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学校，从清华学校到成立大学部，继而成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迎来了一百周年纪念。
这一百年，清华走出了14位“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600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1949年之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59位出自清华。在清华迎来一百周年之际，不仅要回顾这些辉煌的成就，更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是清华？
诸多研究者喜欢把原因归结于清华传统，但是何为清华传统，却历来众说纷纭。可以说得清楚的是，清华一百年与国运一直彼此交织，从一诞生，就与国耻紧密相连，其后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几乎随处可见清华人的身影。单从教育的成就来说，中国众多现代学科的开创者，也多出自于清华。
仔细梳理便会发现，那些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前辈们，多是清华早期培养出来的学生。清华的发展经历了许多波折，这些波折，也是国家的波折，但在这个过程中，清华许多有益的传统却散失了。
劫波历尽，不仅是清华，众多大学都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传统，寻找教育的本质。教育是文明的基石，在清华百年之际，我们重温清华百年与中国的交织，重温清华的历史，也是为了这一目的。
总论
清华与中国的现代化
陈 远
今年的4月24日，清华大学将迎来她的一百周年纪念。
清华的这一百周年，不仅是清华的一百年，更是折射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一百年。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确实也没有哪所大学，能像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学校一样，和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过程有如此紧密的关联与交织。
与世界诸多著名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并不低，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自身的制度建设，成功地实现了与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大学的接轨。学者谢泳认为，中国出现现代意义的大学，始于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
与脱胎于晚清旧体制的北京大学不同，清华的诞生，并非始于一个国家现代教育的正常发端之途。
清华的诞生，众所周知，是因为“国耻”，是用美国返还的部分“庚款”成立的，老一辈的清华人，都把清华称之为“国耻纪念碑”，骨子里就透出一种“雪耻图强”的劲儿。而当时，“雪耻图强”，不仅是清华人心底的呼声，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不唯如此，这个精神，也为后来一代代清华人所追随，并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阐释。
用美国返还的“庚款”，就得按美国的制度。所以早期清华的办校目标就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搬到清华来”，不得不说清华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1920年，罗素参观完清华，有人问其有何感受，罗素感叹：“清华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其实，早在清华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时期，这里的学生一股脑地都被送到美国去深造。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社会力量的广泛介入和大学对社会的适应，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清华因故照搬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办学理念，某种意义上也是无心插柳，却也为中国收获了一片巨大的绿荫。
在清华建校之后的不久时间，辛亥革命爆发，千年帝制一朝瓦解，老大帝国蹒跚起步地走向共和。自此之后，现代化成为百年中国的主题词。而之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中坚作用的，多数出身清华，他们的一生均与这个国家紧密相连。比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竺可桢、侯德榜等一大批科学家。在1955年公布的首批236名中科院学部委员中，1912年—1929年由清华出去的留美学生就有34人，占14.4%。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表现在其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成就，更在于社会的文明程度，在这方面，清华也毫不逊色，“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其成就虽然多是在北大获得，但是他是出身清华的，其他如王世杰、梅汝、王造时、钱端升等人，也都是从清华出去之后学成归来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演讲时对清华学生的寄语：“作中流之砥柱”，真是先知般的预言。正是那次演讲，梁启超提出了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校训从那时起沿用至今。
清华的成长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但是清华早期的掌舵人们，心里想的是如何摆脱美国的影响，成为独立的清华。1925年，清华成立大学部，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同时，国内的“改大潮”，又是和当时收回教育主权、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运动相呼应。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早期一味“美国化”的种种措施，在国人心目中，是依附美国殖民地教育的样板，因而被称之为“买办学校”，一时竟成为社会舆论之的。
不过这一切到了1928年，随着北伐胜利、清华改为国立清华大学而顿时改观。曾在这一时期出任清华文学院长的哲学家冯友兰曾对清华这一段历史下过如此评语：清华史前期到现在的清华大学，经历了一步一步的历史过程，这个历程就是中国学术独立的历程，就是中国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
就在这一时期，清华还做了一件“逆潮流而动”的大事，那就是成立“国学研究院”。自五四之后，“孔家店”被打倒，传统文化被国人弃之如敝屣，唯有一词被人人奉为金科玉律，那就是“科学”。国人以为抛弃了传统文化，国家便可以走上一条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于是一头扎进“科学”的怀抱。发现偏差的，正是新文化运动的舵手胡适，为了纠正这种偏差，胡适不惜在新文化运动的巅峰之时，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在胡适的建议之下，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在清华成立，为了保持“政治正确”，清华特地在整理国故之前加了“以科学的方法”的前缀。虽然只有短短四年的时光，国学研究院却成了士林久颂不衰的神话：不仅有大量的学术成果，而且培养了众多人才。这一段中国现代化中的插曲，虽然并非当时的主流，但在今日的我们看来，却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整篇乐章中不朽的音符，越来越显示出其恒久的意义。八十年后，国学热再度在中国兴起，清华决定再造国学研究院并付诸实施。历史恍若在这里拐了个大弯。
中世纪以来，现代大学所以能够在动荡的社会中不随社会变迁和政治制度更替而改变其宗旨，生存下来并得到创新发展，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以独立和自由精神为基础的大学制度作为保障。
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国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并非一帆风顺。在清华改为国立的前后，战乱频仍，值此局势，清华也并非世外桃源，各派政治军事势力，莫不想控制清华。而清华人抱定“清华为清华人之清华”之宗旨，对各种势力试图控制的企图予以反抗，以至于出现“三赶校长”的局面。梅贻琦正是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局下，出长清华的。
出身清华的梅贻琦给清华带来了新局面，也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教授治校、学术自由、通才教育……正是在梅校长的执掌之下，清华大学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大学，一跃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既有学术名气又有学术地位的大学。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被誉为教育史上的奇迹，实际上也是以梅贻琦长校为主。诸多西南联大的学子日后回想起母校，对母校的自由氛围津津乐道，这种自由的风气，正是因为有教授治校作为制度才得以保障的，而教授治校制度的核心便是民主。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环，五四除科学之外的另一关键词，正是民主。
也正是在西南联大那段炮火纷飞的岁月里，清华再一次与国家的命运合拍。西南联大在西南一隅成为“民主堡垒”。现在清华校园里的晗亭，就是为了纪念在当时素有“民主斗士”之称的吴晗。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之下，政治在清华中所占有的分量越来越重，在之后的共和国岁月中更是如此。
复员之后的清华，正在悄悄起变化，可以说是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清华的学子们已经越来越多地主动或被动地融汇进时代的洪流，日后，正是他们，在共和国和新清华的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
1952年底，蒋南翔出任清华校长的时候，院系调整已经完毕，当年的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等已经人去楼空。蒋南翔在这样的情形下擘画新清华的道路的。又红又专方向的确立、“综改工”的转型、辅导员制度的形成……一条与旧清华截然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昔日的清华园内展开了。清华园里诞生了新口号：两种人会师。即青年教师加强学术修养，老教授向党靠拢。自此，清华在政治的影响下，努力维持着较高的办学水准，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诸多领域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也正是这种努力，保全了清华的基因，使清华在1970年代末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得以迅速调整，重新崛起。
至今，这条道路依然在影响着清华。如果说清华与国运息息相关，恐怕没有人会反对。
当然，在政治混乱的年代中，清华并非没有留下令人难过的印记，但这样的印记同样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迎来了自己的新生，清华也迎来了自己的新起点，迎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清华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关联愈发紧密。
出身清华后来又做了北大校长的胡适曾经说：“吾他日能望见中国有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的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如何在遵循大学之道，培养健全人格，提升科研教学水平，服务国家社会，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一百年之后，对清华人，对中国人而言，依然是个挑战。
大学一解
梅贻琦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theyself)。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於《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其答子路问君子，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无它，即学问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获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已足也。
及至《大学》一篇之作，而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见显著。《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孟子於《尽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总之，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於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於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於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为谓全部人生即寄寓於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於专之原则尚矣。
……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至善之界说难言也，姑舍而不论。然“明明德”与“新民”二大目的固不难了解而实行者。然洵如上文所论，则今日之大学教育，於“明明德”一方面，了解犹颇有未尽，践履犹颇有不力者；而不尽不力者，要有三端。於“新民”一方面亦然，其不尽不力者要有二端。不尽者尽之，不力者力之，是今日大学教育之要图也，是《大学一解》之所为作也。
(原载《清华学报》1941年4月第十三卷第一期“清华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本文是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初稿由梅贻琦写出要点、由清华教务长潘光旦先生代拟文稿。本刊刊登时有删节。)
岁月惊涛
出生
破土 ：从西化回归本土
从1911至1929年，清华从一所由美国移植而来的学校，变成了一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独立大学。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综合报道
1909年6月，北京侯位胡同的一间民房里，悄然成立了一个专门向美国输送留学生的机构——游美学务处。日后，脱胎于它的一所高等学府，大名鼎鼎，它叫做清华大学。
这一切，都要从清廷驻美公使梁诚的一次外交活动说起。
肇建清华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庚子赔款”赔付具体细节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商谈。梁诚恳切希望美方体谅“民间负荷过重之苦”。“海为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实属过多。”
不经意的一句话，被梁诚听得真真切切。他立即把此语写在了致外务部的公函里，同时建议：“不如因势利导，趁风收帆，乘其一隙之明，藉收已失之利……诚当随时运动，遇便催办，务期早日议行，免致事久生变。”同时，建议退款用来“广设学堂、派遣游学”。
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致信罗斯福总统，他称中国是一个正在发生变革的国家，如果能够吸引正在变革的中国青年，以后将在精神和商业上得到巨大回报。詹姆士建议，用庚子赔款，让中国往美国派留学生。经过数年交涉，1908年7月，美国政府向中方致函，决定以庚子赔款的半数还赠中国，并且“俾贵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1909年1月，美国开始正式履行退款程序。同年6月，派遣留美学生的专门机构——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成立。
从1909年8月至1911年6月，游美学务处一共考选了三批直接留美学生，共180人。其中，梅贻琦、赵元任、胡适、竺可桢等名字，将在日后传遍大江南北。与此同时，又增设“游美肄业馆”，作为留学生赴美之前的培训机构。其办学方针是，“延用美国初等高等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杆格。”
就是这所“游美肄业馆”，做出了大名堂。
按照与美方的协议，游美学务处“自退款第一年起，前四年每年要派一百名学生留美”。不过，合格的学生，并非那么容易找到。
当时，虽然科举已经废除，但全国各地新制学堂设立不久，无法完全依靠这些学校提供考生。而游美学务处隶属于外务部和学部共同管辖，在选择学生的标准上，又往往存在相互攻讦的情况。据学部负责人范源濂回忆，当时甚至闹出过这样哭笑不得的事情：在两部评阅考卷时，“有一次外务部英文取第一之人，在学部竟一分未得；而学部取第一之人，则在外务部一分未得。谁去谁留，亦竟至争不相下。”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设立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长期训练，以便提供合格的毕业生。无疑，“游美肄业馆”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1910年12月21日，“游美肄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学额定为500名，分中等、高等两科，学制均为四年，高等科毕业后须经过严格考试才能赴美，由此成了一所真正的留美预备学校。由于其坐落在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清华园”内，故此得名。
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这成为清华百年历史的开端。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华为此停顿了半年之久，待到复课，已是换了人间。
国耻纪念碑
1912年5月，清华复课，校名由“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监督”也更名为“校长”。游美学务处被撤销，清华改由北洋政府外交部单独管辖，不隶属于中国的教育系统。大事小情，均须同美国公使的代表商议决定。庚子赔款为清华带来了充足的经费，也为美国人在这所学校奠定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时，英语在校内是通用的主要语言文字，除了少数国文课外，大多课程均用英语教授，并使用美国教员编写的英文教材。学校的会议、布告，各种出版物、校长及学生演讲，大都也使用英文。
学校的课程分为西学及国学两大部，西学课程在中等科主要是英语训练，全部安排在上午学生精神最佳时。高等科则为美国大学的一些基础课程，例如“公民课”，讲述美国政府制度及变迁，有人后来回忆说，这种课的作用主要是教学生“爱美国”。另有诸多课程，对美国的大中城市、山川河流、风物出产、甚至重要人物的生卒年月详加讲解，并要求学生能够背诵。
而国学部则为国文、中国地理、博物等三四门课程，安排在下午学生困意正浓时。由于学校规定西学课程不及格，国学课程及格，不能出洋；而国学课程不及格，西学及格，可以出洋。因此西学和国学在校内，俨然“冰火两重天”。
有学生回忆说：“学生过了午刻，把西学课交代过后，便觉得这一天的担子全卸尽了，下午的国文课，只好算是杂耍场、咖啡馆。”上午紧张严肃，下午瞌睡连连，甚至嬉皮笑脸、恶作剧的情形，比比皆是。例如，学生们在讲台抽屉里放几只小青蛙、或是老师在课上讲“人比黄花瘦”时，自己在下面比对一句“猪如白薯肥”。有学生曾经回忆道：“一位教国文的叶老先生喜欢听京戏，一上堂，学生们就和他开玩笑说：‘昨天梅兰芳的戏好呵！’或‘你今天放我们的假，去看戏吧。’老先生只好哈哈一笑，或置之不理。”
由此造就的学生，有人认为“被人问而不知中国国民之常识，而背美国宪法，从首至尾者，真可耻矣！”
此外，中西教员的待遇，也是天壤之别。当时，学校为美籍教员盖了设备讲究的西式住宅，而国文教员只能住在陈旧狭小的“古月堂”里。另据1918年的一项统计，美籍教员的薪酬，是中国教员的3.1倍。
尽管西风压倒东风，但在庚款办学的背景下，“明耻”是那一代清华人的共同意识，有人将清华称为“国耻纪念碑”，认为“清华不幸而产生于国耻之下，更不幸而生长于国耻之中……不幸之中，清华独幸而获受国耻之赐。既享受特别权利，自当负特别义务。”一位学生回忆，1917年校长周诒春送他们赴美留学时有言：“希望此次同来美国之全体学生，学成后为国服务，并期望每人能创办一项新事业。假定一项新事业能使五十人有就业机会，如此则此次同来之七八十人可能为国家创造数千人就业机会”，殷殷期待，溢于言表。
同时，对于过分美国化，很多学生表示了反感，1912年入学的闻一多曾写道：“美国化呀！够了！够了！物质文明！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吧！东方文明啊！支那的国魂啊！‘盍归乎来’！让我还是做我东方的‘老憨’吧！理想的生活啊！”
让清华“本土化”，这也是周诒春的想法。
