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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特区报特派记者 綦伟 文／图
一名持枪敬礼的红军小战士塑像，立在斑驳的木门门口。木门上方挂着一块红底金字的牌匾，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这是江西瑞金沙洲坝革命旧址群中的一座普通院落。周边，错落分布着“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等数十个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部门的办公地。
春末夏初，这些院落在轻风细雨中静静矗立，似把70多年前那段激情岁月，默默藏在内里。游客们穿行其间，参观、留影。他们是否知晓，当年曾有一批青年才俊，从四面八方来到瑞金这个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心脏”，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开拓出红色政权经济建设的一片新天。
绘出红色政权首套国家货币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二楼展厅，陈列着一套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面值分别为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和壹元，票面主色依次是绿、红、蓝、紫、褐。博物馆保管陈列部主任谢春勇告诉记者：“这是中国红色政权发行的首套国家统一货币，设计人是黄亚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曾分别成立工农银行，并发行货币。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成立时，中央苏区流通的货币除了上述两家工农银行货币外，还有国民政府法币和白区杂币。
“敌人的纸币在苏区流通，印钞机由敌人控制，就如同金融的‘刀把子’攥在敌人手中。”1932年2月，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刚一上任即着手统一币制。黄亚光能写善画，毛泽民亲赴长汀把他调到瑞金，赋予设计货币的重任。
“当时苏区受到敌人重重封锁，连绘图笔和圆规都没有，加上自己又无设计货币的经验，困难很多。”1986年，从福建省委书记位上卸任的黄亚光回忆说，最后还是毛泽民托人秘密从上海买回了绘图笔、圆规、油墨等，支持了设计工作的开展。
本来，黄亚光想在票面绘上毛泽东的头像，但毛泽东认为自己不够格拒绝了，于是改绘列宁。他把票面币值标识所压的底图，设计成分为两个半球的世界地图，寓意“将革命进行到底”。镰刀、锤子、五角星、谷穗、花纹等，则细致地描绘在纸币正反两面。
站在展品前仔细端详，记者看到，现代纸币须具备的元素，在这套70年前诞生于中国南方小城里的钱币上应有尽有，质朴大方的图案，凸显红色政权国家货币的独特风格。
从意外事件中觅得纸币防伪绝招
为防止敌人用假钞扰乱苏区金融秩序，黄亚光特地在票面下方设计了两组草写的拉丁文字母。银行对外宣称，这是财政部长邓子恢和银行行长毛泽民的签名。直到50多年后，黄亚光才公开说明，这两组字母，既非邓毛二人的英文签名，也非他们名字的汉语拼音，实为一种特制的秘密记号。
仅有一道防伪，显然不够。“正当毛泽民绞尽脑汁思考的时候，一个意外事件激发了他的灵感。”瑞金市委党史办主任陈上海说，寒冬里的一天深夜，毛泽民聚精会神地想法子时，一不留神毛衣被油灯烧着了一小块，一股奇特的气味霎时弥漫屋子。“是羊毛烧着的臭味！”毛泽民茅塞顿开。第二天，他赶到造纸厂，试验加羊毛在纸浆里的做法。
由于敌人经济封锁，苏区只能自造印钞纸。毛泽民挨家挨户拜访请教造纸老师傅，组织人员采集老树皮、砍毛竹，并亲自挑着箩筐走家串户收集破布、烂鞋，回来用石灰沤泡，用铁锤、石碓捣浆。把羊毛加进纸浆后，造出来的纸更加耐用。
这样，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不仅在图样上有了不易模仿的特征，而且在用纸上也与一般印钞纸有了显著区别。轻轻撕开纸币一角，可以清楚看到羊毛纤维，用火燎一下，马上可以闻到一股臭味。陈上海说：“这些核心机密，当年只有几个人知道。”
1932年7月，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面世流通。各种杂币逐渐退出市场，中央苏区的货币得以统一。由于防伪得力，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撤出中央苏区，敌人也没能造出苏维埃国家货币。
与敌军师长做生意打破封锁
1934年7月的一天，一艘装满布匹的货船慢慢驶入赣州庙前水域。突然，岸上响起红军战士的枪声和呐喊声：“把船靠岸，把货留下！”船工马上将船靠岸，货主迅即“弃船而逃”。几天后，已跑回赣州的货主，却收到了一大笔货款。
原来，这是苏维埃对外贸易局江口分局和货主共同上演的一出“抢货”好戏。瑞金市委党史专家曹春荣告诉记者，在第三次“围剿”失败后，敌人加强了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几乎断绝了苏区和白区间的贸易。一时间，苏区内食盐、布匹等工业品价格涨得惊人。“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民谣形象道出了当时中央苏区的严峻局面。与之相应，苏区新谷子价格只有5角钱一担，商人运到赣州可以卖出8倍的价钱，群众疾呼：“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
1933年4月，擅长做生意的钱之光来到中央苏区，马上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对外贸易局局长。同年8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苏区与白区间贸易“减收半税”的优惠政策。
