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左二)与周祖谟、袁家骅、岑麒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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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左）与詹伯慧。
傅雨贤，广东连平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1953年考入中 山 大 学 语 言 学系)。
詹伯慧，广东饶平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1949年考入中 山 大 学 语 言 学系)。
1990年，在北大举行的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学术研讨会上，孙玉石教授在致辞中称赞，王力先生是我国“近百年来最卓越的语言学家之一”，“他以渊博的学问、过人的才识、拓荒者的气魄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在语言学的领域里辛勤耕耘，纵横驰骋，肩负起了开创中国现代语言学的重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他研究领域之广，取得成就之大，中外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语言学家中是极其突出的。”
王力的一系列著作都充满独创精神，大多发前所未有之新声。《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以《红楼梦》为标准，辅之以《儿女英雄传》，使汉语研究摆脱了对西洋语法的模仿，而走上了真正独立自主的道路。《汉语诗律学》全面详尽地阐释了古今诗词格律，揭示了古典诗词的句法特点。《汉语史稿》第一次系统叙述了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历史，开创了汉语研究的新天地。《中国语言学史》第一次全面扼要地论述了中国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语法学的产生、发展及其源流，总结了自先秦至清代的汉语研究成果。
王力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界教学与科研密切相结合的典范，不仅勤于著述，亦笃于教学。由他主编的《古代汉语》首创了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教材体系，为推进全国古汉语教学立下了不朽功勋。南坛北苑，三千桃李，咸被春风。他被誉为“生前一代雕龙手，身后三千倚马才”。(北大中文系挽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力生前孜孜以求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文字改革、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和普通话。早在1940年出版的《汉字改革》序言里，他就再三强调汉字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并对汉字改革利弊、改革的可能性和拼音文字所引起的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近年来，广东学界、坊间热议“粤普”之争，海内外文人学者反思汉字简化得失，在这个时候回顾王力先生的治学经验，深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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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教学为人
没有一点架子的大学问家，让学生在笑声里学到很多东西
南方日报：在您与王力先生交往过程中，哪些事令您印象最为深刻？
傅雨贤：先生讲课很生动，注意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比如广东人学习普通话时，常常分不清楚“z、c、s，zh、ch、sh，j、q、x”三套音。王力先生就举了个例子：有些广东学生会把“洗”念作“死”。有一回，一个人问北方的同学“你洗不洗澡”，说成“你死不死”。北方同学听了之后就回答“我不死”，问的人就说，“那你不死，我就先死啦”，对方哈哈大笑：“好吧，你死去吧。”这样的例子他搜集了很多，经常在课上说给我们听，让我们在笑声里学到很多东西。
还有就是王力先生虽然是大学问家，但是没有一点架子，对学生十分亲切。我是连平客家人，进大学的第一个学期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讲，但是在他的纠正和辅导下，我逐渐学会普通话了。先生觉得我很勤奋，在学期末的时候当众表扬了我一个人，令我备受鼓舞。
1954年的时候，我跟着先生去了北大。他给我的毕业考试成绩评了不少“优”，暗示让我留下当助手。但是我不习惯北方的气候，想回中大。临走时我去拜访了他，他问我：“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当时我想把1951年创办的杂志《中国语文》集齐方便以后研究学习，就想向他借40元钱，他十分爽快地叫师母把钱拿给了我。我回中大后的月薪为61.5元，可见当时40元不是笔小数目。
詹伯慧：我父亲詹安泰当时是中大中文系教授，和王力先生是同事。在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王先生经常到我家来和我父亲谈论语言文学方面的问题，我在旁聆听，加深了我对语言学的兴趣，这对我后来报考王力先生创办的中大语言学系产生了直接影响。
王先生讲课深入浅出，逻辑性强，重点突出，举例精当，讲义记下来就是一篇现成的文章。当时我对文字改革和方言有兴趣，王先生对我勉励有加，在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还特意找出他三四十年代写的关于汉字改革的书籍给我作参考。那个时候流行学俄语，但我学的是法语，我曾试着把法国报纸上一篇关于斯大林论语言学的文章翻译给王先生看，他非常高兴，还叫系里把我翻译的文章油印出来，发给全系教师参阅，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1953年毕业后我被分到武汉大学，1955年他推荐我去北大跟袁家骅老师进修方言学，并有机会进行实地调查，这确定了我以后的主要研究方向。