从1913年上任伊始，周诒春便不仅仅满足于营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而一直寻求将清华改办为一所独立大学。他的考虑很现实：清华是以庚子赔款的基础建立的，一旦1940年赔款付清，学校将难以为继，不如早做打算，逐渐减少留美学生，以节省的款项作为基金，使清华永续发展。
为了实现该计划，周诒春任内首先修筑了四大建筑，即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大礼堂。1916年7月，周诒春在向北洋政府外交部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将清华改办为一所完全大学的建议，并很快得到了外交部同意的批复。
然而，正是大规模的硬件建设，引来了一场祸事。
1918年，周诒春被诬蔑以“妄糜巨款、营私害公”而辞职，清华随即成立了“清华学校基本金委员会”，由外交总长、次长和美国公使组成，后又在委员会下专设清华学校董事会，共十人，具体负责“稽核”清华经费的用途。“改大”之路由此受阻。1919年春，清华学校扩充预算便没有得到董事会核准。
1920年，清华董事会改组为三人后，权力大大扩充，实际上成为了美国人控制下的最高权力机关。同一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参观清华后说，“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
不过，变革的力量，早已潜滋暗长。
本土之路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吹皱了清华园的一池春水。
有学生回忆道，五四之前，“多数学生都一心到国外去学政法工商，为回国报效之唯一途径，思想方面，当然不甚重视……自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思想巨变，文学革命为其先锋。当时北大为运动之中心，各地应运蜂起，而清华似乎落后。”这种情形自然是学生们所不愿看到的。有人回忆，这一时期，“一跑到图书馆，看书的人很踊跃，埋头在教科书里的固然很多，但是看杂志的研究新思潮原版书籍的，也是不少。”同清华园外一样，校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高涨起来。
清华的“美国化”首当其冲，成为了众矢之的。一位学生在《清华周刊》上这样写道：“吁！吾清华学校非中国之学校乎！我等清华学生，非中国之国民乎！吾校造就我等，非为中国用乎？何于本国国文，轻视忽略，与日俱进，无时而已也。”
外界压力更大，梁启超在一次对清华毕业生演讲时说得中肯：“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他总要有他自己的精神。假如要丢掉本国民族的性格，换取外国的精神，结果只是把本国性格的好处丧失尽了，外国精神的好处还是得不着。”
西化太甚，1922年继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也看得明白。在《清华学校之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中，曹云祥指出：“清华之设，原为养成游美学生，但决不能以此自囿。时势与社会，既有推移，学校之方针，宜谋适应。”
内外合力之下，清华本土化的道路，驶入快轨。
从1924年秋天起，清华开始停招留美预备生，改办大学的计划正式进入实施阶段。1924年4月，呈外交部通过《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决定将清华学校改组为大学部、留学预备部和研究院三部分。同月，学校通过《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决定依据“教授治校”原则，设置评议会和教授会。评议会“以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七人组成之”。教授会“以全体教授及行政部各主任组织之”。这成为清华“教授治校”制度的发端。
1925年5月，大学部正式成立，开始招生，共报到93人，是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的第一级学生。1926年，大学部改为四年制的正规大学，设立国文、经济、物理等17个系。
相比之下，研究院的故事，更有传奇色彩。
在1924年5月发表的《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一文中，曹云祥主张“融会中西”，而要融会中西，须先彻底了解中国固有文化，欲了解中国固有文化，又非设立高深之学术研究机构不可。设立国学研究院，在曹云祥的清华改建大学构想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1925年2月，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正式成立，学校任命吴宓为筹备处主任。
为了延聘最优秀的教授，学校展现了最大的诚意。
1924年12月9日，校长曹云祥把印刷格式的普通聘书交胡适转给王国维。事后曹云祥觉得不够郑重，遂把毛笔手写的聘书寄给王国维，并附一封信，说明前事“殊欠敬意”。
1925年2月13日，吴宓以研究院筹备处主任的身份拜谒王国维。吴后来在其《自传》中写道：“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1925年3月6日《清华周刊》刊登招考清华学校研究院学员广告，其中说“本年先办国学一科，已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为讲师”。如此强大的阵容，在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绝后。
不难看出，此时的清华对国学之看重，较之从前判若云泥。诚如王国维所见，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20年代，一向以“西装革履”示人的清华，正在重新拾掇起一身中国的袍褂。
国立清华大学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军进抵京津，奉系势力撤离北平，国民政府随即接收了清华学校，由外交部与大学院共管。8月17日，任命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的教育处处长罗家伦，接任已经去职的曹云祥为清华大学校长。
不过，9月18日，罗家伦在清华大礼堂宣誓就职的同时，清华校名变为“国立清华大学”。
罗家伦在1956年回忆道：“我在‘清华大学’四个字上面加上‘国立’两字，大学院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外交部用种种借口反对，一开口就说怕伤美国的感情。我当时严正地驳斥他们说：‘美国的赔款是退还中国来办学校的，这个钱本来是国库的钱，现在美国退还国库，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国立’二字？’这样才把国立清华大学这个名字称谓定了。”显然，这也应了着力推行“党化教育”的国民党的心意。
不过，这也引起了坚持旧制的清华董事会的不满。从1928年11月到1929年4月，董事会两次否决了清华评议会扩充大学的要求。罗家伦一度愤然辞职，“清华为教育、外交两部所共管，已有两姑之间难于为妇之苦，今更加以董事会，则一国三公，更有吾谁适从之叹矣。”
清华特殊的管理体制，已经成了其破茧成蝶的最后一道阻碍，而当校长、教师和学生的“废除董事会、专辖教育部”的诉求完全一致时，能量早已今非昔比。
很快，罗家伦的反击开始了。他首先向社会各界披露权威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清华基金的查账结果，其舞弊、贪污和流失的严重情况，引起朝野震惊。随后，他又为清华专辖教育部一事，直接向戴季陶、陈果夫，甚至蒋介石说情，得到了高层的支持。
仅仅一个月时间，伴随了清华十年的董事会走到了尽头。1929年5月10日，国民政府第28次国务会议决定将清华归教育部管辖，一个月后，又下令取消董事会。罗家伦后来曾说：“老于人情世故的人，开始就决不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
陈寅恪认为：“清华属于外交部时，历任校长都是由外交部指派的。这些人普通办事能力虽然有很好的，但对中国的学问大都是外行，甚至连国文都不太通，更不要说对整个中国学问的认识了。”而罗家伦“使清华正式的成为一所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此时的清华园中，大学部蓬勃生长、留美预备部行将结束，至于国学研究院，由于王国维已经沉湖自尽，梁启超病逝，加之学生会希望节省经费，已经难以为继。不过冯友兰认为：“有了国学研究院这段过程，国学也已恢复到相当地位，不再受人轻视了”。
1929年6月21日，清华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罗家伦致辞时说，这次毕业共有3班，大学部有84人毕业，这是第一次；留美预备部有37人毕业，恰巧又是最末一次，而“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这也算是最后的一班”。
这所成立于晚清的学府，已经彻底跟“留美预备学校”的岁月挥手告别。接下来，崭新的清华大学将和民国一起，开始一段辉煌岁月。
周诒春：为清华奠基
“我等无清华，无以至今日。清华无周校长，无以奠其基。”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综合报道
1918年1月18日，清华学校大礼堂。这一天，全体清华师生聚集于此，会场空气肃穆沉静。有学生回忆，当时虽然有乐队伴奏，却“徒令人讨厌”。
他们将为校长周诒春送行。
俄顷，周诒春步入会场，做了简短的演讲：“鄙人以健康关系，极需休息，不能担任校务，已向政府呈准辞职。”随后他仍不忘教诲大家保持健康的身体，这样才能担负繁重的事务。握手告别时，教职员及同学中，不少人掉下了眼泪。
当天，学生们身穿兵操制服，一起举枪向周诒春致敬。
“在学校时，人们会躲开他、规避他；如今，他却成了人们寻找的对象。从他身上常散发出一种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也不常见的温暖。”清华教授温源宁回忆道。
每个人都在重新认识这位前校长。
强人
梁实秋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周诒春时的情形。
1915年，13岁的梁实秋考入清华学堂。开学当天去办公室拜谒校长，“校长指着墙上的一幅字要我念，我站到椅子上才看清楚。我没有念错，他点头微笑。”很多年后，梁实秋在《清华八年》写道：“我刚到清华的时候，见到校长周寄梅先生真觉得战战兢兢，他自有一种威仪使人慑服。”
很快，梁实秋便发现，这种“威仪”渗透在校园生活的每个角落。
据他回忆，当时学生身上的钱要存在学校银行里，平常的零用钱可以存少许在身上，但一角钱一分钱都要记账，月底结算后要送交斋务处审核。每天早上七点二十分，实行早餐点名。过时迟到的要记学号，晚上十时，熄灯睡觉，如说话被斋务长发现，第二天就要去接受训示。学校规定每两星期必须写信一封，交斋务室登记寄出。“我每星期回家一次，应免此举，但格于规定仍须照办。”学生每星期得洗澡一次，不洗澡的，在星期五集会时，要当众点名。仍不洗澡的，斋务处就要勒令洗澡，并派人一旁督看。
当时，清华学生年龄普遍偏小，从中等科至高等科，最大者不过19岁，最小仅13岁，年级越低，管束越严。校规繁杂，学生无论是吃饭、睡觉、上课、游戏，斋务长都要随时查看。清华校友陈宏振曾回忆道，有一名学生，于毕业典礼后夜间在寝室饮酒一杯，以示庆祝，被斋务处查知，立即禀报周诒春。次日清晨，办公处高悬通告曰：该生饮酒犯规，记大过两次，以后如再犯一次，应即开除学籍，并收回毕业证书。“管制之严，实突出常人意料之外。”
周诒春的强硬作风，在当时不免招致了一些学生的反感。植物遗传学家李先闻后来回忆道：“训导制度严，学生们战战兢兢，不敢越轨。我们乡僻地方的学生，进入学校，好像鸟儿关进小笼子里，没有自由。”还有学生觉得周诒春“管的太琐碎，作风有点近专制”。
显然，此时的周校长，不论是令人“慑服”也好，“专制”也罢，总归少了一份柔软，而更似一位说一不二的“强人”。
禁劣习，不禁思想
1883年12月，周诒春出生于湖北汉口。父亲周聿修以贩运安徽茶叶为生，生意做得颇具规模。19世纪末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颇有远见的周聿修目睹时局，决心把周诒春培养成一位洋务人才，专门聘教师教授其英文，使其于1895年考入中国近代著名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书院。期间，周诒春深得教师颜惠庆赏识。后自费赴美国留学，获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参加清廷留学生考试，中进士，被点为洋翰林。辛亥革命后，周诒春曾一度出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作为一所由“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建校伊始便隶属于外交部。与周诒春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及合作的颜惠庆，后来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周诒春遂于1912年出任清华学校副校长兼教务长。1913年春，清华校长唐国安罹患心脏病辞世，临终前推荐周诒春继任。10月，年仅30岁的周诒春正式就任清华学校校长。
从此，周诒春的身影遍布在清华校园内。
清华校友、生理学家张锡钧曾记录道：“有一次我饭毕回宿舍，在长廊途中，迎面有人问我：‘你怀中为何鼓鼓囊囊的？’我以为是一位同学，刚要开口‘你管呢！’仔细一看，是校长，立刻紧张起来，结结巴巴地回答：‘是饭碗。’校长笑着说：‘手拿着不好么？装在怀里突出一块，不雅观嘛。’我回答：‘是，是。’赶快离开。”
“校长常到食堂与学生共餐畅谈，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听取学生的意见。当时学生不多，几乎个个的姓名，校长都可叫得出来。”
此外，“周校长经常到各处巡视，调查第一线上存在的问题，及时协助解决，令人敬畏，致使教职员工，认真负责，忠于职守，时常警惕，怕校长突然来临，不好交代。”
“诚恳庄肃，对于年幼的学生有如严父，谆谆教诲，殷勤督责。”这是周诒春在职期间，留给大多数学生的感觉，这与后来梅贻琦的“无为而治”，相差悬殊。还有人用更简练的话语概括周诒春的为人：苛求君子而远避小人。意思是他对正派的人要求很高，而对一些心术不正、他认为不可救药的人，则避而远之，羞与为伍。
1916年对高四学生的毕业讲话上，周诒春明确指出：“我清华学校历来之宗旨，凡所以造成一完全人格教育，未尝不悉心尽力，而为种种设备。”这与教育总长蔡元培1912年5月所说的“普通教育养成国民健全之人格，教育者是养成人格之事业”不谋而合。“完全之人格谓何？其人之一切行动均在法律之内是也。”周诒春曾经解释道。
周诒春的种种严格约束，皆脱胎于此。
禁劣习，却不禁思想。
清华学校有邀请名人来校演讲的风气，为高等科演讲的“中外名人”，历年不下数百。例如梁启超、胡适、林纾等，均曾是清华的座上宾。当时演讲的内容无奇不有，既有封建伦理道德，又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既有帝王专制，也有议会政治和民主共和，等等。清华鼓励学生自建社团，校内曾一度同时出现基督教会及孔教会并存的“对台”场面。此外，校园内辩论风气盛行，大到国计民生，小到校内事务均可成为辩题。学校还提倡学生从事社会事业，一些社团走出校园，在附近农村举办“平民学校”、“农民夜校”等，教农民学习文化。
这些举措，使得周诒春任内的清华，于严厉之余，显示出强大的包容力。
而在周诒春“完全人格”的教育理念中，最精彩的一环，莫过于体育。
民国初年，体育在国内学校中还较少被提及，清华也有很多学生是足不出户专啃书本的“小老头子”。周诒春认为“于此竞争之世界，欲保存我中国不亡，业与新世界、新社会之人士竞争，以挽救我极危险之老大国，非与德育、智育之外，将前此文弱之旧习，一一扫除而廓清之决不能有济也”。为了敦促学生们走向运动场，周诒春又一次展现出强硬作风，规定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实行强迫运动，到时，学校就将图书馆、教室、宿舍全部锁起来，学生都要穿上短衣到操场或体育馆去运动。学校还专门对本校体育代表队的伙食予以特别照顾，每天大鱼大肉，令人眼红。一次，梁实秋背地里骂运动员像猪，被同班篮球队员孙立人听见，举手要打，梁实秋连忙求饶，这才作罢。
学校还规定，体育不及格，不能出洋。清华校友钱昌祚曾回忆，1918级学生、中国物理奠基人叶企孙，当时诨号“孔夫子”，体育考试时跑步跑到半英里，已经面色灰白，幸得几个级友扶持才到达。
不仅如此，从1916年起，清华还聘请美国设计师为学校修筑了体育馆。馆内有篮球场、手球场、80码悬空跑道以及各种运动器械；此外还有暖气、热气干燥设备；特别是附设的室内游泳池，实行池水水源消毒，十分清洁卫生。所有这些在当时的中国高校中是仅有的，甚至在美国大学中也不多见。以至于当时北京学界有“北大有胡适之，清华有体育馆”的说法。
但是，很多人当时并不知道，为修建体育馆，周诒春所承载的压力。
改办大学
1915年，梅贻琦应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之聘，到清华园任教。当时清华学堂还不是一所大学，但在梅贻琦的聘书上，“教授”二字赫然醒目。
一纸聘书的背后，是周诒春将清华改办为完全大学的设想。
清华长久以来为外界所诟病的，便是其“洋学堂”的身份。例如胡适在1914年的《非留学篇》里就提出，美国退还大笔庚款，“足以建一大学而有余，”可是退还庚款“所立之清华学校，其财力殊可作大学，而惟以预备留美为志，岁掷巨万之款，而仅为美国办一高等学校，岂非大误也哉！”
这的确也是周诒春的心病。事实上，早在周诒春之前，唐国安已经在为长远发展做打算，1913年，唐国安抓住有利时机，一年之内两次扩充校园，共增地480亩，学校已拥有近1200亩校园。周诒春1913年10月接任校长后，在师生欢迎会上即表示，要继续执行唐国安遗留下来的政策，并逐渐提高清华教育程度。很快，为了改办大学，他制定了“五步发展计划”，第一步便是硬件准备——修建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院、大礼堂等四大建筑。
但是，想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
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内战频繁，国库空虚，教育经费困顿。1918年全国教育经费预算仅约为500万元，而清华学校仅一所学校，从1911年到1928年，平均每年获得的庚子赔款就高达70万元。如此巨款，如何使用自然备受瞩目，想要插手的个人和团体很多。有北京教育界人士认为，清华只需兴建讲堂、寝室及自修室就行了，不应“妄拟欧美”修建四大建筑，更不需要修建学生宿舍、中外教员住宅和教员办公室。他们认为教员除预备功课外，别无公事可办，盖什么办公室？
不过，在这种环境下，周诒春仍然抵住压力开始了预定计划。1914年起为了兴建四大工程，清华学校增设“工程处”，1916年4月，图书馆、体育馆相继动工。据清华校友孙继丁回忆，1917年他去母校拜访时，校长周诒春曾带着他参观大礼堂、体育馆、图书馆等，并对他说为了这三座建筑物，他受了很多恶意批评。简短一句话所勾勒的心迹，耐人寻味。
1916年7月，清华建校五年之际，周诒春认为各种准备已经齐全，遂向北洋政府外交部上交报告，提出将清华改办为一所完全大学的建议。他指出，清华办学费用源自庚子赔款退款，一旦1940年庚款还清，清华经费无以为继。尽早建立完全大学，才能在未来继续谋得清华的存在。很快，他得到了外交部同意的批复。
一切畏途，似已豁然开朗。
也就是在“工程处”设立的1914年，周诒春三子周华康于清华园出生。周诒春为他名中取了一个“华”字，正是清华的意思。如今，96岁的周华康老人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当初父亲还曾经在清华园校门对面买了几间简易农房和一块地，据说是准备在年老退休后居住，以欣赏清华大学的发展。
然而，周诒春并没有看到正在逐渐逼近的阴霾。
离校
1917年10月，周诒春正在美国调查学务之时，北京教育界黄正明等人，将周诒春控告到外交部，并将呈文以《北京清华学校之黑幕》为标题，刊登在北京的报纸上。该文指控了周诒春九大罪状，位列第一的，就是“校费浩大、任其挥霍”。随后，周诒春遭到学校董事会调查。
一层更深的背景是，1917年段祺瑞上台后，颜惠庆在外交部的势力消退，周诒春不免遭到牵连。况且，当时外交部内有人要争清华校长这个“肥缺”。
当时，清华师生纷纷劝周诒春“止谤莫如自修，不予置辩”。但“惟校长以既遭时忌，愿让贤能，特向外交部辞职”。1919级校友黄子坚回忆说：“周氏离校，学生不知底细，只是不愿他离开清华。他在全校集会上讲话流露出即将离校的消息，声音有些发颤。我们学生也黯然神伤。”
1918年1月18日， 周诒春在学生们的致敬下，离开清华。他之于清华的价值，也开始逐渐被师生们所发现。尽管他治校严格，但校友陈宏振认为“但凡深受周校长训诲之学生，经过长期磨练，养成守法习惯，均能循规蹈矩，束身自爱，为社会所称道”。校友刘师舜则说：“我等无清华，无以至今日。清华无周校长，无以奠其基。”1921年清华十周年时，学生表示：“我们不必细究周寄梅先生的履历，确实我们承认他是有宗旨有计划有梦想有希望。清华从前享有的盛名，以及现今学校所有的规模层层发现的美果，莫不是他那时种下的善因。”
30年代初，清华大学掀起“三赶校长”的风波，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等不受欢迎的三人，均在学生的压力下挂帅而去，以至于校长之位一度虚席。期间，师生们曾提出三个继任人选，其中之一便是老校长周诒春。学生们还曾派代表到周家“劝驾”，却终因周诒春坚辞而作罢。
后来，周诒春在一次赴清华的讲演中，坦露了自己的心迹。“我前此所办的清华，是中学的范围，同学们多属于小孩子，并且是留学的预备教育。现在的清华，是完整的大学及办有研究院，同学们都是大学生，管与教都需要另外一套学问。”
此时，清华正由有“谦谦君子”之称的梅贻琦引领，步入辉煌。创业初期的强人时代，已然远去。
成长
崛起：从风雨飘摇到世界名校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综合报道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历时两年半，宣告成功。随着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同年，国民党宣布，根据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进入“训政”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主。在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下，一段被史家称为“黄金十年”的发展时期开始了。
民国风雨初定，可清华大学却发生了一场风波。
罗氏新政
1928年9月18日，清华新任校长罗家伦到校宣誓就职，一身少将军服，煞是打眼。这位34岁的国民党原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在就职典礼上宣称自己“受命党国”而“长清华”，并提出“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的办校方针。
