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老人追溯三元里历史，回味六十多年时光变迁
■新快报记者 王剑平 任磊斌/文
■新快报记者 黎湛均/图
三元里面临大规模改造拆迁，那狭窄昏暗的街道，参差破败的房屋，也将随之改变。而对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三元里人来说，那些古旧的房屋，就是他们的精神家园，那一个个古祠堂，书写着他们曾经的沧桑、传奇与寄托。日前，新快报记者采访了三元里李氏宗族第二十一代传人李炳炎，去感知这个曾因抗英而广为人知、如今却即将被改造拆迁的古村落六十多年的时光变迁……
清贫年代
筑墙射土匪，树下听蛙声
李炳炎每天都要来到这座位于村中心的最大的祠堂--李氏大祠堂里坐一坐。三元里人95%都姓李，出生于1937年的炎叔由于辈分和威望都很高，来到祠堂，颇有点"坐堂"的味道。
炎叔也是三元里的"文化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记者不懂的人名地名，他都会在一张纸上刷刷地写出来，写的全是繁体字。
曾是广州城北最大村落
1944年，7岁的李炳炎走进学堂时，校园就是村里的李氏大祠堂，"那时是民国，政府开办公学，我所在的村学堂被排为广州第十九小学，一个班有30多人"。
李炳炎在祠堂里上了6年小学，1950年升初中时，广州解放，李炳炎得以进入广州第三中学学习，虽然他最终未能完成中学学业，但依旧是全村最有学问的人之一。
据李炳炎描述，直到解放前，三元里还是整个广州北一带最大的村落：东至白云山脚下的景泰新村；南起于越秀山、中国大酒店一带；西边从广园西路与瑶台村接壤；北到矿泉游泳场以南，旧白云机场一部分土地，都是三元里的。"面积相当广阔，比起现在的三元里大多了，人口大约有5000人。"
村四周有三四个大水塘，一是用来养鱼，二是用来灌溉，三是有消防的作用。"夜里有青蛙叫，特别是下雨天，远近蛙声一片。村民们吃的是从白云山上流下来的水。"
垒高墙围村，挖枪眼打匪
李炳炎告诉新快报记者，在他儿时的记忆中，三元里的南面和西面有很长的围墙，北面和东面由于有很多居民房，彼此相连（房屋间有缺口的地方就用城墙垒起来），因此，"整个三元里可以说是被城墙围起来的"。
围墙并不高，有两米多。城墙的东西南北，各有一个门楼，"只有认识的人才开门让他进来"。而城墙和门楼上，设有炮台和很多枪眼，"主要是防土匪的。晚上用木桩关起门洞，有人值班，村内人出入要喊门，外人则拒绝进入。一旦遭遇匪徒，就从枪眼里朝外射击。"李炳炎边说边左手伸直，右手半握，食指作扣动扳机的样子，做出大的射击动作。
据李炳炎回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村的东西南北各有一个"馆口"，用以让年轻人习武、练醒狮，"习武老师教的是洪拳，村中年轻人很多都能打两手"。
粤曲馆也曾在三元里落户，"一个叫张九的西村人经常在农闲时节，来到三元里的农余粤曲馆教村里人唱粤曲。过年过节的时候，村民们就在祠堂里唱戏，老老少少都来看，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人，孩子们打打闹闹，很是快乐。"
解放前基本以种菜为主
据李炳炎说，1949年前，三元里人基本上以种菜为主。"主要是菜心、芥兰、大葱这些菜。"每天一大早，村民们就担着自家种的菜到城区一德路去卖，也有些村民拉着"猪笼车"（形似北方的架子车）去，李炳炎回忆："我懂事的时候，市民买菜卖菜使用的是港纸（港币），后来也用过关金券和银圆券。下雨天菜就贵，最好的时候，一担菜可以卖100港纸，但天气好的时候，菜多，1个港纸可以买一担。"
三元里村也种水稻，但本村人很少自己种，李炳炎感叹道："村民们的稻田，都是太公辛辛苦苦积攒钱买下来的，到了后代手里，种菜还可以，种田就不行，每到水稻插秧季节，就花钱请'水上人家'的人来帮忙，或者干脆把田租给别人去种，一亩地一年收两三担谷。"
直到解放后，三元里人的这一"不劳而获"的习惯才得以改变，"一解放三元里人就开始自己种稻了，不种不行，会挨批斗的"。
日军曾在三元里建炮台
日军曾侵犯三元里。那时李炳炎还小，在他的记忆里，日本人曾在现在的抗英纪念碑那里建了一个炮台，"村里的年轻人被逼去给日本人搬过砖，每次发2斤大米"。日本人也抓过村里的人毒打，"给他们强行灌水，问他们认识不认识某些人，不说就使劲打"。
日本人还在三元里村发放"良民证"，附近的大岗和如今的中国大酒店那里，日军建有岗哨，检查过往行人，"每次经过岗哨，都要亮'良民证'，向日本人鞠躬。这是三元里人过得最没有尊严的黑暗时期"。
在炎叔心目中，今生今世他见过的最好的部队是解放军，"解放军南下时经过三元里，不拿不抢，自己做饭吃，吃的也不好。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他们每个人几乎都穿得很破烂，身上很脏。主要是他们打仗、急行军，吃不好睡不好穿不好，他们打下新中国的江山，真是不容易"。
大榕树消失伤透村民心
