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是一种持久的力量
又见5月12日，在这一刻，总有一种特别的伤痛，从心底蔓延开去，笼罩着亿万个我和你。
三年已经过去，灾难似已远离，日子和着泪水与刚毅一点一点向前行进。
在三年的复建努力中，我们看见受伤的同胞一边舔舐着伤口，一边缓缓站起，重新迈出生活的脚步；我们看到那些破碎的家庭，艰难但却坚定地互相支撑，重组这个社会的细胞机体；我们看到那些社会团体和志愿者们，仍然坚守在那里奉献着他们的力量和爱意；我们也看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竭尽所能，在废墟之上重建着共同的家园。
三年已经过去，我们敬佩重生的力量，但重生后的成长，需要更持久的勇气和更大的毅力。
没有什么可以把人真正打败，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伤痛可以了无痕迹，但要让阳光照进我们的心里。
我们试图通过个人、家庭、志愿者、政府来记录汶川的社会重生，而未来的希望就是我们自己。
蒋敏：时间是最好的药
三年前的5·12特大地震，夺走了女警蒋敏的10位亲人，其中有她最亲爱的女儿和母亲，但是蒋敏仍然坚守第一线参与救灾，直到两周后才回家祭拜亲人。如今，蒋敏已调到成都市公安局反恐处任政治协理员。距离那场痛彻心肺的地震已经三年了，蒋敏正缓慢地从痛苦中走出，并且从亲人、朋友和陌生人热情的回应和帮助中得到力量
文/马多思(发自成都)
4月2日上午，天有些阴，刚刚下过小雨，空气湿润，蒋敏手里捧着一大束黄菊和白色马蹄莲，放在了警魂碑前。当天，成都市公安局在成都警察训练基地，举行了清明节缅怀公安英烈暨抗震救灾三周年纪念活动。人们陆续摆放的黄菊花铺满了碑前的空地，散发出淡淡的香气。灾难已经过去了三年，但蒋敏仍总想起曾是她第一个工作单位的擂鼓镇派出所，那一年，她失去了36名同事。
就在参加这次纪念活动不久前，蒋敏还回到老北川自己亲人遇难的地方进行了祭拜。“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地名，就是一栋五层楼房，全被垮塌的山石掩埋了。”蒋敏给妈妈带去了一些吃穿用的东西，给女儿睿睿带去的是她最喜欢的毛绒玩具。
像这种祭奠活动，蒋敏忘记自己三年中到底参加了多少次。“我是警察，节假日经常加班，所以很难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去看望自己故去的亲人和战友，只要有时间，我可能就去看看，和他们说说话。”
女儿在心里最深的地方
以往人们在电视和报纸上见到的蒋敏，神情哀伤、强忍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伤，面庞消瘦，表情有些木讷，大大的眼睛不清楚聚焦在什么地方，似乎看到了很多，但是又像什么都没看到。而蒋敏的痛苦，也让认识和不认识她的很多人同样感到难过。一些人在网上评论：我多么想让蒋敏哭出来，哭出来会好受一些。但是这次见到蒋敏时，发现她有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眼睛里有神了，痛苦的表情少了很多。
“时间真是最好的药，我现在心情已经好多了，比三年前释然了。”蒋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即便如此，每当提到女儿，蒋敏的眼圈就红了起来，本来就不大的声音开始更加微弱，甚至有些沙哑。“女儿既乖巧又聪明，每次都会在电话里背唐诗给我听，还会甜甜地说：‘妈妈，我想你’‘妈妈，我爱你。’……地震前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太忙，我有近3个月没有回过北川老家，女儿竟然认生了，我想要抱她，女儿却挣扎着边哭边往我妈妈怀里钻。女儿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我已经埋藏在心里最深的地方了。”
地震发生后不到一个月，蒋敏就受到媒体“轰炸式”的采访，并且要经常到一些国家机关和大学去演讲。蒋敏曾经对这些很抵触。因为每遇到演讲和采访，就不得不回忆起和遇难亲人的最后一次通话的场景：2008年5月12日中午，蒋敏给母亲打了一个问候电话，在电话里告诉两岁的女儿睿睿，她已经联系好了彭州的幼儿园，过几天就能把她接来，还答应给女儿买她最喜欢的Kitty猫。
两个小时以后，地震发生。蒋敏从晃动的彭州公安局大楼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第一眼就看到旁边一座楼有6个刚跑出来的人被倒下的围墙当场砸死了。蒋敏吓坏了。后来从收音机里知道，这次地震震中在汶川，和自己的母亲家仅隔着一座山。“连距离这么远的彭州都震得这么惨，离得那么近的北川会怎样呢？”
从下午到晚上，蒋敏一直在参加救灾。这时收音机里传出关于地震数据的统计，“北川死亡人数约7000余人。”突然，蒋敏拉着同事钟玮的手，有些语无伦次地说：“玮玮，你说，一个仅有2万人的县城，一个妈妈，要照顾两个年老的人，还要拖一个两岁的小孩子，他们能不能从三楼活着出来？”
不愿意演讲，也不愿意接受采访，伤口被反复撕裂的感觉让她痛苦不堪。但是后来她慢慢发现，其实不光是自己在感动听众、感动同胞，那些听众和素不相识的同胞们也深深打动了她。在西安作巡回报告时，走到大街上，一位大妈忽然走上前抱住了蒋敏，不停地哭着说“孩子你受苦了！”那两年总有一些不相识的人，打来电话跟她说“要坚强”。
“对媒体的采访我也基本适应了，毕竟我要做好警察的工作，记者要做好记者的工作，都是为了工作，互相要多理解多包涵。”
“我们爱其他的人吧”
人们很少能看到蒋敏在镜头前哭泣，她只在没有人时才把自己的伤心尽情表达出来，她说，自己的眼泪都快哭干了，但总怕同事们为她担心，在外面她就忍着。