甫一上任，罗家伦便对清华进行了全面考察，在他眼中，这所学校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冗员充斥”，“有学识的教授不多”，学生“缺乏课外研究的风气”，等等。一场“以革命精神”为指导的高强度整顿随即展开。
罗家伦下令，扩充大学部，将学生由三百人增至五百人；添招女生，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不经请示，直接在招生广告上添了“男女兼收”四个字；给教授和职员重发聘书，一口气解聘教授37人，又新聘四十余人，包括冯友兰、杨振声、钱玄同、萨本栋等知名学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借重国民党的关系，废除了立于校长之上的董事会，令这所学校脱离外交部，回归教育部管辖——解决了限制清华发展的一大障碍。
不过，也有一些措施令学生们相当不快，以“纪律化”为甚。
当时学校规定，学生每天早晚点名一次，不到者记小过一次，三次小过为一大过，三次大过就开除。早上要上早操，由校长和教务长“挂着武装带，登着大皮靴”进行“检阅”，弄得学生苦不堪言。据冯友兰回忆，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张岱年，于清华入学后两星期，觉得早操受不了，趁着北京师范大学入学期限没过，竟转学了。
军训制度实行了两个月，由于学生消极抵制，不了了之。
更令罗家伦触霉头的，是他带来的一纸条例。
1928年9月，国民政府大学部与外交部联合制定了《国立清华大学条例》，其基本精神，在于加强校长职权，削弱清华“教授会”及“评议会”的力量——从1926年起，这两个机构便是全部校政的掌控者，赋予教授们以制定教育方针、议决规章制度、推举人事等权利，时人称之为“教授治校”。
在国民党统一全国、大力推行“党化教育”的背景下，南京政府自然希望将清华握于股掌。新条例中，全校人事任免几乎均由校长一人决定，令习惯了民主自由之风的清华十分不满。“教授治校”与“校长治校”，两种不同的理念你攻我防。1929年4月，罗家伦与校董事会的矛盾正闹到不可开交，并一度愤然辞职。趁此机会，“评议会”通过了“实行教授治校，院长由教授推举”的决议。罗家伦复职后，也只能作出让步，将由校长全权任命院长，变通为由“教授会”选举二人，校长择聘一人。
但是，这并没能缓和罗家伦与师生的矛盾。
三赶校长
“罗校长办理清华，成绩卓著，不但校务上日见起色，且一切秉承本党主义、中央政策，于整理学风，统一思想，甚为努力。”1931年，当蒋介石以惋惜之情对其做出高度评价时，罗家伦已经离开了清华大学。
他是被学生们赶走的。
1930年1月，阎锡山公开与南京决裂。5月，蒋介石誓师讨伐，中原大战开始。阎锡山与汪精卫随即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北方失势。同样，殃及了身在北京的国民党人罗家伦。
5月20日，对罗家伦早有不满的一部分学生趁局势变化，提出了“请罗家伦自动辞职”议案，指出“罗来清华一年，恶迹大彰，丑态百出，箝制舆论，束缚同学”，“所谓四大化，结果一化不化，言不顾行，虚伪毒诈，直一政客官僚”，而教授中也无人对其进行挽留。尽管这个提案翌日便遭到全体学生大会否决，但罗家伦已知事不可为，三天后，他向教育部辞职。
这仅仅是清华动荡的开始。
罗家伦走后，控制北平的阎锡山，任命其幕僚乔万选接任清华校长。多数清华师生对此十分反感，有人说道：“罗家伦假政治势力来长校，我们不能留他；如果有人以军人势力来闯进清华，就叫他带着卫队，我们在手枪与大刀的威迫下，也不能允许他来。”
许是预料到困难，6月25日，乔万选带着武装卫兵，驱车护送之下前来“接收”。清华学生组织纠察队，在校门口阻止乔万选的人马进入，另把乔万选领进小礼堂，要求他当场签字，保证“永不任清华校长”，无奈之下，乔万选签字画押，离开清华。
1930年9月，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北平复归其手。1931年4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吴南轩，被任命为新一任清华校长。比罗家伦更甚，此人一到校，便宣称“聘任院长是校长的职权，教授会不能过问”。不到两个月，“驱吴”运动爆发，教授会指责其“惟务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加以蔑视教授人格，视教授为雇员”，学生大会决议“整队至校长宅，请其即时离校”。
在一片反对声中，吴南轩只得携带清华大学印信，在北平使馆区的利通饭店挂起了“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牌子，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南京方面也是尴尬万分。1931年6月，吴南轩复归无望，狼狈地离开北平。临行发表宣言：“教授治校，原有可采，不过其精义在集中于治学方面，养成纯粹研究学术之精神，不在领导学生干涉校政，以为推倒他人之工具，造成‘学生治校’，‘校长不治校’、‘教授不治学’之风气。”
在“教授治校”与“校长治校”的攻守之间，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分别败下阵来。清华高层的动荡局面，自1930年5月起，持续了长达一年半之久，直到1931年12月，清华才再一次迎来了新校长。
此人叫做梅贻琦。
跟他的前任们完全不同，梅贻琦与清华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游美学务处时期。早在1909年，他即以第一批庚款公费生赴美留学，1915年归来在清华任教，1926年继任教务长。被任命为校长时，正在大洋彼岸担任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如此资历，较之前几位“空降校长”，更加令清华师生信服。
而对动荡的清华而言，梅贻琦身上更重要的，是那一副“好好先生”的个性。
“梅先生到校后，清醒地看到，在当时的清华，要把权力集中到校长一人手中，是行不通的，所以梅先生在处理重要问题时，总是非常慎重，多方考虑，绝不轻率表态。在许多会议上，他一向只倾听别人的意见，自己却一言不发，在别人催促时，也往往不立即答复，以致许多急性的人常说他优柔寡断，不负责任。”正如清华教授吴泽霖所言，梅贻琦对清华带来的最重要的精神，是“尊重”。对于“教授治校”制度，他极力支持，充分尊重“教授会”的意见，而遇到重大问题开会无法解决，他会把自己“关在住宅深居简出，有时一天有时两三天，苦思焦虑，忍辱负重的解决。”
很快，梅贻琦获得了全校的支持，在校长岗位上一干十余年，一直待到了1948年离开大陆为止。有人曾问起其中的奥妙，梅贻琦说道，因为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
调侃背后，清华园已经放下了紧绷的神经。
大师荟萃
1936年11月，清华校内刊物以《清华园的一日》为题，在师生中组织了一次征文。时在清华任教的朱自清应征，其一天的活动为：早晨上两科，分别为国文、宋诗，中午看书样子，午后读王介甫诗，下午四时开评议会，通过清寒公费生章程的修正条文，晚上读日本历史教科书。
教书、治学、参政，字里行间流露着充实和自在。
教员是一所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校长风潮时期，教师队伍同样不稳。吴南轩上任伊始，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学院院长陈岱孙一度辞职，并明言吴校长不尊重“教授会”的决议，无妥协余地。梅贻琦上任后，“教授治校”与“校长治校”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教授的权利大为伸张，安心治学的基础已然打下。同时，学校给予教师的待遇十分优越，1935年，闻一多、俞平伯、周培源等一批教授迁入清华新南院，每人一栋新盖的西式砖房，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生活优裕，环境安定，使得当时一些教师宁愿放弃在外校当教授，也愿意来清华做一名普通讲师。
学校特别重视对大师级教授的照顾。国学研究院解散后，原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变为中文系与历史系合聘的教授。据其学生回忆，由于陈寅恪身体一向衰弱，学校特别将他的课安排在上午二、三两节(9时至11时)，只有三年级的学生才能去选修。对其意见也予以足够尊重，一个广为人知的趣事是，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中，陈寅恪拟了一个对对子小题，上联“孙行者”，试毕，高中者仅一人，其答案是“胡适之”。看似玩笑的试题，实则极为考验学生国文功力，而学校并不以为不妥，更见宽容。如此氛围中，3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园中撰写的一些作品，“文章虽然短小，但是内容的分量却不是许多‘大书’所能望其项背。”
一个稳定、高质量的教师队伍的形成，成为清华足以引以为傲的资本。这一时期，清华文学院有朱自清、陈寅恪、刘文典、闻一多；理学院有叶企孙、熊庆来、华罗庚、萨本铁；法学院有钱端升、张奚若、陈岱孙、萧公权；工学院有顾毓、刘仙洲等，清华算学、物理、化学等系，被人认为是当时国内这几方面的学术研究中心之一。
在大师的引领下，清华园内充盈着踏实、严谨的学风。
和乐向上
上任伊始，梅贻琦即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从罗家伦到梅贻琦时期，均未忽视硬件建设。至抗战之前，清华大学增建了大批系馆，包括生物馆、气象台、化学馆、工学馆等。按照教育部批准的《清华大学校务进行计划大纲》，学校图书仪器购置费每年至少占清华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使得图书馆藏书量每年都有大幅增长，其中有不少珍本、孤本图书。图书馆规定，每天上午开放书库一小时，学生可自由入库；教职员及研究生、大四学生还可以在规定时间之外入库。由于条件便利，当时很多学生都有涉猎群书的习惯。1933级学生曹禺，便是在图书馆里完成了话剧《雷雨》的创作。
改办大学后，清华大学对学生的要求，继承了过去的严格标准。每逢学期大考，有时一天考两三门，几乎不给复习时间，凡不及格的学程，不给学分，不能补考，只能于次年重修。弄得有些学生“叫苦连天地忙着，昏昏沉沉地迷着，提心吊胆地怕着，咬牙切齿地忍着”。
由于学校规定，学生所修学分不及格或三分之一不及格，即除以退学及留校察看，造成了极高的淘汰率。例如，理学院1931年入学的53名学生，至1935年毕业，只剩24人，淘汰率高达半数以上。
但是，由此造就出来一批学生，进入社会后，纷纷成为个中翘楚。1935年的理学院毕业生中，就有后来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到了50年代，新中国国防尖端科技，有大量研究者毕业于清华大学。
教师对教学的把关同样严谨。例如，注重平时练习的工学院，习题选定之后，助教要把习题自做一遍，有的教授还要自做一遍，学生交进的习题，助教要一本一本改，有时要改至深夜一两点。助教少时，教授也要动手一本本改，且不能只判对或错，要在解题方法上略加指点。在文学院则曾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一次，一个学生发现助教在自己的课卷上无中生有地添上了一个错字，深感不平，马上去找刘文典。刘看后气得“摇头咂咀”，回去与助教大闹一场。从此，这位学生所有的课卷都由刘文典亲手批改了。
“你可以看到在体育馆‘斗牛’场上师生共同角逐，每年教师还有一次请同学到家中做客，师生之间课堂之上是师徒，下课之后是益友，情感相通，互敬互谅。”袁随善回忆道，那时的清华园内充满了欢愉而又不失紧张的气氛。
但是，这样和乐向上的景象，很快便化作明日黄花。
风雨之前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清华园内，每个人都嗅到了一丝危机的气息。事变的第二天，清华学生即成立了“抗日救国会”。
不过，三个月后，梅贻琦到校的第一天，召集全体师生讲话时提出：“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际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于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1933年1月，日军向南进抵山海关，清华学生自治会请求学校停止寒假考试，以便学生离校返家。梅贻琦号召全校“值此国难危急之秋，大学生更应为民众表率，不应示弱于人，寒假考试仍当照常举行”。最终，参加考试者，只有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
清华依旧希望在风雨飘摇的华北，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只是，这个愿望已经越来越艰难。
1936年，更大的危机降临。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抗日游行示威，其中清华学生一马当先。次年2月19日，发生了学生要求罢考而冲击教授会，导致全体教授总辞职的事，梅贻琦当即从南京飞回北平，处理了当事学生，并逐一向教授发了道歉信。
仅仅十天后，北平宪警突然闯入清华园捕捉学运领袖，尽管清华大学对学生运动并不持肯定态度，但依旧尽力保护学生。“时蒋南翔躲避在锅炉房，由工友掩护。姚依林躲在冯友兰家，女生某躲在朱自清家，还有学生躲在闻一多家和华罗庚家”。事后，梅贻琦对此痛心疾首，但表示“今后如果你们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事实证明，整个30年代，清华将政治风浪带来的内伤，降到了最低。到了1936年，全校由1928年度的400人，增至1223人，学生质量却没有下降。全校教师达210余人，是历史上最多的年份。对于学潮频仍的清华，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只是，时局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开始。清华的“黄金时代”终于戛然而止。
它即将迎来的，是一段披荆斩棘、弦歌不绝的南迁旅途。
梅贻琦：铸建清华校格
正是在梅贻琦执掌之下，清华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既有学术地位也有学术名气的名校。1941年清华在昆明庆祝建校30周年期间，西方如此评价清华的成就：“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综合报道
1909年9月13日，这天一大早，北京史家胡同内的游美学务处大院门口，许多留着辫子的考生围在一张榜单前。榜上有名者，将成为首次以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的幸运儿。
一个叫徐佩璜的学生后来回忆道，“我记得我在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儿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实际上，四十七位中榜者里，这个考生排在第六位，名列前茅。
他的名字叫做梅贻琦。
二十年后，梅贻琦以同样的从容，将清华大学引入辉煌。
寡言君子
1915年8月，刚刚从美国吴士脱大学毕业不久的梅贻琦，接受了清华校长周诒春的聘请，回归母校，教授数学和物理两门课程。相对于周诒春的“谆谆教诲、殷勤督责”，梅贻琦的温和气质显得颇为另类。
清华校友黄人杰回忆，那时梅贻琦住在清华园外的宿舍，走到教室所在的科学馆有一长段的距离，上课偶尔也不免有一两次迟到，于是有时一部分同学就提议开溜，大家一哄而散。梅贻琦到时已然变成一个空教室。但是他并不生气，下次再见面时，仍然一团和气。“既不点名，也不算走的人缺课，终使这一些顽皮的学生感化而就范。”
梅贻琦话少，素有“寡言君子”的绰号。他的夫人韩咏华回忆道：“我记得我们订婚的消息被我的同学陶履辛听到后，急忙跑来对我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我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但是，伴随着这所学校的成长，梅贻琦沉静、务实的作风，愈发开始展现出他独特的价值。
1926年，梅贻琦被公推为清华学校教务长，“从此，月涵开始了他操劳忙碌的大半生，整日在办公室埋头于工作之中，我每天下午四点钟去给他送一些茶点，孩子没人带，就放在推车里推去推回。”韩咏华说，“那时的清华教授中，有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选中了他，我认为是出于大家对他的人品的信任。”
1931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一纸委任状，命梅贻琦接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在此之前，清华大学有三位校长因遭学生反对而被迫辞职，其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在着力推行“党化教育”，这是一个政治触手向各个领域蔓延的年代。显然，前几任都未捂热的清华校长一职，梅贻琦接得并不轻松。
“王帽”
“教授治校”是清华的“土制度”。事实证明，对于这个制约了校长权力的制度，梅贻琦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尊重，并发扬光大。
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和台湾“行政院”院长的刘兆玄曾说：“举凡校中施教方针，年度预算，规章细则，建筑设计，以及类似的重要事项，或则由‘教授会’议决，或则由‘评议会’商定。教授会每年只开会两次，评议会至少每周一次。评议会由校长主持，另由教务长、各院院长、秘书长及由教授会选出并有一定任期之若干位教授参加。梅校长在评议会中虚怀若谷，尽量听取同仁意见，而与会人员，正因校长谦虚诚挚，所以对其所持意见特别尊重。据说会议中往往争执甚久，梅校长一言不发，最后由他归纳结论，片言立决。”
于西南联大时期结识梅贻琦的郑天挺则说：“梅校长在工作中，对事有主张，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果不同意，就会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颜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
此外，国民政府教育部曾经为国立大学制定了一套统一的人事编制，梅贻琦嫌其机构重叠、冗员太多，国民党一再催促，他都没有完全遵照执行。抗战结束，全校两三千人的教务事项，教务处全部人员仅十九人。由此，效率办事反倒奇高。
凡此种种，清华校友袁随善曾说，“我们做学生的几乎不感到‘校长’的存在，觉不出他的‘威信’，看上去似乎是‘无为而治’。”偏偏这一切，让自由民主深入人心的清华大学顿呈活气。
梅贻琦曾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宽容的制度，为治学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大师论
1931年12月3日，清华新任校长梅贻琦发表就职演说，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他又提出，“吾人应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
事实上，梅贻琦与大师们的渊源，早已开始。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为了延揽人才，梅贻琦曾主动到陈寅恪府上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事宜，陈寅恪当即对傅斯年加以推荐，只是后来未等梅贻琦下手，便被中山大学捷足先登；敢于当面与蒋介石对骂的刘文典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梅贻琦随即请他担任了清华国文系主任；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也是梅贻琦亲自邀请的。据说，抗战时，梅贻琦常到顾宅，并无需打招呼，顾如不在，他就自己做东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里。
有所聘，亦有所不聘。清华教授徐贤修回忆，抗战前，清华总务长是梅贻琦的好友，是一位很有声望的“海归”，他要求梅贻琦聘他当教授，以“重”视听。但梅贻琦认为学校行政人员与教授对大学而言，司职不同，不可混为一谈，结果，惹得总务长拂袖而去。
为使教师免去后顾之忧，安心教学，梅贻琦大幅度提高清华大学教师的生活待遇。当时，清华教授每月最高可拿500元，这是极高的薪水。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还可以休假一年，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
从1927年到1937年，清华大学教授人数占到教师总人数一半以上。当时著名的教授有闻一多、刘仙洲、庄前鼎、顾毓、钱穆、张岱年、冯友兰、陈省身、刘文典、吴有训、吴大猷等学者，可谓星光璀璨。
而对于教学，梅贻琦的核心理念是“通才教育”。
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早在 1927年，梅贻琦在《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 一文中，就提出“今日社会上所需要之工程人才，不贵乎有专技之长，而以普通工程训练最为有用”。他说：“在中国工商界中，能邀致专家以经营一事业者甚少，大多数则只能聘一工程师而望其无所不能。斯故本校之工程学课中，以普通之训练较若干繁细之专门研究为重要也。”到了1941年《大学一解》一文中，他明确指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实际上，这也正是英美学校中盛行的一种教学理念。
他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印证其观点。“有好几位在工厂界负责的人对我说，目前大学工学院的毕业生在工厂中服务的一天多似一天，但可惜我们无法尽量地运用他们；这些毕业生的训练，大体上都不错，他们会画图打样，会装卸机器，也会运用机巧的能力，来应付一些临时发生的技术上的困难；但他们的毛病在不大了解别人，容易和别人发生龃龉，不能和别人合作，因此，进厂不久，便至不能相安，不能不别寻出路。”
从1933年开始，清华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系，文、理、法、工学院学生在一年级都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共占总学分近三分之一。
通才教育的另一项内涵，是学术自由的空气。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33年，冯友兰从苏联观光回来，大讲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优越性，并说：“苏俄实为进步之国家。所谓唯物史观，吾等决不应轻视，因有绝对真理存于其中。”这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可谓石破天惊。而思想左倾的吴晗、闻一多，尽管并不被梅贻琦所喜，亦可以在校园内公开进行革命宣传。