南方日报：王力的传记里提到他除了重视天伦之乐，十分珍惜师生间的情谊，比如他和恩师赵元任，还有朱自清先生感情深笃。您在毕业之后，包括“文革”期间，跟他联系多吗？
傅雨贤：毕业后我还经常写信向他请教，每一次他都认真作答。有一次，我寄了一篇关于句法问题分析的论文给他，他仔细看后，回信夸我做学问认真，并指点我注意一些问题，令我受益匪浅。我们之间的书信来往有不少，可惜很多都在“文革”期间遗失了。“文革”结束后的我还保存了20多封以及他的两份文稿、一份他80大寿时送给我的墨宝。
印象中最难忘的一次是1972年。当时中大中文系打算复办语言学专业，于是我受命去北大考察具体的课程设置。到北京第二天我就去拜访了王力先生。当时他的历史问题还没解决，他见到我之后非常动情地说：“我知道你是党员，我现在还没‘解放’，你怎么敢来看我？”我回答说：“我来拜访我的老师，这有什么错吗？”他听了之后潸然泪下，说“文革”开始后北大的很多讲师、助教都不敢入他的门，我是第一个来拜访他的外地学生。他还询问了我的住址，过了两天请我去他家吃饭，那天，师母做了满满一桌的苏州菜。王先生“文革”之后从来没喝酒，但是那晚却破例让我陪他喝了一些。他向我一一询问了他的一些学生和容庚等旧友的情况，得知大家都还健在的消息后，他感到很是宽慰。
“文革”后，先生一家人一共回过广州四次。1978年他平反后，跟夫人第一次回广州看望亲人，然后打电话告诉了我。我就陪他去看了容老、吴宏聪等人，容老就在南园酒家招待王先生吃饭。大家20多年没有见面，都非常激动高兴。席间提及“文革”期间的遭遇时，先生没有一句抱怨和诉苦，只是淡然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他被扣上“文化特务”的帽子以及遭人挟嫌诬陷等事，我还是从别处得知的。我知道，先生这些年吃了很多苦，我听说，有一次他甚至向师母说，“我再也管不了孩子们了”，当时翦伯赞、吴晗这些人都已经自杀了。我才知道，先生也是起过轻生的念头的。但对这些事情，他一向不愿多说，只是抓紧时间，挽回被“文革”所耽误的时间，他的坚韧毅力真是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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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字改革
大面积恢复使用繁体字不现实不可取没必要
南方日报：纵观王力先生的一生，他非常重视的两件事，一是普及汉语拼音方案，另一个就是汉语文字的改革。作为语言学家，您觉得，今天我们该如何客观评价王力当时倡导的“汉语拼音化”工作呢？
傅雨贤：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树立一种标准语，是势在必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从制订到推广，王先生是主要的创始人之一，担任了汉语拼音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汉语拼音方案与“汉语拼音化”是关系密切的。这里有个历史背景，之所以研究“汉语拼音化”，其出发点除了方便人们学习、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外，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如何方便与世界各国在语言文字信息化上面实现“接轨”，开展交流。当时囿于时代局限，人们以为不搞汉语拼音化，汉字就进不了电脑，就没法进行信息处理，但现在这个难题已经解决了。在我看来，汉语拼音化没有必要了，但提高普通话的水平还是很应该的，而汉语拼音方案对推广普通话、规范汉语标准语无疑是意义重大的。
南方日报：对于“汉字简化”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繁体字包含了很多古汉语、古代文化的信息，一旦简化就没有了，那么您对“复兴繁体字”这一口号持何种态度呢？
傅雨贤：推广简化字，有利于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这个已经是被历史所验证的了。繁体字可以作为“文化遗产”保留下来，凡是有兴趣、有需求的人，好比说中文系汉语言研究方向的学生，可以把学习研究繁体字当作爱好，但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大面积恢复使用繁体字，我认为是不现实、不可取，也是没有必要的。
詹伯慧：简体字的推广是为了方便向大众普及文化、降低文盲率，并不是要完全废除繁体字，有需要的地方还是会使用繁体字的，例如《汉语大字典》从头到尾都是用繁体字印的。简体和繁体各有用处，文字主要的功能还是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而已，文字本身不是文化，比如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后我们同样能够领略其中的文化精髓，不一定非要看英文原版不可。
简体字方案刚出台的时候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是经过一定时间后人们基本都接受了。关于语言规范问题，我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语言的发展，专家学者应该少当语言警察，多当语言导游。语言的世界是很精彩的，语言研究者应当把大众带进这个世界中去，享受语言的乐趣、总之，语言的规范工作只能滞后，不能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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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推广普通话
粤语是绝对不会在推广普通话过程中沦陷断根的
南方日报：王老生前曾写过《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致力于普通话的推广。但是现在一些人却担心普通话的推广会影响粤语的传承，导致“推普废粤”，您对此怎么看？
傅雨贤：普通话的推广是顺时应势的。改革开放后随着地区间社会、经济、文化往来互动的频繁，联系的频密，学习普通话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在推广的过程中，普通话和方言会互相交融，这是个好现象，好比这些年粤语当中也有许多词汇，像“埋单”等，被全国人民所接纳，普通话对粤语的影响也是一样的。不用担心粤语会消灭，但它肯定会有所发展和变化，不能为了强求粤语“正宗”，而不去推广普通话。语言只是工具，只要达到交流的目的，它的功能就完成了。王先生以前就跟我讲过，法国各地的方言也是很复杂的，但是不影响法语标准化，官方使用的标准法语和地区使用的法语方言是并行不悖的。