地震发生后，蒋敏在头五天里不晓得时间是怎么过的，不想吃任何东西，甚至想不起来自己做了些什么，也忘记了睡觉。后来实在撑不住眼睛才合了一会儿，只要一闭眼，就看到妈妈和女儿正看着她，模样就像生前最后一次见面，健健康康的。梦中，蒋敏拉着妈妈的手哭着说，“妈，你答应我要活得长长的长长的，让睿睿开车带咱们去旅游的，你答应过的。”
哭醒后，蒋敏有时默默地在心里对女儿说“睿睿，妈妈实在太忙了，只好把你送到外婆家。你两岁了，妈妈却只为你过了一次生日。睿睿，妈妈已经为你联系好了彭州的幼儿园，正打算接你到身边来！”看到像睿睿那么大的孩子，蒋敏就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抗震救灾期间，一位老太太抱着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走进帐篷，蒋敏接过孩子，感觉和自己的女儿睿睿差不多重。她轻轻地把睡着了的孩子放在帐篷里的垫子上，慢慢地摆正他的小身子，帮他掖好被子，仔细端详眼前的小男孩，那嘴角，那脸蛋，觉得特像自己的睿睿。
“一些朋友看到我实在难受，就送给我几本佛教的书。”蒋敏说，“书中这样一个故事给我启发很大：两个在山中遇到困难的僧侣，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一个住在深山中独自修行的人，想要点帮助。还没等他俩开口，修行人问‘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但僧侣看到修行人比他们还困苦，除了放在桌子上的一碗粗饭，什么都没有。就羞愧地重新踏上旅途。”
蒋敏感觉自己就像这两位遇到困难的人，其实比她困难和痛苦的人还有很多。“彭州的龙门山镇，受灾最为严重，所有房屋全部坍塌，成为一片废墟。灾情发生后，我的战友常瑞广常到村里了解情况，一次途中遇到余震，从此杳无音讯。他的妻子两年前也去世了，如今只剩下9岁的女儿。想一想他们，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
蒋敏的老公郑午对她最终的心理平复也起了很大作用。5·12大地震发生一天后，郑午只身踏上了前往北川寻亲的路，尽管寻亲已经没有实际的意义。
向着女儿、向着亲人的所在，4个小时后郑午满脚血泡地走到了北川。看到县城的一霎那，他被眼前触目惊心的废墟震惊了：家在哪里？女儿在哪里？找不到人，郑午不得不回到成都，接着又赶到彭州找到正在救灾的蒋敏，帮忙一起安置灾民，忙到午夜，郑午强撑着，安抚悲伤而又疲惫的蒋敏在警车上躺下，并为她盖上了一件衣服。关上车门后，蒋敏听到了黑夜中丈夫号啕大哭的声音……郑午和蒋敏那时都不明白，他们一直做个老老实实的本分人，从没做过坏事，为什么老天要这样不公？尤其是还要带走无辜的小孩子。
后来郑午对她说：“蒋敏，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很多家庭没有一个幸存者，孩子没有了，我们爱其他的人吧，你和我都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
2008年蒋敏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和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2009年蒋敏荣获第七届中国十大女杰荣誉称号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蒋敏也认为自己实在是很幸运，“很多同事家里也有亲人遇难，也坚持在救灾第一线，可是没有得到我这么多的荣誉。”蒋敏小时候，有时会无端想起自己父母年老后离自己而去的情景，难过得哭起来。现在蒋敏说她不怕死，只要自己在有生之年做个称职的民警，多做好事善事，帮助了一些困苦的需要帮助的人们，心里就感觉特别踏实。真到了临死那一天，她会无畏无愧地对自己说，这辈子没有白活。
虽然不怕死，但是蒋敏还是有两样最怕的东西，一个是有关地震的新闻。
凡是有关地震的新闻，她从不看。这次日本大地震，蒋敏还是不敢看。“我希望世界上永不要再有地震了，太可怕太痛苦了。”家人知道蒋敏怕地震的消息，电视中只要有这样的新闻，就赶紧换台。
蒋敏还有个怕，就是有关地震的影视作品。
2010年夏天，一些英模代表被成都市公安局组织起来看《唐山大地震》，蒋敏后来承认在电影开场后几度欲离场：“放映后不久，地震场面来临时，我差点离场；后来看到亲人相隔时，又差点离场；到最后亲人团聚，我再次差点离场……”电影演了两个小时，蒋敏哭了两个小时。
永远在一起
为了解决和丈夫两地分居的问题，2009年蒋敏被调到成都市公安局反恐处任政治协理员。新工作给蒋敏带来一些新压力：工作内容比较庞杂，比如要统计民警的福利、工资，还要写报告。
最近她正在忙着组织“蓝盾杯”知识竞赛。蒋敏觉得这些工作内容中，写文章是个比较有难度的活。写出来不难，但是要写好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但经过了大地震，蒋敏觉得什么事都要看开，写好文章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学习和练习，只要自己努力就好。
1980年出生的蒋敏，曾有着许多憧憬。“小时候我最早的梦想是开家面包店。”蒋敏特别喜欢面包的味道，尤其是奶油和巧克力口味，经过面包店时一闻到香味就走不动了。她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当一名考古学家，周游列国，走遍世界。爱好旅行的蒋敏仍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别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也想背着包四处走走。”父母则希望她能当一名医生。
