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始，中国历经三次科普热潮，但从“科学救国”到“科学普及”再到“科学传播”，路途并不近便。板蓝根、绿豆、碘盐……一次次抢购风潮验证了今日中国人距离科学生活依然遥远。在由上而下的“科普”教育几成强弩之末时，一群以科学传播为生活和职业的年轻人，却在引导大家如何与科学碰撞出浪漫。于他们，科学是一种态度，更是科学公民融入骨子里的一种精神体现。
“出逃”的科学青年们
在日本3·11大地震后，这群或多或少梦想过当科学家的年轻人，以自己的方式，粉碎谣言、传播科学。他们以身示范：传播科学，既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力量
本刊记者/张蕾
愚人节前一天，果壳网CEO姬十三又去给某时尚类杂志拍照。其间，化妆师嫌他头发太长，顺手给剪了。后同事告知：据说，“那个造型师以前在东田给人剪发两千一次！”姬十三心想：“赚到了……可跟我家门口30块钱的比，我也没看出什么区别嘛。”
此前，他和他的同事们也曾面对过各种镜头，有时要描眉扑粉，有时还要举着各种试管、量杯——象征他们的工作有科学特质，确切地说，他们是做科技传播的。
从科学松鼠会到创建果壳网，四年来，“让科学流行起来”“剥开科学的坚果”的生动口号，以及姬十三和他的团队，早于科学本身在大众中先流行起来。
这样的悖论并无坏处。如果科学可以用来娱乐，如果科技传播者的生活方式被向往，科学的普及才可能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这些“出逃”的科学青年们，给这种合理性增添着可能。
换个主场搞科学
“爱科学就不要跑，换个主场一起搞。”
这是去年果壳传媒和科学松鼠会联合招聘的广告词。标题为“寻找科学逃兵”的招聘海报上画着一个绿怪物，叼着一支冒粉色烟尘的卷烟，较劲地使着打字机，旁边的纸篓里，揉成团的废纸多得冒尖，屋里陈列着人体标本，玻璃器皿中养着花儿。
逃兵一号就是果壳和松鼠的共同“老板”姬十三本人。他念博士时研究的是“学习和记忆的行动机制”：“听起来蛮好玩的嘛，其实我每天做的事情无非是记录一些细胞的电流反应。当然不是说这样的工作没有意义，这只是庞杂工作的一小部分，但是可以窥全豹的。乐趣不一样。”
于是他“出逃”了，先是成为自由撰稿人，而后建立了科学松鼠会，名震科普界。
去年，姬十三注册成立了果壳互动传媒有限公司，下辖果壳网是一个以面向都市科技青年为主的社交网站。除了公司化经营与科学松鼠会的NGO属性不同以外，更广泛的面向、更大众化的传播也是两者的重要区别。
在头号“逃兵”的精神感召下，在“寻找科学逃兵”行动后，科学青年们聚拢过来。
3月22日，距离日本东北部强震过去11天。果壳网主编徐来(网名拇姬)总结编辑团队在这次突发事件中的表现：“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在(新闻)现场，我们的现场不在东京，(而)在广大公众中，因为谣言出现恐慌的公众中，我们要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我们的资源来给大家做解答。”
在3·11地震之后，中国各地都曾出现“吃碘盐预防辐射”的谣言，引发抢盐风潮。果壳网通过微博和“谣言粉碎机”主题站文章率先发出辟谣的科学依据，引来各媒体纷纷转载。
“减轻辐射所需剂量应该是24小时内一次性服用130毫克碘化钾。一般来说，要达到和服用碘片同样的效果，一个成人必须一次性至少吃下3.3千克碘盐，但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健康人每日食盐摄入量是6克左右，这样一来，碘是补够了，人也齁死了！”“比吃加碘盐更不靠谱的一件事是吃海带。根据测量，每千克鲜海带含碘最高量是2.4毫克。用上面提供的数据可以算出：要达到和吃130毫克碘片同样的效果，一个成人必须一次吃下41千克海带！这……要是不撑死，也得吃得累死！”
徐来总结说：“我们在做非常严肃的科学报道的时候，也做了非常有趣的东西出来。”
凭借地震之后专业、迅速的反应，在新浪微博上，一周之内“谣言粉碎机”的粉丝量增长超过50%，“果壳网”的粉丝量增长超过70%。
“让科学流行起来”
除了利用专业知识帮助公众分辨社会生活中的健康问题、公共安全等实用问题，这群科学“逃兵”们还倡导“科学本身具有娱乐性，很好玩的”。
“比较经典的案例是美剧，很多科学美剧，比如医疗剧、犯罪剧，有很多科学元素，科学是可以拿来作为娱乐产品很重要的一个点的；再比如说探索频道，带有科学性的娱乐频道，是娱乐工业的一部分。”徐来说。