"我可以看到大榕树，但到了我孙子，就完全不知道大榕树是怎么回事了。"走在村中的群英大街上，炎叔说出了这句让很多三元里人感慨万千的话。据李炳炎说，小时候，三元里在他脑海留下的一个最深刻印象就是：榕树特别多，而且在村子里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有很多特别大的大榕树，"三元里古庙对面200米一个叫风水基的地方，榕树最多，其中有4棵最大，每棵都有100多年的树龄，遮天蔽日，夏天热的时候，村里人聚集在大榕树下，谈天说地。"这里也因此成为很多民间消息的发散地。而孩子们则在大榕树下爬上爬下，让童年的快乐与顽皮在大榕树下得到恣意挥洒。
到了上世纪70年代，随着白云机场建成，三元里村大榕树的命运开始发生改变。炎叔谈到，由于三元里在机场的航线上，有关部门开始对地面物限高。有一次，一架外国飞机从三元里上空低空飞过，"尾巴上有绿色的国旗，声音很大，我那时还小，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飞机，而且飞那么低，当时把我吓坏了，急忙跳到水沟里躲藏"。这一事件发生后，"为避免影响飞机的视线，三元里村的一些大榕树被砍掉了"。而榕树的命似乎是相连的，不久，村里的大小榕树开始一棵棵死掉。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村民大量建房，那些幸存下来的大榕树，也大多被砍掉。"现在没了，到处都没了，所有的一切都成了回忆。"炎叔连连叹息。
改革巨变
村民争违建 隔楼可握手
站在群英大街与三元里大道交叉口的村牌坊前，满眼都是人潮！他们中，有肤色各异的“鬼佬”，来自天南地北的生意人，穿着节俭的时尚女郎，也有行色匆匆的打工者，衣衫破落的拾荒者……他们与随口吐痰的当地村民、弯腰驼背缓慢挪行的老人、放学回家的孩子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风景独特的市井画卷。
这熙攘的一切，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
外来人涌进催高村房租金
李炳炎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有三三两两的外地人走进三元里，提出租房子住。那时候我们一时还转不过弯来，不知道该不该租给他们。当然，还是有一些胆大的，私底下把房子租出去了，一个月的租金还不到一百块，但那时这已经是个大数字了。过了一段时间，其他村民见没什么事，也开始把自家多余的房子租出去。那时来这里住的主要是广东人，潮汕的，湛江的，大多数是做走私生意的，电器，电视机，卖得很火。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村里人那时也买了不少水货，比如电视机。”
据李炳炎讲，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大量北方人涌进广州，至9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成群的北方人来到三元里租房。“外地人下了车，首先要找一个住的地方，三元里离广州火车站近，抬腿就到，所以三元里最多外地人。”多到什么程度呢？李炳炎给记者举了一个小例子：“每天三元里菜市场烂掉的辣椒都不会剩下，都被外地人买光了。”
租房客多，导致三元里的出租屋价格不断攀升，据李炳炎讲，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套80平方米的套房，一个月仅需120元。但到了90年代，就翻了几番，“1993年、1994年那两年租房价最高，50平方米一个月要1500元”。
价格攀升带来的一个最直接后果是：三元里兴起建房热！
出租就有钱，村民猛建房
李炳炎谈到，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三元里村民住的还都是平房，两层楼非常少。但外来人员对出租房的巨大渴求，使村民们开始考虑多建房，“建了房，出租出去就是钱啊”。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三元里几乎天天在建房，白天建，晚上建，大家加班加点建，仿佛在搞暗中竞赛似的，一家比一家的楼房建得高，所有的空地都被“见缝插针”。“根本不用担心租不出去，你唯一发愁的就是自家的老宅院太小，手里可供建楼的钱太少。”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握手楼”、“贴面楼”开始大量出现，街巷变成了“一线天”，李炳炎感慨道：“原来每家每户间的房距大多都有1.5米，后来大家在盖楼房时，将阳台飘了出来。你飘我也飘，楼与楼之间就没有了空间，村里因此变得白天看不到太阳，晚上看不到月亮，白天也要开灯。没办法，都是为了挣钱。”
仓促之间，三元里变成了一个拥挤不堪、“暗无天日”的城中村。
难眺白云山，开窗就见墙
一位三元里村民向记者讲述了这么一个细节：上世纪90年代初，他站在自家的三层楼上，能看到白云山脚下刚刚建起的东方乐园，白云山更是尽收眼底。但到了90年代后期，“别说站在三楼，就是站在七楼，也无法看到当时仍然存在的东方乐园，白云山虽近在咫尺，也已不是抬头就能看到”。