上中学时蒋敏看过一部美国电影，讲述了一名智勇双全的女警故事，这让她一下子迷上警察这个职业，并最终考上泸州警校，实现了这个梦想。今年已经是蒋敏从警的第十个年头。
每次蒋敏回北川，都会和一些老同事聚聚，这些同事或多或少都有亲人在地震中遇难，大家见面后聊的都是工作，谁都不愿意提伤心难过的事情。有时话说完了，大家就默默地坐着，安静极了。
蒋敏有个被称作“老根儿”的女同学，和她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在北川当护士。地震时“老根儿”遇难了，蒋敏每次路过北川县医院遗址时，总想起她。想到两个人小时候一起玩耍甚至闹矛盾时的情景。“好的时候一起玩沙包，一起跳绳。但是有时为了争做给同学发放作业本的工作，还互相赌气了很久不说话。”
“有时候，人的确无法按照预期的设想去生活，所以人真的要懂得珍惜，你拥有的东西，不要随便删除和抛弃。”蒋敏的电脑桌面上，曾有一张2008年春节时她和女儿在北川的合影，拍摄时间、拍摄原因都忘记了，她甚至对这张照片完全没有印象，后来整理电脑，才重新发现这张照片。照片上，孩子黑色的眼睛亮亮的，仿佛看透妈妈心中那黑色的血痂。
地震后的第一个春节，蒋敏是在婆家和丈夫、公婆还有亲戚一起度过的。当时堂嫂准备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菜。一大家人，一桌根本坐不下。沙发上、床上都是人。堂嫂和蒋敏，同一年结婚，同一年生孩子。蒋敏的女儿睿睿叫堂嫂的儿子小哥哥。看着在地板上玩耍的“小哥哥”，蒋敏悄悄哭了。 “再要一个娃吧！”家里人说，尤其是婆婆，一直劝她再生一个。“我真的会再要一个孩子，而且会对这个孩子说，你曾经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姐姐，叫睿睿。”
蒋敏每次去北川祭拜亲人，总要给女儿带去毛绒玩具。因为女儿生前特别喜欢毛绒玩具，还向她要过毛绒的Kitty猫。“我属猴，女儿属狗，所以我每次都带小猴子，小狗和Kitty猫。”
家里老人知道后告诉蒋敏，按照当地的习俗，如果你想再要个孩子，就不要给以前夭折的孩子带祭品，只能通过亲戚带去。蒋敏答应了，但是每次还是偷偷地带。“我要亲手把礼物送给睿睿。”
现在的蒋敏，有时还是会梦到故去的亲人，但是梦的内容，蒋敏不愿意告诉外人。因为一提到这些，她就要很艰难地去抑制住突然涌上心头的悲伤。蒋敏不愿意总是悲伤，毕竟这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
2011年，初春的一天，蒋敏又来到了老北川亲人遇难的废墟。那天天气特别好，太阳亮得出奇，晃得蒋敏眯起了眼睛。像过去三年里很多次重复的那样，她把毛绒小猴、小狗和Kitty猫放到了一个台阶上：睿睿，你在那边要听外婆的话，妈妈给你带Kitty猫来了，这是你最喜欢的。这个小猴子是我，小狗是你。小猴子和小狗永远在一起。 ★
没有人能统计重组家庭中有多少对又选择了分手，更没有人能说得清他们的婚姻质量。虽然物质世界的灾后重建看起来成效斐然，但在情感的国度中却不见得如此。不论新房子修得如何漂亮，无论有多少人投来真挚的关切，但北川人的心，还有寒冷的感觉
本刊记者/李静睿(发自四川北川)
现在的四川川北，知了还没有开始鸣叫，阳光刚刚有些灼人，北川新县城里的时髦女子们已经换上了漂亮的裙子和丝袜，脚上一丝不苟地搭配着细细的高跟鞋，鞋跟踩在新修的道路上，发出嗒嗒的声音。只有黄勤，还穿着挺厚的紫色风衣，里面是鲜红色镶着亮片的T恤，拎的皮包也是鲜红的，长长的卷发有些干枯了，但看得出来曾经是一种很漂亮的栗色，“还是前年做的颜色，这两年一直没来得及重新去染”。
跟上身的精致相比，她下面只穿着一条过于朴素的黑色长裤，以及一双圆头的黑色平底皮鞋，裤子有点长，裤脚拖在了地上，让人忍不住想提醒她如果换双高跟鞋更能突出修长的双腿。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在长裤之下掩藏的，是她僵硬的假肢。
只想把女儿带大
如果靠得很近，可以看到黄勤的大眼睛还是很美，只是眼下有明显的阴影，脸上没有化妆，皮肤显得粗糙，又长出不少雀斑。
这三年太苦了。
地震的时候黄勤被压在废墟下，黑暗中她一直摸着身边的两个女人，摸着她们本来温热的身体慢慢变得冰凉，然后忽然听到有人在外面扯着嗓子喊：“黄勤，黄勤……”她用尽全身力气回应了那个仿佛来自天堂的声音，然后光就出现了，一个男人把她从废墟拉了出来，又背着她去了安全的地方。男人叫王清亮，是北川的一个社区主任，后来她才知道，当时他叫的人是“王勤”，那是他儿子的女友，他在废墟上寻找的人，并不是她。地震后的第一个晚上，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医治，黄勤觉得自己撑不过去了，王清亮一直喂盐开水给她，她紧紧抓住他的手，就像这是末日时刻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并没有任何想象中的浪漫情节上演，没有人有这个心情。
再后来，她知道自己没有了丈夫，而他没有了妻子。她截了肢，他来病房看她，陪情绪低落的她说话。她出了院，也买了点水果和糖去板房感谢他。黄勤想不起来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好上的，有媒体打出煽情的大标题“女子嫁恩人”，“不是这么回事”，黄勤小声地说，她也排斥媒体的采访，谈话只能零零散散地进行，“不想再想这些了”。
