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开始起草，《行政强制法(草案)》于4月20日终于迎来了第四次审议。学界公认，这是继《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之后，又一部旨在约束行政权力的法律，被誉为我国行政立法的“三部曲”。
主旨虽然一致，但“三部曲”的命运却不尽相同。1996年，旨在遏制“乱处罚”的《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2004年，旨在终结“乱审批”的《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相形之下，《行政强制法》从酝酿起草到历经几次审议、修改，其过程显然曲折得多。这一现象也间接反映了《行政强制法》对各方面利益触动之深，对公众生活影响之大，非其他法律能及。
许多媒体在关注《行政强制法》再审这一新闻时，目光都落在了“城管执法”上，是的，城管的执法行为当然要受这一法律的规范。所谓行政强制，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目的，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和行为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因此，一旦《行政强制法》顺利出台，过去我们习见的城管那种动辄没收摊贩财物的行为肯定会受到制约，但这部法律无疑又不仅仅是为了规范城管而量身定做。
在我们身边，发生着大量涉嫌违法的事实，比如协警、村治安员就可以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公民驾车在高速公路上不幸遭遇事故，要支付近乎天价的拖车费等等，无一不是《行政强制法》所要规制的对象。四审草案规定：执法主体必须是正式执法人员；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至于高价拖车这种“代履行”的行为，草案中也严格限定了范围，明确只有在“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可以代替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替履行，而且费用应按照成本合理确定。从这些例证中可以看出，《行政强制法》对当前存在的行政强制乱象，具备很强的针对性。
经验表明，一部法律越有针对性，其遭遇的杯葛的力量就会越强，《行政强制法》的艰难立法过程再次验证了这一点。2009年8月，草案三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网络征求意见，出现的最大争议就在于设定权，即行政强制的权力应该由谁来授予的问题。法学界人士坚定认为，与一般的行政管理权不同，行政强制权必须来自法律的特殊授权，严禁行政强制主体自己给自己创设行政强制手段。这样一来，与此法相冲突的一些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理应不再具有法律效力。而来自行政机关的人士则担忧被束缚手脚，将大大不便于今后的行政管理。
如何认识这一争议，需要回到现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行政部门的行政强制权力到底是过大还是过小？如果是过小，是否已经到了稍加束缚就会不便于行政管理的地步？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而《行政强制法》之所以被法学界人士和公众千呼万唤，就因为其强烈呼应着当下行政强制权力不受规制的现实。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一位副主任委员曾经坦言，行政权强大，公民权弱小，行政行为最需要规范。因此，《行政强制法》不立则可，若立，必须是一部“限权”的法律，而绝不应相反，转而成为一部“赋权”的法律。
据媒体透露，为了平衡各方争议，此次的草案四审稿对行政强制设定权做出了如下规定，“法律中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设立行政强制措施。但是，法律规定特定事项由行政法规规定具体管理措施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本法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以外的行政强制措施。”这样的“但是”也许充分体现出了一种立法的艺术和技巧，但很可能也埋下了隐患。众所周知，行政权是一种扩张欲望最强的权力，想把它关进笼子却又准备留下缝隙，如果被其一朝突破，会不会对笼子本身也轻视起来，实在大可忧虑。
总而言之，行政强制法再审，不仅为扭转行政权力畸大提供了契机，也同时为提高政府行政强制行为的合法性，缓和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冲突提供了契机。这两者的逻辑关系在于：离开了法律的授权，行政权力不能自证其合法性，因此越受到法律约束，行政强制的法律效力和公众认受度才越强。但这又进一步对法律必须独立于行政权力提出了要求。无法想象在法律从属于行政权力的情况下，行政强制法能顺利生效。因此，真正的挑战在于：打通公民权利诉求与法律法规形成机制的制度关联，通过提高立法机构的权力，进一步提高法律相对于行政权力的独立性。如此，行政权力才会真正被关进笼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