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传媒产业高峰论坛”4月17日在北京召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张维炯、《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黄丽陆、二十一世纪传媒执行总裁刘洲伟、 FT中文网总编张力奋、新京报社长戴自更等嘉宾出席并作主题讨论。传媒产业的新机会有哪些？新旧媒体如何融合？以下为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发言实录。
周雪林：张总编，我们现在终端。特别是移动媒体发展非常快，但是大部分人，特别是中国人，心里都是希望是免费的，移动终端上的东西都喜欢免费，中国人都喜欢免费的网络上的东西、移动上的东西。我们未来到底这个网络媒体，既然大部分的消费者市场的期待都喜欢免费，你觉得未来应该是免费还是应该收费？这两个怎么取舍？如果你收费的话，很多消费者会离你而去。
张力奋：不仅是中国人喜欢免费的东西，全世界的人都喜欢免费的东西，这是我们讨论的起点。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说，如果是免费的话我们最终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更加需要考虑的。
其实我想从近代媒体发展到现在，其实在很长期的一个阶段，我们都很习惯地去消费新闻、消费媒体。所谓免费内容我觉得只是过去10到15年的一个新的现象，我想默多克先生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始作俑者，他当时是免费内容的倡导者，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在多媒体时代，其实好的内容是稀缺，一个稀缺的内容第一个是它的价格就会高，第二个是我觉得内容的成本就会越来越大。
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其实FT《英国金融时报》在七八年前开始做收费的内容的时候，当时几乎市场上对金融时报的运作很少有人认可，因为我们算是当时是一个反潮流了。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比如说在4、5年前，当时我们的一个数字用户大概他每年能够创造的价值是一个纸媒读者的八分之一。去年我大概算了一下，目前FT数字的读者，他能够创造的价值，大概接近于一个纸媒读者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大一些。
所以大家如果比较关心FT的季报的话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现在对读者这个概念进行衡量的时候，早已经把纸媒的读者和数媒的读者作为一个联系起来的一个概念。比如说这个季度，FT全球的发行量，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第一季度每个月的平均纸煤的数字，应该差不多是平均在38万。我们是在纸煤的全球占有率略有下降，但是我们这个数字传媒的数字，每一个季度都有非常大的增长。我们数字内容收费读者是23万，所以一个全球的读者群接近61万这样的数字。所以大家看到，有那么几点，我认为是好消息，一个就是说一个数码内容、一个数码读者能够创造的价值在增加，并且增加的幅度是蛮大的，第二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数码内容和我们纸媒内容之间越来越接近。所以我可以想在不远的将来，在今后的24个月或者36个月当中，很可能像FT这样的一个媒体，可能会有50%的读者来自纸煤，另外50%来自于数字媒体。我认为我们在唱衰纸煤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纸煤不会马上地消亡。我觉得一个好的媒体，不能在建立新媒体的基础上，能够减缓我们传统媒体的死亡，其实可能纸煤的死亡，这个词用得比较笼统，其实我们现在是在重新再创造一种报纸，一种我们以前所没有经历过的，没有认知的报纸。，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自己觉得在多媒体时代，内容的运作、内容的运作越来越像奢侈品。我每次看到一些非常优秀的传媒人，最后去做了总裁、CEO，我一方面为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另外一方面我还是希望啊能够更多地做总编辑，我开玩笑讲，大概我们做媒体的分成两波人，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是属于花钱的这一波，我们的总经理在底下，她就比较痛苦，她是属于赚钱的这一波。中国目前我觉得比较复杂的情况是说，赚钱的人也在做内容，做内容的也在赚钱，这个游戏规则可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会困扰中国传媒业，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妙方，能够做的就是说让赚钱的人去花钱，如果能够让花钱的人有更多的钱可花，我现在希望我们总经理能够做的就是说，每年仍旧让更多的钱来花钱，让他有一个更好地实现我们这个内容的商业价值，这一点我是觉得可能对中国来讲，是面临着一个比较有中国特点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是觉得我们很难讨论，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就是说内容是不是能够实现他的价值。
那么我自己可能因为到中国工作也有一段时间，开始对中国的一些游戏规则也开始熟悉起来。我本人不太担心，大家现在花很多的时候在对多媒体的投资方法有很多讨论。我自己觉得中国人在高科技的吸收和吸纳方面，已经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创造力。并且我觉得以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它完全具有在技术层面上飞跃的原因。所以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些回归常识的问题，就是说媒体到底是干什么的？媒体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内容本身来说，是不是需要现、需要资源来支持。市场对内容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期待，我们又如何能够帮助市场来实现我们的价值，我想我大概能讲的就是这两点，跟大家分享。