《瀑布》是荷兰著名画家埃舍尔生前创作的以“不可能存在”为主题的系列画作中的一幅。画中出现了瀑布永动机。而4月1日这天，由DIY站编辑张浩主要制作的“永动机”模型被作为愚人节的特别产品展示给网友。在呈现的视频中，倒入蓄水池中的蓝色液体满溢后，由低处顺渠流向高处，并在最高处瀑布式垂下，冲击蓄水池上方的转轮，使之转动，同时回池的液体继续满溢，循环以上过程。这是“永动机”的视觉效果。
而实质上，“永动机”利用摄像机的拍摄角度产生人的视觉错觉，误以为水向上流动，而水渠的尽头和瀑布式下垂之地也并不接壤，实质相距一米左右，利用“借位”产生接续效果。瀑布的垂水源是另外的动力提供的。
整个模型仿真性强，就连埃舍尔建筑上惯用的多面体球状装饰物也不落下，经过数学计算后剪裁纸张，糊出了个一模一样的。视频制作也很精良，一度有媒体人猜疑视频造假。后张浩发布解释贴，不论是制作工艺本身还是科学原理的应用，都让网友们惊叹。
当然，这个“永动机”无法真的为我们的社会生产实践带来实在的好处，但相对于愚人节一些没有什么营养的纯粹整蛊，DIY的这种玩法相对高级，更有技术含量。
“科学也是可以作为娱乐的，我们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比如说我们提供很多跟科学有关的有趣的东西，让大家爱上科学。”徐来说。
“‘让科学流行起来’是我们的slogan(口号)，但其实我一般也不会想那么大，想那么大也挺没劲的，也无需把自己扮成一个救世主，你也不可能靠你自己或一个网站改变全民的科学素养。……时下中国人玩要么跟运动相关，要么跟文艺相关，唱歌喝咖啡。科学，也许是文艺的或者人文的生活中的缺失。我们希望科技领域的小众兴趣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姬十三说。
“冷”浪漫
“送玫瑰花是表示浪漫的合适方式吗？”
“首先，真正的玫瑰密刺丛生，没法拿在手里，所以中国市面上买的‘玫瑰’其实都是月季。其次，说白了，花只是植物的生殖器，用它来表示浪漫……”
类似这样破坏浪漫的问答，出现在4月2日科学松鼠会的新书推介活动里，而这本书恰恰叫《冷浪漫》。
他们此前网上征集的“冷浪漫”段子，即用各个学科领域内的“冷知识”说些“热情话”，诸如：“我不断地从更高的能级跃下，希望激发的光子能有足够的频率让你我来电，无奈你微弱的回应总被现实外加的电场阻隔，我还在执著而孤独地继续着，直到我电离的那天……电场将我推向你的那一刻，我才明白，爱情需要的，只是一次奋不顾身的主动。”
用专业知识解读生活事件，在这群年轻人当中并不少见，“自然控”主题站编辑马子驭总结：“这是‘格物致知’的精神。”而且就连他们喜欢的生活物品也有些专业倾向。
学心理学的“心事鉴定组”站编辑张穆君(网名0.618，取此名是因为迷恋黄金分割)说，她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生活中碰到的事情都可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解释。比如爱好成为工作后是否会被破坏，她就会调动出认知失调理论。
果壳网“谣言粉碎机”编辑袁新婷有两卷数独的卷筒纸。“死理性派”编辑顾森(网名Matrix67，Matrix意为“矩阵”，电影《骇客帝国》的英文名称)的钱包上是印着圆周率的。张穆君收到用电脑的旧电路板自制的钥匙链会觉得特别酷。生态学硕士马子驭习惯用动物的行为来解读人类行为，比如“人为什么要接吻”，他就琢磨着：“我们能在动物当中找到哪些例子？这个东西对进化是有什么好处的？比方说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性选择的便利？它能够(以及)为什么能够促进基因更好地遗传给后代？……”在实验室里研究过机器人的张浩特别喜欢机器猫，而原因并非那个万能的口袋，而是那个来自未来世界的家伙是个有感情、能说话、能跟你一起玩儿的人形机器人。
当然“科学”解释也会有困惑。“当你以为自己喜欢一个熟人时，小心，这也许只是‘曝光效应’；当你以为自己喜欢一个生人时，小心，这也许是‘光环效应’或者‘移情’。”知道的多了，反而更不好确定自己心里感觉的准确位置了。
他们崇尚理性和实证。像办公室恋情这样的事情，他们都会说：“作为科学青年，理性地来想一下，这件事情不是特别……你想万一怎么着了，一个团队容易不团结。……这个应该算基本常识吧。”
诸如此类的爱好或者思考方式，在不同学科背景的人看起来似乎有些另类，但他们彼此互为知己，并且在网络交流平台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跟他们产生共鸣。他们也通过活泼有趣的文字将他们的专业知识解析给受众，同时也希望教给大家科学的思维方式。