教知识，更教做人。梅贻琦将学习的态度看得十分紧要。他非常反对学生好高骛远的风气：“要避免西洋人所谓的‘白领’的心理，要不让学生于卒业之后，亟于成为一个自高身价的‘工程师’，只想指挥人做工，而自己不动手。”
他还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气做一个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
在梅贻琦任校长的十余年中，清华园内人才辈出。文学院培养出了吴晗、钱钟书、夏鼎、张荫麟等“四才子”，物理系有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这“三钱”，数学系出了华罗庚、陈省身、许宝“三杰”。众多大师，多为学贯中西之通才，做人或治学，只见山高水长。
另据统计，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有近三分之一出自清华。
如此辉煌，使得1941年清华在昆明庆祝建校30周年期间，美国一所大学发来电文中的颂词，颇为令人信服——“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但是，如何在乱世之中，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西土”显然没有多少现成的经验可以提供。
乱世弦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5月4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在昆明开课。梅贻琦是学校三个常委之一。
其间冷暖，恐怕只有梅贻琦自己才知道。
在一次会上梅贻琦曾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
1947年，抗战胜利之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学生逐级向校长敬酒。那一天，梅贻琦足足喝了40多杯。当年10月10日，清华大学在故园开学复课。
然而，仅仅一年时间，形势再次突变。
1948年12月14日，北平围城开始，直到21日，梅贻琦才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当后，走上了南下的飞机。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
1955年11月，梅贻琦去了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款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开始着手在台“复校”，为了选址，梅贻琦一共七次亲往勘察，才最终选定新竹县赤土崎。可是据说，他在世时，却始终不愿将研究所改称大学，他常说“真正的清华在北平”。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北。追悼他的祭文这样写道：“五十年来清华人才之盛，堪称独步，贡献之多，尤彰明而皎著。斯非幸致，实耕耘者心血之所倾注。”
他的墓地即在新竹清华校内，墓前广植花木，称为“梅林”。每逢盛开时节，草木不言，花香飘溢。
国学研究院：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存在四年，录取74人，却培养出五十多位举世公认的知名学者——清华国学研究院创造出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神话，如同它所在的那个时代一般，难以复制。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综合报道
1927年，毕业于清华的著名教育学家邱椿在《清华年刊》上发表文章《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写出母校当时“最令人注意的”变化：“课堂内师生谈话，都用国语了。从前清华学校，最不注重中文，现在居然设立国学研究院了。”
“这真是清华的再生！”邱椿感叹道。
设立国学研究院，清华并非先行者。早在1921年与1923年，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已经成立了各自的国学研究所。
清华却是顺应潮流者。彼时，新文化运动刚刚结束，在古老中国第一次全面向西方学习之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成为众多学者反思的焦点：统统否定的做法是否正确？一棍子打死是否过于偏颇？
清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以现代科学方法重新研讨整理国故”，不单要顺应学术潮流，也要顺应时代潮流。曹云祥在国学研究院开学典礼致辞上说：“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近代以来，欧美思潮汹涌而来，中国有心之人常思中西融会，古今贯通，“寻出中国之魂”既符合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因此，曹云祥需要学贯中西的一流学者来研究院任教。他请26岁就“暴得大名”的胡适来研究院主持院务，可胡只做顾问不做院长，并建议校长要根据中国学界的优秀传统，采用宋、元时代的导师制，兼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云祥深以为然，胡的建议后来一一实现。
同时，胡适谦虚地向校长建言：“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
后来，陈寅恪成功入主国学研究院，与梁启超、王国维和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成为了令后世广为流传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四大导师的出现反映了清华国学研究院“重学问而不重学历”的用人理念。“四大导师”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拥有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梁、王、陈三位均无博硕头衔，陈寅恪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从更深层次来看，此举意义不仅是破格用人，更重要的还在于重视新学问，兼采西学。
为了得到优秀的学生，清华国学研究院制定了严格的考试方法。为防止作弊，试卷采用了科举制的“糊名法”，录取与否全凭成绩；被录取者的名单，连王国维也是张榜前一天才知道。由于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声名显赫，投考者甚众，不免有人请托，如与王国维交往密切的马衡、唐兰就介绍过何士骥。何则因成绩不佳，列于备取，后因有人未到才得以补缺入学。
解放后，叶企孙和人说起国学研究院成功的经验，主要是两点，一是经费充裕，二是慎选师资，宁缺毋滥。
可惜的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好景不长”。开设一年，最初的主持人吴宓先生因不能实现其设想而引退，1927年以后王国维自沉、梁启超因多病继而辞职，研究院失去两大“台柱”，规模也大体处于不断畏缩的状态，盛况大不如前。
1929年，时任校长罗家伦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这次毕业共有三班，大学部有84人毕业，这是第一次；留美预备部有37人毕业，恰巧又是最末一次；而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这也是最后的一班。”
实际上，这宣告了成立仅四年的国学研究院的正式结束。梁启超的“我院如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言犹在耳，研究院已成往事。
四年间，清华国学研究院共招收四届，录取74人，实际完成学业68人，如徐中舒、王力、吴其昌、高亨、陆侃如等等，绝大部分成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最终成为中国学术史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难以复制。
共赴国难
西南联大：艰难中的辉煌
奇妙的是，一所学校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开始展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比如，迎接他们的都是八年艰难但却恢宏的时光。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综合报道
故事开始的地方叫做洞庭湖，时间是1938年早春。
那年的2月19日，一群身着黄色军装、打着绑腿的年轻人，出现在了洞庭湖。早春时节，洞庭湖的风，已有些许暖意，不过，这些年轻脸庞上并没有春风拂面的喜悦，即使出发之前，他们的团长——一个由张治中将军派遣来的中将黄师岳，说这次“行军”的重大意义，可与历史上的张骞通西域、玄奘游天竺和郑和下西洋相比。
相反，从长沙出发、目的地为昆明的这个黄昏，更多的是被历史裹挟的某种沉重意味。
仅仅在大约半年前，“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中国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来自清华、北大和南开的他们，奉命千里南下，来到长沙，于11月1日，组建长沙第一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的前身。
现在，身处异乡的他们，将兵分三路，从异乡奔赴异乡。其中一路、也是最危险的这一路，就是从洞庭湖出发的湘黔滇旅行团，直下益阳，沿着湘黔公路，进行一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这一年的春天，整个中国也开始了一场大迁徙。因躲避战火而汇成的人流，一股又一股涌向西南。
清华教授闻一多是三校迁徙中的一员。从湘江之岸到滇黔的盘肠大山，一路上，他画了很多素描，来纪念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闻一多的素描应该在1938年4月28日停止：湘黔滇旅行团的297名成员，在经过68天的跋涉之后，顺利到达昆明。团长黄师岳拿出花名册点名，点完之后，把花名册交给前来迎接的第一临大常委梅贻琦，说，“我把你的学生都给带来了，一个都不错，一个都不少，我交给你了。”
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在战火硝烟中正式开学。
与此同时，5月17日，在陕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中共领袖毛泽东写下了关于这场战争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他向世界指出中国人的抗战是持久的，而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奇妙的是，一所学校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开始展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比如，迎接他们的都是八年艰难但却恢宏的时光。
“只剩下几个空箱子可卖了”
偏居一隅的昆明并没有躲避得了当时席卷全国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自1941年以后，特别是到了1945、1946年，昆明的物价在西南后方城市中是仅次于居于首位的贵阳。由于昆明没有两湖和川西一带富庶，又加上巨量外来人口的压力，米价始终居于高位。昆明市所谓公米是有价无市的。
据报载，到1943年下半年，昆明物价为抗战初期的404倍。而联大教授薪金则为原薪金的10.6倍。联大教职员多次向重庆当局呈请按市价发给米贴，按当地物价上涨指数调整薪金，均遭拒绝。
教师们生活的窘迫，可以从闻一多教授1944年公开挂牌治印后写的信中窥见一斑：“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闻一多留下了1400多方印谱，可见其治印之勤，更可见其家庭经济状况之窘迫。
不过，闻一多早年曾经赴美留学专攻西洋美术，方能刻章治印卖钱，而这条道路对于一般人还是行不通的。
为了补贴家用，有的教授只好把从原校仓促离开时舍不得丢掉的书籍廉价出售。吴晗教授被迫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藏书出让给云南大学图书馆。可是，书总有卖完的一天，正像生物系教授沈家瑞的自嘲：现在只剩下几个空箱子可卖了！
迫于生计，连梅贻琦夫人也不得不与另外几位教授夫人一起，合做一种叫做“定胜糕”的米糕，由梅夫人挎着篮子，步行四十多分钟提到老字号“冠生园”寄卖。由于路走得远，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梅夫人的脚还因磨破而感染，小腿全肿了起来。有朋友路经昆明来看望时，吃晚饭，梅夫人总要亲自捧上一盘“定胜糕”，说“请再尝尝定胜糕，我们一定胜利”。这时大家一起起立致谢，齐称“一定胜利，一定胜利！”
住房也是一大困难。1938年，结束剑桥大学进修的华罗庚，来到西南联大任职，可是一家人无处可去，恰好闻一多要移居昆明西郊，便邀请华罗庚一家同住。闻一多一家八口，华罗庚一家六口，两家人用一床布帘子隔开。虽然两家有儿女住校不回家，可仍然拥挤不堪。华罗庚写下四句诗记述这段难忘的生活：“挂布分居共客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无奈之下，华罗庚只好出去租了个农民的牛圈楼。牛住下面，一家人住上面。臭气熏人不说，牛痒时便在柱子上蹭来蹭去，整个楼便晃动起来，一家人便觉得如地震一般。华罗庚自嘲：“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
从高楼到茅草房
就像教授需要住房一样，来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最紧要的事情就是拥有最基本的物质存在——校舍。
当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恰好到了昆明，梅贻琦决定请他们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梁思成夫妇欣然同意。不出一个月，夫妇俩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所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
可是，这个设计方案被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因为根本拿不出与之相匹配的经费。此后两个月内，梁思成夫妇的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高楼改成矮楼，瓦顶成了草屋。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
最后一稿交出时，建设长黄钰生无奈地告诉他们，校舍委员会研究决定：除了图书馆和两座食堂，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
梁思成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砸在梅贻琦的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啊？”
梅贻琦把梁思成扔在桌子上的图纸一张张收好，望着他，说：“思成，国难当头，你就不能谅解一下吗？”
梁思成的心软了。清华大学是他的母校，梅贻琦是他的师长，可是现在的联大和昔日的清华园相比，可谓云泥之别。
最终，除了图书馆、两座食堂和部分教师办公室是砖木结构之外，其余一律是土坯墙、铁皮顶的平房。在施工过程中，白铁皮也买不齐全，学生宿舍只得改用茅草做顶。1939年4月竣工，下半年即交付使用。这些房屋被称为西南联大新校舍。
这座建在120亩荒坟地上的新校舍，泥土松软，下雨时到处烂泥。路上大大小小的水坑，一双鞋子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称鞋尖鞋跟通洞叫做“空前绝后”，也自有一番乐趣。
到了1944年4月，学校常委会讨论通过，将办公室屋顶的白铁皮400余张，转让给重庆建中实业公司，得款200余万元，除去购买茅草屋做屋顶的费用，余下的正好弥补学校预算的赤字。
此后，新校舍除了图书馆和东西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留下了铁皮屋顶。一旦下起大雨，铁皮屋顶上会有叮叮咚咚的雨声，压过教授的讲课声。对此，曾有一教授无奈而风趣地宣布：“现在停课赏雨。”
炮声中的恢宏岁月
雨天可以“停课赏雨”，可是仪器设备的缺乏和简陋，让许多理工科的教学和实验无法进行，开展科研很困难。
联大师生并没有怨天尤人，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一方面校方集中资源，尽量通过各种渠道，从上海、香港以至国外购置必需的仪器设备，一方面自己动手制造设备。物理系吴大猷教授，把三棱镜放在简易书架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可试做“拉曼效应”的研究；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将学校附近的碉堡改建成气象台，供学生实习观察；航空系的教师把一间旧土房改造成风动机实验室，做实验时经常把墙上的土震下来……
这样一来，联大理工各系几乎都能开出一些实验课程。一般来说，在战时的大学中，能具备理工科的教学设备条件的也是不多的。
除了教学上遇到的困难，联大师生面对的还有日机不时而至的轰炸。1940年代初期，昆明经常遭受空袭。最严重的一次轰炸发生在1940年10月13日，23架日机重点轰炸联大和云大，校院全毁。然而，吴宓教授仍打算趁月明之夜继续他的《欧洲文学史名著》中“柏拉图”一课的讲授，就在轰炸第三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晚7—9时至校舍大图书馆外，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学生。”
大轰炸过后，教授们不得不迁到远郊居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是在昆明东南郊的呈贡魁阁，写出了《禄田农庄》、《内地农村》等著作，他的大女儿也诞生于此；优生学家潘光旦则在村舍里写出了《优生原理》，编译出版了《性心理学》，填补了中国人文科学的一项空白；华罗庚则在昆明郊区的几度寒暑中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之作——《对垒素数论》的中文稿，在1941年教育部学术评奖中，此著作获得自然科学类一等奖……
其实，从1941年到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门举办了五次学术评奖，内容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等八大类，参评成果数千项，不过各个学科一等奖总共十五项，这其中，西南联大一所学校就占了七项，多项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开创性贡献。
教授们恪尽职守，学生们亦“救国不忘读书”。由于经费困难，图书购置不多，每次阅览室开放前，门口都是黑压压的一片，排起了“长龙”，以便抢先进去借一本书或者占个座位。可是粥少僧多，排不到座位的同学便到附近的茶馆温课读书，不少人的论文和作品都是在茶馆里“泡”出来的。林语堂1940年代初出国路过昆明作演讲时惊叹地说：“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正是这样，炮火中的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短短八年时间里，联大共培养了2522名毕业生，加上投笔从戎以及各种原因中途辍学者，进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共达8000余人，其中不少人成为了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化学家唐敖庆，著名力学家、地球动力学家王仁，著名数学家严志达，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著名物理学家朱光亚……可谓群星灿烂，人才济济。
另一种“难”
联大之难，并非只有一校存与废、兴与衰的个体存在意义，抗战之初，当时国民政府本想组成西南、西北和东南三所联合大学，其目的是为拯救沦陷区高校，更有“共赴国难”的象征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在西南联大苦苦支撑三年之后，东南联大已经胎死腹中，西北联大亦是先合后分。教育部乃至最高当局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后来为西南联大追加预算数十万元，笼罩在西南联大上空的阴霾才逐渐散去，步入稳定发展时期。需要注意的是，这其中拨云见日的主导力量并非所谓追求自由价值的知识分子，而是设在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
可随着预算一起增加的还有国民政府的“掌控力度”，如先后实施审查教师资质、增设训导长管束学生、备案批复毕业生资格等项“紧缩”举措。像西南联大这种追求“自如，自由，自在”的高校明显不适应。
比“掌控力度”更甚的是“思想和组织上的‘统制’”。一大标志便是国民党的党、团组织开始进驻学校，并硬性要求西南联大各学院院长以上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
联大之难，亦有内部“联”之难。众所周知，蒙自分校时期，北大师生即有“独立”吁求；1940年日军侵入越南，昆明告急，政府谕令联大迁移入川，在走留之间的争执中再度响起“分校”之声，可知联大体制最初并不牢固。
可是联大终能“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著名教育家傅任敢将其中一大原因总结为“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
始于艰难，终于光荣。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举行了最后一次毕业典礼。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西南联大宣告它的历史使命完成。
7月11日，最后一批离开昆明的清华学生去向闻一多辞行。当时，闻一多先生由于家眷众多，还没有筹集到足够的路费，暂缓北行。
4天之后，发表完“我们准备像李先生(李公朴)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演讲的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了国民党特务暗杀，倒在西仓坡联大宿舍的家门前。