周雪林：张总编，在你看来，你还觉得媒体，像你们这一类的专业媒体，还是回归到它的本质是吧？无论是你有数码的也好，你有传统的纸质也好，他媒体的价值才是真正的，或者说你希望提供的价值，才是对读者最有价值的那部分，这个我非常同意。作为不同类型的专业媒体来讲，可能他提供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专业的，可能是相对稀缺的，所以他还是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还是想问一下张先生，比如说像这个专业的财经媒体，因为你有价值所在，你有知识的含量在里面，这个非常重要的，可能也是获取的渠道，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而对于一些大众的媒体，大众的信息的东西，很多人我猜想大部分人是不愿意花钱去买这一类的新闻的。对于这些大众的媒体，未来你觉得它变成是，成为数码以后，他应该收钱还是不收钱，应该免费吗？如果是免费他怎么来生存？他制作内容需要成本。
张力奋：我有的时候也比较理想，我曾经想过是不是能找到一个，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提供一些高质量的免费的。现在大概在挣扎了五六年以后，我想我基本上现在是，大概已经是向免费内容，以及现在开始是对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是讲不。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第一，要收费。
第二，如何收费。
第三，一个收费的读者本身对这个价格的吸引程度，能够吸纳的程度，
这一点我想作为在二十一世纪，我想多多少少很多的在你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包括像财经现在他们的ipad，现在我没有记的话，应该也在收费，应该是9.99人民币，大概是一个美元的这样一个象征性的收费吧，应该来说就是中国的媒体已经开始在考虑这个问题了。
周雪林：我们在想说这个变局的沟通方式同时，我一直始终担心的就是，我觉得信息的真伪，我们有时候很难判别，通过这种方式来发布，事实上我们也是看到，因为社会永远是良莠不齐的，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能会利用这种便捷的沟通方式来达到一些目的。当然今天不是我们讨论的话题。
我们最后一位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张力奋先生，从你个人来讲，从你个人，你每天是不是醒来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是打开微博看微博还是怎么样？对你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张力奋：以前不知道微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最后会把你带向哪里，但我现在是微博的积极的倡导者。所以在座的朋友如果想加我的话，我也不很欢迎。因为最近碰到好多社交场合，谈的最多的都是你能不能加我。所以回答周先生的提问，我想大概是这样的，我的理解。
我给我的80岁的父亲也做了一个微博，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微博控，我母亲说他白天的时候每两到三分钟都要回去看一下，是不是有人给他回帖了，这种情况我就比较担心一点。
我现在讲三点。
第一，中国的微博很特殊。怎么特殊法呢？有个什么样的社会和传媒制度，它就会产生一个相对应的微博。所以我们说你读什么东西，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是说中国是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的微博的形态。一方面我感觉人类出现了第一个平等平台，其实出现这个平等平台的第一天开始，其实就是一个不平等的。我就跟一些没有微博的朋友，我跟他有接触过，我觉得微博在目前中国是满足了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对公民参与和言论自由的一种想象。我问了他们一下，其实他们每个人发的一条东西，几乎目前大部分还是自娱自乐。如果没有一个微博的人，没有周围转发或者是评论的，他要让其他公共空间的人接触到这个东西几乎是不可能，所以我说只是满足了某种想象，但是我觉得这种想象是很重要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觉得微博能够改变一切，但是我觉得微博能够改变我们对公众社会的一种参与感，至少是一个比较好的起点。
第二，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报纸或者杂志，或者说是新闻媒体已经真正地开始把微博和微博的信源，纳入到一个正规的新闻的运作体系，我现在每天看微博，我是觉得里面有太多的消息来源，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缺乏一个很好的甄别。
我经常发现有的时候，一条消息在这个周转了几个月，我最近收到的一条东西是一年前的一条消息，但是到我这里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一条昨天的消息。所以在对信源的甄别，对这些消息来源本身的甄别，其实我是觉得作为我们自己从事，我们用一个引号，严肃媒体的从业人员来讲的话，可能我们现在要开始想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微博纳入到一个正规的新闻的体例当中，这是一个。
另外微博的游戏规则，他的语法，他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所潜在存在的一些问题的话，可能现在应该是探讨的时候。
现场提问：
问题一：我想问一下张力奋先生，上午有一位经济学人的总编辑来参加访问，他还没有在国内开辟他们的中文网页，但是我知道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财富等等在国内已经有很多中文的传播渠道，我想问一下，国外的这些优势媒体进入中国市场，给中国的媒体提供他们的内容，从您做内容的方面来看，您觉得国内的媒体，在内容上有哪些缺失，是你们可以提供补充的？谢谢。