张浩说，他目前的个人最高理想是通过传播或提供中间产品，来实现全民“个人制造”，也就是说，“每个人在自己家里都可以实现……比如，要做一个装置来解决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买也买不到，要订做，在家里可以做出来。不是一定要自己做，但是要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种能力。”
理科生里的“文艺男”
3月31日这天，大家正在办公室里工作。张穆君询问对面桌的马子驭：有关于“刘备爱哭”的成语吗？马子驭摇摇头。张穆君说：那我就写大白话了。马子驭创造性地建议道：用“玄德垂涕”吧。
从专业搞科研的人到面向大众的科技传播者，对于这些编辑来说，文字是他们首先需要改变的东西，马子驭称自己刚来的时候写文章特别像论文，目前正在“艰难的适应中”。
“才来的时候觉得特别的不适应。不过就是被主编改过几次以后，大概知道作为一个网站你要吸引眼球同时也要保持专业性(的话)，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他戏称，文章风格分两类，一类是拿来“装”的，比如“你以为你吃的一直是水果的果肉吗？”这样的话题，“它实际上普通人知道以后可能作为谈资吧。”另一类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选题……或是生活中特别有指导性特别有实用性的。”而这其中的规律也摸索到了一些，“一定要有人物，最好还要有冲突，就像编剧一样，最好再加上一条狗那就完美了——当然，这是对美国人说的。……就像画画一样，要学透视要学构图，才知道怎么样把一幅画画好，最终当你画得足够熟练的时候，你会画出自己的风格，然后再做出改变。这个确实是一个艺术，而不是科学，但是它需要慢慢掌握。”马子驭说。
适应过程中，不适一直存在。
“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一点反差，就是‘不幸’成为了理科生里面的文艺男，因为你要做编辑，从事文字工作的理科生，然后就在所有人眼里看起来都觉得格格不入。”马子驭说，其实这个“格格不入”主要来自于长辈，父母到现在还觉得他好端端一个在美国西海岸森林里研究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的学术型人才，怎么就找了这么个不靠谱的工作。而马子驭的理由却是：“老是像科学家一样禁锢在一个熟悉的课题里，做无数次的重复实验……好，你知道了一件很微小的事情的全部，但它还是一件很微小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悲剧的。”马子驭说，“如果我们能感染一批人，后辈们，让他们也愿意做这件事情(科学传播)，其实比我们单单做(科研)没有让其他人知道要好。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该试一试其他的可能性，于是我就来这儿了。”
马子驭勾着两手的食指和中指，举到耳朵的高度，学着美剧里“双引号”的比划方式，引用姬十三的话说：“我们在通过实现理想，来证明理想主义还是可行的”。 ★
(实习生周丽对本文亦有贡献)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他们与科学知识仍有距离，他们距科学精神依然遥远
本刊记者/陈薇
八年前是板蓝根，今年是碘盐。其间还有白醋、绿豆——从2003至2011年，随着非典、甲流、张悟本与日本地震，这些寻常生活用品一次次毫无预兆地身价飙升。
3月17日当天，全国多个城市绝大多数超市的食盐货架上空空如也。媒体报道，武汉“抢盐帝”郭先生花2万多元买了一座由东风6吨载重卡车才能拉动的“小盐山”。
对这种失去理智的行为，解读不尽相同。群体心理、谣言、不正当得益等等之外，民众科学素养被再次提起。恰逢去年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了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2010年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达到3.27%，而这个数字在2003年是1.98%。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过了七年才增加了一个多百分点。”对这个进步，曾担任《全民科学行动素质计划纲要》起草组组长的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教授不太满意。他以为，即使没有美国那样一年增长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七年时间，至少也应该翻一番才说得过去。
“中国公民的科学素质不仅是低，而且是十分低下。” 王渝生毫不讳言。
