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符合中国藏家趣味的物件已成为拍卖市场上的“宠儿”。 （资料照片）
图二：落马官员家中起获诸多藏品。（资料照片）
近两年，黄花梨家具、古琴、茅台酒、葡萄酒和中国邮票等等这些符合中国藏家趣味的物件先后成为拍卖市场涨幅最高的几类。而它们的买家常常秘而不宣，更没有人知道，这些进入“亿元俱乐部”的中国传统收藏拍卖中有多少精品流向“雅贿”的江湖。
“市场爆发了，除此之外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杰弗里·施耐德对媒体兴致勃勃地介绍。一个多月前，作为InterAsia拍卖公司的创始人，杰弗里·施耐德为自己公司举办的拍卖会觅得了一套珍贵的文革四方联邮票。这套邮票最终以11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加上佣金，匿名买家为这套104毫米×60毫米的纸片付出了130万美元(约850万人民币)的天价。“在我们的预判中，这套邮票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价格。”杰弗里·施耐德对记者说。他的信心来自于火热的中国拍卖市场，在中国当代艺术经历波峰波谷陆续回归理性之后，黄花梨家具、古琴、茅台酒、葡萄酒和中国邮票等等这些符合中国藏家趣味的物件先后被中国买家推向了天价。
天价邮票或成拐点
“关于这张四方联，我能告诉你的是它的最初藏家是一个新加坡人，一位非常著名的邮票收藏家。名字叫作NGSiongTee(黄上智)。”杰弗里·施耐德对记者说。
这张在香港拍出天价的四方联名为《毛主席给日本工人的题词》，由于邮票本身红底黑字，在集邮圈被称为“黑题词”。
1962年9月18日，毛泽东应日本工人积极分子代表要求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
为了纪念这段题词发表6周年，邮电部计划于1968年9月18日正式发行一枚纪念邮票。票面上印有毛泽东的题词手迹。面值8分。但这枚邮票尚未发行，日本方面就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搞“大国沙文主义”，向日本输出革命。邮票随即被禁止发行，并予以销毁。但河北保定、石家庄一带邮局提前对外发售了该票，据称该邮票流出量不足50枚。国内历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均没有收录这枚黑题词邮票。最初，在国内发现的一枚“黑题词”邮票被陈列在原邮电部博物馆。而近年来的拍卖市场上，陆续有藏家将自己珍藏的“黑题词”送拍。
据查，1993年香港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图鉴》，新票标价为1万美元、信销票为8000美元。1995年北京拍卖会上，一枚信销票即拍出16万元。1996年北京邮星公司拍卖会，一枚新票拍出30万元、双联新票60万元易主。1996年11月香港富士德拍卖会，四方联起拍价120万港元。1998年9月26日，中邮大地邮票拍卖会，一枚邮票14.4万元成交；2002年北京华辰邮品春季拍卖会，一枚带边纸的邮票17.6万元易主；2010年1月香港拍卖会，一枚邮票以92万港元拍出新高。
“嘉德也曾经拍过这枚黑题词，但是四方联的没有拍过。”嘉德拍卖公司邮品钱币部总经理郭学广对记者说，“这枚邮票曾受真伪问题很大困扰。”
数年前，市场上曾出现过一些“黑题词”的无孔邮票，被人打上齿孔之后真伪难辨。“这次香港拍的是四方联，真伪问题就很好判断了。所以这是它很大的增值原因。”郭学广解释说。但他不认为这枚邮票拍出了天价就意味着邮票的行情有了质的飞跃，“我觉得拍到这个价格是一个个案。比如说有藏家刚好缺一套邮票，希望补齐；或者个人原因非常喜欢，所以抬高了价格，并不代表这套邮票就将成为龙头。”
新一轮涨势已起
实际上，“黑题词”也只是众多稀有文革撤销发行邮票中的一种。“它并不是名声叫得最响的，始终也没成为明星。”郭学广说，“文革邮票中最有名的还是‘一片红’(《全国山河一片红》)”。
1968年下半年，文革中的中国各地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为纪念这样大规模的革命行动，邮电部决定在1968年11月25日发行一枚《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但刚刚发行，就被一位地图出版社编辑发现邮票上的中国地图不准确，从而紧急叫停发行工作。因为邮票内容先后做出两版修改，从而有“大一片红”和“小一片红”之分。