赣州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凌步机说，江口分局是对外贸易局属下最重要的分局，分局局长姚名琨审时度势，主动与赣州城内的大商号“广裕兴”等拉上关系。这些商号多为广东商人所开，后台正是驻赣州的国民党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振球。
双方达成协议：运紧缺物资入苏区，运稻谷和钨砂等入白区。交货方式，除了上述的“抢货”，还有“换货”（即以运货到赣州的名义装苏区所需物资上船，船到江口分局附近的码头，卸货下船，再装上苏区出口的货物返程）等，以障人耳目。据统计，当时中央苏区近70％的盐、布和西药，都是通过江口分局运进的。
智勇双全的外贸战士们，有力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高度评价对外贸易局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
妇女不怕雷公劈
犁田耙田热情高
中央苏区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时任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亮平曾回忆：“当时，中央苏区有300多万人口，搞好粮食工作很重要。正因为中央苏区是产粮区，所以敌人的经济封锁才困不死我们。”
土地革命中分得土地的农民们，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由于青壮男子大批参加红军和外出工作，苏区农村广大妇女勇敢冲破“妇娘学犁，要遭雷劈”的封建习俗，赤脚下田参加劳动。凌步机说，兴国县长冈乡的妇女耕田队队长李玉英，就是著名的劳动模范，受到苏维埃中央政府两头水牛加一条围裙的嘉奖。整个苏区迅速形成了妇女犁田耙田的高潮，当年就取得了丰收。
“全省没有一个妇女‘遭雷公劈’，从此妇女再也不受封建迷信的愚弄，后来人们称江西妇女是‘不怕雷公劈’的英雄。” 50多年后，曾任苏区江西省委妇女部长的蔡畅忆起当年的情景，激动之情仍溢于言表。
凌步机说，正因为农村的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党和苏维埃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得力的兴农措施，中央苏区农业取得连年丰收，从而有力地支持了苏区的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
■ 人物访谈
苏维埃政府是
廉洁奉公的政府
瑞金市委党史办主任陈上海：
苏维埃政府是
廉洁奉公的政府
深圳特区报：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央苏区群众为革命做出了哪些贡献？
陈上海：苏区群众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数据显示，瑞金当年有人口24万，参加红军的就有近12万；中央苏区在江西境内的11个县总人口为179．78万，参加红军的有42．64万；赣南地区仅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就达10．82万人。有人做过统计，长征中平均每走1公里路，就有1名瑞金籍红军捐躯。不仅如此，在经济与物资方面，苏区群众也倾尽所有。仅以瑞金为例，当年群众购买革命公债78万元，在苏维埃银行瑞金支行存款2600万元，借给红军的谷子达25万担。其它诸如送草鞋、送菜干、送斗笠等，更不计其数。
深圳特区报：是什么感召着中央苏区群众如此无私奉献？
陈上海：是因为党真正关心群众的利益，广大群众认识到党是真正为民执政的，苏维埃政府是一个廉洁奉公的政府。在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及红军广大指导员，都把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作为根本宗旨和行动指南，各级干部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
艰苦奋斗，廉洁自律，是中央苏区党的作风又一突出表现。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机关干部和广大工农群众一起，与官僚主义做最坚决的斗争。一首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就真实唱出了当时的情景。
此外，苏维埃中央政府严惩贪腐，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严刑峻法，一批贪腐分子被处以极刑。对比苏区和白区两个政权，苏区广大群众深切感受到，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是真正为他们谋利益的政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 链接
刘启耀：
腰缠金条的讨米人
1934年春，中央苏区兴起节省运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带头回家背米，不要公家发伙食费。妻子埋怨：“当个主席，连饭都赚不到吃，真没用。”刘启耀耐心解释，说明共产党人当官，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百姓谋利益。后来，妻子思想通了，主动挑米走百多里路送到机关。红军主力长征后，刘启耀在领导游击战争时被敌人打散，与组织失去联系。他怀揣作为党的经费的金条，乞讨度日，直到找到组织时才将金条拿出来。人们赞誉刘启耀是：“腰缠金条的讨米人”，山歌中“自带干粮去办公”的原型就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