这仿佛是一个悲怆的注解。八年之前，他为“国破山河在”中的西南联大画下了最后一幅素描；八年之后，在清华离开的时候，他却永远地留在了这里。这个国家，这所经历了烽火洗礼的大学，又会有怎样的未来与命运？
叶企孙：为西南联大带来自由空气
眼下社会上广泛热议的“教授治校”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之所以选择清华和西南联大，很大程度上也与这个人的背后努力息息相关。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综合报道
1945年八九月间，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四散开来，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大欣喜里。梅贻琦已经开始为清华大学北上复校而忙碌，不得不频繁往来于昆明、重庆和北平之间，以至于西南联大的同学们在校园里都很难再看见他了。
这时候，作为代理清华校长和联大常委的叶企孙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当时的正式身份是，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联大理学院院长。事实上，早在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之前，叶企孙就曾经临时主持过一段时间的清华校务，甚至眼下社会上广泛热议的“教授治校”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实现，很大程度上也与这个人的背后努力息息相关。正是这一制度，在西南联大八年艰苦的岁月里，成为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也造就了西南联大的辉煌。
代理校长的头疼事
代理校长的位置并不太好坐。除了日常性的校内事务需要料理之外，突然爆发的意外事件也不得不让他分心。1945年12月1日，昆明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在随后进行的集会游行和“反内战”宣传活动中，国民党军警及其控制的特务、暴徒对青年学生大打出手，争执过程中先后有四名学生死难，其中两名来自于联大师范学院。
学校该怎么办？老师们怎么办？很多人都在看着叶企孙。
第二天上午，西南联大紧急召开第三次教授会议，叶企孙以大会主席身份出场，在通报了惨案发生经过及学生死伤情况之后，教授们举手表决，形成了在今天看来对学生相对有利的几个决议。其中包括，推派教师代表参加死难学生入殓式，建议学生自治会将死难者安葬于校园，向地方军政当局交涉、准许学生抬棺游行等。
下午三点，入殓仪式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举行，代常委叶企孙亲自出席并担任主祭人，汤用彤等三名教授会代表也到现场吊唁。根据云南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云南师范大学编纂的《一二·一运动》一书，当时叶企孙“欲言无语，而停止致词”，几名联大代表也是“哽咽着勉强说了几句话”。过去的教授，在面对政治压力时，总是毫不犹豫采取保护学生的态度，但是对于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却又保有自己的看法。早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当时尚在清华物理系读书的王昌参加了请愿活动，并亲眼目睹了同班同学韦杰三被军警打死。“他在我身边倒下，血溅我的衣服”，回到学校，王昌向叶企孙描述当时的情况，叶企孙变得十分激动，他盯着王昌，严厉地问：“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要想我们的国家不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但这一次不同了，“反内战”声势越来越浩大，甚至连联大教授会自己，都在随后召开的第四次教授会上通过了停课七天的决议，支援学生们的罢课、游行。一时间，讲师、助教和职员们纷纷效仿，昆明市其他大中学校的老师们也很快参与进来，一场声势浩大的罢教、罢课、罢工洪流席卷昆明城。
教授会的权力
国民党当局如坐针毡，蒋介石先是委派在重庆工作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回重庆。傅当时是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同时也是联大常委之一，在他的主导下，联大第五次教授会通过了恢复上课的决议。但教授们也不是没有提自己的条件，那就是，校方必须就学生死伤事件向报界发公开声明，并且还要以教授会的名义，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朱经农，让他转达国民党政府，“应严惩凶犯和主使人”。
在这次会议上，教授会对校长权力的制衡表露无疑。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教授们竟然要求，这封信里应直接点名时任云南省代理主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宗黄对惨案负有行政责任，“尤应先行撤职”，最后竟也获得了通过。
很快，梅贻琦也受到了来自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压力。朱告诉梅，政府在必要时可能解散西南联大。12月13日，梅贻琦返回昆明，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他先后组织召开第六次至第九次教授会，一边尽力说服教授们帮忙劝导学生，一边接受教授们的建议，督促国民党政府将李宗黄撤职。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学生们在复课问题上态度也十分果决。不独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们，整个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们组成了专门的罢课联合委员会，他们彼此声援、共同进退，“严惩凶手绝不复课”。
这让一向爱护青年学生的梅贻琦陷入了两难。根据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纂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梅贻琦曾在第六次教授会召开前向几名教授诉苦，“他感觉无望，不得不做出决定，退避以让贤路”，惊得教授们纷纷挽留，他们答应梅，一定设法说服学生们，梅这才打消了辞职念头。
“教授治校”制度的确立
校长无权独立行使对学校的管理权，重大事项须在教授们集体讨论基础上进行，这在早期清华和西南联大历史上是一大创举，相对于此前和此后的校长个人专权、少数行政职员治校，这种相对体现“民主集中”原则的学校管理机制被称为“教授治校”。
1925年叶企孙初到清华任教时，学校里还远没有类似的传统。由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虞昊和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联合编写的《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一书记载了这样一个小细节：1924年，东南大学副校长兼文理部主任刘伯明去世，校长郭秉文处事缺乏民主，杨杏佛、柳诒征等知名学者受到排挤，整个学校变得动荡不宁。
在这种情况下，曾在东南大学任教的吴宓再也不愿留在那里，1925年初，他接受了清华学校的聘请，来京筹建国学研究院。时值清华学校开始筹设大学部，原先也在东南大学教书的叶企孙8月聘至清华。彼时，清华物理系只有梅贻琦和叶企孙两位教授，一年后，梅被公选为教务长，叶便承担起物理系系主任职责。
根据史料，叶企孙知识面广泛、爱好交友，在他居住的清华学校北院七号住宅，凝聚起一批留学归国的年轻教授，他们锐意改革，经常聚在一起议论当时僵化的教育机制。由于长期单身，叶企孙雇佣了一个厨师给自己做饭，年轻的教授们常常在此聚餐，清华校史上将其称之为“北院七号饭团”，或曰“少壮派”。与其相对的是校长曹云祥代表的“元老派”，他是当时清华学校上级主管外交部的派员，为巩固自己在学校的势力，曾在行政部门安插了不少自己的亲信，显得官气十足。
1926年，两派的校内斗争趋于白热化，一名思想趋于改革的教授因与“元老派”龃龉不断而被迫辞职，学生们在“少壮派”的支持下在校园内游行，迫使曹云祥接受“教授治校”原则，分别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套管理机制并非清华首创。根据台湾学者苏云峰所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将“教授治校”理念引入中国的是蔡元培。1912年，蔡元培接受孙中山的委派出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早年曾留学德国，对那里的民主校风颇为推崇，后来由他亲手起草的《大学令》直接照搬了西方管理机制，其中明确规定，大学要建立评议会、教授会等组织，对相关权限也做了说明。只是因为连年军阀割据混战，这项法令并没怎么得到执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转任北大校长，“教授治校”才在北大真正确立起来。再到后来，蔡元培于1923年因抗议财政总长罗文干被拘而辞职，北大出现乱局，到1926年时，教授们因生活困难纷纷离去，教授治校名存实亡。另据史料，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在此期间也曾倡导过民主管理，但因为该校教授在评议会和教授会中所占人数不占优势，其所起到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现行舆论大多认为，“教授治校”之所以能在清华生根发芽、长成大树，很大程度上因于梅贻琦开明的治校观念，以及其长达十七年的校长任期。而《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却披露了更多的背后故事：
曹云祥被逼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后，清华很快进入由学堂到大学的改制时段，几个按旧制安排出国留学的学生担心因此失去资格，要求学校提前放洋，此举得到了曹云祥的支持，但时任教务长的梅贻琦明确反对。双方僵持不下时，叶企孙、吴宓等几个教授起草了一份宣言，内容直指曹云祥“有违校章”、有“挪用巨额基金，妨碍全校发展”之嫌，1927年7月21日，与这份宣言内容相似的《请校董会表明态度书》在《大公报》上刊登，曹云祥不得不引咎辞职。
根据《吴宓日记》，叶企孙在这起事件中曾遭遇死亡威胁，一名利益受损的学生一度将其挟持，“持刀剪相逼，势将行凶，亘六小时之久……大忙他并未因此而退缩。”也因为这一事件，让当时尚不满30岁的叶企孙顺利当选评议员，开始了他漫长的佐助治校生涯。
1928年之后，清华校长更换频仍，在这样的乱世里，清华反而因为政治势力的无暇他顾迎来了真正的“教授治校”。从1930年6月到1931年5月，清华大学长达11个月没有校长，建立在民主集中基础上的校务会议开始发挥作用，会议主席叶企孙和冯友兰是里面的主导。教授会和评议会，逐渐成了清华师生心目中占据崇高不可侵犯的地位。
内乱平息后，蒋介石重新任命吴南轩为清华校长，再次遭到师生们的驱逐。直到1931年9月，教育部委派叶企孙“代行校务”，清华师生的情绪才逐渐平复。同年12月，教育部改命梅贻琦为清华校长，他不但承诺不改变没有校长时期出现的“教授治校”机制，而且将它合法化、固定化，叶企孙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他的重要臂膀。
自由的学术空气
后人总结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多半认为“通才教育”、“学术自由”和“民主管理”是他的“三大支柱”。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前两者可以说是实现方式和实现目标，最后一项则是基础和保障。排除了政治力量的干预之后，教授们开始以他们的理念来管理这个学校。
梅贻琦治下的清华和西南联大，教育教学采用的是学分制，与今天多数高校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时期的学生可以凭自己积累的学分自由转系，不管是读一年级时转还是读三年级时转，只要在新学年开始的选课期间提出，经转入系系主任同意、教务长核准即可，无需转出系审批。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联大八年里，学生由文转理或者由理转文的现象非常普遍。
叶企孙因材施教和对人才的辨识能力也因此得到了充分发挥。1931年，钱伟长以历史和国文双双满分的成绩考进清华中文系，入学报到才三天，东北就传来了“九·一八”事变消息，钱伟长决定弃文学理，为国造飞机大炮抵抗日本侵略。他找到当时的物理系代主任吴有训，吴一看他高考时其他科目的成绩，数理化三门加上还不到100分，于是无论怎么说都不肯同意。
在同学建议下，钱伟长去找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叶企孙在自己家接待了这个看上去有点冲动的小青年。他先是跟吴有训一样，劝说钱“文史学得好，同样能救国”，但后来随着交流的深入，叶企孙发现钱伟长有比较特殊的天赋，于是破例给予支持。但当时陈寅恪、杨树达等中文系教授也都非常欣赏钱伟长，另外，钱伟长的叔父、著名国学大师钱穆也不希望他弃文从理，叶企孙甚至动用自己的关系，帮钱伟长找燕京大学的顾颉刚、郭绍虞做说客，终于协调好了各方关系，把钱伟长转进了物理系。
除了把适合物理的学生引进来，他还善于把适合其他学科的学生推出去。气象学家赵九章、应用光学创始人龚祖同、空间与地球物理学家秦馨菱等人，原先都是叶企孙的学生，他熟悉他们细微的不同，引导他们做不同选择，最终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那时的教学重质不重量，只要学生能够掌握所学内容，不必大量做各种习题，必修课程也不怎么多。另一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曾回忆说，1930年代他在清华物理系读书时，叶企孙给同学们的时间自由得很，“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自学，凭着自己的兴趣钻研老师指定的参考书。”
但后来随着教师考核机制的转变，这种学风荡然无存。1980年代钱学森去一所重点院校听课，课后建议老师，“习题留给学生自己思考去做，上课时间减少，效果会更好”，那位老师对此完全认同，但却表示没法按正确的办法操作，原因是他的职称和工资等都得靠给学生们上课来换取。
如今，人们似乎越来越感喟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的贡献，在偏远的大西南，经济困乏，兵荒马乱，但学生们有充分的表达自由，老师们的精神头也很饱满。尤其是在这个毕业生不过3000人的学校里，竟然培育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六位“两弹一星”元勋、164位院士……在前国务委员陈至立看来，西南联大是一个奇迹，是永远的光荣和丰碑，其办学经验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宝库。
新时代
1949：新旧交替时刻
在全中国的解放进程中，清华大学是第一个被解放和接管的“国立大学”。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综合报道
1949年1月10日下午2时，全校教职员二千余人齐集大礼堂。北平军管会文化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宣布：“今天清华大学从反动派手里解放出来，变成人民的大学，是清华历史上的新纪元。从今以后，它将永远是一个中国人民的大学了”，热烈的掌声响起来。
自1948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清华园，清华大学宣告解放以来，清华大学再次走在历史潮流的前端。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说：“这是清华的莫大光荣。”
尽管深受全校师生爱戴的梅贻琦校长和“全中国最博学的人”陈寅恪教授等人选择在此之前离开，绝大多数清华教授都选择留下，和学生们一起迎接新时代。
“蒋管区的解放区”
1947年夏天，17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大一学生滕藤，决定退学，重新报考清华大学，结果他考上了化工系。多年之后，滕藤回忆，因为追求进步，“更加向往清华这个被称为‘小解放区’的学生运动‘堡垒’。”
除了滕藤，那一年，还有何祚庥、金凤(蒋励君)等17位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也因为追求进步，向往清华学生运动的氛围，退学再考入清华大学。
入校之后，滕藤发现选择果然没错，清华大学学生社团多，进步活动也多样。他毫不犹豫地投身进去。1948年9月，滕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直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清华园，1926年就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经过“一二·九”抗日救亡等运动的洗礼，解放前夕，已经发展成为清华学生组织和运动的绝对主力，非常受学生拥戴，所开展的活动基本是公开或者半公开的。而国民党举行的反特行动，因为极孤立，反而要秘密进行。
入党之后，滕藤想发展同宿舍的好友王浒一同为党做事，组织好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不过，很奇怪，当他提起这件事，平时也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王浒，却笑笑不置可否。
滕藤当时并不知道，后来担任过北京工业大学校长的王浒，当时已经清华地下党组织的骨干成员。
清华地下党员基本是单线联系，互相如果没有联系，就是同班同学，都不知道彼此身份。滕藤是在清华解放后，参加北京市委、地下党在颐和园附近组织的两次清华和燕京大学党员培训活动，才知道同学中到底哪些是党员。1949年3月到1950年3月担任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的彭云尤其让他感到吃惊。
在清华，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引导下，抗日救亡时期就被喻为“蒋管区的解放区”的清华园，革命力量越发壮大，当时全校已经有了200多名地下党员，占全校学生的十分之一，大多数系都设有党支部，都有党员在活动。在教师队伍也建立了党支部和党领导下的地下进步组织“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
在1949年来临之前的半年，清华园就已经在组织上为它成为全国第一个被解放的大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最后时刻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终于按捺不住，派出军警包围各大学，按“黑名单”抓人。其中清华有59名学生。
从国共内战以来，北平的清华、北大、燕大等大学的学生反内战、反压迫、反饥饿的罢课、游行等抗议活动就没断过，一浪高过一浪。两年中，清华学生罢课达13次，罢课时间累积两个月。
当然，国民党的动作也从未停过。早在1947年9月，国民党教育部就曾秘密向校方提供了一份81人的黑名单。1948年6、7月间又与各校“会商达十余次”。
“黑名单”上的人，军警们一个人都没搜到。他们甚至完全不知道，陪他们一起搜查学生宿舍的清华中文系主任李广田，就是共产党员。
学生没有抓到，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清华的教授，国民党也没能带走几个。
11月下旬，已经确定要逃往南方的国民党，打算“南迁”清华、北大等一批名校。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社团在壁报等宣传工具上进行揭露斥责，教授们乃至校领导的绝大多数也都反对“迁校”。
随后国民党政府又紧急制定了“挽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计划，于1948年12月中下旬派专机接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分两批南下。梅贻琦和被誉为“全中国最博学”的陈寅恪教授选择了离开，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广州。
不过，被列入“抢救”名单的人，大多不愿跟国民党走。冯友兰就曾表示，自己留下，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认为，“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都拥护”。
有一天，蒋介石派了五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是一些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看到机上很多空位，便携家带口趁机回家探亲。后来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到机场接人，等了半天，却发现飞机上都是不相干的人。
解放清华园
共产党当时的做法， 和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比。
1948年12月13日，国共在北平西郊战事交锋。有清华两个学生找到解放军，希望不用炮击，不然将会毁坏清华、燕京两个学校以及多处古迹。得知之后，解放军立即停止炮击并请示上级，前线司令部果断命令部队火速避开圆明园、清华等古迹。
毛泽东又于15日凌晨2时亲笔批示，急电平津前线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
而清华园内，除了一开始听到隆隆的炮声，之后，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事，14日一早，师生们就发现，原来退守到清华园内，甚至已经在化学馆前布下好几门大炮的傅作义部队，人和大炮都不知所踪。
12月15日， 当时主持校务的冯友兰在全校大会上宣布： “现在傅作义军队已经全部撤走了，清华已经先北京城而解放了。”他提出，去留悉听尊便，愿留的当场签名登记。当时到会的人都签名登记，表示留下。清华园获得解放，清华大学成为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国立大学。
18日，解放军第13兵团政治部在西校门贴出布告，表示将“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学生，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