与“黑题词”的命运一样，这套同样被叫停的邮票日后成为了拍卖市场上热度最高的文革邮票。2009年，一枚大“一片红”在香港以368万港币成交。“人们对于文革邮票的追捧一方面是因为稀缺，另外就是很多现在事业有成的人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他们对于那个年代有感情。”郭学广分析说。和他的看法相同，杰弗里·施耐德也这样认为，“这次的四方联是由于稀缺因素出现高价，而其他文革邮票受到热捧，也是因为人们对于文革那一段历史有兴趣。”文革期间，集邮这个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收藏被彻底禁止。直到1982年，中华集邮全国联合会成立，集邮才恢复了合法地位。这之间的断档造成了众多中国藏家缺少文革时期的邮票。
与油画、古董收藏不同，集邮属于门槛较低的大众化收藏品种。在拍卖市场尚未兴起的年代，集邮者们就开始以私下交易的方式兴起了几波浪潮。在郭学广的记忆里，从1990年代初，平均每五年就会发生一次邮票价格波峰波谷的轮换。“1991年邮票价格很高，1992年摔下来。到1997年又再起。”郭学广说，“最疯狂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连贩毒的都不卖海洛因了，那还不如倒邮票赚钱。”
郭学广经历过1990年代初期的“邮疯”，“就在月坛公园，从东门进去买一包、五百版邮票，到西门就可以卖。一次可以赚到百分之一二百。大批警察都出动了，担心踩死人。”郭学广回忆说，这种一天一个价的情形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延续了近一年的癫狂之后，邮票市场终于进入了停滞，一些大众化票种开始领跌，邮票的市场价格很快触底。“大家就自己舔伤口呗。”郭学广笑着说。而五年之后，高涨的行情再次来临。
在郭学广看来，彼时，中国投资渠道狭窄，许多闲置资金在市场中寻求出口，邮票市场不可避免地成为大笔资金进场退场的平台。这样的非理性投资直到2008年左右开始有所转变。由于拍卖市场细分日益加强，一些例如中国当代艺术这类具有概念性、且藏家集中的版块吸引了大批资金跟进，而邮票市场的单品价格较低，精品票拥有者也相对分散，不易于热钱炒作，所以文革票等重点版块的涨幅也相对平稳。
在他的经验中，“文革邮票也是这一两年开始涨得这么厉害。以前都很平稳，都是随着整个邮票市场起伏而起伏。2008年之后的这波行情特点是好票在涨，烂票还是不动。这符合收藏的规律”。他认为，这波邮票价格涨起来和中国经济走势好有很大关系。而且以多年的经验，他相信这波看涨的行情延续的时间还将更长一些。“这两年，和中国有关的所有拍品没有不涨的。”
的确，这样的涨势不仅在于邮票市场。2008年之后，西方的很多国家陆续被拖入经济危机，中国拍卖市场也随即陷入观望态度。而短暂的不景气过后，经历了2009年微妙的过渡，2010年几乎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拍卖市场的全面爆发。“之前，拍卖市场基本上是西方人为主，但是最近中国人越来越成为重要的买家。”杰弗里·施耐德对记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除了以前市场里的‘老钱’以外，现在的‘新钱’开始进场了。”
中国传统藏品成拍卖新宠
2010年的春拍，中国嘉德以总成交额21.28亿元收槌，而北京保利总成交额更是达到33亿元。半年之后的秋拍彻底打破了人们对于高成交额能否持续的怀疑，两家公司分别以41.33亿元和52.8亿元的成绩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单季纪录。
在此之前几年，天价拍品主要出现于由西方资本为主力的中国当代艺术版块。而进入2010年，局势出现逆转，中国书画等传统版块开始疯涨。
2010年的北京保利春拍夜场上，北宋黄庭坚书法《砥柱铭》卷以3.9亿元落槌，加上12%的佣金，总成交价达到了4.368亿元。这一成交价远远超过了2005年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创造的约2.3亿元中国艺术品成交纪录。
这只是个开始。当年年底，宋徽宗御制清乾隆御铭的“松石间意”琴在保利秋拍中，以1.3664亿元成交，创造了世界古琴拍卖纪录，同时也创造了世界乐器拍卖纪录。一周之后，11月21日，“明黄花梨簇云纹马蹄腿六柱式架子床”在嘉德秋拍会上，经过36轮竞价，以4312万元成交，创出黄花梨家具拍卖的新纪录。而它刷新的就是前一晚“清乾隆黄花梨龙纹大四件柜一对”刚刚创下的3976万元的拍卖纪录。