中国科普亦曾风流
“养鸽子、养蚕、钓鱼、种树。喜欢自己动手去做，比如将生病的熟蚕腹中还没吐出的丝液，取出来拉长就成为透明又结实的钓鱼线”，82岁的地质学家、科普作家陶世龙时常回忆起在四川山村里的童年生活。
当他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少年周报》上看到教育家舒新城先生写的发刊词《读一本大书》时，他恍然大悟，这本“大书”就是大自然，如果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自然，就能看到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陶世龙为如今的城市孩子感到一丝惋惜。生活环境的改变，孩子们失去了与大自然的亲近感，培养“科学兴趣”显得更加刻意而困难。
“在日本没看到像我们国内一些幼儿园那样有豪华气派的塑胶场地，也不一定有宽阔平坦的水泥地操场。幼儿园大都有沙池、工具、大木桩和各种生活用具或自然物件，户外平地多由细小的碎沙石铺成”，广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学前教育研究室主任李麦浪在三年前参观英国、日本等国的托幼机构与社区后，称最大的感受是孩子们能够“阅读”环境。
对于28岁的南京女孩董嘉来说，大自然的确有些遥远。她是生长在城市中的独生子女，和女性同伴常做的游戏不过是跳皮筋、抛沙包。小学的自然课每周一节，老师有时会带来青蛙让同学观摩。偶尔在户外上课，除了记得同学们放风似地向外疯跑，再也没有其他印象。
从初中开始，董嘉才接受比较系统的科学教育，包括物理、化学、植物等课程。化学实验课程不多，而观察高锰酸钾化学反应的乐趣，被化学女老师一句句唠叨打消：“试管一定要保护好，弄坏一个赔15块钱……”
高中时文理分科，董嘉选了文科，从此和科学无缘。她看到公众科学素养调查问卷的一道题目，“电子比原子小吗”，心里暗暗叫苦，“高中学过的，偏偏忘记了！”
“从历次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来看，中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随年龄增长是降低的。”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素质研究室主任助理张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科学促进会于1985年启动的旨在帮助所有美国人提高科技素养的“2061计划”，是将科学素养目标转化成基础教育(幼儿园至高中阶段)的学习目标或基准；而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小学阶段缺乏系统科学教育，而中学又以应试而非兴趣教育方式为主，工作后更少有继续教育的途径。因此，没有培养起真正科学兴趣的中国民众，不容易主动走近科学。
公众与科学的距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科学热潮中曾被拉近——科普作家陶世龙与白领董嘉分别经历过。第一次是在1949年至1956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亟需科学知识。陶世龙参与编纂了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每篇稿费7元钱。应通俗读物出版社要求，他还写了一本两三万字的薄册子，名为《地下有“阎王”吗？》，是专门写给农民看的通俗读物。
第二次科学热潮，出现在1978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此时，科普图书重新大量出版，科普出版社重建，科普创作欣欣向荣；上世纪80年代，《无线电》《大众医学》《奥秘》《科学画报》等科普杂志风行，各省面向农村的科技报还积极推动科学种田；《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在1984年进入十大畅销书之列；很多4至8版的综合性报纸也开辟科普副刊或专刊……
“你看看现在，报纸动不动几十版上百版，但是有科技专刊的多吗？”耄耋之年的陶世龙摇摇头说。改革开放后，这些科普专刊由于没有经济效益，很快被健康、电脑、网络等专业领域副刊，或是周末、时尚等娱乐休闲类专刊所取代。
“小儿科”的“老瓶颈”
