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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公安厅提供）
图④：由山东省公安机关组建的第15支东帝汶民事维和警队，在圆满完成一年的联合国维和任务后，于5月20日顺利返回济南。 （记者 崔健 摄）
图五：维和队员杨光与前来接机的母亲拥抱。（记者 崔健 摄）
图六：队员们列队行进在东帝汶首都帝力街头。（山东省公安厅提供）
东帝汶，一个亚洲最年轻的国家，联合国评定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基础薄弱，失业人员众多，社会矛
盾尖锐，骚乱事件频发，政治局势一度十分紧张。2006年初，当地爆发社会骚乱，20余万人逃亡，军警系统陷于瘫痪。
平均年龄35岁，6名“80后”。这是自2010年1月海地维和任务区大地震后，我国政府派出的首支维和警队。队伍由山东省公安厅独立组建，我省因此成为当时全国唯一一个既独立组建过维和警察防暴队又独立组建民事维和警队的省份。“国际维和人员日”前夕，他们带着24枚和平勋章载誉归来。一年任务区生活让责任、使命和荣耀牢记队员们心头。胸前鲜红的国旗，让他们在国外更深切感受到祖国的日益强盛，“很幸运能够代表 200多万公安民警参加联合国行动，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自己不辱使命。”
剿灭“史上最大”博彩犯罪团伙
穿戴好钢盔和防弹衣，提前将配枪子弹上膛。空气中紧张的气息一触即发。2010年12月18日，一场代号“LOTTO”的抓捕行动正式展开。情报显示犯罪嫌疑人持有枪支，行动危险系数很大。
当年连续发生的多起非法销售彩票案件，引起了东帝汶调查部门的注意。经过长达数月的缜密侦查，一个成员众多、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行动隐蔽的地下博彩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这一团伙活动遍布整个帝力(东帝汶首都)地区，通过自制非法彩票，定期销售，定期开奖的方式获取巨额非法收入，而且已经开始向涉毒、涉枪等多元化犯罪方向发展。
当地时间傍晚6点多，在葡萄牙防暴队和马来西亚防暴队的配合下，近百名维和警察分头对5处犯罪据点进行突袭。猝不及防的两名主犯落网，现场查获现金3万余美元以及大量尚未出售的非法彩票，缴获枪支、弹药、毒品以及用非法所得购买的珠宝首饰和高档消费品等。随后，发现并冻结银行帐户中的赃款达50余万美元。
作为帝力刑事案件调查部门的副主管，谢坤参与了抓捕行动的策划、组织和实施全过程，并负责证据的固定和收集。在谢坤担任代理行政主管期间，另外两名主犯被抓获归案，100余名团伙成员受到刑事调查。这个东帝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涉及人数最多、涉案金额最高的地下博彩犯罪团伙被彻底打掉。
鉴于在案件办理中的突出表现，谢坤获得了由联合国东帝汶任务区总警监亲自签发的“嘉奖令”。
“最大规模国际赛事”中
一显身手
队员们也有机会在大型安保活动中一显身手。
2010年9月，国际环东帝汶越野自行车赛举行，这是东帝汶独立以来独立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国际赛事，参赛国家广、人数多、行程长、道路和治安状况复杂。作为仅有的4名被指令参与此项赛事的维和警察之一，刘海涛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同事一起，克服山路崎岖、泥泞及无处宿营、一日只吃一餐等困难，与赛事组织者精心配合，确保了自行车比赛圆满成功。
那5天中，刘海涛和一名约旦人负责后卫工作。通过车载电台或手机与开道车保持联络，随时通报情况，护送为数众多的行李车、医护车和负责捡拾掉队选手的卡车。一开始，受现场气氛的感染，他们兴奋地摁下车窗不断向路两边的观众用仅会的东帝汶土语“MUDIA(早上好)”和“GOODMORNING”招呼。但是好心情只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从一名选手掉队开始，他们就没有消停过。不是这名选手的自行车坏了，就是那名选手腿抽筋了。本来只负责安保的他也主动干起份外活儿，帮着递水、修车、给受伤的选手按摩……
因为出色的工作，刘海涛获得了东帝汶总统古斯芒亲自颁发的团结勋章。2011年4月，还被选为联合国考官，赴马来西亚甄选马来西亚赴东帝汶维和警察防暴队。
枕着上膛手枪入睡
