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杀了一个冯平，还有千万个冯平！革命是杀不绝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在海南澄迈民间，至今流传着我伯父冯平牺牲前的遗言。1928年，琼崖工农红军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冯平英勇牺牲的时候，我还没有出世，我在童年时代听祖母讲过他英勇就义的故事。
冯平烈士是我父亲的二哥。1930年我出生在泰国，18岁那年我借口去香港求学骗过父亲，重回海南参加琼崖纵队。为纪念伯父，我把原来的名字“冯裕深”改为冯子平。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一一访问见过伯父的老红军，踏访他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海口、琼山、文昌、澄迈、临高、儋县等市县的许多乡镇和农村。经过几十年的追踪采访，长期积累材料，反复修改补充，我在离休后写成了《冯平传》，重现了他的革命生涯。
早年留学苏联
伯父是海南省文昌市东路镇美德村人，原名冯夙藩，表字茂南，参加革命后改名冯平。
1915年秋，伯父考上省立琼崖中学。据他当年的同学林肖镑说，他聪敏过人，英语、国文、算术三门功课优等，是学校的高材生，还是学生运动的带头人。
1920年，伯父考上上海文华大学，一年后转学广州，考进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在此期间，伯父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使他看清了，中国革命要走俄国人的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3年，中共中央选送伯父去苏联留学。
伯父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时，和聂荣臻、杨善集是同学。1924年10月，他被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吸收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初，伯父和聂荣臻被调到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
由于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急需大批革命干部，1925年8月上旬，聂荣臻、冯平、杨善集等20多人，奉命回国工作。伯父回到广州后，开始任中央农民运动特派员，在广东省农民协会工作。
发展农民协会
1925年冬，奉命南征的国民党第四军第十二师渡海作战，讨伐陈炯明、邓本殷等反动军阀势力。1926年1月，中共广东区委派伯父回琼崖开展革命工作，他以中央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同十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王文明，以及随国民革命军来琼的一批共产党员一起，在岛上公开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1926年2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省农会琼崖办事处，我伯父任办事处主任。半年时间里，海南各市、县的83个乡建立起了农民协会，会员人数达8800余人。全琼农民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1926年6月，琼崖第一次党代会在海口竹林村举行。会议产生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伯父当选委员兼军事部长。同年8月，琼崖农民协会成立，伯父任农会主席，兼农民自卫军总司令。此后，琼崖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至年底，除感恩县外，全琼各县区乡普遍建立了农会，会员发展到20余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余万人。
1927年春，中共琼崖地委在海口创办高级农民军事政治训练所，伯父任所长。这是一所培养农运干部和军事干部的学校。第一期学员有32人，是从乐会、万宁、琼东、琼山、澄迈、临高等县农讲所毕业生中选送来的。据当年农训所学员、学生党支部书记王文源介绍：我伯父身材魁梧，穿灰色中山装，留短头发，像个威武的军人。他有学问，讲课时满怀激情，通俗易懂，很有感染力和鼓动性。农训所开课两个多月，国共摩擦加剧，形势日趋恶化。伯父对学员们说：“做革命的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形势也可能变化，晴天也会下雨。不管遇到什么变化，都要跟党闹革命，不当逃兵。”
奋勇鏖战琼西
1927年4月22日，国民党新军阀在海南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组织发动和组织群众，领导“农军”开展武装斗争。7月，中共琼崖特委将各县革命武装统一改编为“琼崖讨逆革命军”，并成立司令部，伯父任总司令。琼崖讨逆革命军的成立，标志着中共琼崖组织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诞生了。