但是生活这场电影并不能以“幸福快乐地从此生活在一起”结尾，她不喜欢讲述自己现在的生活，所有的问题都被她以“还是可以”统一回答，在四川话中，这句话透出一点难以言说的无奈。在漂亮的像积木搭成的北川新县城里，他们各自以600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买到了一套房子，他住在她这套里，房子有102平方米，她上高一的女儿平时住校，问她“女儿和他处得来吗？”她还是这句回答：还是可以。跟提到王清亮时的平淡相比，她接到女儿电话的时候用甜蜜得像要化掉的声音说：“幺儿你好久回来呢？这个星期妈妈可以好好陪你了。”挂了电话她似乎是自言自语：我现在只想把女儿带大。
她跟王清亮一起生活了快两年，一直没有去领结婚证，两个人还是各花各的钱，“反正两个人都没有钱”，有人说是因为女儿反对他们才没有领证，黄勤又小声地辩驳：“不是这么简单。”过了一会儿又补充：有各种原因。但是她的嘴就这么闭上了，再也不肯透露哪怕一个字，而王清亮，则坚决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始终没有露面。但黄勤说，他们“应该”还是会共同生活下去，虽然两个人偶尔也会吵架，“谁家里不吵架呢，我们心情又都不好”。心情不好，生活太难，这是她反复提到的字眼，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她那天，黄勤刚刚竞拍下了一个店面，准备重新做服装生意，她对着记者算账：起码要二十万才能办起来，哪里去找这么多钱呢？生活太难。
只有在提到死去的丈夫时，黄勤一直焦躁低沉的声音才会突然高起来：以前我就守着个店面卖衣服，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他对我太好了。黄勤顿了一下，用了一个成语：百依百顺。她说，三年里自己总是梦到他，戴着眼镜，沉默着站在那里，她很着急地跟他说：我到处找你，你去哪里了呢？但是梦里的他，始终没有开口说话。
无法融入的家庭
当黄勤正在北川新县城里为自己的店面奋力竞标时，顾发清则坐在二十公里外的擂鼓镇板房里无所事事。板房大概有十平方米，用木板勉强隔出了“卧室”和“客厅”，客厅里唯一的电器是一台破旧的康佳彩电，一个划破的矿泉水瓶被钉在墙上，里面插着牙刷，墙壁上还挂着一对黑乎乎的蹄子，“别人送的牦牛蹄”，顾发清说，“找不到地方煮，就一直没有吃。”公用的厨房在隔壁，只有一个小小的电磁炉，公用厕所在另外一边，要用水得拎着桶去老远的地方接。四川漫长闷热的天气才刚刚开始，板房内的温度就已经让人冒汗，让人担心盛夏时候如何入睡。以前的房子在地震中没有倒，反而在去年10月被政府拆掉了，因为灾后得“统一建设”。顾发清还要在这里住上起码一年。
2009年的时候顾发清接受过一次媒体采访，那个时候他和同样在地震中丧偶的乔玉英刚刚好上，两个人很快住在了一起，好上的时间里，两个加起来超过一百岁的人有时候也会牵着手出门，但他当时就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到我们闭眼那天，重组才能算圆满，一天没有闭眼，一切都还是问号。”一语成谶，去年年底，房子被挖，这对情侣只能分开住在不同的板房里，因为这不到一千米、步行也就二十分钟的距离，他俩分了。分手的过程很平淡，就像一笔没有谈成的生意，没有任何电视剧里哭哭啼啼的场面，顾发清给她打了个电话，她说：分就分嘛。
“么法(没法子)”，这似乎是顾发清的口头禅，“我有个残疾的哥哥要照顾，她也要照顾怀了孩子的儿媳妇，她不上来住，我也不下去，她衣服都不给我洗一件，么法，我就跟她说，算了。”但其实矛盾在这之前就已经陆续爆发，乔玉英没有工作，顾发清是个很久没有揽到生意的包工头，生活的不如意让两人总吵架。虽然一直说自己没钱，但他显然还是保留着一点以前当包工头时的气派，拿出烟熟练地点上，那是十二块一包的“娇子”。
他说当时跟乔玉英好上也有赌气因素，“我是村干部，地震后别的人都说，你看，就是他坑老百姓坑惨了，别人不死婆娘，就他死了”。周围人都觉得53岁的顾发清找不到老婆了，他为了证明这句话是错的，就找上了乔玉英。他们也一直没有领结婚证，顾发清说，自己总觉得迟早要分，两个人都各自有子女，都不接受父母的新感情，跟乔玉英在一起的时候，儿子跟自己相对疏远，这也让很在乎传宗接代的顾发清在意，怕儿媳妇生了孙子自己抱不上。他俩也并没有真正融入对方的家庭，清明的时候去祭拜，“我拜我的，她拜她的，从来没有互相介绍过”。
最开始日子还勉强过得去，因为政府有些补助。后来这些补助没有了，顾发清开始感觉到生活艰难，何况他也说不出自己对这个“女朋友”有什么特殊的情感，更觉得她不可能跟以前的老婆相比，“做饭味道可是比我前头那个差远了”。这似乎也是周围人的共识，开杂货店的隔壁大妈偷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个乔女子，懒得很。但是顾发清也实事求是地说：“她对我哥哥还是可以。”他哥哥穿着一双残破的凉鞋站在门口听我们说话，残疾的右手缩在衣袖里。
说了分手后，乔玉英给他打过几次电话，婉转提出了想和好的要求，原因是“别的人都要看我笑话”，顾发清拒绝了，他觉得自己负担太重，不该再找女人了，但是他也觉得寂寞，“屋里说个话的人都没得”。
擂鼓镇太小，他和乔玉英走在路上有时候也会遇到，两个人略微尴尬地打个招呼，也就过去了，地震后像他们这样好了又分了的人不少，面临的闲言碎语并不像地震前那样多。看到和好无望之后，乔玉英又打电话过来说，“我跟你好了两年多，你总要表示点。”顾发清知道，其实是向他要钱，他说，自己现在没有钱，如果挣到了，还是“多少要给点，人家也不容易”。
“不会再融化的冰”
北川县妇联主席贾娅绞尽脑汁地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想，到底有哪对重组家庭可能愿意接受采访，旁边的一个副主席说：“我们北川人都不想说这些，真的，太痛苦了，不想提了，老提都没法过日子了。”贾娅后来悄悄说：“她的老公就是地震的时候死了，她现在都一个人带着孩子。”
北川妇联有四个人，两个人死了丈夫，两个人死了孩子，死丈夫的都还没有再找。有人说，妇联的重建工作做得太差，自己就没有解决好。