“警嫂”赵建莺有个疑惑，每次与丈夫视频，问他吃些什么，五次有三次得到含含糊糊的答复，“泡面啦”。通话时都说这里好那里好，怎么老吃泡面呢？直至这次归来，队员们才把这份善意隐藏的秘密揭开。东帝汶绝大部分食品、日用品等都靠外国进口，物价很高，而当地的猪肉、水牛肉等因没有经过任何检疫，队员们都不敢吃，只能买些蔬菜、大米，过起吃斋喝粥的生活，有时还要自给自足挖野菜。那里水质极差，烧开后还存在大量细菌和杂质，根本不符合饮用标准，绝大部分地区仅在晚上定时供电。平时工作较忙，加班较多的队员，经常错过饭点，只好在随身背包里装些饼干、方便面以备不时之需。时间一长，大部分队员的体重比刚到任务区时明显减轻。不过，队员们却能苦中作乐，幽默面对，半开玩笑地互相讨教身材苗条的秘诀。
住漏水漏光的铁皮房、饭菜营养跟不上还是次要，对有维和经历的人们来说，任务区有三大危险：疾病、驾驶和枪。
在东帝汶维和任务区地只有两个季节——— 旱季和雨季。那里毒蚊毒蛇毒虫很多，疟疾、登革热、霍乱等发病率居高不下。那里的蚊子70%携带登革热和疟疾病毒。登革热目前尚没有免疫疫苗，也没有对症的药物，只能靠患者自身免疫力抵抗。患病的症状是发高烧，如果3小时内退烧人就能活过来，超过3小时则面临死亡。同期在当地工作的2名中资机构工人便因患登革热去世，警队中也有7人相继感染疟疾、登革热。
交通事故是联合国人员伤亡最大的原因之一。当地的右舵车驾驶对多年习惯左舵驾驶的中国维和警察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东帝汶路况很差，即使在首都帝力，也只有5个十字路口设有红绿灯。当地摩托车极多，驾驶者安全意识极差，特别是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车轮常常贴着悬崖边走，暴雨时还有山体滑坡。
更为严峻的是，维和队员要面临时刻可能发生的各类危及人身安全的突发事件。那里是联合国配枪任务区，每一名维和警察都时刻携带着自己的配枪。尤其当地社会形势纷乱，民间私藏枪支盛行，一旦枪支被盗或丢失，维和警察会被立刻遣返回国。他们每天晚上枕着上膛的手枪入睡，因为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当地人口中的“BrotherCommander”
惊险之余，更多还是日复一日的日常工作，琐碎，但并不简单。
到马纳图拖地区后的第二周，经过自我推荐和竞争，济南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民警姜仁峰顺利争取到马纳图拖联合国维和警察分局局长的职位。没想到当地警察根本就不理睬他，发生案件不报告，什么事情都刻意躲着。
凭借在国内工作积累的基层工作经验，他决定要改变这一现状。姜仁峰每天主动与当地警察交流，即使被拒绝，也硬着头皮聊工作、风土人情。逐渐地，当地警察从不愿意交流到愿意交流，最后主动找他聊天，把他当成朋友。在日常执法过程中，除非有严重违反法律、违反联合国规定的行为，姜仁峰会当面提出并加以纠正外，一些小缺点和不足，他都会记下来事后单独说明，并提出建议和措施。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当地警察还是能够接受的。
由于当地人受教育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家庭暴力、未成年人犯罪、拐卖、遗弃、性侵犯、弱势人员走失等案件频繁发生。为掌握当地涉弱案件的实际情况，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的刘勇带领当地警察走遍辖区所有派出所、绝大部分村寨。将遭受家暴的妇女送到当地医院进行伤情鉴定和治疗，护送她们回家或到亲戚住处，并告诫其丈夫不准再实施暴力；对被抛弃的老人，积极与联合国人权组织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取得联系，为其安排安全的住所；对未成年的孩子，一方面训诫其父母不能再次殴打或遗弃，另一方面通过翻译了解孩子的内心想法，有针对性地开导，抚慰孩子们受伤的幼小心灵。
同样为人父母，刘勇为了帮助孩子们尽快从痛苦中摆脱出来，自掏腰包到当地商店购买了50盒蜡笔和一些玩具以及糖果、饼干、巧克力等食品送给他们，并掏钱接济家境贫穷的孩子。
来自济宁的张国强和来自烟台的杨春光，自愿到最偏远的劳腾地区，克服生活困难，致力于社区警务工作。他们多次为当地群众解决土地、经济纠纷，平息群体性事件，并到各个学校、村庄进行法制宣传和交通安全教育，帮助走失儿童返家。让劳腾地区的人民认识了五星红旗，也让其他联合国同事亲眼目睹了中国维和警察的实干与奉献。
经过每个人的努力，感受到队员们真心实意为当地做点什么的诚意，被动局面改变了，当地人与维和警察相处融洽，称他们为“BrotherCommander（指挥官兄弟）”。
思 念 最想听家人的声音
到东帝汶之前，对维和多的是梦想、渴望和期许，一年任务区生活却让责任、使命和荣耀牢记心头。
此次赴东帝汶，山东维和警察队伍承担着联合国民事维和的任务。队员们很快被分到各个地区“单兵作战”，绝大部分事情完全要靠自己解决、克服。很多时候，与外界、家人一周、甚至一个月没有任何联系，让这群男儿深深体会到“思念”的含义。