詹伯慧：我觉得，在公共场合讲普通话是必须的，而语言学界对“推普废粤”的担心，则是没有必要的。我经常说“留住方言留住根”，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我们也在推广粤语，两者并不矛盾。例如我主编的《新时空粤语》等书也是教人们学粤语的，我认为粤语是绝对不会在推广普通话过程中沦陷断根的。王力先生在编写《广东人学习国语法》的同时，还编写了一本供外省来粤干部学习广州话用的粤语入门书《广州话浅说》。当时正值建国初期，“推普”运动风起云涌，王先生却能够高屋建瓴，正确认识方言和普通话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都应发挥作用，各司其职。这一看法和我们今天在“推普”的同时仍然强调继续发挥方言的作用，甚至还提出要拯救某些濒危方言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可谓一脉相承。
南方日报：您认为王力给中大，乃至整个广东学术界，留下的学术遗产有哪些？
傅雨贤：王先生的最重要的贡献，一是在中大成立了语言学系，二是设置现代汉语这门课并撰写了教学大纲。此外他对珠三角地区方言和海南白沙黎话等方言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从普及这个角度来说，最出名的是1951年出版的《广东人学习国语法》，是建国后全国最早为大众学习普通话编撰出版的自习教材，对于今天的广东人学习普通话都具有很强的实际指导作用。
詹伯慧：王力是当之无愧的语言学领域的一代宗师，他的治学经验中，有两点我个人觉得受益匪浅：首先，做学问要深入浅出，要结合中国实际，对西方语言学流派择善而从。比如他的《中国音韵学》把现代语音学理论和方法成功地应用于汉语音韵研究，化神秘深奥为平易，把望而生畏的“绝学”，变成容易理解的“科学”。其次，是要重视语言学的普及与应用工作，理论研究最终要为语言应用服务，例如普通话的推广、字典的编纂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现代粤方言的研究中，王力教授堪称是一位建树良多的开拓者。早在1928年，他在负笈清华大学国学院期间，写出了《两粤音说》一文，首先对两广的方言进行了分区；赴法国留学期间撰写了博士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王力先生在这篇论文中揭示了粤语(白话)中不仅有广州的“九声”，还有广西博白的“十声”，这一点对粤语声调的研究来说，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回国以后，王力先生仍持续不断地进行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其中粤语是他关注最多、用力最勤的汉语方言。在中大、岭大任教时期发表的《东莞方音》(1949)、《台山方音》(1950)和《珠江三角洲方音总论》(1950)等论文，不仅启发了粤语研究者的思路并开拓其视野，更突破了广东粤语的研究总是在代表点广州方言中兜圈子的局面。
王力轶事
清华国学院试题“4个100”
1926年夏，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全国公开招收32名研究生，要求报考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大学毕业生；二、曾在中学任教五年的教员；三、从名师研究有心得者。前面两条王力均不符合，他只读了两年大学，尚未毕业，只当过小学教师，唯有第三条还有点活动余地。他在上海国民大学读书时，章太炎任“挂名”校长，从未到校上过课，王力无奈之下，只好以“师从章太炎”之名义前去报名，果然奏效。
王力投考时的入学考试题非常奇特，考生需回答“四个100”：100个古人名，要写出每个人所处的朝代和主要著述；100个古地名，要答出各是今天的什么地方；100部书名，要答出各部书的作者是谁；100句诗词，要答出各出自哪首诗词。最终在清华国学院录取的32名研究生中，王力名列第26名。
“一斤和一根”
1951年出版的《广东人学习国语法》(1955年再版更名为《 广 东 人 怎 样 学 习 普 通话》），对普通话和广东几大方言之间声、韵、调的差别一一进行了比较。王力将最易弄错的突出问题，归纳为通俗而醒目的短语作为各章节标题。如分论第一章《广州人学习国语法》就将广州人学普通话的通病列为18项，如分不清“做事和做戏”，“黄先生和王先生”，“荒唐和方糖”，“一斤和一根”等。
帮助外地人学习广州本地方言的《广州话课本》(后改名为《广州话浅说》)，是一本7万字的小册子。在书中王力引用他所提倡的“类推法”，将北京音系与广州音系进行比较，每一种音腔韵调，均列出可以类推的例字及例外字的情况。
满门英才 夫妇恩爱
王力与原配秦祖瑛育有缉和、缉平、缉国3个子女，其中长子秦似，原名王缉和，是著名作家、语言学家；次子王缉平是广西医科大学教授；女儿王缉国为资深记者。
王力和夫人夏蔚霞共育有5个儿女。王缉志是著名民营企业四通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教授级科研人员，曾成功主持开发MS系列文字处理机；王缉思是当代著名国际政治问题专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科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幼子王缉宪为香港大学地理学系副教授。女儿王缉惠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也加盟了四通公司；王缉慈现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力和夏蔚霞夫妇，相濡以沫达半个世纪。1980年，80岁的王力写下一首《赠内》诗：“甜甜苦苦两人尝，四十五年情意长。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红羊溅汝鲛绡泪，白药医吾铁杖伤。今日桑榆晚景好，共祈百岁老鸳鸯。”这首诗是王力夫妇感情生活的写照，在报纸上刊登之后，感动了许多读者。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郭珊
实习生 周素琼 何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