18日晚，两名解放军代表在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的带领下，来清华找到梁思成教授，请其将北京市内重要文物建筑标在一份军用地图上，以备一旦攻城时，解放军就是多流血，也要保护它们免受炮击。
之后不久的日子，又来了几位解放军，请梁思成编写了一份全国的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准备发到解放军各部队。梁思成立即带领年轻教师胡允敬、朱畅中、汪国瑜、罗哲文等连夜工作。一个月后，一本厚厚的《全国重要文物简目》及一份《古建筑保护须知》送到解放军手中。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有很多是参照这些资料。
军队没进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清华师生纷纷前往围观站岗的小战士。有个女教师看见战士是光着脚穿鞋，就打算送他一双袜子。不过，她去了不久，又回来说：“解放军果然不要。”
冯友兰在回忆录中说：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
这些举动，极大地争取了教授们的心，留下的教授们，草拟了一份《对时局的宣言》，在此宣言上签名的清华教授有张奚若、曹靖华、李广田、费孝通、钱伟长、张岱年等37人。宣言指出：“我们清华、燕京两大学的教育工作者终于在长夜渴望中获得了解放，我们对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的英勇和坚决，感觉无限的振奋，……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而鼓舞，我们为中国人民的新曙光而欢腾。”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对于新解放区大学的管理，中共中央早有计划。194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做出了《关于对中原新解放区知识分子方针的指示》，指出对于当地学校教育，应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我军所到之处，不许侵犯学校的财产、图书、仪器及各种设备。”
1949年1月16日，北平解放前夕，周恩来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时局的报告，再次重申了对原有大学的政策，“大学要维持原状。如清华有人要吴老(指吴玉章，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搞，我的意见可由学生、教授主持校务，等于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机构一样，先维持下来再说。”
走进新时代
在巨大的新变革面前，年轻人更加无法平静。按照清华校方的决定，学生上课到1949年1月8日止，开始放寒假，可是学生早已无心读书，忙于筹备进城工作，总是请假。寒假里，清华园内更是锣鼓之声不绝。
大秧歌，这种源自陕北的舞蹈更是在学生们的带动下风靡全校师生。两个同学迎面走来，甚至打招呼都扭着秧歌。每日清晨，体育馆前扭秧歌已代替早操。
为了迎接解放军进城，清华同学专门成立了迎接解放人民服务委员会，还把全校同学编成五个大队，每个大队六七个中队，每个中队三个小队。当时全校同学大约有1900人，参加工作的同学就有1821人。
当年的《北平日报》如此描述：学生已经行动起来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他们连夜开会，成立了几个大队分头行动。艺工大队的人，没有洗净油彩便去睡觉，不漱口就去扭秧歌，编剧本，排戏，制曲，填词，演奏……把工作安排的层层叠叠。问他们疲惫吗？答曰：“革命工作里没有疲惫。”
而留守的教授们，即使在时代巨变的潮流中，个人生活都没有安定下来，整天都为柴米油盐发愁，他们都依然坚守在职业岗位上，坚持教书育人，甚至仍然不断地探讨、寻求更好的教学方式。
1949年5月4日，军管会成立新的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任命叶企孙等21人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叶企孙等9人为常务委员，叶企孙任主席。军管会决定，自校务委员会成立之日起，旧有行政组织即行停止活动。
据清华校史记载，1949年，虽然全国政局动荡，但清华大学基本保持稳定，教学实验设备等仍有增加。各系的教学、科研设计都没有停滞，甚至有了不少新的突破。
1949年秋季开学时，文、法学院增加了一系列课程：辩证唯物论、哲学问题讨论、社会主义名著选读、毛泽东思想、马克思经济、组织与管理、农村社会学、资本问题等。后又根据华北高教会决定成立了“大课委员会”讲授辩证唯物论等课。
1949年清华园最浪漫的事情，莫过于4月9日的一场婚礼。在无数双清华学子、教授的目光之下，将于当年6月从土木工程系毕业的上海小伙子林建平，牵起了穿着洁白婚纱的美丽新娘何佩英的手，迈着导师梁思成和其夫人林徽因亲自教导的步伐，一步一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现场一片欢腾。
他们是清华大学解放后出现的第一对新人。六十多年后，这对当年的新人回忆，婚礼的一切都是由老师和同学们准备好的，大家和他们一样，就是想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在同样崭新的清华园里，满怀希望地迎接新生活的到来。
清华园解放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所住的新林院8号仍然保持着抗战前在总布胡同的“下午茶聚”。但是从1949年9月下旬之后，茶聚已经完全变成了工作讨论，客厅里也满是各种设计图纸。
因为从那时起，梁思成、林徽因和建筑系的十名教师一起参加了国徽的图案设计工作，她将自己的心血和学识全部倾注于这项设计。他们的设计方案于1950年6月被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选定为国徽。后来，林徽因又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的设计。
9月21日到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制定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张奚若、梁思成、费孝通、吴晗等教授参加了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大会采纳了张奚若关于新中国国名由“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
那几天每天晚上清华大礼堂都座无虚席，群情激昂，由出席政协会议的清华教授们传达当天会议的情况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10月1日开国大典这天，当队伍整齐、精神昂扬的清华大学方队作为最后压阵方队经过天安门广场主席台时，毛泽东高兴地回喊出了“清华大学万岁”的口号。
整个1949年，清华园的人沉浸在亲身参与大时代的极度兴奋中，气象一新的时代，也的确具有魔力，人人裹挟其中，跟着时代洪流滚滚向前。
张奚若：犀利的批评家
如说批判，他骂蒋介石独裁，也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若说建设，他对新中国“国号”做了一锤定音的贡献。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综合报道
抗日战争时期，张奚若是西南联大的政治学系主任，中间曾一度被国民党聘为参政员。在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他当着蒋介石的面骂国民党腐败、独裁。蒋长时间按铃欲阻其发言，“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他不但不予理会，说完之后还搞了个愤然离场，拂袖而去。后来，参政会再开会，国民党政府给他寄路费和通知，他回电报拒绝，上面写“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1957年，共产党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毛主席向他征询意见，他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评价之。
叱咤政学两界
先后被国共两党领导人奉为座上宾，这个张奚若到底有什么异于常人的本事？
张奚若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在辛亥革命中经历血雨腥风。后来，袁世凯窃国专权，他留洋海外寻找出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捧回了法学硕士学位。归国后，曾计划创办进步杂志，但却因为情况发生变化改走仕途，先后担任过北京国际出版品交换局局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等职。
民国期间的仕途之旅并没有显著的亮点，倒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参政议政，深厚的政治学素养才逐渐释放开来。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围绕新中国“国号”问题，与会者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民主国”两者之间争论不休。张奚若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我认为还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好，”他解释说，“人民”二字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了，没有必要再用“民主”重复一次。最后，大会采纳了他的意见。
更多时候，他的身份是老师。从1928年开始，他先后在中央大学、清华和西南联大执教，直到1952年9月出任新中国第二任教育部长，才正式结束长达24年的教师生涯。
在教育思想上，张奚若主张“兼收并蓄”，他的学生何兆武回忆说，张所授课程主要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和西洋哲学，其总体思想偏向于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对马列主义暴力革命并不怎么认同。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 《国家与革命》列为必读书目，规定同学们课下阅读。
他侃侃而谈的性格很受学生们的欢迎，1951年毕业于清华的朱镕基对张奚若印象特别深刻。2001年，他回母校做告别演讲，就特别提到这位老师，他说，“我们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
学术方面，他吝惜笔墨，目前所能查到的仅有《张奚若文集》里的11篇论文，据说每一篇都含金量十足。
著名法学大师王铁崖曾于1931年读到其中的《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一文，他评价说，“那真是一篇罕见的好文章”，即使时隔几十年之后，其价值仍然十分珍贵。
风云转圜的人生
能言敢谏者，大多逃脱不了因言获罪的命运，张奚若也不例外。
1936年，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触怒了当时北平最有权势的国军将领宋哲元，《独立评论》因此被停刊数月。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批评也让毛主席颇为反感。1959年，毛在庐山会议上提起这十六个字，并反驳说，“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当时，同样批评毛主席“好大喜功”的还有民革创始人陈铭枢，毛就把两人放一块儿批评，“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
在后来的“文革”中，陈铭枢因“公然诬蔑毛主席”，受到多次揭发和批判。而张奚若却因为是辛亥革命元老，并且曾经批评过蒋介石，被周总理列入了需要保护的高级民主人士名单，未受太大的冲击。
1958年2月，张奚若被免去了教育部长的职务，给他安排的新岗位是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个部长级的闲职，而且与他自1949年12月起担任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职务高度重合。1973年7月，84岁的张奚若终老在了外交学会会长这一位置上。
虽然身世颇多传奇，但这个清华校园里走出的“批评家”却没有足够详尽的资料。2006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包丽敏到国家图书馆检索张奚若，没有任何传记，只有一本《张奚若文集》，在里面收录的11篇学术论著、18篇时评和21篇政论中，仅有3篇是1949年后所做。
蒋南翔：开创新清华
如果说，梅贻琦是“旧清华”的一张“名片”，蒋南翔则在解放后塑造了“新清华”的精神，有人说，“今天的清华，依然是蒋校长的清华”。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综合报道
1952年的最后一天，阔别母校15年的蒋南翔，以校长的身份回到了清华大学。自梅贻琦1948年12月离开之后，清华总算有了新校长。
蒋南翔是清华大学校史上第一个共产党校长，任期近14年，人们习惯称他治下的清华大学为“新清华”，以区别他与前任梅贻琦及之前历任领导下的“旧清华”。
从学生到校长
39岁的蒋南翔从团中央调出，来到清华大学，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派，也是他的主动选择。当时，除了清华大学，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也希望他去工作。
1932年9月蒋南翔考入清华文学系之初，对自己的规划是当一个学者，因此，在入学的第一个学期，他埋头学习，给人印象也是诚朴寡言、沉静深思，显得有些腼腆。
不过，国难当头，蒋南翔的书桌没法平静。他开始加入清华校园里的三三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社联小组等各种类型社团组织，也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
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当局以维持治安的名义，派5000名军警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但在全体师生的帮助下，包括校长梅贻琦都提前通风报信，蒋南翔等人得以逃离。蒋南翔后来回忆，“是因为清华有民主传统，梅校长不把我们交出去，也是出于民主传统。”
在这样的环境里，蒋南翔迅速成长。1933年10月，大二的蒋南翔在清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加积极地参与并组织各种爱国救亡活动：集会、结社、出刊……到1935年他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已经是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了。
就是在组织和领导 “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中，蒋南翔撰写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全中国学子为之热血沸腾的名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离开清华后，蒋南翔一直很关注母校。1941年5月3日，在延安的他就和其他38名清华同学成立了延安清华同学会分会，并被选为总干事。1943年，蒋南翔和会长曹葆华还曾代表分会致函问候梅贻琦。解放初学校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候，他也很关注清华的情况。
在华北乃至全中国终于可以放下平静书桌的时候——这恰好是蒋南翔当初投身革命的原因，已经位列中共开国功臣、前途大好的他，选择回来当校长。
按照党的要求办学
1952年秋，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党中央的要求下，全国高等院校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大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
这次院系大调整，在当时被认为是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但三十多年后，它又成为高校教育改革的重点。
蒋南翔上任时，院系调整已近尾声，清华的文、理、法学院已被调走，只剩下的工学院，也被要求按照苏联的模式划分专业，以适应高速培养工业和科技人才的需要。一向被称颂为清华支柱的“文、理、工并举”的局面连同她的“通才教育”至此终结。
对于母校被“肢解”，蒋南翔很心痛，他曾对清华大学的工作人员表示：清华怎么会同意把理学院分出去呢？这对清华来说，无异于“大泻肚子”，“伤筋动骨”办工学院，理学院是绝对不少的。如果自己早到半年，就决不同意这个方案。
刚到清华，就有人提出，作为一个工科学校，清华图书馆已没有必要再保存文法图书和古籍，应该把这部分收藏分给北大。蒋南翔制止了这件事，说大学是文化中心，它的图书馆藏书可以也应该为社会各界服务并对外开放，拆散馆藏，会损伤文化。
正是蒋南翔这番话，保住了清华大学的文脉，多年后，当清华试图恢复成为一个综合性大学的时候，这批藏书成为宝贵财富。
不过，尽管对母校心存惋惜之情，蒋南翔贯彻起中央的既定方针，丝毫不打折扣。1951年6月，担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就职演说中说：“我认为建校方式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任务，没有建校方针。一个大学校长应以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的方针为己任。”蒋南翔更加不例外。
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深入教育改革，破除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逐步把她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工业大学”，而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
蒋南翔做的，就是坚决贯彻中央改造旧教育的政策，把清华大学建立成为一个多科性的工业院校，使之成为新中国“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这一过程，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样，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充溢了痛苦的记忆。
“政治辅导员制度”
职业革命家出身的蒋南翔，深知要完成为“旧清华”的改革，最可靠的保证就在于自己培养忠诚的新生代。挑选政治觉悟高、学习成绩好的高年级学生党员担任政治辅导员，这是清华大学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都保持的一项工作制度。创立者就是蒋南翔。
1953年1、2月间，蒋南翔从三年级学生中亲自选拔25名学习成绩好、政治觉悟高的党员担任政治辅导员，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这样既可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又可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干部。
随后，他每年都从高年级学生党员中选拔一些新辅导员，补充学生的政工干部队伍，并制定政策，政治辅导员可以推迟一年毕业，保证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又能学好知识。后来也有一部分辅导员由青年教师中的党员担任。
蒋南翔要求政治辅导员“两个肩膀挑担子，一个肩膀挑政治工作担子，一个肩膀挑业务担子”，以后俗称“两肩挑”。他鼓励大家，“年轻时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生有益。”
蒋南翔对政治辅导员不仅事必躬亲，而且钟爱有加，他对学校行政部门说：“他们(政治辅导员)毕业的时候，学校可以负责向人事部门介绍，分配给他们最好的工作。”
1963年初，他在清华首创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实施十周年时，他提出，这是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的有效途径，将来在清华毕业生中会出现一批部长、省委书记、副总理。
事实证明了蒋南翔的远见。自19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清华毕业生中成长为国家和省部级领导的，就有不少担任过政治辅导员。
据统计，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每届都有九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清华学习期间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
清华频出政要，根子就在蒋南翔。有一次北京大学吴树青问后来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张孝文，为什么清华的毕业生后来做省部级干部的那么多。张孝文回答，蒋南翔非常重视学生参加社会工作，培养他们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和能力，鼓励他们到基层去做一名服务于国家的劳动者，并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
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今天上午我看了清华大学一个报告。清华大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同时，蒋南翔1953年9月出任北京市高校党委书记，1960年出任教育部副部长，1965年出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由他首创的“政治辅导员”制度也成为其他高校学生政治工作制度的滥觞。
马克思主义教育家