如果说，书法、古琴到黄花梨家具都是具有深厚传统的收藏精品，海外资本也曾介入，属合力逐渐将其抬至高价的话，那么茅台酒几乎确定无疑藏家只有国人。
去年12月20日，嘉德四季拍卖首推国酒茅台专场，一瓶1958年五星牌贵州茅台酒以91.84万元成交；12月14日，西泠印社秋拍，一瓶1958年产土陶瓶茅台酒，最终成交价高达145.6万元，创下国内拍场上茅台酒的最高纪录。而这个纪录只保持了四个月。2011年4月10日，贵州省举行了一场陈年茅台拍卖会，102号拍品“精装汉帝茅台酒”据称1992年问世时仅生产10瓶，价格从260万的底价开始飙升，最终，被称为“茅台收藏第一人”的赵晨以890万元的天价拍下。事后，赵晨对媒体表示，这瓶茅台是帮河南一位张姓朋友拍的，而且“这个价格远低于自己的心理价位。一千万在一线城市不能买到一套豪宅，却可以得到世间罕有的酒类珍品，很值得！”
赵晨的高调在中国收藏界比较少见。相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藏家较为透明化的状况，有关中国传统收藏的买家身份大多秘而不宣。而那些孤本书画、黄花梨家具和绝版邮票等藏品又是绝佳的受中国人欢迎的礼品，这更增加了大众揣度的空间。
相映对照的是，近年来，一些落马官员的受贿清单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类似的藏品。例如，2006年年底，有关部门在刚落马的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胞弟刘志祥家发现两枚《全国山河一片红》绝版邮票和190余张“猴票”，以及包括范曾作品在内的名家字画。更有甚者，如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原局长王天义，其家中收藏品包括书画作品195件，古代瓷器及西方艺术品27件，邮票、文物、鸡血石等1351件，其中就包括价值34万元的齐白石《春山图》和价值24万元的清乾隆年间斗彩团花罐。
没有人知道，已经进入“亿元俱乐部”的中国传统收藏拍卖中有多少精品流向“雅贿”江湖，但随着大批中国新贵出于避险、投资、收藏的目的大规模进入市场，中国传统版块的拍卖热潮似乎刚刚开始。
据《中国新闻周刊》
“雅贿”的逻辑
古玩、名人字画、高档艺术品，甚至是国宝，被当作上贡的礼品，是时下非常流行的送礼方式。
畅销官场小说作家浮石，在其成名作《青瓷》中，着重描绘了这一类“雅贿”怎样在官场和商界间起到“沟通润滑”的作用。
曾在艺术品拍卖行业摸爬滚打了多年的浮石，简要概括了“雅贿”的“优势”：隐蔽安全、附庸风雅、充满温情。“不过，‘雅贿’也是需要一个复杂链条来支撑的。在这个链条里，古董字画本身只是一个个‘隐形的翅膀’。”浮石说。
送真古董的不多
“自古就有粮油一分利、百货十分利、珠宝百分利、古玩千分利的说法。”郑贺在北京天雅古玩城开了一家古玩店，专营玉器。30多岁的他入行将近10年。
据郑贺介绍，这个古玩城里卖“老东西”(真古董)的并不多，有两成就不错，其余的基本都是赝品，而天雅古玩城在北京还算是比较正规的。
著名收藏家郭庆祥，如今已是国内收藏界领军人物之一。对于以古玩送礼，郭庆祥的看法是“自古如此”，不过是否送的都是真古董，“不好说”。“中国的古董就这么多，哪这么容易就买到一件真品？”郭庆祥说，连他们这样常年搞收藏的人，在市场上都很难淘到真正的古董。
郑贺的观点跟郭庆祥类似。“我们收老东西的方式就那么几种，要么从市场上买，数量非常有限；要么从拍卖行买，但是拍卖行现在也没有什么真正顶尖的东西，所谓的鉴定也不可信；要么就从国外买回来。”
浮石也说，一般层级的“雅贿”，以假当真的居多。比如求人办事，如果送礼人觉得这是个一次性的事情，那就极有可能找个假古董，再想办法弄个鉴定书，标上几万甚至是几十万，对方也不一定弄得清楚，事情还就办了。“这些自以为收了重礼的人，常常是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轻易也不好意思拿这些‘宝贝’去鉴定。等到行贿受贿事发，这些东西被查抄以后，一鉴定才知道都是假的。”浮石说。
古玩店的“潜规则”
据郑贺讲，他有个朋友，也是古玩店老板，就是凭着古玩店的“潜规则”，挣了2000多万元中间费。“通常买古玩送礼的，背后原因都挺复杂，绝不是一送一收那么简单。送礼的、古玩店、收礼的，各有好处。”“他的一件古玩其实是赝品，只值几万元，被一个企业家买走，送给了某官员。在买的时候，这个企业家就跟他说好了，多少天后，如果有一个什么长相的人来，要卖出这件东西，就以真品的价格收了，差价由这个企业家出。”