北川县工商联主席尚兴琼曾在地震后那一年兼任了妇联主席，当时妇联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把丧偶的妇女再嫁出去，但事实上她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她很快找了一个，地震中对方的老婆孩子都没有了，以前是一个茶厂的老总，但是后来失去了工作，没有收入，大家觉得他们不匹配，“朋友们都很吃惊，觉得我怎么找了他，但是我当时只想找个人回家能说说话，这是最低要求，也是唯一要求”。
当时刚刚搬到安昌去住的时候，救灾时候繁忙的工作陡然轻松不少，下班后看到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凳子，她和另外一个同样失去丈夫的副局长每晚都在一起哭，两个人都觉得撑不下去了，都想到了自杀，但两个人又都想到了在读大学的孩子，还是放弃了。
身边的人，有人选择了自杀这条路。媒体熟悉的冯翔和董云飞以前都是她的好友，当时北川最后一位被救出的幸存者李明翠的女儿是她亲戚，尚兴琼最近才知道，她在2009年就已经自杀了，“北川人现在都不说这些，自杀的人也就默默死了，还有些丧偶的人疯了”。董云飞的妻子接连失去了孩子和丈夫，尚兴琼一度下决心要给她介绍个好男人，“有个绵阳中学的老师，知道她的事情，对她很有好感，但是她连面都不愿意去见。她说，要不是有父母，早就不活了。”
丧偶的男人们大部分都找到了新人，有些在这三年中已经换了好几个。“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太畅销了”，贾娅说，北川有个长得挺帅的副书记，被媒体报道后接到了全国各地的情书，有些直接写到妇联来寻求帮助，最后他找了一个同样丧偶的北川女人，“大家经历差不多，容易沟通”。
但剩下来的女人们不少，贾娅说，大概只有四成的丧偶女性再婚。尤其是在城镇中有工作有社会地位的那些，“年纪大了，女人的选择余地比男人小很多，在哪里都是这样”，尚兴琼很理性地分析，但她也说，这也是因为女人们感性，很难从以前的感情中走出来，一个刚刚介入生活的新人，不可能跟相濡以沫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亲人相比。她自认为已经算是当中心态最好、最能拥抱当前生活的一个，但提到以前的老公，也忍不住擦了擦眼睛，然后叹着气感慨：人生没有意义。
三年了，没有人能统计重组家庭中有多少对又选择了分手，更没有人能说得清他们的婚姻质量，尚兴琼只能凭自己的观察说：“两个人有共同孩子的，感情会好很多，毕竟有一个情感纽带在。但是那些以前各自有孩子，又各自有父母的人，就会很艰难，很多重组家庭要赡养八个老人。”她一个月的工资有三四千块，这在北川是绝对的高收入，但即使如此，想到家里那么多老人，她还是对未来感觉恐惧。
物质世界的灾后重建看起来成效斐然，但在情感的国度中却不见得如此。尚兴琼说，她总觉得地震之后的北川人对过去太怀念，又看不到未来，“新房子修得这么漂亮，这么多人关心我们，周围应该都是暖暖的，但是我们北川人的心，好像还是有一块不会再融化的冰。” ★
三年时间，大部分志愿者已经离开，胡清华坚守到现在。他说，三年前，他是理想主义者，在政府与百姓之间，他天然靠向后者。三年后，他发现政府里有正直的工作人员，也有混日子的；村民里有老实的，也有借着地震想占便宜的。如今，他即将离开，他告诉自己：不能按自己的思维去要求别人，但要把自己管好
本刊记者/杨时 (发自汶川映秀)
胡清华坐在马路边接电话，他很干练地和对方约定了时间和地点，背起双肩包急匆匆往宿舍走。“现在重建基本完成，但是收尾的工作啊，总结啊，结算啊，都还得最后做。”他说这些时显得专业而成熟。实际上，他只有25岁，汶川地震后的三年来一直留在映秀做志愿者。
胡清华推开门进屋，客厅里堆着四袋大米、几包紫菜、没刷的饭盒和一堆纸箱。这套不到80平方米的毛坯房位于映秀新城边缘的一座援建楼里。经过五次搬家，胡清华和一位当地的公务员被临时安置在这个两居室中。“算是过了几个月安稳生活。”他点了一根烟笑笑说。两个月之后，他将告别志愿者身份离开映秀。
被热血驱动
把东西放到宿舍之后，胡清华下楼去办公室。他穿着一身破旧的运动服，趿拉着布鞋从一大片鲜花中穿过。“5·12地震三周年”的纪念活动快要开始了。映秀作为重建的样板，到处被布置了鲜花。
簇新到夸张的映秀新城充满各种著名建筑设计院和建筑师的名字，每个建筑前都用中英韩日多国语言标明楼的名称和援建单位。这里有西式建筑、藏式房屋、仿碉楼独栋别墅和四面玻璃墙的菜市场。虽然去年腊月二十八就搬到了这里，但是那些在旧镇子住惯了的居民对这个花团锦簇如世博园一样的地方仍在适应当中。
胡清华熟练地在这片新城里穿梭。三年前这里是废墟，当时他的工作就是面对废墟和那些活下来的人们。
“当时是我爸跟我说的，灾区需要志愿者，你愿不愿意去做？”胡清华喝了口茶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作为四川资阳人，虽然家里受灾比较轻微，但也算感同身受。
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胡清华临近毕业。作为北师大珠海分校英语系的学生，他已经为自己联系了一份月薪1400元的工作——在山东一家著名的太阳能热水器公司做销售。“没有技术么，只能做销售员。”胡清华说。但是，当时在他看来，太阳能是自己看好的新能源领域，这让他觉得以后一定有发展空间。而且，他毕业的2008年，大学生找工作已经十分困难。
但是地震发生了。
“父亲和我说了志愿者的事情以后，我说去就去呗。”于是，胡清华拒绝了山东那家公司的职位，转而向学校报名去做志愿者。
客观地讲，大学的这几年中，胡清华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他翘课、休学做生意、对学生会不满、对党团委之类的部门更是不打交道。但最终，他还是找到了团委，因为这样才能参加“西部志愿者计划”。
