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逄春阶
“井冈山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起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井冈山斗争的方向，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进方向，称之为中国革命摇篮，当之无愧”。3月6日下午，在中国井冈山培训学院，该院教授、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黄仲芳同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朱德同志1962年3月4日至6日重上井冈山，题写了“天下第一山”条幅，记者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碑园处，见到了朱德题写的那五个大字。“井冈山被称为天下第一山，不是指海拔高度，而是指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黄仲芳说，“井冈山斗争两年零四个月，牺牲了四万八千名烈士，留下姓名的只有15744名。可以说，井冈山是鲜血染红的山。”
1928年10月，第一个红色造币厂——上井红军造币厂在井冈山建成。为纪念建厂，1988年5月10日，我国发行了第四套人民币100元(1980版)，其背面主景就是井冈山主峰。所以，有人说，井冈山是最“贵”的山。
黄仲芳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处于危急关头。毛泽东吸取中国历代农民领袖和“山大王”割据的经验，提出了“上山”的思想。其实，毛泽东的“上山”思想由来已久。早在1927年6月，他就提出“靠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的思路。
谭震林生前在《回忆井冈山的斗争》中也谈道，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瞿秋白邀请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对瞿秋白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但起义遭到重创。9月14日黄昏，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9月15日，湖南省委作出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计划。9月19日晚，前委书记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毛泽东“保存实力，应退萍乡”的主张得到会议多数人支持，会议最后作出“向萍乡退却”的决策。退兵文家市，是井冈山斗争的先声，是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的重大举措。
“当时并没有决定到井冈山，而是从文家市出发，向萍乡方向退却，但在进至芦溪时，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5日，毛泽东率部进入莲花县境内，26日胜利攻克莲花县城。毛泽东通过工农革命军三团团部文书宋任穷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王泽楷取得联系，遂决定引兵井冈。”黄仲芳说。
当时井冈山上盘踞着袁文才、王佐两只绿林武装。黄仲芳说，在对待袁、王问题上，有人提出:他们那几十条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他说，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这不是几十条枪的问题，而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改造他们，使他们跟我们一道走。毛泽东的主张被采纳，袁、王部队成为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红四军成立时，以袁、王部队为基干的第二团又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袁、王分任正副团长，成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支红色劲旅。
“还门板”改成“上门板”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部到达荆竹山。在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荆竹山村前“雷打石”处向部队讲话，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
当年在场的老战士陈士榘，后来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一文中回忆说:“在荆竹山，毛委员首先给我们介绍了身边一个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欢迎我们上山的。接着，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又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作好群众工作。”“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是工农革命军最初颁布的“三大纪律”。
后来规定了六项注意。黄仲芳说，一开始，“六项注意”是:“还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但发现士兵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弄坏了，还回去，也没法用，后来，就改成“上门板”，意思是，你不但要还，还要把门安上去。一字之变，看出这支初创的队伍跟老百姓的关系。
记者在红军旧居的墙上看到介绍，后来添的两项注意中这样写的:“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后来，觉得不够文雅，就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
会师龙江书院
记者拜谒了朱毛会师处——龙江书院，书院建成于1840年，是由原宁冈、酃县、茶陵三县的客籍绅民捐款集资修建的，当年也是三县客籍人的最高学府。整座书院，分前、中、后三进，大小合计100多间，现存42间，系砖木结构。
黄仲芳介绍说，1928年4月25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农军来到砻市，4月28日，指挥部队担任掩护任务的毛泽东也回到了砻市，他听说朱德等人住在龙江书院，立即带领几名干部赶来，在书院的门口和朱德同志见面。接着大家一道登上书院的最高层文星阁，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向大家介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主要情况；朱德谈了湘南暴动和部队转移上山的经过。