李炳炎也有同样的感慨，他的家虽然紧挨马路，与其他村民的楼房有一些距离，视野能宽一些，但推开自家的窗户，看到的除了房子还是房子。
很快，宽阔的三元里大道修通了，广园西路出现了，多个全国大型批发市场建起来了，三元里被一阵阵排山倒海的喧嚣所包围，三元里乡民与英军激战的牛栏岗已经淹没在一片嘈杂中，三元里古庙还在，但门前已是车水马龙……寂静的日子一去不复还。
三元里村中的“迎龙”门楼上，古人留下的对联还在：迎合两仪生四象，龙蟠一局绕三元。但三元里百年的积淀，似乎都湮没在了城中村阴暗狭窄的小巷和那一片喧嚣之中。
痛心记忆
白粉公开卖 发廊多涉黄
“在人们现在记忆中，三元里是广州最有名的治安黑点之一，毒品、小偷、站街女、发廊，三元里是乱、黄、毒的代名词。”这是记者在前往三元里村采访李炳炎之前，在网上看到的众多负面评价三元里的其中几条。
无证饮食店白天卖白粉
在李炳炎印象中，三元里之乱，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西北人来到这里，在三元里纪念碑公园对面开了近20家无牌无证饮食店，店里店外长期聚集着一帮人，起初还是在暗地里贩卖白粉，后来竟然在白天也肆无忌惮起来。”
李炳炎的一个最直接感受是：村里一些后生开始吸毒！
当年，三元里的祖辈们在鸦片战争期间不堪英军的欺凌而奋起反抗；而现在，三元里人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子孙染上了毒瘾，李炳炎说他很是痛心和担忧，“村里的治安环境最差就是那几年。”据他讲，那时候，村里的老人们经常坐在一起议论这个问题。为了彻底改变这一局面，三元里村调整“村规民约”，规定：凡是染上毒瘾的青年，如果不能彻底戒毒，将取消股份分红！
这一招还是挺管用，村里的“瘾君子”后来基本上都戒掉了毒瘾。
263间发廊，154间“卖春”
“村规民约”约束了本村人，但对外来人口却无能为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复杂的治安状况愈发严峻，1995年7月，三元里被列为全国17个制贩毒重点地区之一。
发廊多也是三元里当时的一大特色，曾有媒体用“发廊多过米铺”来形容该村的乱象：三元里总共10多条街、百多条巷，只有1.2万常住居民，却遍地开花地开了263间发廊，其中就有154间根本就没有理发业务，只做“卖春”生意。最出名的松柏街全长才200米，发廊却有70多家，人称发廊一条街。
李炳炎也坦承，村里发廊多，女人们都非常担心自家男人学坏。
高层关注，集中整治见效
三元里严峻的治安状况一度引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的关注，李长春到三元里街派出所视察，要求用两年时间让三元里的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改善。
大规模的集中整顿行动由此拉开帷幕。
2000年7月，白云区公安、工商、城管等部门联合行动，将三元里大道边由无证饮食店形成的“制贩毒一条街”一举清拆。之后两年，三元里毒品歼灭战从未间歇。
对发廊和容纳失足女子的出租屋的整顿也同时展开。半年时间里，154间“伪发廊”被勒令停业关闭，松柏街70多家发廊只留下9间正当经营的。
李炳炎透露，为从源头上堵塞漏洞，当地街道还在三元里实行了出租屋治安合格证制度，规定，如在出租屋内发生黄赌毒案件，该租户将被停租3个月；发生重大刑事案件的，停租半年；发生命案的，一年内不得再出租。重拳之下，各种犯罪势力望风而逃，三元里的违法犯罪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村里的治安秩序一下子好了很多”。
摘掉“毒帽子”，治安转好
2002年7月，国家禁毒委和公安部对三元里进行了严格的检查验收，批准它成为全国第一批、也是广东第一个摘掉“毒帽子”的地区。
李炳炎告诉记者，三元里目前的治安形势确实好多了，“三元里如今存在的一些治安问题，其他城中村也不同程度存在”。
目前，白云区正在三元里的东约、西约社区开展和谐社区建设，培育文明社区文化，其治安创新细到了一个称谓的改变，如统一改称“外来人口”、“外来工”为“来穗创业人员”，以消除身份歧视，促进外来人员融入当地社区。李炳炎相信，随着改造工作的推进，三元里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三元里的前尘往事
“三元里”三个字，源于“天、地、人”这“三元”。有学者考证，三元里在宋朝就已经是一个集市。到了明朝，这里已经成为南来北往的一个重要通道，北人南下进入广州城或粤人北上，都要在这里歇歇脚。
三元里南约门楼上的一副对联，也印证了学者的这一说法。对联是：“古道康庄朝绿水，依然还旧对青山”。横批是“古道依然”。
三元里最让人熟知的还是历史课本上的“三元里抗英”：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英军经过三元里时，抢劫行凶，调戏妇女，三元里人民忍无可忍，联合附近103乡群众对英军进行反击。相传，在村中靠近南约的东华里牌坊地下，至今还埋着当时打死的八具英军遗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