这一批志愿者一共32人，专门针对汶川地震对口支援。胡清华被分配到映秀镇。“广东团省委带过来就交给四川团省委，四川团省委再交给下面县团委，然后再往下分。”胡清华说，“其实我(当初)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志愿者是怎么回事也不是很清楚，就觉得想做点事。有点热血吧。”
胡清华到达映秀的时间是2008年7月，地震刚刚发生，还没醒过神儿的当地干部也不清楚这些自称“volunteer”的年轻人能做点什么。于是，胡清华每天就帮忙发放物资和喷洒消毒药水。过了一段时间，当地干部看他还算有能力，又会讲四川话，就派他到映秀镇下面最贫穷的黄家院村做基层工作。
“最主要的事就是和当地村民沟通，让他们安心在原地重建。”胡清华说。黄家院的土地破坏并不严重，把石头搬掉、再修整一下还可以耕种，房屋也能重新修缮。“但是大家还是想往外跑。他们担心如果再地震怎么办。”胡清华说，“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能去哪儿。村民文化程度不高，没什么技术。”
最初一段时间，志愿者在这样的村子中地位尴尬。有些村民把他当做政府官员，认为他们代言着权力，任何要求和责问都会指向他们，而在政府眼中，这个群体又只是系统编制之外的年轻人。磨合、解释和交流才能逐渐取得信任。“我的沟通能力可能天生比较好。”胡清华笑呵呵地说。在被当地村民逐渐接纳之后，政府也逐渐对胡清华产生信任。他开始掌握财权，更多的纠结却也由此开始。
烫手的重权
“我当时掌管着农房补贴的钱、民房重建的钱、地震对青苗损害的补偿款。我的权限可以决定给谁钱不给谁钱。”胡清华抽了一口烟说，“这实际上是最关键的一个权力。”
村民们开始明白，胡清华不再是一个每天只能向自己介绍政策和安抚人心的年轻大学生，而是一个可以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的重要人物。
胡清华查看房屋和青苗受损情况，有村民就会把他拉到一边说，“这一块地你给我记成两块的面积。拿到的钱我分你一半。”
当时，作为志愿者，胡清华分到了一间板房，自己用砖头和木板搭起了床，三餐免费，每个月的所有收入是团委发放的800元补助。那些很难具体监管流向的补偿款似乎足以构成诱惑。
“就只能靠自己抵制。我就想要是捞这个钱，晚上能睡得着吗？”胡清华说，“再说，我家经济条件还可以，也确实不缺它那个钱，还是比较有底气。”
他要向村民解释，自己不能拿那笔钱，也不能为他们多计算补偿面积。相对于一个外来年轻人的耿直，村民们似乎更相信现实长期教给他们的民间逻辑。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表态似乎过于虚伪。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双输”的选择。
“我只能给他们讲我做的是对的，给他们承诺在我的职权范围内，答应你的事一定给你办到。如果做不到，你怎么对我都可以。”胡清华说，“遇到补偿款的那种事，我就对有小算盘的人讲，如果我拿了这笔钱你怎么能相信我就不拿别人的钱呢？那样的话你也是吃亏的。我不拿你的，就能证明我也不拿别人的。”
这样的逻辑和解释更朴实一些，村民们半信半疑地看着胡清华丈量房屋和农田，逐渐发现这个外来的年轻人还算得上做事公平。对于自己无法占便宜也不会吃亏的局面也就认了下来。“还算没发生村民对我扔石头的事吧。”胡清华大笑着说。
当地政府对他的信任也在升级。在灾区已经工作一年的胡清华似乎还没有离开的迹象。“我那时候已经觉得暂时走不了了，重建都刚开始么。”他说。与他同行的志愿者已经有一半人服务到期离开，剩下的大多数人也在之后的一年中陆续离去。而胡清华被选入当地灾后重建办公室。“还是每个月八百块钱，没有户口、编制、合同什么的。但是干的活好像是公务员的那种工作。”他说，“开始接手房屋、公共设施重建的招投标工作了。”
在这之后，胡清华逐渐发现自己曾经的热情开始遭遇冷酷的现实。他的手机经常出现陌生的来电。对方都是希望得到重建工程项目的各种公司，他们希望能与胡清华“结识”。
“这个事情确实困扰了我一段时间。我总觉得这些人应该稍微克制一下，不要那么露骨。我希望整个程序应该更加透明。”胡清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这个社会的良好程度没有达到我预期的那么高。”
胡清华只能尽量拒绝各种想“结识”他的人。但是与之前遇到的村民的小算盘不同，这些强大的资本集团显然有着更大的力量。一些传言也进入了政府官员的耳朵，有时胡清华被描述成一个“不好控制的、不听话的人”。各种压力都向他蔓延过来。
胡清华有些厌倦，2009年10月的一天，他收拾了自己板房里的东西，决定离开。转天一早，一位与他相识的忘年交到住处看望他。“他是当地很正直的一位官员。”胡清华向他抱怨，“有些事情不是我这样的志愿者能做的，我也不想更多地陷入到这些事情里。”这位朋友劝他，“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存在这种问题，投机钻营的人都会去做这些事情，那你不是都要逃吗？”最终，胡清华把东西放回了原处，留了下来。
“搞这个东西(招投标)已经一年多了，也还是比较有心得了。总体上来说，我负责的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干净的。”胡清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钱我没拿过。就去吃过两次饭，还是我认为这个公司是凭实力的、规矩的，值得交往。不能说什么烂单位你都去吃饭。”
25岁的他仰着头算了算说，“这几年过我手的钱有十几个亿。”
到了告别的时候
胡清华现在的宿舍里有冰箱、洗衣机和电视。这些都是他和室友凑钱买的。在灾区，每个月八百块钱的补贴并没有太多花处，他就用这些钱买了些电器。
