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羽
据昨日《人民日报》报道：穷二代、富二代、体制外的二代与体制内的二代……因家庭出身不同带来的代际分化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突出问题。专家分析，近10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已接近0.5，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严重滞缓，这是造成“穷二代”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体制障碍让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流动成本提高。值得注意的是，“穷二代”人力资本弱、社会资源少，要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去摆脱困境很难。这需要外部力量的导入。
在一个充分竞争和流动通畅的社会，出现穷二代和富二代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既然社会不存在绝对公平，既然社会总有贫富的差距，穷二代和富二代就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但问题是，这种身份证明是不应该固化的，如果穷二代和富二代出现的背后是阶层的固化和代际的分化，则穷二代和富二代的存在与疏远将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的公平和活力维系于阶层的正常流动，若阶层之间呈现出停滞的状态，则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将受到影响。
那么，面对严重的阶层分化问题，该如何应对和解决呢？如果我们意识到权利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意识到权利对于个人尊严的重要性，就应该从权利保障的角度着眼，去探索穷二代改变命运机制的具体路径。因为，穷二代之所以贫穷，不仅仅在于家庭收入的微薄、父母能力的有限，还在于确实存在的权利差异和贫困。正是因为相应的权利没有得到公平保障或足够保障，才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马太效应”。
以报道所选择的两种穷二代“代表”为例。作为二代农民工，为何他们成为游荡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是不够勤奋，还是不够聪明？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待遇上与城里人的孩子不同。即使他们已经进入城市打工，即使他们已经如城里的孩子一样，喜欢城市的生活，表现出城市人的样子。但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他们的权利与城里的孩子不同。
而那些曾经幸运地考上大学的穷二代也在面临着尴尬：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们的学费是父母的血汗钱；他们还面对着现实的就业难，以及就业不公平，他们发现就业有时竟然成了“拼爹游戏”。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让那些出身穷二代的大学生们情何以堪？
如何给那些穷二代以改变命运的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也需要一个周全的制度设计。但是，其核心的内容应该是保障所有人的权利，让那些穷二代可以和富二代一样，平等地站在权利的起跑线上，不能再因身份的不同而进行区别对待；同时还应给予他们充分的话语权。只要权利实现充分保障，改变命运的机制就会应运而生。