张力奋：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有不少国际的媒体在中国运作，第一我觉得是中国进步的一个象征，这点我自己每天在做编辑，这点我是有自己切身的体会。你刚才觉得为什么中国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认为国际媒体在中国的介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是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们一直听到有一句话，就是相信我们中国的制度有一个纠错的系统。我是觉得这个纠错的系统当中有一部分，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开始允许或者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理解国际媒体对中国的进步和开放，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本身来说，是目前的中国官方媒体本身难以实现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坦率地讲，中国和目前的主流媒体，或者说相当一部分媒体，和国际的媒体之间的运作方式、游戏规则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就是一个赚钱的问题。到底是谁应该赚钱？谁应该花钱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显然，这个问题在西方已经早就解决了，在中国目前可能是有待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国际的媒体在短时间当中，他永远有他的想法，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人民日报有人民日报存在的必须，新华社也继续有他存在的必须，我觉得我们到中国来运作，我们无非是提供一个看问题的不同的框架和一个试点，我们所讲的东西本身来说，可能是有错，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偏见，这个东西是跟我们对中国的认识有关系的，如果中国这个社会本身来说，越来越开放，资讯越来越丰富，我们对中国的体认和了解自然就会好一些。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在中国的这个进步本身来说，我们做得好的，反映的是中国的进步。我们如果做得不够好的话，也会希望能够在中国的整个媒体的体制方面，能够继续地做出一些改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希望我们十年以后、五年以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要让国际的媒体在那个时候还有那么一种特别独特的角色。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可能中国的发展可能就更加令人高兴。
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
周雪林：我们商学院也是一样，有的人讲了哈佛进来了、耶鲁进来了，中国的商学院会不会消失？我觉得不会消失，最终良性的互动、竞争，可能会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管理教育发展，另一方面本土的媒体，包括本土的商学院，他也有自身的优势，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的了解，我觉得在这个良性的竞争当中，可能会相互地借鉴与提高，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东西。
张力奋：您刚才的那个提问，我是理解到您可能对中国目前媒体的表现有点儿失望，其实我几乎从来不批评中国的同行，为什么呢？
第一，中国有体制上的局限。
第二，中国很多的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他们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有的报道本身是有非常好的质量，但是有一个问题可能目前还没有解决的，就是说作为媒体的一个独立性的问题。就是说我在看你这个报道的时候，我能不能告诉自己说，这篇东西，即便最后的观点是错的，但是他是没有在其他的力量影响的情况下做出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能是国际媒体现在在中国运作，中国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就可能有更好的一个公共的平台出现在我们的公民的面前。
问题二：我想问一下张老师两位，就是说在您看来，对于未来的财经媒体工作人员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或者说在您们的眼中，一个理想的财经工作人员，是一个怎样的，谢谢。
张力奋：我觉得付出是会很大，所以在做这行之前，自己得想清楚，做这行钱不多，对家庭生活影响挺大，也有人跟我说过，这个行业的离婚率也比较高，国内、国外好像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自己在想一个问题，要我是你们的话，我可能会想一想，这个行业第一想不想干，第二想不想在50岁的时候还想干这行？我自己回到中国工作，因为我在FT的办公室里面我们有几个老同事，有几位同事都70多岁了，他们每天还到办公室来工作，有一位今年已经差不多80岁了，所以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做记者，基本上是一个青春饭，是吧？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作为一个行业的积累很难，基本上像刘洲伟你看这么年轻已经做总裁了。那我是在想，如果这位同学真的想做新闻的话，可能你得要做一个非常大的，就是我刚才说的50岁的关。大家如果看一下白宫的记者，或者说唐人街10号的记者，白头发的、少头发的、没头发的一大堆，在中国这种情况就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这份活儿是一个常青藤的职业，不应该只是一碗青春饭。因为说实话以做新闻人的资质要去多赚一点钱，这种选择还是挺多的。所以你真的想要吃这碗饭的话，肯定你是想做一些别人不想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