他的房间里有一张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破旧大班台，上面摆放着资料和书。最上面一本是《史记》。“每天看几页，为了养成个阅读习惯。”他说。
再过两个月，这些东西都将与他告别。胡清华已经决定在2011年7月离开灾区。“我觉得志愿者生活应该告一段落了。房屋的重建都基本结束了，但是人心的重建还需要太长时间。我以后去做什么工作还不知道，先休整一段吧。”他笑笑说。他觉得这几年一直呆在小地方，思维上确实受到些局限，“有些东西需要多吸收一下”。
他的女友还在成都附近的一所学校读书，有时也会问他今后到底去哪里生活，到哪里定居。对于这样的问题，胡清华一概回答“不知道”。在他看来，这并非不负责任，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的信任之上。“我觉得这三年那么苦都过来了，以后碰到的都不算多大的困难。去哪里都不会活得太差。”他说。
当初和胡清华一起来灾区的志愿者都已经返回城市。有广东户籍的学生还可以得到广东团省委的推荐。有些考上了公务员，有些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因为胡清华本人户籍仍在老家，所以即使结束志愿者工作也无法得到组织推荐。但在他看来，这三年并非耽误时间，虽然没有一份“正经”工作，也没有存款，但是“对于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是不可替代的经历”。他说，“我的那些找到工作的同学飞黄腾达的也不多么，大多还是在中下层。”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大批志愿者涌入四川。这似乎是第一次让中国意识到民间力量的强大。2008年5月19日，共青团四川省委称，截至当天，登记志愿者已经达到106万人。一个月之后，志愿者人数攀升至150万人。而那些没有进行注册的志愿者数量已经无法统计。
这些志愿者在最初的激情褪去之后，逐渐回归理性，开始重返自己的日常生活。很少一部分人选择留下。除了志愿者，目前留在灾区的还有一些职业化的社工组织。比如台湾的慈济、民间环保事业倡导者廖晓义组织的乐活村，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发起的一个社工项目。与志愿者相比，这些组织有更多的保障，比如香港理工大学的项目会为自己的社工发放每月2000元的薪水。
胡清华有时会和这些一同留下的年轻人聊一聊，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各自做各自的事。他说，这三年来不仅仅帮助映秀开始重建，也让他开始重新认识社会和自己。他在大学时期，是个理想主义的学生。遇到石头与鸡蛋的对立，天生要站在鸡蛋一边。在到灾区之前，在他的脑海里，灾民就是鸡蛋，当地政府就是石头。但三年之后，原本黑白分明的界限逐渐模糊。
“政府里有正直的工作人员，也有混日子的；村民里有老实的，也有借着地震想占便宜的。这几年，我跟政府领导拍过桌子，跟老百姓也拍过桌子。”胡清华笑笑说，“志愿者也一样，有的来这里是因为一腔热血，有的是为了缓冲就业压力。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是理想主义的，有的人是功利的。我不能按我的思维去要求别人，只能把自己管好。”
现在，胡清华每天仍然在忙着重建工程的善后工作，他说，离开灾区之后需要时间对自己这三年也作个总结。在他看来，经商可能是未来的选择之一。作为一个在广东读书的四川人来说，这似乎是最正常的选择。他也知道，一些志愿者日后都成为了公务员。但是他狡黠地眨眨眼睛反问道，“你觉得我适合吗？”★
(实习生栾絮洁对本文亦有贡献)
他们是地震灾民，也是中国行政体制中最低层级的机关干部。三年的艰难与磨难后，他们带领北川陈家坝乡民率先完成灾后重建，居北川县辖区23个乡镇之首
本刊记者/杨迪 (发自北川陈家坝)
乡政府门前的路上，年轻人骑着摩托车飞驰而过，卷起一溜烟，遇到熟识的朋友便吆喝一声。这就是贯穿北川县陈家坝乡的主干道——105省道。沿省道上行，顺次经过被称为“生命工程线”的小学、中学和卫生院。省道两旁是已经完成入住的安置房，装饰了羌文化中的白石飞檐和羊图腾。
毗邻省道，都坝河蜿蜒流淌，将陈家坝嵌在中间。陈家坝是个山沟，阴山、阳山壁立两侧。成片的油菜花已经开过，余下几处明黄装点着方圆十多平方公里的山岭河流。野花野草在曾经崩塌的山体上扎了根，又形成了新的山坡。
三年前的大地震，陈家坝垮了房子、塌了山，通讯、道路全断，一度成了“死沟”……
一个集体的集结
4月25日一早，陈家坝乡乡长曾荣富带着四川省教育督察组在新建成的陈家坝中学考察。
“累啊！那时候一天电话费都要几百块，电话接得脑壳疼。”曾荣富揉着太阳穴说。他今年48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
2008年5月12日下午那80多秒的震动，让北川县失去了428名乡镇干部。陈家坝乡乡政府四层的房子只剩了三层，连一片纸都没拿出来。
6月，曾荣富从三台县调到陈家坝担任乡委副书记，绵阳市涪城区石塘镇副镇长龙凌凌被调来任乡长，各地帮扶借调的干部也都赶了过来。一时间，陈家坝的干部达到四五十人。
地震前的陈家坝，是县里干部提起就头疼的地方。打干部、砸政府牌子的事在过去时有发生，“百姓思想顽固，多以眼前利益为重”。大家都说这里是个“罐子铺”，什么人来这儿做官儿，最后都被“炖得软趴趴”。
地震后，被创伤重击的陈家坝更像一个随时可能被点燃的“火药桶”。家没了，亲人不见了，牲口跑光了，不停的大雨给绝望的人们更增加一层焦躁。被集中在一平方公里的临时安置点的上万人，不断发生摩擦和争吵。
