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女儿，瘫痪在床的刘父仍沉浸在丧女之痛中无法自拔。刘振洋的三姨也难掩伤心
七年了，只想女儿能入土为安
七年前爱女街头遭不测 凶手虽伏法 赔偿却无望丧女之痛击垮老人生活陷困境忌日前二老表心愿
七年前的4月19日，怀有6个月身孕的刘振洋在街头遭遇抢劫，死于非命。
凶手早已伏法，但时至今日，刘家仍未拿到法院判决的29万余元赔偿款。
再过几天就是刘振洋的忌日了，但她的骨灰至今还未下葬。
刘振洋走后，她的父亲三度患重病，现在已经卧床不起；她的母亲也因常年哭泣而落下眼疾，几近失明。家中的积蓄全用在了老两口的医药费上。
现在，年过花甲的老两口的最大心愿就是女儿能入土为安。
赔偿僵局
凶案发生当年凶手即已伏法
在老两口的床边，女儿结婚时拍的婚纱照一直摆着。照片上那张年轻美丽的笑脸永远定格在了家人的心中。“到现在，赔偿款一分钱都没拿到。”刘振洋的三姨一边安抚身边不停地落泪的姐姐一边说。
当年，凶案发生后，杀害刘振洋的凶手蔡青很快被警方抓获。北京市二中院经审理，判处蔡青死刑，并对刘振洋家属附带民事赔偿共计29.2万元。
2004年11月，蔡青伏法，但29.2万元的赔偿款却一直没有消息。
29万余元赔偿款至今一分没拿到
刘母回忆，在刘振洋去世的第二年，刘父打电话给二中院。
当时二中院的工作人员说，由于蔡青是上海人，所以该院委托上海的相关法院代为执行此案。
上海相关法院的工作人员找到蔡青位于上海市奉贤区的家，但蔡父将法院的工作人员拒之门外，还表示家里十分困难，没钱赔偿，而且他也不再认蔡青这个儿子了。
经法院工作人员核查，对方家庭确实很贫困，赔偿一事自此陷入僵局。
接下来的几年中，每年刘父都打电话到二中院询问执行的进展情况，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一样：“现在还没结果，您再等等。”
“关于赔偿的事，以前都是她（刘振洋）爸跟法院联系。现在，他说不了话，也写不了字，我什么头绪都不知道。”刘母说。
日前，记者陪同刘母到二中院询问执行进展情况。
承办法官表示，由于蔡家无可供执行财产，所以该案已经“中止”。今后，有了可供执行财产的线索，会再执行。
刘家现状
女儿走后三年 女婿另组家庭
“洋洋走了，我们这个家也散了。”刘母眼睛通红地说，当年女儿遇害，给这个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刘振洋的三姨说，老年丧女的老两口从此一蹶不振，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刘振洋走后三年，女婿也另组了家庭。“如果洋洋没遇害，现在早已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了，孩子今年也该上小学了。可现在，一个都没了……”说起七年前的这一变故，刘母的眼睛又湿润了。
经常偷偷抹泪 刘母几近失明
每天早晨5点，刘母都准时起床到早市买菜。上午9点左右，她都要带上做好的饭菜，从双井坐公交车到北京军区总医院探望卧床的老伴。
身高只有一米五的她拎着饭盒，步子缓慢地走在人群中，看上去十分柔弱。“真担心她路上会出事。”刘振洋的三姨说，刘母的眼睛非常不好。“都是这些年哭的。她每次想起女儿时，就避开老伴偷偷抹泪，时间一长便落下眼疾，视力急剧下降。”刘振洋的三姨说，刘母现在只能看到10米以内的东西。“虽然洋洋还有个妹妹，但她公婆身体都不好，孩子又才两岁，家庭负担也挺重的，两边跑也挺累的。”话说至此，刘母感叹道，“要是洋洋还在就好了，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刘父突患脑血栓 目前卧床不起
“我想你，虽然我没有去看你，但我依然想念你。我今年回到汽车公司了，你为我高兴吧，我能挣两千元呢！祝你在天堂快乐健康。”这是刘父2008年4月13日在网上陵园给女儿的留言。
现在，他只能躺在床上，默默地想念女儿了。“他年轻时当兵，身体特棒。这几年，那点儿精气神儿都耗完了。”刘母一边抹泪一边说。
女儿死于非命后，刘父得了三次重病。第一次是在刘振洋刚刚离去时，第二次是在2006年，第三次是在去年6月。
刘振洋未出嫁时，曾养了一只小狗。在她遇害后，那只小狗也几天不吃不喝，跟通人性似的。
去年6月19日，小狗突然死了。“我们家就怕19日，可偏偏又是19日。”刘母说，刘父将小狗埋在了院里的大树下，三天后，刘父也病倒了。“这一次是脑血栓，病倒后就再也没起来。现在右臂完全不能动了，说不了话，只能躺在床上喝流食。”刘母说。
护工小曹说，老爷子虽然身体不能动、嘴不能说，但脑子还很好使。每当有家人来医院探望，老爷子就显得苦闷起来，心情不好时耷拉着脸，有时还推饭碗。
