，是中国纪录片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影片《蓝宇》的制片人张永宁曾经多年在国外制作纪录片，他认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已经渐渐形成了一批中产阶层，他们物质富足、生活稳定、追求精神生活，他们正是纪录片的忠实观众。
张同道也认为，有了稳定的物质生活之后，人们才会更关注精神层面的东西。“狼吞虎咽的时候，不会有对味道的追求；等能坐下来品味人生的时候，粗糙的东西就会无法下咽了。”但是，如何吸引人们走进影院，还需要给一个理由。
“为什么要进影院？我们以后假如要拍市场类的纪录片，就不能仅仅说你想表达什么，而是你能在什么层面上与观众进行沟通，你展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观众有可能期待的东西。”张同道说。比如很多人都看见海洋，无足为奇，但是看见雅克·贝汉的《海洋》后，才知道海洋原来是那么的浪漫，并不是通过简单的旅行就可以获得这样的美感。还有《帝企鹅日记》，与去动物园看的企鹅感觉是不一样的，即使你去了南极，也看不到这样的企鹅。因为，纪录片不仅仅是对客观的纪录，更是纪录片人用情感与世界的一种交流，体现着纪录片人的人文情怀。而且，大银幕给人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有些美在小屏幕上无法体现。
张同道认为，中国纪录片需要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但不是简单地迎合观众。“大众的趣味多种多样，媒体还是要多一些坚守，社会需要一个健康的精神支柱。我希望双方要往一块儿走。纪录片不要沉湎于喋喋不休的采访、模糊的黑白影像或者慢吞吞的节奏，要关心一下大家的事情，你关心大家，大家就会关心你。从观众这个角度，如果能坚持看几次纪录片，就会发现在虚构的剧情故事之外，还有一个新的天地，那里的人生是理性的，充满人文色彩的，你会获得更多的精神上的享受。”
海天认为，只要有好的作品，不愁没有人看，“内容决定一切”，他以《牛铃之声》为例。据该片导演李忠烈说，之所以选择老人与牛的题材，是因为他本人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清脆的牛铃声一直伴随着他与父亲过往的岁月。在历经5年的拍摄过程中，尽管经历了很多波折，李忠烈还是坚持下来，实际上也是在一遍一遍地确认自己对那段岁月的感情，最后浓缩成78分钟的影片。“有的年轻编导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拍片子，其实只要找到你生命中最为触动、最难忘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就一定能获得成功。”海天说。“作为每一个纪录片的创作者，不要指望自己的作品会怎么样惊天动地，而是要期待作品与生命有个对话，这很重要。”
海天对中国纪录片的未来非常看好。他说：“中国纪录片有着很大的平台，有政府的支持和活跃的民间资本，现在只是缺少职业的导演和经营人才，那么引进国际成功的团队、导演和经营模式，与他们合作，将是未来两三年里中国纪录片发展的途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