“抗震救灾首要是稳定民心，”龙凌凌是个典型的川妹子，身材娇小，急脾气，做事风风火火。她将公司管理体制运用到行政管理上，乡镇里在职的干部和办事员，严格按照分工层级管理。每一个需要完成的工作张榜公示，上千件事情一一划分责任，需要合作社里解决的事情不能推到村里，村里的事情也不要送到乡上，完不成要问责。
她还安排干部把志愿者、武警官兵等人组成临时治安队。源源不断抵达灾区的物资被分发到大家手中，帐篷棉被要登记，食物饮用水随便领取。还有干部向人们宣传和描绘陈家坝的未来发展……最终，不安的百姓在抚慰下慢慢平静下来。
乡干部们的心理抚慰则有赖于一次次的座谈会。几乎每次座谈，大家都哭作一团——这也许是他们在震后唯一可以忘却工作、自我疗伤的时候。
他们也是灾民，只是多了个干部身份。乡规划办主任杨正银刚巧回家取了U盘出来，但他午睡的爱人再也没有醒来。在巨大的悲痛下，大家像拧紧了的发条一样运转着。到2008年底，陈家坝的政府工作运转已经日趋顺畅。
何处建家园
2008年，那是个闷热的9月。为寻找一块安全的地方，杨正银跑得焦头烂额。
地震后，陈家坝老场镇一带已经不适合居住。阳山就处在龙门山的断裂带上，山体受到地震的重大伤害，随时会有次生灾害发生。乡委书记赵海清、乡委副书记曾荣富、规划办主任杨正银，整天骑着摩托车四处寻找新的安置点。
路两旁的房子都成了废墟，山上的碎石随着余震不断滚落。整个陈家坝乡看起来都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以让人们安身。
都坝河下游的大河坝村里，有一块低地距离山体200多米。转了几天的干部们决定先在这里用河沙回填一块地出来，永久性安置乡里的306户农户。
然而，7、8月份是陈家坝的汛期，时不时地就要下一场大雨。入夏以来，老百姓纷纷说，“今年的太阳这么大，洪水一定要比往年大。”
果然，9月24日下午六点钟，大雨倾盆而下，几个小时都没有减弱的趋势。都坝河水位猛涨，被地震震散了的山石泥沙开始出现泥石流迹象。
“高山村的百姓可能会有危险。抓紧组织疏散。”半夜里，杨正银接到这样的电话。他和其他干部一起，急火火地就往山上赶。
都坝河的水位眼看着上涨。前一分钟还通的路，后一分钟就被阻断，走在前面的龙凌凌被困在河中间，最后依靠挖掘机才被送到河对岸。
村民被疏散出来之后不到半小时，泥石流就从山上俯冲了下来。这次，陈家坝又有3人遇难。大河坝正在回填的地被冲垮，其他已经开工挖好的地基又被重新掩埋。
规划工作要重新开始。9月24日的这一次灾难开始让乡干部慎重考虑异地重建。
“外面那么大的地方，怎么会没有地方可以放下陈家坝1万多人口呢？”杨正银和其他干部们一起，先后去了桂溪乡、江油市、香泉镇、香水镇等地方游说、考察、讨论，看是否有地方可以接收陈家坝的村民。
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异地重建的念头还是被渐渐打消。没有耕地的灾民到了别的乡镇，势必要占用其他乡镇资源，对这批灾民的行政管理也是件麻烦的事。
9月底，杨正银终于等来了四川省建筑厅的10多名专家。经过反复考察和会商研究，专家组建议陈家坝在原地异址重建，即在原乡管辖地内，将老场镇向下平移一公里。
新生活的艰难起步
几番折腾，大灾过后的第一个春节转眼就到了，屡经灾难的农民消极沉闷。龙凌凌决定再忙也要给农民办一场春节联欢会。这之前，赵海清书记因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不得已离开陈家坝，她开始身兼乡委书记和乡长两个职位。
各村干部组织农户上报节目，再加上灾区外的演出队，竟然也组织起来一场有声有色的联欢会，吸引了不少附近乡镇的村民。接下来的地震周年纪念，乡上又组织了公祭活动，告慰逝者、抚慰生者。
此时，重建规划图已确定，转移后的安置点已经相对安全。只是家贫如洗的人们，心理极度脆弱，希望政府可以把房子修好，自己只管去住。
转移、迁址、征地、建房，每个环节都要做村民工作。曾荣富、民政办主任徐培旭、维稳副乡长李岳等干部开始了说服人们配合搬家、开始重建工作的漫长“战役”。他们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提上一瓶酒，请上两顿饭，泡在农户家里。
徐培旭和李岳曾轮番去马鞍村一位杨大叔的家。杨大叔的二女儿曾在北川中学读书，成绩优秀，多次获奖。然而，这位寄托了全家希望的女孩在地震中不幸遇难。杨大叔的丧女之痛始终不能平复。他坚定地要追究北川中学的房屋质量问题。政府不给予这方面的回应，他就坚决不配合任何工作，不拆房，也不盖房。
两人帮他做家里的杂活，或是陪他说话。他们还多次前往县政府，反复提请北川中学的房屋质量检测。当他们最终拿着鉴定书，证明北川中学的倒塌并非因为质量问题时，一直不肯建房的杨大叔终于开始重新申请宅基地了。
到2011年春节，经过一年多的农房建设，陈家坝农民几乎都住进了新房。然而，新房有了，耕地却没了。在地震后四次遭受泥石流侵袭的陈家坝，习惯自己种菜自己吃的村民抱怨着“连吃个菜叶子也要花钱买”。
“没得地，想破脑壳壳也没得地啊！200亩地都没得，都是零散的。”这是2011年春节，最困扰新一任乡委书记梁辉明的难题。
乡民政办主任徐培旭正在组织拆迁最后一片板房，这块地方腾出来之后将复垦耕种。都坝河改道后的河床也形成了一片新的复垦耕地。
《北川县志》上记载，北川早在明清时就有茶园千亩，当地著名的苔子茶的母本园就位于陈家坝。陈家坝雨露、雨泉茶厂是灾后最先复工的茶厂。高山茶园里，采茶的羌族尔玛(本地姑娘)高声唱着山歌，纤细的指尖在叶尖上飞舞。
今年初，龙凌凌回到了原先任职的石塘镇。杨正银、曾荣富、徐培旭仍继续着他们拧紧发条一样的生活。新上任的乡委书记梁辉明还在设法引进投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他们为“死沟”陈家坝，一笔笔填画出崭新的色彩。★
(中新社绵阳支社杨超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