三十年前，王渝生悄悄地为《北京晚报》《中国青年报》撰写科普短文，从来不敢署真实姓名(《光明日报》除外)，以防单位同事知道后看不起，“就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他甚至坦白，“当时我搞科普的目的就是为了挣稿费。”一小时写成千字文，稿费十块八块，这在月工资只有一百来块的年代很是顶用。依靠着为《科技日报》撰写科技年历，一年下来，他还成为“科普万元户”。
但这些科普作品，在评定职称时如同废纸。如果有人把科普著作列入论著目录，是会被评委会嘲笑的：“你怎么能把科普的东西拿到科研上来？”搞不了科研才去搞科普，科普不过是“小儿科”，算不上个人成绩，如此一来，最有发言权的一线科研人员，即使是有兴趣，也未必能有时间精力进行科普工作。
科普文章的写作难度也是限制。计划明年出版的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希望请“大学者写小文章”，不料有专家在会上坦言，大部分院士习惯了论文写法，很少能写出趣味性强的，还是由专家出个初稿，另请人来写为宜。
“钽的英文‘tantalum’让人想起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之子丹达拉斯在天堂喝水时被戏弄的情景。铌，也就是以丹达拉斯的女儿妮奥比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人们发现这两种矿石经常相依相伴。”这是一本由美国作家写作的化学科普书中的生动句子，类似这样的讲述风格，在美国科学传播书籍及报刊中比比皆是。在中国，像《时间简史》《可怕的科学》等畅销科普书往往由外国科学家写作，因此，有出版社将翻译引入的外国科普著作命名为“盗火者丛书”。
在2008年2月由科学时报社中国科学传播研究所进行的一项以中国科研工作者为对象的调查显示，在两千多名调查对象中，只有35%写过科普作品。而愿意走进社区、图书馆等市民讲堂推广科普的，大多是已退休、白发苍苍的老科研工作者。
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大多没有专门的行政机构从事科学传播工作，科学传播由科学家、出版商、媒体们亲力亲为；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制订《科普法》的国家，科普事业一直由政府主导推进。科普工作的组织和实施多由各级科协牵头组织，行政人员做科普，靠行政指令来推动。
具体到基层社区，科普展板上的内容可能是由一位社区工作者从网上、报纸摘抄而来。而这位社区工作者，或许还负担着新闻宣传、青少年教育等多项职责，是全国157万余名兼职科普工作者(另有专职科普工作者为23.42万)的一员。
“目前国内科普人员队伍很庞大，但是能直接面向公众做科学传播的人员却很少”，科学传播公益团体科学松鼠会的负责人姬十三曾向媒体表示。
在我国，鼓励社会力量及个人捐助科普场馆的财税优惠措施基本没有。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综合性科技场馆和各类基层科普设施常常划归科协、文化、教育、科技等不同的主管部门；科普事业单位资金缺乏、专职科普人员待遇不高、科普场馆千馆一面、场馆重建设轻运营……科普事业自身发展仍困难重重。
有生活更要有精神
“近十年来，科学技术的内容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大量增加了。”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理论研究室主任石顺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神七、天河一号、人类基因组，科技的日新月异被广泛传播；华南虎、苏丹红、三聚氰胺，每起新闻事件都是公众科普的契机。2010年，我国有八成以上公民通过电视、近三成公民通过网络获得科技信息。其中网络一项，比五年前提高了20个百分点。
《十万个为什么》《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等科普著作持续畅销。一千多个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各类科普场馆、18.7万个科普画廊，科普基础设施正一年年增多。在上海的科学商店里，怎样喝水才安全、金鱼怎样养等等生活问题，社区顾客们都可以从大学生志愿者那里得到答案。
2006年，国务院制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11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首度列入“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当下中国，可以说是历史上公众接触科普最好的时期。”石顺科说。