政治辅导员制度其实也是蒋南翔最为知名的“又红又专”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这是蒋南翔把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教育方针结合清华大学的实际，摸索出来的一条办新中国社会主义大学的路子。
在蒋南翔看来，清华培养的人才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要做到“又红又专”。蒋南翔形象地比喻学校要建立四个“代表队”。政治辅导员是政治代表队；业务学习尖子是攀登科学高峰的登山队；运动员是体育代表队；文艺社团是文艺代表队。但不论哪支代表队，他都要求要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能够全面发展。“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是他在清华提出的另一个著名的口号。
对教师队伍，蒋南翔的要求也是又红又专。他提出“两种人会师”的主张。即帮助掌握较多业务知识的老教师努力提高思想觉悟，帮助年轻的党团员教师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使两种人都成为又红又专的教师，在清华大学形成了一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学术水平好、思想觉悟高的师资队伍。
吸收老教师入党，也是蒋南翔的首创。1955年他亲自介绍副校长刘仙洲入党，他为此专门写了文章《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在全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反响。此后，张光斗、张维、梁思成等教授一批批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清华大学，学术水平越高的群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越高。
“又红又专”的教育思想对清华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影响至今都非常深，尽管蒋南翔从1966年就离开清华大学的领导岗位，而且已经去世23年，不少清华研究者都指出，“今日清华大学，仍然是蒋南翔的清华”。
有研究者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提倡“又红又专”其实就是在保护“专”，如果没有“又红又专”的教育理念，建国以来清华大学为国家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可能也会大打折扣。
事实上，在确保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贯彻落实的前提下，蒋南翔一直都在努力按照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来办学。这也是蒋南翔今天会被当成一个教育家而非单纯的政治家被怀念的重要的原因。
在那个一切唯苏联是从的教条时代，蒋南翔到清华第三个月便开始在各种会议上强调，学习苏联过程中必须克服形式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倾向，强调“制订教学大纲要体现国家的需要，是中国化的大纲，不是苏联的大纲”。
1958年“大跃进”，中央批判所谓“三脱离”，发动“第二次教育大革命”，把劳动引入教育，让教学以生产为纲，蒋南翔并没有一味跟随，而是审时度势，力保清华正常上课，教育质量不降低。
也就是在1958年，在蒋南翔的热情支持下，水利系学生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承担起密云水库的设计任务。时至今日，北京的市民们仍然在享受着密云水库的福祉。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从那时起成为清华传统。
“文革”期间，蒋南翔被打倒，他领导的清华也放不下平静的书桌了。直到1979年2月，经邓小平提名，调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才重又回到教育系统。1986年1月，突发心脏病入北京医院， 1988年确诊为胃癌晚期，5月3日逝世，终年75岁。蒋南翔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
新清华
新清华之路
1948年底，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选择离开北平。这个奠定清华校风的教育家离开后，清华的命运转交大时代之手。从一个只剩三四个系的工科院校，到目标锁定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自强不息”的校训在新的时代缓释着巨大的能量。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综合报道
2011年初举行的清华媒体交流座谈会上，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清华将争取在今年即建校一百周年之际，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追忆历史，在摆脱院系调整的重创后，1985年，清华大学就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列为目标。
院系调整
蒋南翔1952年底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教师班底都是梅贻琦任上留下来的。这些教授基本上非常拥戴梅贻琦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等清华传统。
然而，坚持“又红又专”办学方针的蒋南翔没用几年，硬是赢得了绝大多数“老清华”铁杆拥戴。
当时的蒋南翔也面临着重大的考验，一方面要面对新中国教育方针对清华大学原有传统的冲击，一方面要想尽办法保持清华大学在全国一流大学的地位。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950年2月，教育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新中国教育工作的目的，即“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
1950年6月，教育部长马叙伦在全国第一次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随着国家建设的逐渐走上轨道，逐步计划化。中国过去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政治的不统一，反映到高等教育方面，就是极端的无政府状态，各立门户，各自为政，现在新中国已经有了坚强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我们的教育工作就应该以此为基础，在统一的方针下，逐步做有计划的布置和开展。”
正是在这个思想下，有关方面首次提出了院系调整的任务：“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自此轰轰烈烈地开始。
清华的文、理、法学院都被分割走了，只剩下工学院。曾拥有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吴宓、朱自清等一代人文名师的全国一流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因为院系调整，眼看就要迅速沦为一所专业极为狭窄的二流专科院校。
蒋南翔要阻止清华沦落并把它改造成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他采取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结合国家的需要，在清华创立一系列高新技术专业，发展清华的应用理科专业。
从1955年末，清华陆续建立了实验核物理、同位素物理、放射性稀有元素工艺学、电子学、无线电物理、电介质及半导体、热物理、空气动力学、固体物理、自动控制等10个新技术专业；1956年设立工程物理系。
1958年，周恩来和陈毅到清华考察，陈毅欣然题字：“向高级科学进军”。这其实就是清华当时办学方针的写照。
随后几年，清华又相继增设了工程化学、工程力学数学和自动控制等系。到1965年，清华大学已拥有12个系40个专业。虽然蒋南翔提出要把清华建设成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但从上任第一天起，他实际就带领清华坚定地走上了自我复原为综合性大学的道路。
在蒋南翔的领导下，院系调整后相对削弱了的清华师资队伍重又发展壮大起来，并在建立新师资方面摸索出一套较为成熟的经验。
因为教学、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提倡，蒋南翔时代的清华不仅产生了1958年开始的“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这样的创举，也使科学研究成为清华一项重要的任务。
在1965年举办的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上，清华参展有70多项成果，为各校最多。这其中就包括为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核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一系列重大成果。
1957年，从清华的西南联大时期物理系毕业赴美留学的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享誉全球，而他们的同学和师兄弟选择了隐姓埋名，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发并取得巨大成功。
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陷入一次次政治运动之中，每所大学都深陷其中。每一次，蒋南翔必须响应中央，但他的办学方针和方法毕竟给清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虽然十年“文革”对清华摧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清华出的许多重大的科研成果和杰出学者，就多根植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的工作。
“按教育规律办事”
“文革”期间，蒋南翔被打倒，清华大学的领导权落入 “四人帮”干将——军宣队谢静宜和迟群之手。“文革”结束时，清华的教职员工是9600人，而在校生只有6000人。
拨乱反正，夺回失去的岁月，是“文革”结束后担任清华校长刘达最重要的工作。
1977年4月，66岁的刘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任期至1983年5月。他是蒋南翔1976年平反复职之后，亲自推荐的人选。
刘达实事求是地提出“依靠清华，办好清华”的指导思想，到校伊始，就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做出两个重要决议：给师生干部平反并大胆起用老清华人。
据统计，刘达依靠清华的师生员工及学校原来的干部，一共平反了“文革”前后1800多起冤假错案。
尤为难得的是，很多这方面的工作，都是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进行的。1984年到1988年任清华党委书记的李传信评价说，刘达做了三件重要的事：平反冤假错案；依靠清华内部的力量办清华；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对于新时期学校的格局，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原本就是邓小平给刘达的“尚方宝剑”。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亲自接见蒋南翔和刘达等人，强调：“办学校，要按照学校工作的规律办，要按照教育的规律办。”
当中国再次打开国门的时候，人们发现，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在社会经济领域，还是在科技和教育领域。
影响也开始传导到中国的高校的专业设置。
在刘达任期，1979年的清华大学明确“从多科性工业大学逐步转变为以工科为主，兼有理科、文科和管理学科的综合性大学”的初步规划。
1978年1月起，清华开始调整不合理的规模、布局和学科设置，也新建了一批高新技术专业和新兴科学，如成立计算机系、汽车系、自动化系、环境系、材料系等；除此之外，清华恢复和增设了理科应用数学系、现代应用物理系，还增设了外语系、社会科学系、经济管理系等，准备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1993年，清华又组建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在清华具有悠久历史。60年前的文学院、法学院大师辈出，冯友兰、陈岱孙、梁启超、陈寅恪、曹禺、钱钟书……一大串熠熠生辉的名字，不仅是清华的骄傲，也是这个国家的荣耀。
改革潮
1983年6月，教育部在武汉东湖召开高等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尽快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参加会议的4位已退居二线的老教育家李曙森、匡亚明、刘丹、屈伯川联名拟定了一个提议，建议国家拿出50亿元，重点资助50所高等学校，使它们到20世纪90年代在办学条件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被认为是高等教育“211工程”的雏形。
1984年10月，党中央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就是当年，国务院批准把清华大学列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十所高校之一。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清华在1984年提出了一个带有时间表的奋斗目标：“争取在九十年代，把清华大学办成一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世界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
具体负责阐述这个奋斗目标的，是刘达的继任——高景德。1983年5月，72岁的刘达自愿退休，并推荐电机系教授高景德继任，这一交接被认为是让清华续上了蒋南翔时代传统——清华的校长出自清华教授。高景德之后的张孝文是清华大学化工系的教授，再往后的王大中校长出自清华核能研究院；王大中的接替者即现任校长顾秉林，他出身清华大学物理系，也是清华校史上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高景德和张孝文主政清华时，恰逢中国打开国门、施行改革开放，国家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蓬勃发展时期，强调发挥大学的科技生力军作用。
在这样的时代影响下，清华大学与社会的结合，逐渐紧密起来。
1982年，党中央强调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在这种形势下，1983年7月，“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开发服务部”成立，1984年11月更名为“清华大学科技开发部”。开发部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学校科研成果在社会上的转让和推广应用。1988年，在这个科技开发部的基础上，清华成立第一家校办企业清华紫光。
在1983年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一个问题随之更加突出：亟待提高管理水平的企业对管理人才有着更强烈的渴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84年清华经济管理工程系扩建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基担任首任院长。
朱基此后也不因为职务的升迁，放松经管学院的工作，他不但亲自指导博士生，还经常请来经济领域的顶级专家到校讲座并兼职。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东方风来满眼春”，但落后的中国企业管理水平让当时的高层领导深感痛心。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4年朱基大声呼吁推动商业教育的发展。
1985年，为满足社会日益旺盛的求知需求，清华成立我国第一个继续教育学院，面向社会不同需求，举办各种层次、类型的培训班、进修班、研讨班和提高班。
新清华在路上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起清华的办学目标时表示，不管怎样，建设国际一流大学也是给中国高校教育提出的一个明确目标，如果没有这个目标，中国高校教育发展会失去方向。
清华在1985年就提出，逐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1993年，在暑期党政干部会上，清华第一次明确提出，“到2011年，清华大学建校100年，争取把清华大学建成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
一直主持清华核能技术研究院的王大中院士，正是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已经上升为国家期望和行为的时代背景下，接任清华校长一职。
很多清华人认为，在王大中担任校长期间的近十年里，是清华突飞猛进的时期，清华大学现在的“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学校格局得以基本构架成型。
也正是王大中开始逐步细化“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进入21世纪，清华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即：第一个九年(1994～2002年)，调整结构，奠定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过渡；第二个九年(2003～2011年)，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力争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第三个九年(2012～2020年)，整体推进，全面提高，努力在总体上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按照这个计划，成为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古老的清华在100年后，还必须走在路上。
赵纯均：老经管的荣光与思索
他亲历着清华经管学院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这个变迁史，见证的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史。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午后的阳光从窗户里进来，墙上挂着的一张张照片有温度起来。
赵纯均站起身来，解释着一张张照片上的“历史事件”。这些和他的合影里，有哈佛商学院、麻省理工等知名商学院的院长，也有知名的企业领袖，更有清华经管学院第一任院长朱镕基。
谁能料到今天在气派的伟伦楼、舜德楼里占据了整个“地盘”的清华经济管理学院，最早也面临着缺钱少人才的窘境呢。谁又能想到，参与建设和见证清华经管学院的老院长赵纯均起初是电机系的毕业生呢。
被当院长助理
一切要从1986年讲起。
那年，赵纯均从维也纳归来，四十出头的他心情很好。之前他刚被派到维也纳一研究所做研究学者。回国之前，所长邀请他去麻省理工攻读人工智能的博士学位。他婉言拒绝，只想着赶紧回国。“国家太穷，要赶紧回来做点事。”
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企自动化专业，而后留校任教，赵纯均对从事了二十年的专业有很深的感情。到家的第一个晚上，自动化系的两个领导就来到家里。他们给赵纯均带来一个意外的消息，校领导有意把他调去经管学院，系领导劝他不要去。
在一个工科为主的学校里，刚成立两年的经济管理学院显然不一定是好去处。而且，赵纯均对经济管理专业根本不熟悉。“内心里不想去。”他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随后，清华校领导开始找他谈话。谈到第二次时，校领导撂下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党员？
“是。”
“是就去。”
这样，赵纯均硬着头皮去清华经管学院上任了。院长助理，这是他的第一个职务。他走到清华东门的那栋红色小楼里，小楼的一角属于这个两岁的经管学院。
原来的自动化系，一年的科研经费上百万，但在经管学院只有14万元。这里120多个教师，人数不少，但一部分来自学校工科系，跟他一样，正努力学习。一部分是刚毕业的硕士，没有教学经验。一部分来自社会招聘。总之，坐在台下听课的学生意见很大。
一次，一个学生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听说院里又来了新领导，我们要反映一下，老师上课的水平很不怎么样。”校、院的领导坐在台下听课也皱着眉头。“缺钱、缺人才，矛盾多。”这是清华经管学院给他的第一课。
转折1992
学生的意见其实有历史原因。清华大学经济系创建于1926年，但由于建国后院系调整一度停办。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上上下下都认识到当时我国科技落后管理更落后，这时，清华在工科的基础上尝试恢复设立了经济管理工程系。赵纯均认为，这是一个“混血儿”，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系的名字，“怪怪的”。
1984年，清华经管学院正式成立。
那个时期，国民经济的船如何开，尚在争论之中。清华准备请在国家经济工作中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担任院长一职。时年56岁、清华大学校友、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欣然接受了这个职务。
朱镕基对经管学院的发展倾注了心血。虽然他工作繁忙，但每个月都要抽一两天来经管学院办公。他希望把经管学院办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但是老师们对这一目标都诚惶诚恐，感到离得太远。