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举行秋收起义的决定，1927年9月上旬，琼崖特委在乐会县第四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举行全琼武装总暴动。伯父被派往西路，统一组织指挥澄迈、临高、儋县等地的暴动。10月上旬，他指挥儋县、临高讨逆革命军和农军统一行动。11日，两县700余名武装队伍向儋县县城新州镇挺进，沿途农民纷纷加入。12日拂晓，他们攻陷新州，歼敌90人，宣布成立儋县临时革命政府，并从监狱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群众100余人。由于国民党军反扑，临时革命政府成立15天后撤向农村。
11月上旬，特委在乐会县第四区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决定继续举行暴动，并决定将琼崖讨逆革命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任命伯父为总司令，兼任西路总指挥。1928年2月，琼崖工农革命军改称为琼崖工农红军，仍由伯父任总司令，符节为政治部主任。这时，全琼东、中、西三路红军队伍达到1400人，赤卫队万余人。
在艰难困苦的战斗岁月里，伯父和红军战士同甘共苦。他同战士一样日夜行军，吃一样的饭菜，还把战马让给伤病员骑。在红军向西路行军的路上，他看到两名战士扛一支笨重的“长瞄枪”（自制土枪）走路很辛苦，便上前接过枪，扛着走了20多公里，毫无倦色。
生死置之度外
1928年3月，广东国民党当局急调第十一军第十师入琼，兵分三路对琼崖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的一路向澄迈扑来。5月9日，叛徒暗中串通白军，国民党军一副团长陈国勋带两个营五六百人、民团1000多人，向红军进攻。西路红军奋起抗击，勇敢杀敌。在激战中，伯父弹尽负伤被捕。
伯父被捕第二天，澄迈县金江到处张贴布告：“共匪头目冯平被擒”。这一天，正是金江墟日（指赶集的日子，编者注），成千上万的人从十里八乡赶来，看到这个布告，心情沉重，有的人痛心掉泪。
11点多钟，消息传来，人们涌向河边，只见对岸4个国民党兵抬着一个绑在交椅上的青年上船，船越来越近，有人喊：“冯平来了!”受伤的伯父此刻面无惧色，他对岸边的数千群众说：“父老乡亲们，感谢大家来看我冯平。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杀了一个冯平，还有千万个冯平！革命是杀不绝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他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立即感染了在场的百姓。在国民党军刀枪的前后“护送”下，伤痕累累的伯父被送入“绅士局”的大院，由一个连的敌军日夜看守。
澄迈县国民党县长王光炜是伯父中学时期的同学。他受上峰指令前来劝说伯父归顺国民党。伯父揭露敌人诱降的阴谋，宣传共产党主张，把王光炜驳得抬不起头来。他说：“王光炜，你还记得文天祥的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吗？”王光炜点点头，含羞而去。
敌师长不死心，反复劝说伯父：“你如改变信仰，可以到省里当官。”“你是苏联留学生，有学问，又年轻，回头是岸。”伯父回答：“我为革命生，也为革命死，你何必白费心机！”
虽然敌人多次审问，但他宁死不屈，昂首以对。问多了，他只重复一句：“我个人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请便吧。”
1928年7月4日上午11时，伯父和他的亲密战友符节，被国民党反动派军警押送到刑场。两个战友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向沿途群众告别。英勇牺牲时，他年仅29岁。
家人前赴后继
伯父英勇就义，不仅让正处于革命低潮中的琼崖革命受到重挫，同时也让冯家陷入无尽的伤痛中。这一年初，冯家的大儿子冯葵南因叛徒出卖在海南牺牲，两位同是共产党员的儿媳（冯平之妻郭兰英、冯葵南之妻陈冯祥）也相继被敌人杀害。远在泰国的祖父冯思余，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尽管明白只要革命就会有牺牲的道理，但是，当消息传到自己耳中时，他还是无法相信事实。他辞去了在泰国曼谷的工作，带着唯一活着的儿子冯夙芳（我的父亲），来到泰国南线洛坤府，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艰难创业。
祖母吴氏带着伯父唯一的儿子冯裕澄在泰国乡间辗转逃难。1939年，日本侵占海南岛，冯裕澄随琼崖独立队队长冯白驹转战琼岛，1944年3月12日中弹牺牲，时年23岁。
1949年初，新华社琼崖分社成立。我当时在琼崖工学当班主任，时任中共琼崖区党委宣传部长兼新华社琼崖分社社长的李英敏，把我调到新华社当记者。当年6月2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发来电报，希望中共琼崖区党委派一名黎族代表参加新政协。琼崖区党组织研究后选定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并派我当联络秘书兼翻译，护送他安全经港赴北平。接到这个光荣任务时，我19岁。
当时的海南岛沿海几乎全部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当年8月初，我和王国兴乔装成华侨父子，从临高县新盈乘渔船偷渡琼州海峡。我们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防线北上，1949年9月中旬，终于抵达北平。
开完政协会议后，王国兴等代表在当年10月1日临时接到通知，要上天安门观礼。我们做梦都没想到，能有机会目睹开国大典。当天下午2时，我们“父子”俩拉着手，沿着城楼西头的楼梯，一步步走上100级石台阶。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新中国开国大典，见证这一伟大时刻，这一幕伴随了我一生，让我无论何时忆起，都难抑激动。（王欣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