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乞与被求乞——也谈“跪行救女”

近日，诸多报刊大力鞭挞“跪行救女”事件，纷纷痛斥诚信缺失、道德沦丧现象。从《人民日报》时评《不“慈”不诚，何以为“善”》、新华网策划专题“道德与救命究竟谁重要”等评论题中便可窥见微言大义。实际上，这一事件背后隐喻颇深，在此试为探析。

“湖北农妇谢三秀怀抱眼癌宝宝在广州闹市跪爬千米，只因网友‘广州的富家公子’一句‘诈捐’承诺”。无助农妇、垂危婴儿、跪行乞讨、公子哥为富不仁、母女受辱被骗，这一系列关键词组合而成足以演绎成一部悲情剧，然而这不是在舞台，而是在现实中。“事件策划人”充分意识到“受害心理”由来已久的公众在“看”湖北农妇跪行过程中，会将自我受害形象不自觉投影到眼前这幅惨景中，因而设计跪爬“千米”来强化民众的同情心。然而这还不构成公众争相募捐的触因，因为在公众见惯了可悲可怜之人之事后，在公众早已麻木于求乞者种种可恶骗施手段后，面对求乞者，公众的向善之心几欲被透支殆尽。于是，“策划人”“高明”地将农妇的惨而无助与公子哥的为富不仁推到公众视野中，形成鲜明反差。终于，民众的“同情心”爆发了，在共同迫害的愤怒想象中，产生了强烈共鸣，农妇迅速筹集到了二十余万捐款。

这一段事件，是在公众确信事实如此、并未得知“真相”的前提下完成的。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必有揭穿的一天。“所谓‘广州的富家公子’，实际是网络推手‘金泉少侠’石金泉，是他向媒体爆料‘母女跪行’的消息，并策划这次‘求乞门’”。真相一大白，激起千层浪。在公众对“诈骗门”、“伪慈善”、“恶炒作”早已折腾得怒火中烧的大背景下，捐助者甚感崇高的助人为乐，竟也成了“被求乞”，不难理解媒体、民众对“跪行救女”事件的强烈不满并非无缘由。

人，受到愚弄后多少会不爽，然而愤怒不一定能看清症结所在。逆向思之，石金泉为何选择欺骗公众？换言之，石金泉为何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帮助”农妇筹款？通过正常渠道的求助，农妇是否能救女成功？而公众为何一边倒以道德声讨“骗子”石金泉，他若果是道德沦丧的网络骗子，为何还捐了300元？我想答案已在设问之中了。

鲁迅《求乞者》中的“我”，面对求乞者，不布施，但居布施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继而设想“自己”也成了求乞者，绝望地认为“我（也）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之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恶心、憎恶”，最后他得出结论：“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试问，若你是“谢三秀”，你会怎么办？是“无所为和沉默求乞”，还是通过“装扮”、“儿戏”等表演来“博取”同情？在道德天平间，你、我其实都别无他策，卑鄙与正义从来不是绝对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