2010年5月24日，是济南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民警姜仁峰儿子的3岁生日，也是他被分配到东帝汶东部群山围绕、自然条件恶劣的马纳图拖地区的第一天。2个多小时的盘山路颠簸，展现在他眼前的马纳图拖地区首府，连国内的一个乡镇驻地都不如。整个城镇黑乎乎，昏暗的灯光星星点点，偶尔在车灯中看到主干道有猪、狗快速穿过。即将入住的“条件相对较好”的房子，连窗玻璃都没有，老鼠乱跑，蚊子乱飞。又累又饿又渴的他心里一阵酸楚，心里最想听的就是家人都声音。可是当地通讯不畅，打一个电话要开车40多分钟到1000多英尺高的山顶才有微弱信号。他只好点上蜡烛，静静地坐在桌旁，给儿子写了点东西，然后在将近40摄氏度的蚊帐里坐着，汗流浃背地度过了一个夜晚。“2010年5月24日，你的生日，爸爸远在万里之外纷乱的东帝汶，你不会怪爸爸吧？其实，爸爸也很想分享你成长的快乐和幸福，但是爸爸是一名联合国维和警察，职责在身。儿子，你知道爸爸现在最希望做的事情是什么吗？那就是亲你一下！体会一下嘟嘟的味道！”
直到34天后，姜仁峰才有机会给家人打第一个电话。不断出现“nosig-nal”的字样，电话里声音滞后，打了1分21秒，他根本没听到一句完整的话，只是猜测母亲说家里很好，你注意安全。姜仁峰重重地坐在一棵树下，注视远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同行的印度同事用英语安慰他：“姜，想哭就哭吧，我刚来时和你一样。”姜仁峰坦言，那时真有回国的冲动，但同时内心一股力量激励他战胜自我，那就是作为一名联合国维和警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凯 旋 这次是真的回来了
2011年5月20日上午，济南遥墙国际机场。
一直淅沥的雨，在时针快要转到10点时，奇迹般地停了。
此时，远处传来飞机降落的轰鸣声。山东航空“厦门号”的身影，出现在早已等候的人们眼前。“看见了，这次是真的回来了。”在女儿和儿媳的搀扶下，75岁的姜玉敏紧走几步，眼中的焦急，期盼，担忧，一下全然舒展成欢喜。在归来的第十五批赴东帝汶维和警察中，她的儿子，市中分局四里村派出所民警杨光正在其中。
自从一个月前知道儿子的归期，姜玉敏就一天天掰着指头算。老人有2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并患有胃溃疡、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最近一个月，又出现腿部不适，上下楼困难的症状，但这一切，都没有告诉正在执行任务的儿子。
赵建莺则第一次以妻子的身份前来迎接。2005年，杨光就曾赴海地一年执行维和任务，为此两人的婚期一拖再拖。这个大眼睛的女子半含羞涩地说，想给丈夫一个拥抱，知道他胖了，还是瘦了。尽管相识许久，相守的时间却不多，但赵建莺豁达地表示，只要国家有需要，她依然会百分百地支持杨光的每一次行动。
3岁半的小女孩恕恕，一年前乖乖被妈妈抱在怀里，送爸爸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的刘勇上飞机，如今她已经活泼地满地跑了。女儿的名字，是否也隐含着一个为人父者，自觉对家人的亏欠？这段时间，每当看到天上的飞机，小女孩就会天真地指给旁人“我爸爸回来了！”
相逢时刻，亲人们拥抱在一起。然而，还有更多的人，满怀对亲人的挂念与歉疚。这支队伍的副队长胡仲明，尽管母亲身体不好已有一段时间，他依然忍住焦虑，将每一个队员送走，完成所有收尾任务后，才急匆匆赶往家乡。而有的队员，在维和期间父亲病逝，错过的，已经永远无法弥补……
苛 刻 考试实行“单关淘汰制”
有目共睹的高素质源于严格到苛刻的甄选过程。
2009年11月，经过层层考核选拔，全省公安机关共有241名民警经过初试，参加了公安部组织的赴东帝汶民事维和警察选拔考试。经过英语、驾驶等科目的激烈角逐，35人顺利通过初选，取得了公安部维和警察培训资格。
2010年1月至3月，他们在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集中培训，并于3月底参加了联合国甄选考试。考试实行非常严格的“单关淘汰制”，值得骄傲的是，警队以85%的高通过率，通过了英语听、说、读、写，驾驶，射击等9个测试环节，受联合国名额限制，最后确定24名同志赴东帝汶执行民事维和任务。其中8人有维和经验，7人有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经历，经验丰富的队长王宏刚已是5次出国维和。
到达当地后，他们又与来自世界各国的维和警察一同接受了任务区培训，在一年多的各类竞聘岗位机会中，不少人成功地升格为负责人、代理长官。 (本报记者 刘晓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