1949年以前，中国还没有“科普”一说。尽管如《中国科学技术史》编著者、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所言，中国在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然而，重应用轻理论的研究方式、重政轻技的封建传统观念，加上明清以来闭关锁国，导致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的近现代科学进程，普通民众缺乏接近科学的渠道。
新中国建立后，被纳入政府活动的“科普”一词，一般认为是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普及提高”说法而来(建国后的科学普及局最初亦在文化部属下)。延续了几十年的传统科普活动，从提高民众的劳动生产技能、进而提高综合国力的政府立场出发，多是如扫盲一般自上而下、俯视教化的静态传播。
“传统科普预设了两个不可逾越的等级层次以及施众和受众的固定角色”，200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2000年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将现代科普定义为‘科学传播’更合适。科学技术传播简称科学传播，是比公众理解科学及传统科普更广泛的一个概念，前者包含后者。”
十年多来，“科学传播”这一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接受。科学传播应是平视的、双向交流的、动态的，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更要普及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科学除了有生产力功能，还应当有精神上的教育功能”，王渝生教授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强烈的好奇心、不可遏制的求知欲，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尊重他人、宽容理解，这些都是由科学精神衍生出的人文精神。
然而，时至今日才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大多数中国公众，更关心的还是吃、住、行等知识应用，而不是高深的科技和知识本身。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曾国屏教授举例说，我国公众对医学新进展的感兴趣程度较低，但对健康和卫生保健感兴趣的比例却达到了75%。他将其称为“生活科学”，意指中国公众感兴趣的，是偏向于生活需求密切关联、强调可用和实用特征的科学知识。
具有科学精神的公民，尤其应当具有综合信息、独立判断的理智与能力，不人云亦云，听信盲从。可惜的是，数次抢购风潮及其他社会事件，似乎都在说明，利用“科学”生活的中国民众，“骨子里仍然没有科学的思维和态度”。
陶世龙曾在《人民日报》上看过一则诈骗案的报道。有人把砖头包了层金纸拿出去卖，骗到第13个人时，买家才想到把这个金砖敲开看看。“前面12个人想都没有想到要验证一下，在生活中没有这个态度和习惯，怎么能说有科学精神呢？”
“科学精神的养成、科学素质的提高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我们的积累还不够”，王渝生说，“社会公众主动接触科学的热情，实事求是地说，现在不如上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关心科学、关心科学进展的大氛围还没有形成。”
他曾担任中国科技馆馆长六年。从2001年起，还有旅游团开始来到中国科技馆——中国科技馆在当年被评为“北京新八景”之一。不过，让他难受的是，这些旅游团通常是在游览长城和十三陵之后慌慌张张地赶来。一群人到达时已是下午四点半后，科技馆因五点闭馆而停止售票了。
导游很着急，拼命游说馆长：“不卖票不行啊。二十分钟都可以，让他们进去逛一圈就出来。我们安排了这个景点的。”
尽管“逛景点”这个说法让这位60岁的中国科技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博导感觉有点刺耳，但王渝生想了想，还是决定卖票放行。在业内被戏称为“科普老顽童”的他如此安慰自己，“没办法，愿意进去总比不进去要好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