大家商谈了两军会师后的有关事项，决定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即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并于5月4日召开了军民庆祝大会。这时毛泽东35岁，朱德42岁。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记者看到，龙江书院内一院门上的对联是:“白军里将校尉饮食不同，红军中官兵夫薪饷一样”。
这是当年红四军宣传队写下的，揭示了红军官兵平等，白军等级森严的根本差别。黄仲芳说，这副对联在陈毅的《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也提及了。陈毅的报告还提到，当年的红四军军长朱德竟与“伙头”一样，衣衫褴褛。陈毅写道:“群众及敌兵俘虏，初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头’。同时到现在，‘伙头’两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
记者还在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看到了朱德的扁担，并实地体验了山道挑粮的不易。
为何朱德独钟兰花
记者来到井冈山雕塑园那天，下着雨，雕塑园里有两位女性——贺子珍和伍若兰。她们并不是作为伟人的妻子，而是以井冈山斗争英雄的身份站立在此。雨中，凝眸雕像，感受到一种悲怆之美。
黄仲芳说，伍若兰是朱德的妻子，是闻名井冈山的双枪手。她经常身背两支手枪，手提一支毛笔，颇有儒将风采。那时，并冈山战事十分频繁，部队几乎天天打仗。时任红四军宣传队队长的伍若兰刻苦学习军事技术，一有空就和红军指战员一起，练习射击。开始她练右手，后来又练左手，不久就能左右开弓、双枪并发了。
1929年1月，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会剿”，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转移到井冈山以外，去调动、分散敌人兵力。部队走下井冈山。一天在长途行军中，朱德和小股部队在一个小庙里休息，突然被跟踪而来的敌军包围了。为掩护朱德，伍若兰挺身而出，腿部中弹被俘。那会儿，她已身怀六甲。敌人对她施行了“吊打”、“踩杠子”、“灌辣椒水”等酷刑，凶残的敌人剖腹取出并杀害了她的胎儿，1929年2月12日，伍若兰被绑往赣州枪决。她的头颅被割下，悬挂在赣州城楼。遗憾的是，伍若兰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雕像是根据战友的回忆完成的。
伍若兰有高洁的革命精神，而她的名字中本就有一个“兰”字，所以朱德对井冈山的兰花更是情有独钟。解放后，他专门在北京的住所前开辟出一片“兰苑”。1962年3月4日，76岁高龄的朱德回到井冈山。下山时，朱德什么都没带，只带走一盆井冈山的兰花。
曾志永远的“痛
小井中国红军医院旧址，是一座灰色的二层楼建筑，坐落在公路边。1929年1月底，井冈山军民第三次反“会剿”失利，敌军窜入小井村，烧毁了红军医院的这幢房子，将来不及转移的130多名重伤员威逼拷打后集体枪杀。其中最小的只有14岁，目前知道名字的只有17人，其他都是无名烈士。
黄仲芳说，当时曾志担任红军医院党总支书记，敌人“会剿”时，曾志刚生了孩子，毛泽东批了个条子，让曾志随部队下山，孩子不能带走，就寄养在红军一位姓石的副连长家里。曾志幸免于难，但是130多个战友的死成了她永远的“痛”。1987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的时候，黄仲芳到北京曾志的家里去，她当时身患癌症，但精神矍铄。谈起牺牲的烈士，依然悲愤难抑。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去世，那年6月30日，曾志家人遵照曾志的遗嘱，将她的骨灰护送到井冈山，掩埋在小井村——在红军医院烈士墓旁边。
记者看到，在一个小山包上，曾志的坟墓孤零零地伫立着，小小的墓碑上镌刻着“魂归井冈山——老红军战士曾志”几个字。我眼前再现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里看到那张放大了的黑白照片:那是一个漂亮的女洋学生，留着一头波浪长发，穿着一件时髦的苏联式女装，眼睛里透着清澈与灵气和少女的羞涩。这是老红军曾志年轻时的照片。
曾志背叛了自己优越的家庭，成为红军战士。第一任丈夫夏明震、第二任丈夫蔡协民都牺牲了，后来她与陶铸结婚，陶铸又被迫害致死。残酷的人生经历没有动摇她的革命意志。生前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1951年夏天，曾志得知中央革命老区慰问团将到井冈山访问，便委托慰问团的谢觉哉打听一下她孩子的下落。
谢觉哉在井冈山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曾志的儿子石来发。石来发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生母曾志。石来发在曾志身边呆了20多天后，曾志考虑良久，还是把儿子送回了养育他的井冈山。石来发了解到自己身世后，1964年改名为蔡石红。他在井冈山上担任了几十年的护林员工作，不辞辛苦地巡逻在崇山峻岭之中。
红军中的关云长
“最早辅佐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的，军事上是张子清。张子清曾被毛泽东称之‘红军中的关云长’。”黄仲芳说。1927年9月，时任国民革命军副营长的张子清，与妻子吴雪梅结婚不到半年，就跟随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1928年4月，为掩护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张子清率部在酃县阻击敌人，战斗中，子弹把他脚踝骨打坏了，但他受伤后仍担任红四军第11师师长指挥战斗。
张子清住进了红军医院治脚伤。可是医院的条件很差，不用说盘尼西林，一般的西药根本见不到，连麻药也没有，伤员要截肢的话，就用高温消毒后的木匠锯子直接锯。张子清的脚需要开刀，把踝骨中的弹头取出来。由于没有X光机，不能准确地知道子弹嵌在什么部位。因此，由医院医务主任王云霖决定切开脚板，直接从踝骨上寻找弹头。王云霖向张师长征求意见，张子清没有犹豫，语气坚定地要求开刀。
手术很不理想，他的脚板被切开很深，可是子弹完全钻进踝骨里面，怎么也夹不出来。
张子清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形下，连续做了两个钟头手术的事，让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感慨地说，张子清是红军中的关云长!当年关云长让人做“刮骨疗毒”的手术，咬得牙关铮铮响。现在张子清切开脚板用钳子夹弹头，几次痛得昏过去，这不是与关云长一样吗?令人惋惜的是，1929年5月，张子清伤口一次次被感染，年仅27岁就牺牲了。
对于他的死，几十年来没有任何资料，直到解放后，一位老红军来到井冈山，走到小井红军医院130多位伤病员集体殉难处吊唁，老人家跪在烈士墓前述说过去。原来，这位老人家和张子清都是湖南益阳人。张子清弥留之际，嘱咐他，一定要设法活下去，回到家乡告诉妻子吴雪梅“子清这一辈子都对不起她，希望她好自为之”。张子清临终前也没有想到，他还有一个遗腹子。吴雪梅一直不相信张子清牺牲了，母女俩相依为命。张子清的母亲也不相信儿子会死，她天天盼儿子的信。临终时，她嘱咐儿媳，如果儿子来信了，要送到她的墓前……
黄仲芳说:“1978年，我到湖北，采访了张子清烈士的妻子吴雪梅、女儿张质彬，她们一边说，一边哭啊，我一边记，一边掉泪，笔记本都被泪水打湿了。为了张子清，吴雪梅守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