朱镕基曾列出一串名单，上面有十多个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名字，他亲自把他们请来，给经管学院当兼职教授。
商学院的一个主要产品是MBA人才。教育部负责人在1988年访问了加拿大。去之前，他们来到经管学院，赵纯均趁机进言开设MBA学科的好处，“他们考察之后就开始启动相关研讨工作。”
经管学院的发展就在这一点一滴的争取中进行。真正的转折点在1992年，中国确立市场经济的道路。赵纯均说，“市场经济有一般的规律，同时，高等教育本身应当主动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这两条明确了，这个学院怎么办就很清楚了。”
1994年十年院庆大会上，朱镕基对学生说，“如果你们一个人能搞好一个企业，中国的经济就有希望了。”这句话一直勉励着清华经管的学子们。
发展与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办管理教育，管理学院的国际化既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又是衡量管理学院发展水平的标尺之一。大力引进高水平的海外师资，加快国际化步伐成了赵纯均们建设世界一流管理学院的主要举措。
在赵纯均看来，经管学院的发展变化从1992年之后就明显起来。从人才引进来看，2000年之后，这个步伐明显加快了。
2000年，在朱镕基的积极推进下，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成立，为清华经管加快国际化的征程添加了助推剂。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汉克·帕尔森、英国石油公司集团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先后担任主席。
其时，经管学院发展了16年，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初具模样，但下一步如何发展，需要规划。为此，经管学院请来麦肯锡做战略发展规划。
麦肯锡拿到了美国所有知名大学管理学院的教师名单。凡是看到教授名单里有像华人名字的，就挨个打电话问对方是否想回国。150个电话下来，大多数教授表示愿意回来，但有三个顾虑。一怕国内人事关系复杂，二是担心不熟悉国内状况，第三是待遇问题。教授们希望先短期来清华试教。这就启发赵纯均等，想出短期招聘特聘教授的“招”。
2002年，清华一口气招聘了28个特聘教授。这批人分别有三个月的受聘期，每人25万元人民币。“清华百万年薪聘教授”在当年引发了轰动，也开启了经管学院规模引进海归的大门。
2002年，经过多年的论证和努力，教育部批准在我国试办EMBA教育，清华顺势推出了EMBA项目。
二十多年过去，从小楼的一角到气势恢宏的伟伦楼和舜德楼，从名不见经传的小系到《财富》英文版的封面主角，经管学院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不能说现在清华经管学院达到了国际一流的水平，但是我们为此打下了基础。”回顾过去二十多年，赵纯均说。
2005年，赵纯均卸任经管学院的院长，现在担任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但他没有停止思考。
“但我不赞同全盘引入，中西方文化有明显差别。比如我们有门课《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和实践》。这课非常重要。中国的政策环境是非常有特色的东西，由于处在转型期，每个阶段都可能发生变化。这是国外商学院理解不了，比不了的优势。”
他乐于见到更多符合中国特点的本土教学框架的建立。
当然，随着时间的发展，他的某种遗憾感越来越强。“教育的本质应该是传达正确的价值观。现在的教育内容中缺少这部分的内容。没有指出来什么是对的，有点混乱。”
他为如何在经管学院中进行有效的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教育而犯难。
“我反对现在所谓的个人价值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要考虑能为国家和民族做点什么，一心想着谋私利，应当是被人瞧不起的。这才是清华的传统，为国家，为民族，然后才是自己。”他说。
那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
几乎在国家历史上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那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都将清华大学独特的爱国因子不断释放。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综合报道
1919年5月4日，清华大学高等科饭厅门口贴出了一则布告，上面抄录了岳飞的《满江红》：“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则布告出自当时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之手。这一天，地处北京郊区的清华园像往日一般静悄悄，而在城内，北京大学等学生则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示威大游行。
清华是用庚款办起的，从建校起，清华人就立志明耻图强。但当时的清华却少问政治，一是因为学校交通不便，实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二是多数学生为了留洋而埋头读书。这让清华学生未能参加白天的天安门集会游行。到了晚上，有进城同学返校，讲述了城内沸腾的爱国热情。
消息传开，清华园内群情激愤，爱国热情涌动，闻一多连夜抄录贴出的那则布告便是极好的例证。
某种程度上，这则布告以及随后一个月内清华年轻人的作为，为这所用战败赔款创办的大学注入了爱国的性格因子，并在此后国家进程的关键节点上不断释放。
第一次“觉醒”
清华园的沸腾从第二天开始。5月5日晚上7点半，清华全体学生集合在体育馆前的操场上，召开大会，中等科四年级学生陈长桐为活动主席。大会决定从5月6日起，清华全校罢课。
后来，毕业于清华的著名国际活动家冀朝鼎曾说：“五四以前，清华学生的政治兴趣很单薄，一心一意只想留美……在清华学校内因政治事件而轰动全校的，以五四为第一次。”
大会结束后，学生代表继续召开会议，并正式将活动团队定名为“清华学生代表团”，以救国和做外交后盾为宗旨，陈长桐出任团长。
5月7日，北京各校原定在天安门举行“国耻纪念会”，但被北洋政府派军警强行禁止。9日，清华在体育馆举行了“国耻纪念会”，会上决议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陈长桐带领清华学生庄严宣誓：“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
随后，清华同学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和18个宣传队到城里开展反帝爱国演讲。据记载，清华在6月3日有100余名同学进城演讲，被捕达40余人。4日进城演讲人数增至160余人，被捕者近100人。
梁实秋曾随陈长桐进城演讲，在前门外珠市口，他们从附近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陈长桐在群众围观中慷慨陈词，周围人多受其感染。
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学生的服装与城里学生不一样，平时都是穿着普通棉布衣服，可是列队进城演讲时却是统一规整，高等科的学生一律着兵操军服，中等科的学生一律着童子军装，颇为壮观，甚至受到城里百姓的盛大欢迎。可也是因为这个，上千北京学生被当局逮捕时，清华的队伍最整齐，所以集体被捕，所占人数也最多。
对于五四运动中的清华学生，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写道：“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
中国的“贞德”
“觉醒”之后的清华年轻人开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1935年12月初，日本策划的所谓“华北特殊化”宣言让爱国学生无不痛感华北的沦丧已经迫在眉睫。直接领导北平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北平学联党团当机立断，决定在12月9日举行大规模抗日救国请愿活动。
时为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的中文系三年级学生蒋南翔奋笔疾书，起草了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著名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课桌了！”清华园中发出了“一二·九”运动的第一声呐喊。
12月9日的拂晓，冒着严寒，清华同学带着连夜赶制的旗帜和标语，徒步沿平绥路向西直门进发。9点左右到达西直门，与燕京等校学生汇合，可是当局紧闭城门，阻扰学生进城。同学们含着泪高喊：“中国人的城门，已经不许中国人进了！”经过商量，领队决定在西直门外墙边召开群众大会，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
7天之后宣武门下的一幕成为清华学子“热血沸腾”的最好注解：被阻止进城的学生多次试图冲开城门，相持中，清华女学生陆璀贴着地面爬进了城门，她把一根铁门栓抽下，又用手去拧动扣住门环的铁丝，向城外高呼：“冲呀，冲进来呀！”她立即就被赶来的军警抓去了，并遭到一顿拳打脚踢。陆璀毫无惧色，大声质问军警：“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人？”
当时著名的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正在现场拍照，他跟踪陆璀到警察所，并对她进行采访，当即发出一条新闻。第二天，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大标题是“5000中国人奋起反对日本统治，警察击倒60”，副标题是“北平学生被打，‘贞德’被捕”。这篇报道中把陆璀誉为中国的“贞德”，清华年轻人的热血瞬间迅速传遍世界，引起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
抗战爆发，偌大的华北真的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
国难之际，清华大学不得不先赴长沙，后奔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大。在这里，除了呐喊与游行，这些年轻人用更实际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热忱：参军，上前线。
联大同学曾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参军活动。1937年12月10日，国防服务委员会作出决议：“凡本校学生有到国防有关机关服务者得请求保留学籍，其有确定服务机关者并得由学校备函介绍。”不到两个月，据教务处登记簿，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肄业证明和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的就有295人。
这些学生的去向大致分为三类：去军事系统从事技术工作；参加战地服务团，分赴各地从事救亡工作；有的去延安、新四军以及华北、华东敌后工作。
1941年，日寇占尽空中优势，中国空军飞行员牺牲者甚众，当局决定在大学生中招考飞行员。
许多联大学生勇赴国难，踊跃报考，结果有12人被录取。他们走进昆明巫家坝空军航校大门时，大门两侧的对联写道：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他们经国内外训练后分批回国参战，和盟军一起痛击日寇陆空军。12人中有5人牺牲。
据统计，从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到西南联大，共有1100多位学生离校参战，这意味着，每100位同学中，就有14人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投笔从戎。
23岁半与“200号”
1956年1月，《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意在解释艾森豪威尔政府如何结束朝鲜战争的文章。美国国务卿约翰·弗斯特·杜勒斯透露他曾向北京传达过一条“不可能错的警告”：如果加速谈判解决的努力没有进展的话，美国将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对此，毛泽东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点吧。”
当时，担任清华校长的是曾在民族危亡之刻写出《告全国民众书》的蒋南翔。这位坚持为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建设人才”的校长，自然要为国家分担重任。
1958年7月，他决定建立以反应堆为中心的原子能教学、科研和生产联合基地。在工程物理系主任何东昌的领导下，工程物理系反应堆工程专业师生开始设计游泳池式屏蔽试验反应堆。同年11月，选清河以南、距清华园东北边界约600米的后八家为反应堆厂址，并开始施工。
1960年春天，屏蔽实验反应堆在北京南口以东、虎峪村以南地区破土动工。屏蔽试验反应堆最初在校内基建项目的编号为“200”，这就是核研院俗称“200号”的由来。
屏蔽试验反应堆是我国第一座自行研究、设计、调试建成的核反应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参与反应堆建设的200多人中，有讲师1人，助教10余人，学生100多人，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这是一支不折不扣的“青年突击队”。
他们住在帐蓬或虎峪村老乡家中，在村里一座破庙露天开伙。首先自己动手从水库大坝修水渠通水，靠肩扛手抬修通从昌平到虎峪的第一条高压供电线路。接着就是挖地基，搞土建施工。
“一马当先，全面跃进。”经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64年国庆前夕，这些年轻人不可思议地建成了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原子反应堆，并临界启动一次成功。
他们实现了“用我们的双手开创祖国原子能事业的春天”的青春誓言，更重要的是，就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而言，这打破了国际核垄断封锁，使中国提钚技术跨入国际先进行列。
1979年4月，清华原子能基地更名为核能技术研究所，2003年更名为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核研院)。
现在，这个由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年轻人参与组建的核研院，是我国教育系统中最大的实体研究院，取得了多项顶尖成就：目前，由清华牵头的国家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的高温气冷堆商业示范电站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进行建设。
时代使命
77级是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毫无疑问，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这是最为特殊的一代，他们从“文革”的苦难岁月中走来，面对的几乎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以一种迅猛的姿态开始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可是清华的年轻人们，就像每一个身处这场巨大变革中的中国人一样，陷入一种迷茫之中：中国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追赶世界？个体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其中？
许多年以后，有的人甚至会小心翼翼地求证：“如果在1978年，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居然差那么远，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追赶的勇气。”
这种迷茫也存在于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二班同学的心里。
1979年12月，新学年开始后，他们以召开班会的形式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可以想象的是，在中国其他的大学，这样的讨论肯定无数次的上演。
“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是讨论的三原则，这保证了每一种声音的自由和畅快，而这种自由和畅快在不久之前的中国还是稀缺品。
在一番激烈的思想碰撞之后，一个叫王文一的同学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取得了全班同学的认同。
这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还把这个口号做了拓展：化工77级2班带个头，把清华全校的学生带起来，然后把整个社会带起来。
转过年来的1月26日，以“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为己任的《中国青年报》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作为了当天报纸的头版头条。
随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高度肯定了这句口号。它陆续登上《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头版，这意味着这句由一个清华班级提出的口号得到了国家政治层面的认可。
由此，这句朴实的口号走出了清华校园，引起了年轻人强烈的反响与共鸣，成为那一代年轻人的人生准则：他们拼命地学习，发誓夺回被耽误的岁月，不辜负时代赋予的使命。
后来，“时代使命”被一代又一代清华年轻人赋予不同的时代内涵：它是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后，两千余名清华学子在美英驻华大使馆前发出的“解散北约，还我同胞，捍卫主权”的愤怒吼声；它是汶川地震第二天，紫荆学生公寓楼前，两个小时之内，上千人排队等候献血的数百米队伍；它是08北京奥运会上，3000余名清华学生志愿者的热情和汗水；它是国庆60周年庆祝活动中，参与到群众游行、广场合唱、广场联欢和复兴之路演出等活动中的5000多名清华学子……
从清华学校到西南联大，再从西南联大到清华大学，这所学校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几乎在国家历史上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将这所诞生于隆隆炮声中的学校所拥有的独特爱国因子不断释放。
温诗铸：我的水木清华
口述 ／ 温诗铸
我是1951年来清华的，1955年留校。到现在，我在清华待了60年。
刚进清华那会，清华还很小，路中间是詹天佑修的那条铁路，现在挪了位置。那时候刚解放，我19岁，一腔热血是对国家欣欣向荣的期待。刚进大学那会，班里组织了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件，是去看圆明园，那是民族的耻辱；一件，是去爬八达岭长城，那是民族的骄傲。
清华的老师，早些时候都是清华自己培养的，在这里上七八年学，然后继续留校搞教学搞科研。说实话，我在清华读书的四年，也没学到多少东西，整天搞运动。但是，清华的精神是一代一代传承的。刚留校那会，钱伟长是我们系里的老师，我负责行政，每个月给他送工资。他就一直和我说，要掌握牢固理论，不要随随便便就动手。这些口传心教，一点点的影响我。
清华成立国学院，梁启超就提倡“著书立说”，我理解的是学问要研究扎实，成体系，这是清华早就有的传统。
这些年，我认为清华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一个精神：自强不息。
刚毕业那会，我到了机械系。我的领导就批评我搞科研太慢了，他当时说的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搞科研，你应该像电影里一样，在前面冲锋……”说完，接着把我拉到保密室去看美国一个侦察机，他们的轴承转得很快，是因为有一种特殊材料。让我去搞那个特殊材料。当时，什么条件也没有，硬是搞出来了。后来，让我搞离心机，就给我一张草图，也是什么也没有，我们十几个人，十个月就搞出来了。克服一切困难，搞科研。
但在专注科研的这条路上，因为历史原因，清华走了一些弯路。
50年代，学苏联。苏联的教育体系里，有两个特点。一个高校理工分家；一个是高校不搞科研只搞教学。我们心里都觉得这样不科学，私底下，心里都不赞成。能怎么办呢？那些年，清华的理科被分到了北大，清华的校长就开始大量的设置新专业。包括，工程力学，工程物理学，工程化学……等等。在各个理科学科前面加上了工程。这样，看上去是工科了，实际上还是理科的内容。那时候，清华还以教学的名义建立了科研实验室。看上去是搞教学，实际上还是搞科研。
从反右开始，到后来的“大跃进”，再到庐山会议，每次，清华都被抓走一批人，都是一些坚持科学精神的老师。我有好几个同学，都被抓了。当时，我也思想不通。但是又不能对着干。所以，我是白天搞科研，晚上写检查。那时候，我是双重人格，整个心态很别扭。“大跃进”那会，搞超声波和大炼钢铁，我都没参与，我觉得是违背科学的。我被批判为“骄傲自大，自己觉得比党还聪明”。还给我扣了三个帽子。
清华的另外一个宝贵的精神，是行于先。
我们住的那个家属院，是北大、清华两个高校老师一起住的，刚入住那会，没有通水，下水道也有问题，北大的老师就写报告，向上面反映情况，也写大字报到处贴。我进去入住的时候，一看，哪里不行，自己动手赶紧修，修完了接着装修，然后很快就入住了。清华的老师一般都是我这样的，自己动手干。
我现在搞的这个实验室，好几个亿的项目，没有花清华一分钱。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科研项目，写报告向国家申请经费，或者自己到企业做调查。学校也一般不会给我们提具体的要求。我甚至觉得，清华的校长很好当，各个老师都自己要求自己，有了想法，接着就行动了，没那么操心。路上遇见顾秉林，我们聊天，他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们都是自己在要求自己。清华的老师就是这样。你看，在清华，大家讨论一个话题，接着两三天就有人去做出来了。动手能力强。
清华最宝贵的，并且对我影响最深的也就是这两个精神，这是好几代人传承下来的。
(中国周刊记者张友红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