郑贺说，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送钱的方式。“这件假古董，被同一个企业家买了5次，送给不同的官员，最后又回到了这个古玩店老板手里，而古玩店老板本人不费力气赚到了5次中间费，加起来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郑贺说，这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他身边的事，这样有“前途”的工作，也是现在不少古玩店的重要业务之一。
蹊跷的是，这些收受礼物的官员，为什么都会把这件假古玩卖回给同一家店呢？
郑贺点破了其中玄机——— 送礼人和收礼人早就知道是赝品，送礼人也会告诉收礼人，什么时候、到哪家店去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价格大概多少。“这个流程三方都清清楚楚。”
在各种“介质”中，古玩作为“面纱”的掩护作用特别突出，究其原因，正是源于古玩价值难以估量的特性。不少收受贵重古玩的官员，之所以敢收价值500万元的古玩，而不敢收500万现金，原因就在于可以“以为是赝品”。
浮石分析说：“收受古玩或者名人字画，最重要的行贿证据就是实物，但是实物却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即使评估出来很值钱，受贿者也完全可以辩称自己并不知道它的价值。
拍卖行成了“掮客”
如今，除了直接从古玩店买进卖出的方式外，“雅贿”的另一个看起来更光明和公开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
对郑贺这些古玩店老板来说，拍卖会也是他们重要的进货渠道之一。
郑贺的经验是，如果看到一个他们感觉明显不入流的物件，结果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是品相极好，或者拍卖的起拍点明显不符合实物价值，基本上他们就应该起身走人了。“最后绝对会有人以明显高于实物的价格把那个所谓的古董拍回去，通常都是用手机打来电话就直接买下了，谁也不知道这东西是谁卖的，又是谁买的。”
看起来很神秘的拍卖过程，其实流
程也并不复杂。浮石介绍说，
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送礼
人把一件文物，通常是不值
钱的赝品，通过熟人获得专
家或鉴定机构的鉴定书，再
和拍卖行“合作”把它当作真
品拿上拍卖会。
“关键的一个步
骤是，送礼人会把这
个赝品的产权确定成
收礼人的，再找另外一
个人把它以真品的价格
拍下来，对拍卖行当然要
给好处费，而收礼人就貌
似合法地获得了一大笔
拍卖款。”
浮石所说的这种以拍卖行为中介的方式，其实跟古玩本身已经没有了关系。当做道具的赝品可能只在拍卖的当天展示一下，就又被摆回了原来的店铺里。“所有这些复杂程序的设计，都是为了对抗第三方的监督，某种程度上，更类似于洗钱。”
当然，进出拍卖行这样的“大手笔”，并不是官员手中“玩物”进出的常态。通过拍卖行和古玩店老板中介的方式，还是容易留下痕迹。另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浮石说：“一个人，如果找领导办事，直接送钱，领导多数是不肯收的。那么他可以送领导一个红木小摆件什么的，这东西本身不值钱，领导也敢要。然后他找另外一个关系人，去收礼人家里转一圈，偶然看见这个红木小摆件，表示特别喜欢，要求收礼人以一个昂贵的价格，比如10万元的价格出让，领导如果同意，这个小礼品就被置换成现金了。”“古玩、艺术品不是一般消费品，没有办法像一部手机一样，可以清楚地计算出目前市价，而是完全取决于个人喜好。就算是一个红木小摆件，人家非愿意出10万元买，为啥不可以呢？”浮石认为，比起收取一个本身就价值昂贵的古董来，这种做法更顺理成章，更不容易被揭穿。
相对于送真古董的“大进大出”，或者找古玩店、拍卖行来“暗度陈仓”，“以假乱真”的送礼方式，在层级低一些的官商“勾兑”中似乎采用得更多一些。“古玩送礼，有的以假充真，有的以真当假，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各有各的道。”浮石说。 据《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