刘母说，老伴特别要强，不愿让人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不过也有例外。”小曹说，每个周末他看到二女儿给他生的小外孙女，都会特别高兴。“两年前我二女儿刚刚生完小孩时，我们都觉得这是洋洋转世了。”刘母边说边抹泪。
心愿
给女儿找个安身之地 让她尽快入土为安
“这老两口都挺为对方着想的，平时在家里一般不提洋洋，把思念都埋在了心里。”刘振洋的三姨说，也许是常年积郁，老两口的心都挺重的，所以这次刘父才病得如此厉害。几个月的时间里，为看病已经把家里仅有的几万元积蓄都花光了。
现在，刘振洋的父母均已年过花甲，俩人每月的退休费加起来仅3000多元，而这些钱除了日常生活费和医药费，已所剩无几。“（对赔偿款）我们已经不抱希望了，但总得给孩子找个安身之地吧！可我们也没钱啊。”刘母抽泣着说，“蔡家的儿子杀了我们的女儿，难道一句‘不再认这个儿子’就一了百了了么？”
再过几天就是刘振洋的忌日了，刘家希望社会上的好心人能帮帮他们，给女儿找个安身之地，让她尽快入土为安。
●现场目击
刘父“呜呜啊啊”说不出话
“大爷，我们来看您了，我们是报社的记者。”
听到这句话，刘父的嘴使劲撇了撇，鼻孔也明显张大，呼吸的节奏也加快了，整个脸都扭曲在了一起，表情十分痛苦。
他的眼睛先是瞪大了，然后又紧紧地闭合。他发出“呜呜”的声音，眼泪顺着眼角滑了下来。
这时，刘母快步走到床边，拍了拍老伴的肩膀以示安慰，但旋即又背过身，低声地抽泣起来。
记者向老人伸出了手，刘父颤巍巍地伸出左手，握上去感觉粗糙且冰凉。
老人说不出话，只是不断发出“啊啊”的声音，看得出他想尽力表达些什么，却又无法辨清。
站在一旁的刘振洋的三姨不断地安慰道：“我们知道你想说什么，我都会替你跟记者说的。”
记者临走时，刘父仍不愿放下记者的手，用尽全力抬着手臂。
●专家呼吁
刑事被害人救助亟须立法
刘家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据了解，我国每年刑事立案数在400万件以上。由于大量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不足，导致被害人及其亲属难以得到有效的赔偿。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目前刑事被害人及其亲属获得民事赔偿的比例不足10%，每年约有300万被害人及其亲属得不到任何赔偿，生活非常困难，被比喻为“黑暗中独自哭泣的人”。
实际上，近年来，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
专门从事刑事辩护的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青松律师介绍，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但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
目前，全国各地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原则多是“救急不救穷”，救助款大多为几千元，而且是一次性救助，数额与法院判决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额相去甚远。
多年致力于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研究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房保国认为，应将刑事被害人救助划归社会救助范畴内。
从2004年起，我国部分城市也已经开始试点。2009年，中央政法委联合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等单位下发了《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但救助工作并未形成具体的规章制度，各地的做法不一、额度不一。
房教授介绍，目前在北京，法院、检察院、民政局等部门也已开始此项工作，但获得救助的人不是很多。
为此，张青松认为，我国应参照国外的经验，结合自身国情，制定刑事被害人救助法，从制度上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予以规范，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专项资金”，明确赔偿的范围、标准和数额，帮助被害人家属从绝望和绝境中走出来。
文/记者张小曼摄/记者郭谦
事件回放
2004年4月19日，孕妇刘振洋在赵公口遭遇抢劫被扎身亡
2004年9月27日，凶手蔡青被判死刑，并赔偿刘家29.2万元；同年11月23日，蔡青被执行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